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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需要从寻常处入手，寻觅不寻常，和历史的真意，即所谓打破成见，留心于若有若无间，这是一种要求，也是一种感觉——史感。论及一位学者，要探寻其思想，以及其思想背后的思想——心旅历路，宏篇巨著固然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关注所在，但是，有时候，其经意或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话语——随笔，则似乎更能闪现其思想的灵光，人生的感悟。最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鸿爪集》，作为章开沅教授的杂存结集，就是至为经典的一例。 章教授著论甚丰，人尽皆知，其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史》、《张謇传》、《离异与回归》、《实斋随笔》、《从耶鲁到东京》等，是书之所以取名叫《鸿爪集》，乃是有感于苏东坡那首《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有感于章教授的有感，吾亦有感： 飞鸿落雪地，爪印嵌池泥； 萍踪随意处，何必计东西！ 人生本来就是如同浮萍，无论你颠沛流离与否，皆是随风漂浮，未知所已，生活恰似白驹过隙，其踪迹不过飞鸿在雪泥上偶然留下的若干爪印罢了。所以，在我看来，《鸿爪集》的取名，非谦抑，实感悟，非颓唐，实洒脱。 感悟之一：面对史学的旁落，吹响参与历史与历史参与的号角。 “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当面对儿子的突然提问时，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显露了一丝犹疑和紧张。 面对当今的史学现状，章教授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史学已经、正在并将继续遭到冷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 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发现问题，而落脚点乃解决之。对此，章教授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史学的冷落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其根源乃在于人类文明业已生病。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如何纠正重科技轻人文的社会缺失与道德滑坡。不要相信那些诸如东西文化冲突之类的凶险预言，也不必沉溺于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无止无休的争论。我们首先应该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寻求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然后在人类文化总宝库发掘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弘扬而又超越，融铸以求创新，共同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 历史学家不应单纯埋怨社会冷落历史，而首先要问自己是否真正理解历史的价值，自己是否已被历史的永恒魅力所吸引。历史学家毕竟是历史学家，我们的主要天职乃是研究历史而非其他。我们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主要是以史学来参与而非其他。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就需要参与历史，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捧献给人类！ 最后，章教授大声疾呼：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的，而且三者又都是相对而言的。基于这种认识，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和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 感悟之二：从历史的连续性（Continuity）出发，力主横向会通、社会群体（Social Groups）研究。 在章教授看来，所谓的横向会通有好几层意思： 首先，就中国历史本身而言，社会乃是一个整体，经济、政治、文化不能割裂，我们可以侧重一部，但却应该把握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特别是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 其次，就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而言，应该把中国史当作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研究。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关系的研究，同时进行中西比较研究。 第三，就当代学术科际整合发展趋势而言，我们也需要继续努力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引进史学研究，不宜墨守单一的考据实证成规，妨碍本学科开创新局面。 如果说上下延伸是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横向会通则是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以便于更好地回归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当中去。 至于社会群体研究，则是基于多样性的思维支点的考虑。 研究视角、范围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多样性的产生。个体与类型、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都是相对而言的。在较小范围内的类型、一般、共性，在较大范围内则是个体、个别、个性；反之亦然，在较大范围内的个体、个别、个性，在较小范围内又有可能是类型、一般、共性。 多样性的充分展示，常常使统一性的揭示更为确切与深刻，这是许多探索历史规律性的学者的共同认识。此外，推而广之，无论是人类社会或自然界，无论是社会或自然界的哪个领域和哪个侧面，其本身结构和研究方法都是多层次的。 洒脱之一：推重历史小说家高阳。 历史学家每与历史小说家等不相包容，前者的文才不易得到后者的认可，后者的史识也很难获致前者的赞许。历史学家缺乏文学家的形象思维与妙笔生花，却常抓住某一史事之不确而大张挞伐，已经是见怪不怪的常态现象了。 但是，章教授则不然，在读过《翁同龢传》等书之后，对高阳的史识与浓郁的史感大加首肯，且有相恨见晚之叹。 史识不仅限于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与对史事的判断，而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总体把握与深层理解，史学家们历来倡导的“通史家风”和“知人论世”，即为此意。《翁同龢传》一书，将高阳的史识尽情展现，毕露无遗。 与高阳形成截然反差的是那些大众化的治史者，尽管他们经常讲什么“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但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往往是枯燥的史料堆砌，或者竟是抽象的理论图谱。书写话语的文学味道太淡，更谈不上优美如歌了。史学成了在史学界范围内流浪的幽灵，几至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对此，章教授深有感触地说：与其浪费时间去读那些平庸的历史教科书，还不如读高阳生动活泼的历史小说。 为什么历史学影响不及文学，就是因为历史学忽略了人们对美的追求。 要在考虑历史书写的线性特点及叙事学的基点之上，倡导历史散文、小说。 试想，历史学如若失却读者，岂不就是无水之游鱼、无根之浮萍？ 洒脱之二：剖析知识分子本身。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章教授认为，没有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如何呢？对此，章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不具有真正现代意义，有局限。其表现有二：一是他们的个性长期受到压抑，在社会生活中很难体现出真正的独立品格；二是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大多表现为追求国家独立富强的自觉，却难以表现为对个性解放与维护人的价值及尊严的强烈诉求。 对于流行的观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物美价廉”，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对此章教授也不予苟同：价廉则属实，物美则未必。因为，知识分子的“物美”与“最好”却是他们“逆来顺受”的性格弱点。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便于统治，但却不是发育完全的现代知识分子。 身为知识分子精英的章教授，能够对知识分子本身尤其是弱点做深刻剖析，试问：这是不是一种忘我精神？小鸟只有经历火焚，才能化为凤凰。 章教授的一言一行，我所耳闻目见的关于他的一切，无不加增我对他的敬慕。时至今日，虽然有许多曾经尤为敬仰的人物，使我灰心，使我失望，而每一想到他，就保留了我对于前行的信心，鼓励了我向上生活的勇气。 （本文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2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