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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各个文明的比较考察中，汤因比拟定了一个有关各文明的“标准性”确切名单，共33种文明形态。他认为在人类发展的近6000年的历程中，曾出现过西方国家城邦文明、斯堪的纳维亚文明、远西基督教文明、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性论文明、景教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爱琴文明、波斯文明、最初的叙利亚文明、赫梯文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非洲文明（东）、非洲文明（西）、印度河文明、印度文明、东南亚文明、中国文明、朝鲜文明、日本文明、越南文明、游牧文明、中美洲文明、密西西比文明，西南部文明、安第斯文明、南安第斯文明、和北安第斯文明 一、汤因比的突破意识 1914年阿诺德。汤因比萌发了撰写《历史研究》的冲动，此时他正在牛津大学一边攻读研究生课程，一边担任讲授古希腊历史的教学工作。与此同时，他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历史变革。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生于1889年，亲眼目睹历史从一个时代转入另一个时代……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升平的气氛中度过的。1914年8月之前，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和平竟会毁于一旦，1918年一次大战停战之日，我也万万没想到此生还会遇上一次世界大战。” 剧烈的时代变革和战争带给人类的巨大创伤，使这位正值当年的历史学者不时地陷入对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深刻思索之中，以至于毕生不辍，矢志不渝。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汤因比，自幼就接受了浓厚古典文化的熏陶。1911年，他实地探访了古希腊的历史遗迹。在古国废墟上的流连忘返，从而引发了他从古老历史中对现实问题的深彻思考，以及对当代国际大事的关注。在他看来，对于一个将要成为历史学家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出生于这个特殊年代的人来说，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他自问道：每当一种灾难性事件发生时，在西方历史当中，这类事件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的呢？由现实去回顾历史，从过去悟出现代的意义。在他那里，以古察今，以古知今，这一鲜明特点和勇于探索与突破陈规的精神品质，始终贯穿于《历史研究》这部不朽的大著之中，乃至他整个的学术生涯。 我惊讶于汤因比先生对人类历史整体性的全球考察和宏观性的理性把握。很难想象，这部凝聚着先生非凡智慧的史学巨著，是怎样从他充满思辩色彩和发散特点的头脑中诞生的，我想不仅仅是“现实要求我们具有这种较为宽广的目光”的博大胸怀，以及“需要对人类事务进行全面研究”的治史原则。应该说，文化形态学说，虽并不是汤因比的发明，先行者斯宾格勒已经在他的《西方的没落》中阐述了文化形态学十分庞杂的思想体系，但汤因比不只是被动地继承斯宾格勒的文化学说，而是在合理扬弃之后的重新爬梳与突破。 汤因比在《我的史观》写道：我的主要论点之一，在历史研究当中，那最小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应为那些社会整体，而不是那些被勉强地从各该社会整体中分离出来的片段，如近代西欧各个民族国家，或古希腊、罗马的各个城邦国家等等。我的另一个论点是，所有一切那些堪称‘文明’的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并且是同时代的。而这两点，也正是斯宾格勒理论体系中最主要的论点。然而，当我在斯宾格勒的著作中为我关于‘文明’兴衰原因的问题寻找答案时，我就觉得自己还大有文章可做。因为据我看来，斯宾格勒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武断，而且是灰溜溜的宿命论调。他认为各种‘文明’都毫无例外地循着一定的时间顺序而兴起、发展、衰落以至毁灭，但对于其中的原因却没有做任何解释…… 汤因比的这段自白很重要，他的很多研究都是从这一立场出发的。在《历史研究》当中，汤因比赋予了文明与社会几乎等同的涵义。文明是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体。汤因比确信文明或社会最深厚的基础是宗教，文明是按照宗教的性质来划分的。 在对各个文明的比较考察中，汤因比拟定了一个有关各文明的“标准性”确切名单，共33种文明形态。他认为在人类发展的近6000年的历程中，曾出现过西方国家城邦文明、斯堪的纳维亚文明、远西基督教文明、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性论文明、景教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爱琴文明、波斯文明、最初的叙利亚文明、赫梯文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非洲文明（东）、非洲文明（西）、印度河文明、印度文明、东南亚文明、中国文明、朝鲜文明、日本文明、越南文明、游牧文明、中美洲文明、密西西比文明，西南部文明、安第斯文明、南安第斯文明、和北安第斯文明。 汤因比把这些不同的文明形态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单位，显然打破了西方传统史学当中国别史和断代史的陈规陋习，也与那种将世界历史的发展说成是“古代—中古—近古”的三分模式背道而驰。《历史研究》的出现，无疑是对当时以欧洲中心论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观念的发难与应战。 汤因比先生这种可贵的突破意识和让社会事务全面介入历史研究过程的探索精神，正是我所钦佩的地方。尽管他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文化形态学观点，在很多自称权威的史学家眼里，褒贬不一。他们认为汤因比将历史史实作为证明其历史哲学思想的注脚，多少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然而在我看来，这却正是汤因比历史哲学思想宏伟架构的价值所在。历史不是一具业已老死的僵尸，它的意义在于解释社会存在和预见人类的未来。正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评论说道，汤因比博士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的目的不是以知识为愉悦，而是解释历史和预见未来。《卫报》评论则说，《历史研究》出自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杰出智慧以及诲人不倦的探求热情者的手笔，这是我们时代的幸运，学者的使命是创造出前无古人的体系。 二、谦逊的思想者 在谦逊的汤因比博士面前，我无法用言语来表明我对他的敬仰。先生海纳百川的宏大气魄，对人类历史事无巨细的解剖深析的严谨学术精神（在某些史学家看来是随意的，尤其是在对于世界文明形态的划分上。）宏博渊深的知识学养，以及纵横捭阖的丰厚的想象力，都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伟大的精神丰碑。 每每看上一段先生的精辟论述，常禁不住拍案叫绝，掩卷沉思。先生发源于史实宏富的论据观点似乎信手拈来，但却引发我们细品深嚼。倘若就此从他优美的文字之间随意穿行而过，怕是囫囵吞枣味同嚼蜡。而一旦从他的文字中间停顿下来，我却身不由己地仿佛望见一位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一个人坐在远离地球的某个空旷角落，手里拿着一只天文望远镜，在一丝不苟地观察着自由转动着的地球上的每一处动静，这时，曾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就在他的脑海中一一出现了。人类的风云万象，完成于咫尺之间，又慢慢地从他的两鬓之间蔓延开来。先生的面容在人类岁月的风吹雨打之下，渐渐地呈现出了老态，但他的心却是年轻的，气盛的，宏伟的。 回到现实中来，先生想必又在浩繁史学典籍之中，孜孜不倦地寻找他想获得的原始资料。先生为它们殚思绝虑，不厌其烦地使用“剪刀和浆糊”或者“鸽子笼”式的方法对历史证据的广征博集。他乐而忘忧地爬疏于书籍的山峰间，然后坐下来条分屡析地记下自己的一思一想，在长达58个春秋的经年累月中，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形成了自己的宏篇巨制。 我想，无论是在汤因比自己眼里，还是在我的眼里，相信会在更多的人眼里，《历史研究》的出现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一件事。而正当我们为整个世界失去激动的时候，它的存在，会给我们正在思考着的人类一份难得的激动。 很难想象没有思考的人类，将会出现怎样的一种局面，无政府主义的混乱、野蛮、蒙昧还有没完没了的战争与侵轧，等等。在斯宾格勒没有对文明的毁灭原因作出令先生满意解释的遗憾之中，先生的思索，为人类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最好的生存与发展的理论坐标。与此同时，相信人治力量的社会公民或许会记住尼采的这样一句话，上帝死了！ 汤因比似乎从斯宾格勒那里获得了思考的灵感，“歌德给了我方法，尼采给了我怀疑的能力”的斯宾格勒开创了文化形态观的先河，而使文化形态观形成一门独立的历史哲学思想的人，除了汤因比本人还能有谁人能担此重任？在这一点上，先生又似乎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而将文化形态学说真正步入历史哲学的大雅之堂。在批判和思辨的历史哲学范式之间，汤因比显然稍倾向于后者。 遗憾的是，汤因比早期的历史研究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遭责难的多数是历史学界的业内人士。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这样一来评介汤因比，“他的确对于历史有着广播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并且贯穿始终地热衷于引证证据来支持他的理论。但他却是带着一种很难说是不动感情的信念在坚持它的。他的著作从一开始就有着一种强烈的个人色彩。甚至于在第一卷他就引用了各种神话和诗歌观点来支持他，使得较为严肃的研究者深感不安。他对于具体的历史形势的细节解说，也常常得不到这些领域里专家们的赞许。人们常常说他或多或少地是在歪曲事实来适合他的理论……”，“在思辨历史哲学上，他那活跃的想象力的优点，恐怕是难以压倒他那种别具只眼的糊涂心思的缺点的……” 对于这部被《美国历史评论》称为“它应该为每一个对历史或历史学进行反思的学者所必备”的《历史哲学》，我们姑且不论它是否对汤因比作出了中肯、公正和严谨的科学评价。但我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哲学》在评论汤因比时，实际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仍然在撰写和修改当中。在1972年修订成12卷的《历史研究》，已经对前期10卷本的许多内容作出了相应的修改并加上了大量的珍贵插图。如此看来，谦逊的汤因比，虚心地听取了学界的一些中肯批评之辞。而这样的举动，对于一个有独立创见的思想者来说，无疑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就连沃尔什本人也言称汤因比为“先驱的称号”以及“他的某些心灵上的广阔性”云云。 对于“历史的想象”，我想借用英国前著名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阐述“历史的想象”中的一句话。他说，对历史思维性质的探讨，是属于哲学可以合法从事的任务之一。这种探讨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它的意义在于，在历史的特别时期，某些特殊的哲学问题仿佛是最合时宜的，并且仿佛要求着一个渴望为自己的时代服务的哲学家们的特别注意。 尽管柯林武德也遭到了沃尔什同样的批评：“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想象，可他也需要经验。”然而我觉得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他们都处于同样的一种动力，那就是对待学术严谨而虔诚的态度，而不是出于彼此之间的人身攻击。也正如曾猛烈批评过汤因比的荷兰史学家彼得。盖尔所说的一句话：“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 对于自身学术成就的谦逊态度，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序言中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目前这个版本由于历史事件的长河不断地流动以及知识的持续增长注定也会过时。只要人类继续存在，无论历史还是其他任何人类活动，都不可能永恒不变。如果本书有助于读者对既令人畏惧而又令人着迷的人世变迁采取一种全面的看法，那么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作为历史学家，汤因比用《历史研究》的真实文本，证明了他是一名名副其实的睿智而勤奋的思想者。 三、《历史研究》的价值一二 1、社会史学价值 在我看来，《历史研究》在西方某些史学家认为所采取的社会学路线，恰恰是令人兴奋的地方。在社会史研究蔚然成风之前，实际上，汤因比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一种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尽管这在“新史学”出现以前，还为众多的史学同行们所不齿。如今，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社会史作为历史的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它的应用价值远在其他的分支学科之上。 与纯粹的社会学研究不同的是，社会史是一个线性的历史概念，又是某个历史阶段横断面的综合全面的考察。因此也可称得上是一种边缘学科。而对这种边缘学科的研究，面对层出不穷的已经窄化了的研究，如灾变史，禁毒史，娼妓史，家庭史等，汤因比的宏观社会史研究，无疑是一笔不菲的学术贡献。 与窄化的社会史研究大异其趣的是，汤因比将社会的概念无限扩大到整个人类，汤因比似乎自觉地淡化了历史的时间性，而在博杂浩繁的历史事件中所呈现出的规律上倾注了更多的热情。他的“同时代”论实在让许多自恃正统的史学家们匪夷所思。拿公元前450年前后的世界历史为例来说，发生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战争和发生在中国的诸侯争霸，几乎如出一辙，因为同样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内战”。按此逻辑继续演绎下去就是，发生在18—19世纪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争端，美国南北战争，朝鲜的南北战争，中东战争等等，何尝不是如出一辙。如此说来，汤因比在淡化时间的处理上，为解决停止内战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思考。战争会直接导致一种文明的解体甚至脱胎换骨，汤因比又将目光转向了文明解体的原因上，他用“内部的无产者”、“外部的无产者”以及“灵魂的分裂”和“解体的挑战”分别作了内因和外因形成等方面的详尽论述。 在这里，汤因比也没能脱离“从政治哲学入手”的历史研究方法，但他又完全有别于“历史是过去的政治”的史学观。“无产者”因对“有产者”的集体不满情绪从而引发的冲突，表面上看几乎是史学界乃至市民阶层的一致共识。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来说，那两个概念似乎可以切换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然而，汤因比高明的是，他发现了“外部的无产者”。它是导致蛮横和侵略的直接原因。蛮族入侵和外敌侵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文明的毁灭过程，同时也是另一种取而代之的过程。战争是文明接触除友好互访和暗渡陈仓之外的一种常见方式，尽管理想的结局是只有一方文明能够受益，而最坏的结果则是两败俱伤，两种文明同时毁于一旦。 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研究》就是一部全球世界的社会史书。这部庞大的社会史就是世界文明从起源、成长、衰落到解体的全过程，从而发现出相同、相通或相近的文明模式。 2、文化诗学价值 在接受汤因比先生对世界文明作整体性考察分析的研究方法时，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在我的阅读过程之中。那就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诗学”是否受到了汤因比文化形态学说的影响，或者说，“文化诗学”的诞生是不是继《历史哲学》出现之后的某种必然产物。 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新的批评主张和“实践”，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尽管其内涵和理论体系在当前多元并存、日趋综观取向的思想背景下，尚在不断的“稳定和明晰”之中。但就其认识论的基础和思想指向上看，文化诗学是在基于“一种整体的文化观”，“力图在文化系统中的视野中对文学的特征和本性进行本源性观照”。（刘洪一著《文化诗学的思想指向》一文，载2002年11月27日《中华读书报》） 较早提出文化诗学的美国加州大学葛林布莱特教授及其追随者均感到“文化诗学”这一新的提法较以前他们所热衷的“新历史主义”更能反映他们的批评思想。将批评的文本置于一个开放而整体的理论背景之下，而不是一个封闭的的系统之中。这种文化上的整体观尽管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伦理学》，但我想，20世纪中上叶汤因比文化形态学说以及美国新兴的“新史学”系统理论的横空出世，不可能不对20世纪80年代的葛林布莱特产生影响。 文化诗学主张吸纳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以此拓宽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甚至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宗教、美学、语言、神话、经济学、艺术学、文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融会贯通，旨在通过文本与其历史语境关系的研究，使“文学本身重新焕发光彩”。而这样一种整体性的方法论，正是从文化形态学说中所汲取的丰富营养。 应该说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说与“新史学”几乎于同一时代面世的。对于系统、综合、全面地研究历史与社会是他们之间共同的价值取向。而这一离经叛道的做法，在当时世界思想界上所引发的共振是可想而知的。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思想界空前活跃，在这样一种相当宽松民主的学术环境下，葛林布莱特从汤因比、沃尔什、“新史学”代表人物鲁滨逊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国著名全球史观历史学家，著《全球通史》）等人身上，获得系统理论的途径与方法，或者一定程度上的思维启示，都是不足为怪的。 《历史研究》在沃尔什眼里，是一部思辨的历史哲学，而不是批判的历史哲学。但事实上，所谓思辨的还是批判的，并没有严格的划分标准。它们之间甚至不能硬性地割裂开来。既同属于哲学范畴，都是思辨和批判的共同结晶。秦晖教授（清华历史系）称文化形态史观是20世纪一些西方学者对进化论进行价值批判（而非事实批判）的成果。他无疑是将汤因比的学说定性为“现代文明的价值批判”。从这个角度上说，《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部规模宏大的文化诗学著作。 反观《历史研究》的写作过程和论述方法，其中宗教、神话、艺术、诗歌等多形式的共同介入，使得作为本体的历史学当中充满着更多感性的文学力量。反之，这种感性的精神力量又作用于历史本体。两者相得益彰，不仅使《历史研究》的文本本身变得妙趣横生，也使得冰冷枯燥而孤立着的历史事件重新复活且相互关连起来。而更为重要的是，使文学或者某个文明断面的社会现象，以及文化形态学说自身变得更为厚重而真实。 因此，我只能对那些随手给汤因比贴上“唯心主义”标签的史学权威们表示我的反感。他们相互传达着同样一种菲薄的声音，却从来没有严厉地指出《历史研究》中对史实颠倒以及文化形态学说中牵强附会的观点、证据和讹误之处。依我看，那才是真正的唯心主义，而汤因比至少可以说在方法论上，是唯物辩证的。 作者简介 阿诺尔德·J·汤因比，1889年4月14日生于伦敦，卒于1975年10月22日。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毕业，曾任该校研究员（1912-191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在英国外交部情报部工作（1915）；战后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过巴黎和会（1919）。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先后担任过伦敦大学教授（1924）、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1925）、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二次大战时期曾任英国外交部调查部长（1943-1946）。 1921年他计划巨著《历史研究》，1927-1928年着手写作。 1934-1961年出版了12卷，评述世界历史。注重无文字记载的文明和欧洲以外地区文明。提出一种以分析各种文明的循环和衰落为基础的历史哲学。因其他事务(1939-1943年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事部研究室主任、1943-1946年任外交部研究司司长等)而中断巨著的继续写作。 一生著作颇多，主要有《历史研究》12卷，先后于1934-1961年出版，以综合观点对人类历史进行了新的展望。另外还有《民族与战争》（1915）、《希腊的历史思想》（1924）、《1924-1938年国际事务概述》、《经受考验的文明》（1948）以及《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等。 1975年10月22日，逝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