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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大著深入浅出兼有一定学术的深度，数十年来在西方风行一世. ??在近代，我国读者正面了解西方史，应该说是很晚的事。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进呈光绪皇帝御览的书目中，和俄国大彼得政变记与日本明治维新考夹在一起的，还有一本马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大概要算我国近代最早的(虽则也是极其蹩脚的)有关西方历史的知识了。真正有关的正面介绍，恐怕要从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算起。就我个人印象所及，最早的一部应数梁启超老先生主持之下翻译的H·G·韦尔斯的《世界史纲》。韦尔斯是小说名家，而他的历史著作《世界史纲》却以其别开生面的宏伟架构轰动一时。他把人类历史上溯到古生物的世界，以大量篇幅描写了史前史，从而给了人们一幅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全景画面，而与传统上言必称三代的“圣人制作”说相去甚远，使中国人学习世界史的，第一次把文明史的历程放在了一个科学的自然史背景之上。自此以后，一系列有关的书籍陆续出版，包括房龙、桑戴克、福雷代尔、海士、麦尔茨等人的著作。解放以后，又出版有苏联科学院多卷本的《世界通史》和近年出版的《剑桥史》系列，它们都是大部头的著作，都包括有颇为详尽的文明史和文化史的部分。至于文明史的专著，则有拉尔夫的《世界文明史》的中译本和杜兰夫妇这部《世界文明史》的中译本问世。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杜兰就以他的《哲学的故事》一书不但蜚声西方，而且也为中国读者所熟知。三十年代，凡是稍微涉猎西方哲学的中国读者，几乎人人都看过此书，甚至于就把它当作是一本入门书。此后，杜兰夫妇自1935年起就开始着手进行一部大规模的《世界文明史》的写作，上自古代东方、希腊罗马，下迄十九世纪拿破仑时代，共十一大卷，前后历时四十年之久，终于在1975年九十高龄时完成了这部大著。杜兰本来是以通俗浅易的文风擅场而引人入胜的，但这部大著深入浅出兼有一定学术的深度，数十年来在西方风行一世，它的读者群不限于一般专业的学生和学者，而且也有大量历史知识的爱好者。 ??读者或许有理由疑问，一部人类文明史，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其包罗之广与方面之多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胜任的吗?这里的答案是相对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可能做到真正把握世界文明史的全貌，巨细不遗。但是另一方面，对历史理解最后终需落实到个人(每个作家、每个读者)的心中。如果未能达到一种全景式的理解或者说整体的把握，那就终究不能说是理解了历史，而至多只是知道了有某些历史事件而已。知道有某一桩或若干具体历史事件的存在，并不等于就理解了历史。人们对于世界、人生和历史总是要追求一种全面的、整体的把握。人生是有限的，但又永远是在追求着无限；“世间有穷愿无颈(梁启超句)正是人生的永恒特征。历史学家重构历史景象的工作说到最后总需落实到个人的思想认识上，所以历史书就总是要由个人来写。正是个人的思想在重建历史的生命的。在这种意义上，只有个人修史才能写出有生命的历史著作来。大规模的史料集成需要有集体合作，但最后赋之以生命的则是个人自己的思想创造。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学的性质有似于艺术。此所以刘知几不赞成官家修史，而力主修史非私家不可。我们似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评论每个历史学家的得失，包括这部书的作者杜兰夫妇。 ??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艺术上如此，学术上亦然。杜甫也作打油诗，司马迁也讲故事，那和通俗作品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一般的西方史学家出于学院派的偏见，大都不提此书，认为是不入法眼的，如八十年代出版E·希赖萨赫的史学史即是例证。其实，这部书的读者为数之众是远远超过了一般历史学专著的。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流行及其深入人心，是远远超过陈寿《三国志》的，但是在史学史上《三国演义》从来不曾占有一席地位。如果说演义是小说，那么试问正史又有多少内容是真实的呢?美国历史学会所编的《历史文献指南》倒是著录了此书，说它是一部“写得很好的通俗文明史”，是“对世界历史一幅绚丽多采的论述，重点是人物与事件”，同时又说全书“结构松散，虽引人入胜但深度不够”，看来尚不失为持平之论。 ??优点 ??他不是以任何抽象的、武断的教条向人说教，而可以说是颇有良史之风；他不采取任何的价值取向而能照顾到历史的全貌. ??既然杜兰此书介乎通俗与专著之间，也就不足为奇地要受到专业与通俗两方面的挑剔。专业学者认为它缺乏严谨的学术规范与研究力度，一般读者又嫌它卷帙浩繁难以卒读。以全书的布局而论，西方中心论固然是西方作家的通病，但本书十一大卷中分配给东方的仅有一卷，而对中世纪与近代的东方竟然不着一词，何况西方所谓的“黑暗时代”正值中国大唐文明的盛世，也是阿拉伯文明辉煌灿烂的时代。即以西方中世纪而论，其时间跨度也占三千年西方文明史的三分之一，而全书十一卷仅给了一卷即“信仰时代”，比例未免不伦。不过作者叙述起来，仍能线索分明，使读者并无枯燥沉闷之感，倒也颇为难得。全书的比例失调尤其表现在一部世界文明史是以拿破仑时代而告结束的；最近两个世纪极为绚烂丰富五光十色的人类文明竟然付之阙如，难道作者也是那位福山的同调，竟然认为人类文明的进程就以法国革命的原则而告终结了吗?然而读者同时也在书中享受到种种动人的描述，例如在写十八世纪“日尔曼的雅典”(魏玛)的生活时，把当时的人物和具体的生活写得那么跃然纸上，甚至一般正史中不会提及的如演剧大师加里克、悲剧女王昔邓斯夫人都一一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历史本来是有血有肉的人的具体生活，所以历史学就不应是用抽象的概念进行说教。谁能再现具体人物的具体生活，就是成功的历史学家，否则就是失败的。作者的成功之 处得力于他不是以任何抽象的、武断的教条向人说教，而可以说是颇有良史之风；他不采取任何的价值取向而能照顾到历史的全貌。例如处理文艺复兴，他就把重点同等地给予了教皇利奥第十、波尔查家族、达芬奇和弥尔顿，放眼于广阔的文化背景而不局限于一隅，从而使得本书在介绍人类文明的全貌时——如习俗、风尚、迷信、巫术、图腾、塔布、复仇、贞操等诸多方面——有其特殊的优点，为一般教科书难以企及而成为全书最值得称道的特色。 ??这样一部带通俗性的著作是不是会有失于哲学的深度呢?作者确实没有着意于宣扬某种哲学或某种历史哲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没有自己的见解或观点。一个历史家而没有自己的观点或见解是不可能的。如果要指出什么是作者本人的历史观点和见解的话，或许可以说它无非就是一种普遍的人性论。他论证中世纪信仰时代时所流露的见解无非是要说：越是最神圣的时代也就越是人欲横流的时代。普遍的人性仿佛是一个常数，越是大讲特讲仁义道德和崇高伟大，就越是要有男盗女娼和阴谋诡计来作为补充。信仰与说教最高扬的时代，也正是道德极其败坏的时代。于是我们看到文艺复兴那种道德风尚的堕落就正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假道学的反弹。由于文艺复兴的人较之中世纪更为富有(物质条件)，也更有知识(思想条件)，所以就呈现出一幕人性大解放或者说人心大开闸。作者对此的态度是：他只是加以说明，而并不加以褒贬。这就是文明史，是名符其 实的人类文明史的历程。 ??作为一部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之下所写出来的作品，本书当然和我们中国读者的立论与取向会有某些重大的不同，然而另外的坐标也有可供我们参考和批判的价值。一个人不仅是侧身于某一个时间、地点和社会，也还是永恒的人类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即一个“世界公民”。历史学家还必须教导人们从世界公民的观点去考察已往具体的历史。“世界公民”是十八世纪康德和歌德就已引用的观念。考察问题不仅要从自己国家出发，也需放眼全人类。作者就这样去考察——比如说——罗马帝国的灭亡、整个古典文明的破灭，其原因何在?有人归之于外因，即蛮族入侵的结果，有人归之于内因，即古典文明自身腐化堕落的结果；又有人则说是内因外因共同结合作用的结果。吉朋则认为是基督教取代了古典文明的结果。但是基督教为什么取代了古典的异教文明，仍然需要给出一种解释。作者本人于此并没有指出是某种原因，他只是描述了事实过程，这似乎比指出某种原因更能启发读者的思路。一位有名的哲学家曾说过：人们由历史所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他们从不曾由历史学到任何东西。确实，历史上充满了那么多的愚昧和野蛮，但人们却又如此之健忘，竟致仍然一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人们又总是怀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满现状的心态，总是眷恋着以往美好的太平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白里克利斯时代、路易十四时代。美化前人或迷信未来，乃是人类天性弱点之所在。历史上盛世的幸福和美好照样是充满了人间的丑恶和黑暗的。启蒙运动认为自己的理念不但对十八世纪的法国是有效的，而且对千秋万世的全人类都是有效的。但是学习了历史，我们最好还是像伏尔泰笔下的坎第德一样地说：“让我们还是好好耕种自己的园地吧!” 缺点 ??比例失调；本书的体制每每是以个人概括时代；中译文也颇有可商榷之处. ??任何一部书只要有可取之处，就有存在的价值，人们不必求全责备，更何况是杜兰这样一部可读性很高的通俗作品。不过，读过此书之后仍不免感到有某些严重的不足。其一是前面提到的比例失调。其二是本书的体制每每是以个人概括时代。世界文明是全人类的共业，既包括精英文化也包括大众文化，既包括先进文化，也包括发展中的文化。须知西方文化领先于世界也只不过是最近四百年的事。怀德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开篇就指出，公元1600年的西方世界在整体上并不高出于公元300年古典文明的知识水平。文明既是全人类的共业，所以一个人无论多么伟大总不可能就概括或者代表整个的时代。出席联合国的代表有一份正式的全权代表证书，他在法理上就是某个国家唯一的合法代表。但历史事实并没有这种意义上的代表。“以孔子或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历史学的意义上是说不通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综合体，不是任何个人或团体或派别所能代表的，而且事实上并不能，理论上也无权代表。然而本书作者的思路却迳直以个人来概括时代，如伏尔泰时代、卢梭时代、拿破仑时代等等。以个人来涵盖一个时代的文明史会是偏颇的、不妥当的。 ??关于中译文也颇有可商榷之处。这样一部洋洋大著能有中译文问世，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事。它无疑会嘉惠我国读者了解世界文明的历史。译文整体说来也颇可读，不像时下译坛上某些假冒伪劣的工程，形同学术骗子，大肆偷工减料、信口开河、生编硬造、错误百出。这类招摇撞骗的行径，居然号称是研究某方面历史的专家，岂不是误尽苍生的学术罪人。 ??由于本书译文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质量就显得参差不齐。有不少句子是佶屈聱牙令人难解的。随手举一个例子。书中讲到斯宾诺莎时，有这样一段中译文： ??“和讥其同类复顿挫之的酸楚斯威夫特同属的一类，成就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巴特农神殿因其耸立，西斯丁教堂堂顶为之藻饰，即使它钉以十字架，却仍理想且珍爱基督，人类已成就以上种种，且莫去辜负他”。(中译本卷8，页909) ??我读了好几遍，不知是什么意思，怕是译者自己也不知所云。这不仅是译者的责任，主编和编辑怕也不得辞其咎。再举一例，书中讲到歌德时，引了《浮士德》最后那首有名的“神秘的合唱”，最后一句话中译文作 ? “上苍有好生之德, 辅我助我永无尽期”(中译本卷10，页995)按，原诗中这两句话的原文是"DasewigeWeibliche/Ziehtunshenan"(“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永恒的女性”一词已是家喻户晓的口头禅，一变而为“上苍有好生之德”，实在是不知所云。今后再版，译文实在有仔细修订的必要，以免谬种流传贻误读者。 ??????????????????????? ——《书评周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