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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在大学书城见到著名英国史学家J.M.罗伯茨的《世界文明通史》（上海人民版），眼前蓦然地闪出一抹亮色，那俊雅的装帧、精美的图片，令我顿时想起了宋代王安石在咏石榴花时写下的“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的诗句。 近年来，中国学界输入的域外世界通史之类的译作不少，诸如E.M.伯恩斯与P.L.拉尔夫合著的《世界文明史》（四卷本，商务版）、I.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上下两卷本，上海社科版）等。与已出的这些通史相比，我以为罗伯茨的这部十卷本的大作有其很明显的特色。我这里只说一点，那就是它的“通”。其实，罗伯茨的原书名“HistoryofWorld”可译作《世界史》，中译本书名上的“通”字是译者加上去的。这个“通”字加得好，它颇能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而又能确切反映这部大书的学术含量。 “通古今之变”，司马迁这样说。我以为，——部体大思精的通史之作，应能反映“通古今之变”这样的史学意蕴，换言之，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应是连续的与拓展的，上下贯通，纵横交错，连成一体。综观罗伯茨的通史，确是如此，皇皇十卷，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全景式的描绘：人猿揖别、文明初起于东方、西方古典文明、传统各异的中世纪、欧洲的崛起与霸权、革命的年代、列国纷争与世界大战、全球新时代的来临等。在它那里，历史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顿，正如罗伯茨所言，“世界的历史不会在历史编年表的某一点上停滞不动，也不会在某一日期驻足不前。”因此中译本所加“通”字乃点睛之笔，读这部通史，一种强烈的历史通感，即“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理念扑面而来，“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系辞》），“不穷”，永无中止也，罗氏之书所体现的意蕴也正是如此。 就世界史的写作类型，鄙意认为，似可归纳为如下几种：一是希罗多德－伏尔泰的总体型的世界史；二是波里比阿－兰克的国际关系型的世界史；三是圣奥古斯丁－鄂图的基督教神学型的世界史；四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思辨型的世界史。从西方史学发展的视角来看，自希罗多德著《历史》，奠定了那种内容宏富、视野开拓并富有通史精神的“社会文化史传统”之后，至近世伏尔泰撰《风俗论》《路易十四时代》等，为克丽奥（clio，史神）树立了一个近代形象，一个继希罗多德之后进一步发展社会文化史传统的近代形象。自此确立了希罗多德－伏尔泰的总体型世界史编纂模式，对后世影响甚大。读罗氏的通史，内容涵盖广博，诸如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军事征战、思想遗产、文化成就、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天地悠悠、人间沧桑的历史画卷，可以这样说，罗伯茨是继承西方史学社会文化史传统，彰扬希罗多德－伏尔泰的总体型世界史编纂模式之高手。 这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书。罗伯茨的《世界文明通史》是一部普及型的作品，它没有那种“高头讲章”式的繁琐考证与“引经出典”，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寓于明白晓畅的叙述之中，这种讲故事式的叙史方法颇具可读性，此其一。书中图文双秀，其收录两千余幅图画、照片，二百多幅特制地图以及各种图表等，加上那种独具匠心的编排，错落有致，引人入胜，无“阅读疲劳”之虞，有“赏心悦目”之感，此其二。另需补白的是，罗氏书中的图片，不是文字的点缀与附庸，它是这部通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幅幅图片，犹如一个个不时闪回的历史镜头，一下拉近了现实与历史的距离，让读者在这种视觉的感氛中去体悟历史。其实，叙史方式大可不必千篇一律，龙虫并雕，大小由之，雅俗由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由之，并行不悖，相映成趣，何必拘泥于一格呢，此其三。与罗伯茨一样，当年也曾在牛津大学求学过的十八世纪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曾放言，他要使自己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成为人们最喜爱的读物，既要摆在学者们的书斋里，又要摆在仕女们的梳妆台上。这于我而言，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追求，虽不能至，但却心向往之。不知罗伯茨对这位英国前辈的话有何感想？ 与多数西方学者写的世界史一样，罗伯茨的这部作品无论从内容还是观念上，似乎都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阴影，它是从欧洲的窗户内看世界的，尽管他也作过“决不让自己跌入欧洲中心论陷阱”的表白。此外，他对中国文明的叙述，其观点与材料都未必精当，这自然不能令中国读者满意，这也是不能苛求于他的，那是多数西方史学家的局限，优秀者如罗伯茨这样的史学家，恐怕也不能幸免。 行文至此，我想起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翁肯“历史是民族的教师”的名言，可见历史教育对一个民族的振兴是何等重要。我个人以为，罗伯茨的《世界文明通史》是可以满足国人对世界历史知识的需要，遑论它的收藏价值。“动人春色不须多”，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