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菊与刀》产生自战后历史环境，注定了要被持久注目，尤其是它畅销并催生一批相关书籍，关注这道出版风景，尤有现实意义 2005年《菊与刀》热销到顶 提起日本文化，很多人的脑海必然会浮现出一个漂亮的意象:菊与刀。因为被过于频繁地引用，反而容易忘了出处。 国人较早知道《菊与刀》这本书，应追溯到1981年。金克木先生在当年第六期的《读书》上写了一篇文章《记〈菊与刀〉——兼谈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开头是这样说的:“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这本《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是一九四六年出版的，离现在三十五年，已是一本旧书了；不过在我国似乎还值得一谈，并不只是因为这书已成为名著。” 1981年的《读书》按今天的标准看，也算得上畅销书了。《读书》的读者看了金先生的介绍，自然会有不少心向往之的人。可惜的是，金先生笔下的旧书，也要隔了六年，才能被翻译成中文。最早的中译本是浙江人民社1987年版的《菊花与刀》，首印2万多册，影响并不大。公认的权威译本是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的《菊与刀》，首印不多，却常印常销，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知识界广为流传；又因为它生动易读，人类学家的学术作品竟也吸引了很多普通的阅读者。 然而，《菊与刀》真正的畅销发生在去年。日本《读卖新闻》观察到这一异常的现象，“此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后已将近16年，到2005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印出版，达到了空前的印数7万册。背景是围绕着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日中关系变冷。《菊与刀》中文版初版是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出版的，以后每年加印几千到一万册，进入2005年以后发行量显著增加，2月、5月各印一万册，到6月一次加印5万册。发行量到第14次印刷时累计为12.4万册。”《读卖新闻》虽然犯了一个小错误(中文版初版不是商务印书馆)，但商务版的译者吕万和证实，2005年《菊与刀》的印数绝对是空前的。 除此之外，另有五六个版本的《菊与刀》在书店热卖，并且带动了其它日本论的走俏，如戴季陶的《日本论》、周作人的《周作人论日本》、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等，再次进入读者的视野。 《菊与刀》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时隔多年，没有经过任何炒作，它会从学术经典摇身一变，成为大众阅读界的宠儿？1949年，《菊与刀》译成日语后，立刻在战后的日本激起强烈的反响和争议，作为战败方的日本人，对美国人是如何看待自己民族的国民性，抱有奋发图强的好奇心，《菊与刀》是一面特别合适的镜子，有点夸张，又颇为准确。可是，现在的日本还有人谈论《菊与刀》吗？答案是:没有。 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是战后的日本和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日本完全不是同一个日本；第二，正如研究日本思想史的学者孙歌所言，“这本书从现在看，它里面的很多分析，一个是过时了，一个是太肤浅，它毕竟是不懂日语的美国人类学者写的。” 耐人寻味的是，《菊与刀》在中国的热销，比日本迟到了五十多年。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毫无疑问是一个关键的背景。它的热销还需要几个因素:读者完全没有关于日本的知识；整个社会对日本问题有很强烈的兴趣；整个社会又没有相应的知识准备。但这种热销永远是一个时间性的现象，中国社会什么时候热销这本书，就说明中国对日本的了解还停留在1946年。 非常有意思，和日本打了八年抗战的中国人，若想获得关于日本文化的整体性知识，思来想去，似乎真的只有一本书可以读，那就是美国人写的《菊与刀》。 译者访谈 了解日本，最方便的就是这本书 吕万和，1925年生，江苏省南京人。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哲学辅系)，1948年冬离校，后被追认为1950届毕业生。曾任中共天津市委文教部科学处副处长、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南方都市报:《菊与刀》是1986年翻译完成的，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翻的？ 吕万和:翻的时间不长，大概半年多吧。三个人一起翻的，一位当时是我的助手，另一位是他的同学。现在，他们两位都是日本的大学教授，资望和成就都超过我了。书名采用了日译本，觉得比《菊花与剑》更准确。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商务印书馆上世纪90年代才出版？ 吕万和:这也许是商务的好传统。他们任务重、挑选精，把关严。后来我们知道浙江人民出版社和另一家出了两个译本(1987年)，印数不少。其实都是在我们之后翻译的。不过商务不在乎一时的销路。虽然出版晚，印数不多，却坚持不断印，列入《日本丛书》，影响越来越大，至今已第14次印刷。 南方都市报:怎么想起来翻译《菊与刀》的？ 吕万和:我们(当时是“天津历史研究所”)以前已为商务译过《日本外交史》等，和编辑比较熟。有几本日本名著，我们一直想翻译，一是《菊与刀》，另一个是《武士道》。商务的编辑也希望出点日本文化方面的书。我从评论“日本学”著作的日文书上发现，日本人非常推崇《菊与刀》，我国却长期没有译本。我们如果还不译，不大像话。 南方都市报:您是根据哪个版本翻译的？英语还是日语？ 吕万和:我们在北京先找到英文原本，后来在日本找到日译本，翻阅之后觉得日译本很好，也更方便。于是他们两位先根据日文本译，我再用英文原本校。如果不懂日文，从英文版直接翻译这本书，那就要费劲大啦。里面有很多日本专名，还涉及多种中文古书，不容易翻译准确。我们快译完时才看到台湾的译本，我一看就感觉它是从英文本直接过来的，有些专门名词显然不准确，送稿时告诉了商务。 南方都市报:《菊与刀》出来后，还记得当时的反响吗？ 吕万和:不大知道。商务最初几次印数不超过5000册。他们很快去了日本，我也退休，都不太关心。 南方都市报:您觉得《菊与刀》去年为啥这么热？ 吕万和:这本书最早是在日本热的。当时也热得不得了。我认为:一是日本战败投降，比较崇拜美国，更重要的，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痛定思痛，积极反思本国传统文化。至于今日中国为什么这么热？那就要问小泉啦。小泉这么闹腾，中国人当然要了解日本人是怎么回事啦。最方便的书就是《菊与刀》。解放后中国人似乎还没有写出一本全面介绍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书。解放前，黄遵宪的名著《日本国志》以后，戴季陶写过《日本论》(小册子)、蒋方震写过《日本人》(一篇散文)。除学术界外，恐怕读者不多。 南方都市报:国内的日本研究有比较热的时候吗？ 吕万和:中国近代似乎有三次热潮。一是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期间，主要是学东洋，搞维新。许多科学名词和新名词都是日本人先翻译的，包括共产党、干部、立场等等。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是从日译本转译的。第二次就是抗日战争，是为了抗日。第三次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先重视日本的两次“起飞”(百余年前的明治维新和战后日本的再次勃兴)，现在似乎开始重视研究近代日本的“兴与衰”这个怪圈。我参与组译的一部关于日本的重要著作，书名就叫做:《透析日本:兴与衰的怪圈》。 南方都市报:您眼里的日本人是怎么样的？ 吕万和:1983年去过一周。1990年又去过三个月。日本人守时、规矩、认真、负责。刚到日本时，人家问我日本有什么缺点，我都不大说得出来。我接触的大都是日本和平民主人士和有识之士，他们对中国非常友好，衷心希望中日世代友好，实现亚洲和平。我和他们很谈得来。那些老顽固我没怎么接触，不知道他们的厉害，现在才知道。右翼保守势力的影响确实不可低估。 学者访谈 日本是复数，不是单数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专业为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亚洲意味着什么》、《主体弥散的空间》等。 关于《菊与刀》 南方都市报:你是什么时候阅读《菊与刀》这本书的？ 孙歌:好像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还不太会日语，而且对日本一无所知。那时能找到的研究日本的书也非常少。当时看到这本书非常兴奋。 南方都市报:最早看到这本书，为什么特别兴奋？ 孙歌:第一是无知，今天的读者可能也是以我当年的心情去接受这本书。如果你对一种文化完全不了解的话，你最希望有一本书能够从整体上告诉你:这种文化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它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你从什么角度进入这种文化是比较有效的。我觉得《菊与刀》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好的入门书。但这本书从现在看，除掉框架外，它里面的很多分析，一个是过时了，一个是太肤浅了。 南方都市报:《菊与刀》是一本既权威而又受到广泛争议的书，争议之一就是作者没有去过日本，也不通日语，而作为一本文化人类学的作品，似乎是不够严谨的。 孙歌:它受到了双重限制。第一，作者是美国人，她是在美国的框架里看日本。第二，作为日本的敌国，美国人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进入日本做人类学调查。 南方都市报:那你觉得这本书是不是用明显的西方思维方式来看待日本文化？作者却一再想撇清这个东西。 孙歌:我恰恰觉得西方思维方式是这本书的长项。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本尼迪克特有一个长处，她作为人类学家，始终坚持文化多元论的立场。在最后一两章里，她反复强调美国不可以把自己的民主制度那么直接地输出。你必须按照日本人的方式，去考虑如何重建一个战后的日本。说到这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讲，就是这本书的写作背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