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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话：有同学让我介绍几本入门的书，我自然要推辞，因为自己到现在还在史学的门边徘徊，如何能够指点他人读书？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匆匆看书写了关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史源学杂文》两篇，再加上过去读《唐史史料学》后的感想，算是凑成三部分，抄书完事。虽然先前都已经分别贴在博客上，但今天还是厚着脸皮把三篇合为一篇来充数，尝试着把介绍这三本书的理由加以说明。当然会有不少误解和不得要领之处，还请各位不吝批评。 平日见到与治学经历和门径相关的书不少，比如英国史家吉本的自传、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罗尔纲先生的《师门五年记》、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等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这些史家治学的精神和特点。这些大家小书，对我们读书探史无疑都是极有益处的，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读来非常亲切，而非板着面孔教训人。但我以为，能够在最为切近的方面指点自己了解细致的史料、方法和趣味的，还是梁启超、陈垣、黄永年三位先生下面几部书。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先是梁启超先生写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下简称《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此后钱穆先生对于梁先生的著作不甚满意，就另作了一部同名的书。就区别而论，前者意在介绍清代学术理路与乾嘉汉学的具体成就，偏重于具体问题；后者则在于董理整个时代的思想发展脉络，对于思想的精微变化，尤其注意。这里要说的，是梁先生的这本。当然，并非钱先生的书不好，而是因为他的书其实是一部清代学术思想史，比较抽象，不甚适于初学。如果略有基础后，把两书结合起来读，进而阅读章太炎、刘师培、张舜徽等先生的清代学术史著述，是最好不过的。 梁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影响，人所共知。其实，早年他出身于清代后期汉学大本营——由两广总督阮元创建的学海堂，其知识基础可以说就奠定于此。虽然后来在思想上受到康有为影响很深，但对于其师很多不切实际的思想，在当时就时常表示怀疑。虽然五十六岁就去世了，但我们只要翻翻他的《饮冰室合集》，就可以了解到他强烈的求知欲和丰沛的思想活力。他的晚年，渐渐远离政治，继续自己始终都未曾放弃的学术研究，主要着力点则在史学上。重要的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成为中国最早把西方史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结合起来的学者之一。梁先生治学范围很广，可能在每一个具体领域中，他的研究都不算最为精微的，但在每个领域，他都能开风气之先，影响深远。在清代学术史上，虽然朱维铮先生对梁先生的创始身份颇表怀疑，但用现代思想如此全面梳理清代学术脉络，并系统介绍清代学术成就的第一人，则非梁先生莫属。 李学勤先生曾经说过，治学当治两头，先秦两汉的的学术，乃是中国文化之源，清代学术乃是中国学术的总结时期。为什么这样说？清代学者几乎用考据的方法把中国重要的文献都整理了一遍，甚至一种典籍会有数十、上百种的注疏和研究著作，比如《尚书》、《诗经》、《左传》和《史记》等重要著作，莫不如是。而清人的方法又特别精密，按照梁先生的说法，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派的方法，实在和近世西欧的科学方法是一致的，所不同者，不过是所用对象不同，清人的科学方法，专门用在整理故纸堆而已。（见《清代学术概论》“戴震和他的科学精神”一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因此，凡是有意研治国故的学者，无不需要通过清人这个桥梁，进而深入到传统之中的。而梁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和这部书，则是我们通往清人乃至中国学术传统的一个门径。 此书前半部分主要讲述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流派和风气的转变。梁先生利用比较详细的材料，揭示出明末清初学者们的治学精神，实在已开乾嘉考据之风气。而这些内容均可为我辈问学所借鉴。比如他在讲顾炎武的时候，认为顾氏“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途径来。于是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学术史》，第69页）亭林在学术精神上，提倡“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梁先生解读为，一个学者，如果人格不立，“便讲一切学问都成废话”。（同上，第70页）而在治学上，“最要紧是用客观工夫，讲求事物条理，愈详博愈好。”（同上，第73页）亭林一生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重视材料的搜集和梳理，反对空发议论，故《日知录》卷二十六有“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岳麓书社），值得我们反复对照《史记》去思索。 亭林还有一个读书的好办法，就是抄书，在《亭林文集》卷二专门有《钞书自序》一文。（见《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可别小看这样一条，其实抄书和断句是读古书的一个基本功，没有经过抄书、断句的训练，是没有办法真正读好古书的。我们现在习惯了古籍的标点本，如何断句，都是别人现成的东西，也很容易就认为古书自来如此。就算是标点错了，读者也很少发出疑问的。真正要读懂古书，非要去下工夫啃啃那些没有标点的线装书或者影印的书，其中的官名、地名、人名、书名等等，可以说，无一不是读书的障碍，不如此不知读书之难，不如此不知读书该当细心、谨慎。 在讲到东晋所传《古文尚书》被证明为伪书时，梁先生认为阎若璩（百诗）乃“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何以如此呢？梁先生在此说了一段极好的话：“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无穷。”（《学术史》，第86页）没有精神的独立，是根本谈不上所谓研究的。 《学术史》还有很多让人感到兴味十足的话，比如黄宗羲所云：“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第53页）梨洲所言，正是明 代王阳明心学的精义，简单堆积材料，而无用心的思索，所得不过是外在的东西。这正好可以纠正考据学的一些弊病。我们此处不过略举其中一些话，根本不能表现出梁先生在书中所述先贤们的真精神。如果有兴趣，不妨去读梁先生书，再进一步，当读梁先生所引先贤原书，那种感觉，与我在此撮抄几句的感觉，完全不同。 《学术史》的后半部分则是“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包括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他科学和乐曲学。这可以算作是一部清人重要学术著作的目录提要，而以上学术分支，实乃中国学术的核心，核心的材料和方法，均蕴含其中。中国有发达的目录学，目录学对于我辈读书治学，就有如军中大将熟知各个部队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派上什么样的部队一样，可以事半功倍，故清人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见吕幼樵《书目答问校补》，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这里的要领以及该读何种版本的学问，就是指目录学。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如何介绍清人学术成就，“旧史之注释及辨证”一节谈到清儒通释诸史最著名的三种书（即钱大昕《二十一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书名与常用者有异，当作《廿二史考异》、《廿二史箚记》，钱书当为梁先生笔误，下从常用名）： “三书形式绝相类，内容却不尽相同。钱书最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纠正原书事实讹谬处亦时有。凡所校考，令人涣然冰释，比诸经部书，盖王氏（王引之）《经义述闻》之流也。王书亦间释文句，然所重在典章故实，自序谓‘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筋转脉摇。……’诚哉然也！书末‘缀言’二卷，论史家义例，亦殊简当。赵书每史先叙其著述沿革，评其得失，时亦校勘其抵牾，而大半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清代学者之一般评判，大抵最重钱，王次之，赵为下。以余所见，钱书固清学之正宗，其校订精核处最有功于原著者；若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计，则不如王、赵。王书对于头绪纷繁之事迹及制度，为吾侪绝好的顾问，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陋儒或以少谈考据轻赵书，殊不知竹汀（钱大昕）为赵书作序，固极推许，谓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也。”（第354页） 的确如此，这三书各有其特点。比如这里提到的赵书每叙其著述沿革一语，看似简单，实则关乎史学甚大。《廿二史箚记》每讲到一部史书，首先就会讲这书都是由哪些人，依据怎样的史料，如何编成，后人谈论各部正史之编纂成书，比如柴德赓先生《史籍举要》、黄永年先生《唐史史料学》等，无不由此而入其门。古人有云：“知人论世”，我辈用古人之书，何人所做、所用材料如何等一概不明，书尚且不知，有如干活，工具尚且不知为何物，更不知有何等用处，欲言治史，岂非笑谈？ 梁先生的了不起之处，就是善于反思。他也知道清代学术方法和精神并非尽是优点，云：“吾侪可以看出乾嘉学派的缺点。彼辈最喜欢研究僵定的学问，不喜欢研究活变的学问。此固由来已久，不能专归咎于一时代之人，然而彼辈推波助澜，亦与有罪焉。彼辈所用方法极精密，所费工作极辛勤，惜其所研究之对象不能副其价值。呜呼！岂惟此一端而已矣。”（第359页）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此书并非梁先生最后定稿，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体例有不谐之处，前半内容为清初学术思想变化理路，但乾嘉时期以至晚清部分，则几乎未曾系统谈及，此其一；梁先生是个极为公允的人，眼界极开阔，可是，读此书，不免对宋明理学发生许多误解、曲解，也很难清楚了解清儒和宋明学者之间的关联，这就有必要对照着钱穆先生的书，来补充此书不足之处，此其二；前面缺一个序言，对此书的来龙去脉加以说明，此其三。最后，还有一些具体内容有误，是在所难免的。 梁先生此书，语言亲切，像是一个朋友在和我们谈话，对于学林掌故，娓娓道来，加上先生那支“有魔力”的笔，以及先生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思维，真可谓最佳中国传统学术入门书了。先生写成此书，距今已经八十多年了，却一点儿也没有褪色，反而随着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而愈发重要。原因无他，在于先生对于中国文化深深的挚爱。 《唐史史料学》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黄永年先生的《唐史史料学》，其实是合著的书，另外一个作者是陕西师范大学贾宪保先生，1989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时候，本由二人共同署名。为什么后来上海书店出版社的修订本只署黄先生之名呢？原来贾宪保先生已经移居国外，且不从事史学工作，黄先生此次修订无法同贾先生商议，出于文责自负的考虑，就单独署名。其实，这部书的发凡起例均出于黄先生，但初版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贾先生所做，黄先生自己做的，主要是纪传类和书目类，篇幅不过占五分之一强。但后来的修订工作，则全由先生所做，这些在先生的《自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书的体例，是把唐史史料分类介绍，共纪传类、编年类、典章制度类、职官类、仪注类、法令类、诏令类、地理类、谱牒及职官姓名类、杂史杂说小说类、诗文类、类书类、金石类、书目类、敦煌吐鲁番文书类，最后还附有书名索引。具体到介绍某种书，则先谈作者的生平事迹，再谈书目著录和流传的情况，重点则是讨论其史料价值。比如诗文类中的《唐黄先生文集》，乃黄滔所著，《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别集类著录《黄滔集》十五卷，已散佚，其后裔辑得八卷。史料价值，从集中的书信、碑铭祭文等还可以查考昭宗朝一些官吏的事迹。附录有《唐昭宗实录》一段，记载乾宁二年殿试进士之事。最后会提到现在此书最好的版本。对于整个有唐一代的史料介绍，全面而细致，着眼于史料来源和价值的介绍。此书对于研究唐史的价值，于此可知。另外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书中附有不少珍贵的善本书影，比如讲到北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就附上明万历刻本《新唐书纠谬》序的那页，极为亲切有味，而且同时可以学习到具体的版本知识，特别是对那些很少读线装书的同学来说，尤其新鲜。 如果我们介绍这部书仅此而已，似乎也难以令人真正觉得有什么味道。其实，如果要了解此书的妙处，只需看前面纪传类部分就是，因为此乃黄先生精心撰写的部分，读此可知如何了解和运用正史材料。 此书纪传类的体例是，先讲纪传类史书的来龙去脉、价值和缺点，算是一个小序。后面再分别介绍重要的正史，以及相关的注解、考证、研究著作。包括《旧唐书》、《新唐书》、《隋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新旧唐书合钞》、《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新旧唐书合钞补注》、《唐书注》、《唐书兵志笺正》、《新唐书纠谬》、《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新旧唐书互证》、《唐将相大臣年表》、《唐功臣世表》、《唐边镇年表》、《唐镇十道节度表》、《唐宦官封爵表》、《武氏诸王表》、《唐诸蕃君长世表》、《唐藩镇年表》、《唐方镇年表》、《唐折冲府考》、《唐折冲府考补》、《唐折冲府考校补》。 以《旧唐书》为例，按照黄先生的体例，再介绍更为具体的内容。 其一、书名和篇目 黄先生指出，《旧唐书》原本就叫《唐书》，《旧唐书》是南宋以后才有的名称。 其二、唐代记述史事保存史料的制度和成果 黄先生利用《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说明撰写起居注的起居郎的职责所在。又利用《唐会要》卷六十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条，讲明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定期向史馆送纳史料，已经成为制度。还通过《唐会要》及修史诸人传记，探讨了如何修实录以及《唐历》等史书。这是唐代史料的来源。 其三、《旧唐书》的撰修 此节专讲唐朝灭亡后，五代的梁、唐、晋诸朝如何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纂修唐代历史。并指出今天我们看到的《旧唐书》的著者是刘昫，但实际上贡献最大的是后晋的赵莹，刘昫不过最后编成后领衔进上的人。 其四、史料来源和价值 这是最为重要的部分，把《旧唐书》各个部分的史料来源和价值，都尽可能地找到。 比如，唐代的实录在修《旧唐书》的时候，还保存完好（从高祖至武宗）（见《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条），其实一直到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唐代的实录还基本能看到。虽然实录也会有很多做手脚的地方，但事情发生的年月日一般不致有太大的误差。因此，就这点来说，实录和实录的节本《旧唐书》武宗以前的本纪就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武宗以后的本纪，没有实录可据，只好根据残存的日历、制敕册书、诸司吏牍等，史料价值相对较低。（见《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把自己根据什么书得来结论的出处详细告诉读者，我以为这是黄先生最为了不起的地方，比如这里的《五代会要》和《廿二史札记》，不但讲明了出处，而且也让后学可以循此以进，真切了解学术方法。先生通篇都贯穿着此种做法和精神。 《旧唐书》的志，会参考一些唐人的志书，比如《通典》和苏冕的《会要》等等，但肯定还有很多直接采用诸司的档案史料，其价值不亚于这类专书。 列传有四个来源。一是实录，实录中本附有重要人物的小传，比如今存《顺宗实录》（韩愈撰，见韩集）就附有张荐、张万福等人的传。二是国史中旧有的列传，赵翼《陔余丛考》卷一“《旧唐书》多国史原文”条从“今上”等称呼可以证明。三是征集到的私家传状、谱牒。证据在《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和《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条载史官李翱奏章。四是文武显贵官以外的列传。 其五、怎样阅读 这些都是黄先生作为一代文献、唐史大家的经验之谈。 （1）先读列传，不要一上来就读本纪。原因是本纪只有骨架没有血肉。列传可以分单元阅读，比如高宗、太宗时代的人物可以作为一个单元，其他依此类推，这样可以细致了解当时历史的全貌。同时边读列传，可以边与本纪对读，其他外戚传、宦官传，也应该对读。最后，再去全面读两遍这时的本纪。 （2）有区别地读志。职官志、地理志、食货志最为重要。官制、地理几乎每篇列传都遇到，必须反复通读，并随时翻检查阅。 （3）阅读的同时就进行研究，这样既易产生兴趣，又易读得深入。可以先从记述史事的矛盾入手。由于《旧唐书》本纪多出于实录，列传多出于行状、家传，而此人的行状、家传与彼人的又互不相谋，再加上各种途径的采访，《旧唐书》本身讲同一件事就往往有出入，有矛盾此外《新唐书》、《通鉴》以及其他记载与《旧唐书》也有矛盾。除了考辨史实外，还可以选择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这样在研究中熟悉史料、驾驭史料，将会产生最佳的阅读效果。 其五、版本 这是最后谈到的问题，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比如对于《旧唐书》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先生指出，《旧唐书》点校底本不用保存旧刻面目的百衲本，而用经沈德潜等改窜过的殿本的岑建功重刻本，已是失策，而且点校也极为草率。校的问题一是并无严格的校例，比如竟然引用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考证来校李白传。二是继承了殿本改窜文字的坏作风，根据《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随便改动原书。此外，校点分段之错误失当就更常见，个别地方还出现整个句子被漏掉未印的情况。书前出版说明大讲“儒法斗争”则是“十年动乱”中司空见惯的官样文章，不足为怪。 黄先生此书，对于史料的介绍，大都以此为例，不过对《新唐书》和《旧唐书》这两部正史的解说格外细致，因此才更有典范的意义。若我们在自己探究历史的过程中，能够对自己要用的史料都有这样细致、周详的了解，运用起来自然会得心应手，而且不容易出错。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黄先生此书的体例，基本上是继承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体例和做法，当然还有王鸣盛、赵翼等清代大儒的成果，是有所本的。由此可见成就学问与继承前辈学术贡献之间的关系。 《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 陈垣先生祖孙三代均以治史名家，这本小书（以下简称《杂文》），是其长孙陈智超先生在他身后整理出来的。时隔将近三十年，2007年三联书店又出版了这个增订本，整理者依然是陈智超先生。 陈先生不但是个大史学家，还是一个大教育家，他对于历史教育最大的影响，大概就是他在民国时期为辅仁大学等大学史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长年开设的“史源学实习”课程。通过这门课程，他培养出了几代史学人才。其中的关键是什么呢？陈先生在教学中发现，教师讲，学生只是被动听讲的教学方式是不利于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更不利于学生接触到真正第一手的史料，而第一手的史料，乃是史学的根本所在，也就是史源，即某事的最初史料来源或者出处。史学的基本功，比如历史地理、职官、目录、年代、校勘、避讳等，以及这些方法在解决具体问题的综合利用上，即史学考证，均须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有更深入的认识和趣味，正如学化学、生物这样学科的人要做实验一样，学历史的，实践就在于通过具体问题的探究，真切了解相关的史料、知识和方法。越早面对史料，对于史学的趣味和方法了解也就越多。 但是，该怎样入手呢？该怎样选择问题呢？该用怎样的书做教材呢？陈智超先生的《前言》里，有陈垣先生史源学课程的一个导言： 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 历史研究法的史源学大概分四项：一、见闻，二、传说，三、记载，四、遗迹。今之所谓史源学实习，专指记载一项。 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空言不能举例，讲授不便，贵乎实习。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古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史料的来源很多，但最为根本的，还是传统的历史文献，由于长期的积累，这些文献的研究中蕴涵的方法和各种知识也最为系统，因此，陈先生就以文献史料为基础。由于清代是中国考据最为发达的时期，他就采用了三种著作，作为学生实习的教材，即赵翼的《廿二史箚记》、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全祖望的《鲒埼亭集》。 他有个选书的标准：“一、分量不大不小。二、时代不远不近。三、范围不广不狭。四、品格不精不粗。”（《前言》）分量过大，会造成沉重的负担，过小，起不到综合锻炼的效果；时代太远，史料不足，时代太近，史料过多，都不利于清晰把握问题；范围太广或太狭，也是如此。至于品格，则是指文章考证的精粗，如果很难找出错误，就不很合适，因为陈垣先生说“学者以找得错处为有意思”。他曾鼓励在浙江大学任教的长子陈乐素先生也尝试这种教学方法，对选择教材曾说过：“曾讲《廿二史箚记》好些年，皆隔年一次。错误以《箚记》最多，《鲒埼》次之，《日知》较少。学者以找得错处为有意思，然于找错处之外能得其精神，则莫若《鲒埼》也。”（见《杂文》，第117－118页）所谓精神，其实这是抗战时期陈先生特别注重全祖望文集中所表彰的晚明抗清志士不屈的气节。学术求真的精神，在其他两书也极为鲜明的。 然而，“学者（学习者）以找得错处为有意思”，蕴意极深，不可小视，更不可简单视作找到别人论著的错误，就骄傲、得意的心态。因此，有必要更细致地理解。我以为其中可以包含以下四种种深意： 其一，怀疑精神。“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一语正是此意。此亦绝非一般社会习气上的对人之不信任或猜忌之心，而是对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知识传递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歪曲、误读或者出错的真切认识。因此，人人都可能会出错，包括我们惯常景仰的书本和权威，也都是一样，不过程度有所差异而已，至于理解的不同，就更不必多言。没有这样深切的意识，人就难以在学术上有所进步。 其二，独立思考。通常人们的思考多局限于承认权威或者书本，当我们按照陈垣先生的方法，一次次发现所谓权威的错误，原先那种匍匐在权威脚下，不敢正视、甚至不敢仰视的心态一次次被否定，独立的精神方能逐渐升腾，充溢于心中。 其三，问题意识。我们读书的时候，经常会受到一个问题的困扰，怎样能够曲径通幽，发现独到的问题，而非受制于大多数人所习惯的问题模式？每一次的检索史源，每一次发现错误，都会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何以对同一件事史料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这些问题激荡着我们的时候，用检索史源所学到的搜集解读困惑的相关材料，或许就能够发现新的问题。 我曾经尝试着使用史源学的办法请本科的同学做作业，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只要按照目录学的指点，见到同一问题相关的史源的原书，我们总会发现一些和刚开始设想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更为鲜活。 其四，谨慎细心。一次次有根有据挑错的练习，最终会使我们思考、作文都更加细密、谨慎和耐心。此亦史源学训练必有之功效。 陈先生对于这样实习的具体要求如下： “每期选出文四页，长者一篇，短者二篇，预先告学者端楷钞之，虽自有书亦须钞，亦一种联系。……钞好后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杂文》，第117页） “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书目，官名。四，看其判断是否的确：计算，比例，推理。”（《前言》所引教案手稿） 钞书、点句在读古书中的价值，在前面已经谈过，兹不赘述。其他四条也是大可玩味的。第一条，古书常常有多个版本，不同版本不但字句多有不同，就是篇章、卷数也常有不同，至于序跋，也同样有所不同；不同史料记载有先有后，通常要更加重视较早的史料，如果简单用后出史料来证明，是不符合一般规范的。第二条，其实就是陈先生在搜集史料问题上提出的，要“竭泽而渔”，当史料不全的时候，我们做出的结论就难免偏颇之局限。第三条，这些细节人们是极易忽略的，但常常出错，对这些问题的注意，不但要求我们去检索相关的史籍或者工具书，进一步了解与此有关的知识，同时还有培养细心谨慎的学风；第四条，我一直不是很理解，只能猜测，或许指的是对前辈学者的判断或者推断的依据，就是对史料综合的计算、比例、推理，加以审慎判断。 如此做一番工作，除了给前辈学者找错以外，更为重要的，还是潜移默化学习他们如何搜集、组织、剪裁材料，如何考证，如何综合，等等，比如，我发现，如果我们检索一下赵翼一篇文章的史源，如果我们再做相关问题，可以说搜集史料的方向和核心的史料，以及如何探究一个问题的方法，都会比较清楚。所需要做的唯有更加扩充史料、细致排比和分析材料。 空言无益，此书绝大多数都是陈先生在布置学生去做某一问题之前，自己也同样去检索一篇的史源，作为示范。我们无妨举例，以见上面所言，并非空论。 《杂文》有一篇《日知录停年格条注引辛琡考》，《日知录》卷八《停年格》条是讲北魏崔亮掌管吏部之时，由于官位少，而求官者重，矛盾重重，无奈采取完全看年限和资历，而不问能力和道德的办法选官，给后世造成很坏的影响，此之谓停年格。其中有一条顾炎武原注：“辛琡为吏部尚书，上言：‘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使惟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鱼贯，执簿呼应，一吏卒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书奏，不报。”若平常看书，谁会料到这句话中隐含了几个错误呢？ 陈先生即对此条检索史源，其结论为： 其一，遍检诸史无辛琡，反对停年格的有薛琡。《北齐书》卷廿六、《北史》卷廿五有传，并记录此事，《日知录》所引乃《北齐书》。发现错误之后，陈先生继续追问，为何会出这样的错误？陈先生认为，是由于薛与辛有相似之处，另外，注文紧接的正文引《魏书》辛雄对于停年格的批评，故而混淆。潘耒先误，黄汝成未能校正。这里陈先生指出读书的一个窍门：此种错误如果按照姓名工具书来查，是无法查到的，“非考其事之内容不可”。 其二，《通典》卷十六《选举典》引《北史》，却引错为“薛淑”，而《通志》、《文献通考》均沿其误。何以为琡而不为淑，陈先生还有另一证据，即薛琡字“昙珍”（《北齐书》本传）古人名与字之间时相关的，琡、珍均为玉器，亦可证明薛琡无误。 其三，到底薛琡此时为何官职？《北史•薛琡传》谓“累迁吏部郎中。先是，吏部尚书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简人才，专问旧劳。琡乃上书……”；《北齐书•薛琡传》则谓：“迁吏部，尚书崔亮奏立停年之格。”此据中华书局点校本，陈垣先生所用线装旧本无标点，故当为“迁吏部尚书崔亮奏立停年之格”，陈先生断为：“迁吏部尚书，崔亮奏立停年之格”；《资治通鉴》卷一四九（中华书局，第4644页）：“洛阳令代人薛琡，上书……”对于以上材料，陈先生认为《北史》没有问题，其他两种则有问题。根据如下：“琡盖先行洛阳令，免官复用，累迁吏部郎中，今本《北齐书》盖脱去郎中一节，遂误琡为里不上述呼。……《通鉴》一四九载此事，称琡为洛阳令，亦误。因崔亮奏立停年格，在魏孝文帝神龟中，薛琡请废停年格，在孝昌改元后，相距凡七八年。《通鉴》统叙其事于神龟二年，时琡固未吏部郎中，亦未为洛阳令也。” 陈垣先生所找错误前两条没有问题，但第三条不易理解，一些论证过程，陈先生并没有讲得很具体，且有偶误。我们就根据先生指引的史源学方法检索一番，尝试着来理解。 何以知崔亮立停年之格在神龟二年呢？神龟乃北魏肃宗孝明帝的年号，起迄时间为518－520年，而《魏书•辛雄传》云：“自神龟末来，专以停年为选。”则无可疑。而正光为孝明帝另一年号，起迄时间520－525年，525－527年孝明帝改元孝昌，此为孝明帝最后一个年号。（以上年代，均本于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这样看来，则《北齐书》、《北史》并言薛琡为洛阳令在正光中，司马光《通鉴》言其上书为神龟二年，且为洛阳令，明显有误。 那么何以知薛琡上书在孝昌改元后且距停年格立制约七八年呢？其线索可由《北史•薛琡传》而入，在薛琡“累迁吏部郎中”上书之前，乃“李神轨有宠于灵太后，琡复事之。”宣武帝胡皇后乃孝明帝之母，即灵太后，孝明帝即位后，专权放纵，孝明帝乃于元光元年七月，发动政变，幽禁灵太后。孝昌元年，胡太后：“辛卯，皇太后复临朝摄政。”（见《魏书•肃宗纪》）而“李神轨、徐纥并见亲侍。”（《魏书•皇后列传》） 《北史•薛琡传》云，正光中“琡本附元叉，叉废，忧惧，由是政教废弛，坐免官。”至攀附李神轨，始重为官，并升至吏部郎中。另一证据则是《魏书•崔亮传》记载，崔亮施行停年格以后，其外甥刘景安劝他取消停年格，崔亮去信表明自己的理由后，“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知之失才，从亮始也。”此段不啻为崔亮以后吏部尚书的名单，检城阳王等为吏部尚书的时间，可以确定薛琡无可能在孝昌年间任吏部尚书。 至此，可知陈先生论证之精审。当然，此处陈先生谓“孝文帝神龟中”乃偶误，也可能是陈智超先生整理时笔误。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前引“迁吏部尚书崔亮奏立停年之格”，陈先生断句无误，而中华书局点校本《北齐书•薛琡传》则断为：“迁吏部，尚书崔亮奏立停年之格。”明显是错误的，因为遍检官吏升迁，凡用“迁”则均为“迁某某官”，而决无“迁某某部”之表达。点校者不了解此语言习惯，自属妄断。 根据陈先生的指点，用史源学的办法，我们细致恢复了陈垣先生的论证过程，而且发现了陈先生的偶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的探究史源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收获。其一，学会了如何发现问题，即要多方面查找史源；其二，跟着陈先生的指导，学会了该如何利用多种史料来论证问题；其三，了解了相当多重要的书籍，这些书都并非听来的，而是使用过，且比较真切了解了这些书的特点和运用方法；其四，了解了一些专门的知识和工具书的使用，比如职官、年代、语言的惯用法等等。这样综合而有效的训练，一定会激发有志于史学者的兴趣和探究的热情。 其实，在利用《北齐书》时，我还有另一重重要的收获。想要了解《北齐书》，先看看柴德赓先生《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才发现原来《北齐书》并非全本，宋代以来残缺很多，今天的《北齐书》很多都补自《北史》，李百药原文不足三分之一。柴先生从何处得来呢？他说这是钱大昕所说。翻检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十一，果然如此，钱大昕详细说明了原文和补入的判断标准。知此，今后再用《北齐书》、《北史》，对史事的解读当有更清楚的认识。 写到这里，不免感慨前辈学问之精博，更清楚了，何以陈垣先生乃一大教育家。 结语 没有想到会写这么长，其实，自己也并非真的就读懂了这些书。只是在自己读书和教书的过程中，受惠于此数种书甚多，因此不顾自己知识尚很浅薄，就匆匆向朋友们略作介绍，并抄录部分内容加以印证这些书的价值所在。 梁著向我们指出有哪些范围，各自有些什么问题，有怎样解决的途径，具体到每一种书，其研究的源流如何，有哪些重要的书籍，这正是学术史和目录学所应该的功用所在。黄著则范围缩小到某一领域的史料介绍，说到底，还是一个目录学的问题，不过，这样的书已经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已经不是大略有些什么重要的书的问题，而是要具体到在这个领域或者方向里，每一种书的来历、主要内容、史料的性质和特点，甚至到了如何运用的程度。这是非常实用的帮助，因为在研究方向定型的时候，大概多数人都会在一个比较稳定的领域里进行深耕细作，如果在入门之初，能有这样一部书指点我们要读哪些史料，该如何应用，就可以避免走很多弯路。最后，陈垣先生的书，则向我们揭示了史学的基础必须在不断提出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才能逐渐扩充，方法也只能在实践中真正掌握，当然，还有张力十足的独立探究精神的培养。 这三位先生所讨论的问题虽然非常细致、具体，但实则都向我们揭示了了解史料、研治历史的一种境界或者规范，达不到此种要求，所谓历史研究就不免有糊弄人、混饭吃的嫌疑。想起《孟子•告子上》有一句话：“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至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朱熹《集注》：“彀，弓满也。满而后发，射之法也。学，谓学射。……规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曲艺犹然，况圣人之道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能够在一个领域学会其规范，这是学习者最为重要的任务，至于能达到怎样的程度，则要看个人的天赋、努力程度和际遇。 以我个人粗浅的见解，这三部书不但治中国古代史的同学应当看看，就是那些看似与此不甚相干的研治中国近现代和世界史的同学，也实在有必要了解。因为学习世界史的同学很难真正如鱼得水地面对第一手的史料，熟悉史料的内容和特点，一一探求史料的源头，进而做出独立判断，大多只能利用二手乃至三手的史料。这样实在不利于培养更高、更为精深的学术境界，如果能够利用中国史的材料，尝试着做一些工作，或许对于提升自己研治世界史的层次，会有很多方法和趣味上的启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