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治西方古典学问，若真能找到治国安邦的符咒，自然好。但更切实的目标，恐怕在于集众人之力，将西方学问的祖谱翻检一遍，把西人全部家底清点一番。桑兹的《学术史》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
    [英]约翰·埃德温·桑兹著
    张治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11月第一版
    724页，88.00元
    英国古典学家桑兹（John Edwin Sandys, 1844-1922）于一百年前撰写的三卷本《西方古典学术史》，由张治翻译，中译本第一卷已于2010年10月出版。报章上陆续刊登了一些书评、书讯，但大都简略，对中译本的特色也语焉不详。笔者不揣谫陋，想就桑兹这部大书（以下简称《学术史》）以及张治的译笔稍作具体的评述，希望能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
    桑兹的贡献
    桑兹的生平著述，译者张治在后记中已有介绍，兹不赘述。偶然发现的其他材料，补记于此。最近，蒙友人周运相告，英国古典学家格罗佛（T. R. Glover）在《剑桥忆往》（Cambridge Retrospect，1943年）一书中，用了相当篇幅回忆当年的老师桑兹。翻开这本薄薄的小书，发现桑兹当年由首相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 1852-1928）提名，被册封为爵士，正是凭借这部巨著（46页）。桑兹曾校勘、笺注古籍多部，但最为人推重的还是这套《学术史》。他在1922年去世之后，友人在剑桥一教堂中为他立铜匾，用几行拉丁文概括其一生成就。在涉及学术贡献时，只有“撰古学史”一语（studiorum antiquorum historiam conscripsit, 51页）。从铭文可见，这部书确已成了他身后的一块丰碑。
    在西方学界，这部《学术史》至今仍被引述，网上仍可买到最新的重印本，在西人著述中仍能发现剿袭桑兹但又不注明出处者，可见我们的约翰爵士并没有沉入历史的“忘川”，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利用价值。提到桑兹的书，自然要提到一部晚出的同名著作，这就是鲁道夫·普费佛尔（Rudolf feiffer, 1889-1979）的《古典学术史》。普氏是德国学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因躲避纳粹的迫害，客居英伦，在牛津执教十余年，二战结束后方返国。他撰写的这部《古典学术史》，上卷从古代初期一直写到希腊化时代结束（公元前七世纪到前一世纪），于1968年在牛津出版。喜新厌旧是人之常情，学术亦然。常看到人们称许普氏的著作后出转精，并且诟病桑兹的芜漫庞杂。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普氏本人对桑兹的评论，于两人的异同或可得见一些端倪。 
    普氏在前言中，对曾经勾勒古代学术风貌的前代学人都有所论列。谈到桑兹这部巨制时，花费的笔墨最多，共写了十四行。普氏先抱怨前人的学术史篇幅均短小，分量不够，然后说：
    内容无所不包的书唯有一部，这便是J. E. 桑兹的《古典学术史》。该书分为三卷，共计1,629页。等我们读了他的小传，了解了成书过程，我们对他便不免又是钦佩，又是嫉妒。他于1900年1月1日动笔，第一卷在1903年就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06年第二版，1921年第三版），其余两卷则出版于1908年。这个三卷本还有1958年波士顿的重印本。此书虽然在很多方面有些过时，但作为一部经典著作，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后人再写学术史，必要感激这部材料丰赡、取材广泛的著作。不过，就整体而言，桑兹的著作实乃一古典学家的名录（catalogue），依年代、国家和著作划分，难称一部真正的学术史。书中缺乏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也缺乏贯通的结构。对于材料当中，何者属于朝生夕灭，何者有永久价值，则缺乏审慎的区分。（前言，第viii页）
    普氏先礼后兵，对先贤脱帽致敬，然后就是不客气的批评。他的意见若概括来说，就是：桑兹的书，材料太多，识见太少；只可作案头翻检的工具书，但难称有远见卓识的学术史。
    桑兹一书材料丰赡，是有目共睹的。一部一千六百多页的书，从对荷马史诗最早的校勘和赏鉴，一直写到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学的勃兴，堪比一座跨越两千五百年的长城。这座长城不是凭靠“思想”和“观点”硬撑起来的，而是由成千上万条具体的史料辛辛苦苦搭建的。读者展卷，只要读上十余页，便会惊骇于桑兹取材的广泛和穷尽（正是普氏所云“the range and thoroughness of its materials”）。这样的例子触手皆是，不能备举。我只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桑兹一书资料价值巨大。
    西方古代，荷马史诗的解释传统源远流长。有专门从事从诗中挖掘“寓意”者，擅长将篇中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转码”为抽象的概念。桑兹于此派叙述详尽，引证的材料非常丰富。既有广为人知的资料，也会引用相对偏僻的作家。比如西元前五世纪的哲学家阿那克萨革拉（Anaxagoras of Clazomanae）是最早开掘史诗寓意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荷马诗中所描写的阿波罗的箭矢，代表的就是日光，而奥德修斯之妻珀涅罗珀（Penelope）的纺线，实际上暗喻逻辑论辩之法则。他的“解码”工作具体入微，甚至认为纺线的经线相当于逻辑论证的前提，纬线则为结论，而珀涅罗珀手持的火炬则意指理性（中译本51-52页，下同）。这样一来，奥德修斯忠贞的妻子在纺机上劳作，就暗喻思想的编织和思路的运行。另外，桑兹还提到西元前四世纪的左伊鲁斯（Zolus of Amphipolis），此人对荷马史诗曾有非常苛刻的批评。比如他讥笑阿波罗将瘟疫降在希腊军营时，用箭矢先射的居然是牲畜。又挖苦宙斯的无能，竟然要用天平来衡量凡人的命运。他还像柏拉图一样，瞧不起泪腺格外发达的希腊武士（以上俱见122-123页）。总之，这位左伊鲁斯对荷马十分的不敬，除了挖苦，还是挖苦。我发现，在近人研究荷马史诗阐释的文献中，纺线的深微意思以及左伊鲁斯这些“酷评”（残酷之“酷”），很少为人引述，普氏在自己的书里于此二人也只是一笔带过（比如第70页）。所以，若要详细了解荷马史诗的注释传统，不看专书的话，桑兹的论述要比今人很多的文章包含更多有用、而且有趣的材料。
    再举一例。对亚历山大城古代图书馆的来历，以及藏书的命运，桑兹介绍得十分详尽（124-127页）。对传说中那场将数十万卷藏书化为灰烬的大火，他也做了多方考证。从《亚历山大利亚战记》的描述（公元前一世纪），到哲学家塞涅卡的说法，一直到五世纪早期的史学家俄若修斯（Osorius）的记载，桑兹都详细开列出来。他最后得出结论，整个图书馆的藏书毁于一场大火，这不过是传闻而已。同样论述这个题目，普氏的叙述则非常简略（见其书236页）。所以，读者若要获得有关西方古代图书馆的基本知识，不看相关的专著，那桑兹这几页已足够精准扎实了。
    普氏以希腊化时代专门名家，对公元前四世纪到前一世纪的希腊文献研究，要比桑兹更加专精。普氏的学术史上卷止于希腊化时代，实质上是一部希腊文语文学的历史。可是桑兹的胃口要大许多。因为他致力于作一部全史，所以必须包罗万象，凡与广义的“学术”有关联者，事无巨细，照单全收。而且桑兹口味也不挑剔，把语文学技术含量偏低的拉丁文献也全部纳入，所以《学术史》第一卷也覆盖了古罗马的修辞、语法和笺注。有关基督教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中世纪里古学的保存，这些题目桑兹也尽量网罗资料，做了全面的总结。所以桑兹的《学术史》虽成书于一百多年前，但收集的材料周至赅备，在史料的占有方面实未有能超越者。
    普氏责备桑兹一书缺乏所谓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leading idea），言下之意，桑兹的书材料虽多，仍不过是散钱失串。普氏的意见自有道理，但是桑兹是写通史，普氏是写断代史，目标不同。此外，两人对“学术”、“学术史”的理解和界定也不尽相同。桑兹对classical scholarship采用最宽泛的定义，指“对希腊、罗马的语言、文学与艺术，以及所有教育我人关乎人之本性与历史的准确研究”（中译本29页）。依这种定义，“学术”不仅涵盖一切与语言文字相关的材料，还带有英国绅士重修养、修身的意味（第一章第一句就有self-culture一词）。而普氏所承袭的是注重专精的传统，他将古典学术史的源头直溯到亚历山大城兴起的以校雠、训诂、舆地、制度为研究核心的古学家，而且认为这一传统乃是西方语文学最纯净的源头。所以桑兹更像是博洽多闻的博雅之士，凡涉及古学的题目都津津乐道，不复区分文学史、批评史、语言史、金石学、书籍史等等。而普氏则是崇尚专精的考据家，覃思于校勘、训诂、音韵这些小学，对不甚“学术”的学问分支（如哲学、诗学）便不下一语。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两人对古人的处理。凡属于文学批评的篇什，桑兹都不肯错过。柏拉图的文艺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些话题因为涉及古人对经典的评判（希腊文kritikos指对作品能够论断、品鉴的专家），所以也被纳入广义的学术史加以评述。而再看普氏，在第一部第三章（57-84页）讨论雅典哲人，对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对虚构文学的攻击，他只一笔带过，不愿浪费精力（58页）。相反，对《克拉底鲁》（Cratylus）这篇讨论语言学、语言起源的柏拉图对话，因与语文学直接相关，他就详细论述（59-64页）。这是桑兹详而普氏略的例子。
    相反，活跃于公元前三世纪到一世纪的亚历山大学派古学家，或校订荷马史诗，或注重天文、历算、舆地的考察，一向被奉为古典学术的正宗。尤其亚城最早的几位图书馆长，如芝诺多图斯（Zenodotus，约生于公元前325年）、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约公元前257-前180年）以及 阿里斯塔库（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前220-前145年），更是被后人奉为真正学术研究的老祖宗。桑兹仅以简短的一章便将西方古代的许慎、贾逵、郑玄一网打尽（第八章），而普氏则对这些古学家顶礼有加，决不肯将三位巨擘供在一所小庙里。他一定要将每一位都恭恭敬敬摆放在单独的祭坛之上，故而每人均单辟一章，详加讨论。这是普氏详而桑兹略的例子。
    普氏与桑兹的学术旨趣不同，在自己的《古典学术史》中，除了在前言中对这位前辈有所评骘，还不时在注释中与桑兹角力。他或提到桑兹（251页注2），或给桑兹纠错（249页注4指出桑兹一处笔误），或反驳桑兹的意见（如35页注3，106页注4，140页注7）。我发现全书中至少有一次，普氏动了些肝火。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首任馆长芝诺多图斯，第一次编辑了荷马史诗的校勘本。桑兹误信其他学者，称这位芝馆长“偶尔会嵌入自家韵句以全诗义”（132页），就是说他间或将自己的诗句羼入荷马史诗正文中。普氏发现桑兹这里没有列出证据，就自己动手，追查出桑兹所依赖的著作，而且破天荒地在正文中予以点名批评，“桑兹这番惊人之语完全无据”（114页），然后又说将校书家等同于造伪家，实在是荒唐无比（farcical）。这里就是直接批评桑兹诬枉古人。
    桑兹胪列资料力求赅备，但也极容易滑向繁冗，所以普氏批评他缺少重心也不算冤枉他。比如第十章，这样的缺点就暴露得格外明显。古罗马除了瓦罗（Varro，约公元前116-前27年）之外，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大家。但桑兹勉为其难，硬要将拉丁学术清理一番，结果只堆积成一部拉丁文学简史。所有的文人都平均分配到一两段简短的介绍，维吉尔分到一个自然段，贺拉斯分得六行，奥维德因其诗中广涉古代历法和神话，所以得到了十五行的嘉奖。第十五章中，桑兹将公元一世纪后期居住在罗马的希腊作家地奥尼修（Dionysius of Halicarnasus）现存的修辞学著作，撮述大意，把内容提要写满了7页（282-288页）。在291-295页，他又将托名“朗基努斯”的《论崇高》总结了一遍，这些都是桑兹书中乏味的地方。
    中国人治西方古典学问，若真能找到治国安邦的符咒，自然好。但更切实的目标，恐怕在于集众人之力，将西方学问的祖谱翻检一遍，把西人全部家底清点一番。桑兹的《学术史》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它把西人研究自家经籍的学者、著述、门派、传承统统登记造册。借助这样一份账簿，我们便有可能将西人压箱底的宝物搜出来，见识一番，摩挲一遍。但因这部书的部分章节有类目录（catalogue），或者清单（inventory），所以分析和论断有时便不免粗疏些。但是，也正因为这部《学术史》是一份明细，所以就必然十分的完备。因此，桑兹这部大书资料方面的赅备以及百科全书式的机械，对于普氏来说是缺陷，但对于了解西方学术甚少的中国读者来说，反倒有可能“蝉蜕”为明显的优点。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