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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史之难，无过于通。它不但要求史家具有丰厚的“史学”、超凡的“史才”，更要求史家具备卓越的“史识”。而才、学、识兼备，世罕其人。惟其如此，“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无数史家毕生的追求，“主通明变”也就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作为不断探索和追求的成果，中国历代史家在通史撰述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这笔遗产，到了20世纪，又增添了宝贵的新财富。20世纪是中国通史编纂由传统类型向近代类型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不同以往、各具特色的通史编纂成果大批涌现，使得中国通史的编纂和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这些老的遗产和新的财富进行清理和总结，推动中国通史编纂向更高水平的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令人欣喜的是，这个工作已经有人自觉地进行了，赵梅春所著《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于2007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一部对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进行系统总结和研究的著作，该书对前人关注不够的很多问题，如历史观的变化对中国通史编纂的影响、通史编纂的组织形式、通史编纂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等等，作了很好的解析。尤其是关于建立中国通史编纂学的设想，以其独特的眼光，将有关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体而言，这部著作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了中国通史编纂研究的发展： 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成就的系统总结 史学界对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关注与研究由来已久，大体而言，主要偏重于3个方面：一是从史学史的角度，对中国通史编纂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地位进行研究；二是研究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历程与特点；三是对某些有代表性的中国通史著作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这些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无论是从研究的主题来说，还是从研究的范围来看，这些研究是分散的、以个案研究为主。这种状况不利于形成对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整体认识。针对这种情况，本书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将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整合到一个有机的系统之内。这里所谓“系统”，除了对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历程的系统梳理外，还有就是将原来分散的研究主题连缀起来，由一点而数点，力求全面，从而构成由一个大主题统率的若干相关小主题共同组成的学术系统。 注重理论概括 如果说以往的研究主要偏重于个案与实证研究的话，那么，注重理论研究则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不管是分析历史观的变化对中国通史编纂的影响，还是阐释20世纪中国通史撰述内容的变化，抑或说明中国通史编纂形式的变化与发展，比较个人著史与集众修史的利弊得失，作者都力图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概括与阐释。比如，历史观是中国通史编纂中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和决定着通史著作的基本面貌。对于二者的关系，作者有着深刻的认识。她认为，一方面历史观的进步和更新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同时也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直接推动着20世纪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编纂；另一方面，历史观的变化虽然表现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各个方面，但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纂系统地反映出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因而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出历史观的变化。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作者辨析了进化史观在中国通史研究和编纂由古代类型向近代类型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说明了唯物史观对建立中国通史新体系的影响，并有意识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说明唯物史观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特点及其对相应阶段中国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影响。这种动态的分析和理论的观照正是作者理论意识的一个反映。 前瞻性的设想 这主要体现在本书的“后论”——关于建立中国通史编纂学的初步设想之中。前人关于通史编纂的实践不可谓不多，思想不可谓不丰富，但好像还未有提出建立“中国通史编纂学”这一主张之人。作者能够提出这一主张，不能不说具有理论勇气和前瞻眼光。按照作者的设想，中国通史编纂学应包括中国通史编纂史、中国通史编纂理论、中国通史编纂的基本方法和中国通史编纂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这是从理论、方法、学术价值等方面建构中国通史编纂学框架。作者在此提出这些问题，可见作者的思考深度和成熟度。如关于中国通史编纂的基本方法，作者超越了传统的限于体裁体例的讨论，注意到了通史类型的多层次性及其各自特点和要求，提出了通史编纂中的学术组织问题，思考范围扩大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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