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名师的治史方法——《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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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关键词】 《陈垣史源学杂文》（陈垣 著） |
《陈垣史源学杂文》(以下简称“杂文”)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书中收录了陈垣先生在开设史源学课程时所作的范文，出版不久就销售一空。此次的增订本，从十个方面对原书进行了增补与调整，增加了原来没有收录的文章八篇、陈垣先生关于史源学及“史源学实习”的若干论述、陈垣先生讲授“史源学实习”课程的教学资料等。
陈垣先生是我国20世纪的史学大师。在历史学及相关的年代学、校勘学、目录学、避讳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垣先生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开设过“史源学实习”的课程。陈先生在学生们自己动手、动脑实践的前提下，教授他们史学的研究方法。
忌轻信。中国自古就有研究历史的传统，特别是到了传统社会晚期的明清时期，运用历史文献考证历史问题的专著不断涌现。如，明清之际顾炎武的《日知录》。而集大成者，乃是清代的乾嘉学派，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箚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都是乾嘉考据学派的代表作。但由于历史文献在流传中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加上研究者本身的史学功底不足，治学态度又不够认真，导致许多“已经获得解决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结论。这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史学研究。陈垣先生开设“史源学实习”的课程，就有这样的想法。他在课堂上有意选取赵翼《廿二史箚记》、顾炎武《日知录》、全祖望《鲒埼亭集》的部分篇章，要求学生们认真核对文章中的人名、地名、年代、历史事件的史源出处，纠正其中谬误。在学生们做作业的同时，陈先生也身体力行地作出范文，后来就成了《杂文》这本书。《杂文》中有相当数量的文章都是纠正作者错误的。如:《〈廿二史箚记〉一列传名目沿革条正误》，指出赵翼忽视了“各史朝代之先后，与成书之先后不同”的现象，导致结论出现错误。《〈廿二史箚记〉四光武及汉文年岁考证》，由于赵翼先生在年代学知识方面未加留意，造成光武帝与汉文帝年岁的不准确。《〈廿二史箚记〉七〈晋书〉条末引唐艺文志订误》，指出由于赵先生依据的史料不当，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竟出现了人名、书名、撰注、次第四方面、十处左右的错误，使读者牢记引用正确材料的重要性。
读名作。陈先生读的第一本关于史学的书就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就是在这本书的指引下，陈先生一步步走进了历史学的大门。学历史的中心问题就是读书。如何选书，就成了一个必须重视的关键问题。通过读《杂文》，笔者越发感到选书的重要性。读书首先就要读经典，读名家名作。至于学者著作，主要是根据学界的评价来判断，比如:陈寅恪先生《隋唐渊源制度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被学界称为是隋唐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对于史学工作者，特别是隋唐史方向的学者而言，这就是必读之书。读古典文献，能够提高自己对历史的了解；读学者著作，则会提升自己对历史学的认识。陈垣先生开设“史源学实习”课程，就是为了培养学生治史的基本能力，而他选取赵翼、顾炎武、全祖望等人的名作来作为实习的对象，一则是希望学生们了解史家们是如何治学的，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学生们在认真读书中发现这些大家文中的错误。
勤动手。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实习”课，从材料搜集到文章写作，对学生们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加强基本功的训练。《杂文》(增订本)附录二中收录了陈垣先生对学生作业批改情况的记录。其中，陈先生对学生们在引文、用字、断句、书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一一予以指出，真是严师出高徒啊！对于初学者而言，打牢基础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应当以写小文章、短文章作为训练的手段。像《书〈读史拾沈〉杨妃年岁条后》一文，不足150字，却指出了《读史拾沈》考证杨贵妃年岁时所犯的四处错误，文字简洁，但每一个字背后却都包含着扎实的史学考证。
学方法。大量文献资料经过处理，被制成了电子版，可以在电脑上进行检索，这大大节约了史学工作者查阅史料的时间，提高了效率。但是这样做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作为史料检索者本人应当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有辨别史料的能力，同时具备严谨的治学态度。史源学就是初学者应当认真学习的基础课程。陈垣先生在《〈日知录〉部刺史条唐置采访使原委》文中，从《通典》、《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文献统考》中，辑出了关于唐朝置废巡察使、按察使及设置采访使的材料四十余条。然后根据设置时间、使职名称，从史源学、校勘学的角度逐条分析史料，找出多处年代、名称上的错误，最终得出了结论。文章末尾，陈先生写道“校勘学之不可不讲如此！”可见，传统史学方法的重要性。但是许多初学者不会像陈先生那样做。他们的方法是将巡察使、按察使、采访使三个词作为检索词分别输入电脑检索，发现哪部书中有这些词条，就直接在自己的文中引用，既不深究材料的史源，又不分析材料的对错，草草成文，应付了事。这哪里是在做学问啊！
陈垣先生是一代史学大师，他为史学界留下了巨大的财富。作为后学，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继承陈先生的品格与治史态度，运用他的史学方法，使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使更多的人了解历史、学习历史、热爱历史。
学大师纠错
孔祥军 《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
著名学者严耕望先生曾指出：中国近世史学大家有四位，钱穆、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四位大师各有风采，其中陈垣先生颇以立论坚实、考证谨严而著称。陈先生字援庵，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生于广东新会，自幼便对文史之学产生浓厚兴趣，虽无师承，自学成材，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诸多领域造诣颇深，形成了极有特色的治学路数。其中，史源学即由援庵先生唱发，流播肈域，影响深远。然而一般读者大都只闻其名，未知其实，即使在学界，也颇有对之误解者。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智超先生曾将其祖史源学方面的范作聚为一集，名之曰《陈垣史源学杂文》，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最近又由三联书店修订新版发行，增加了不少资料。笔者翻读此书，颇生感喟，援书简述，期明史学源之梗概。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援庵先生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初名“史源学研究”，后改为“史源学实习”。陈先生是这样解释这门课程的：“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检照其合否……”，“取清儒史学考证之书如顾氏《日知录》等为课本，注重实习，因其所考证而考证之，观其如何发生问题，如何搜集证据，如何判断结果，由此可得前人考证之方法，并可随时纠正其论据之偶误……”可以看出，史源学实习课的研究对象是前代史学考证名著，择取的标准是要有错误，“惟其中时有舛误，所以能做‘史源学实习’课程，学者时可正其谬误……错误以《剳记》为最多，《鮚埼》次之，《日知》较少”，“若全篇无甚错处，则不能作课本用矣”。故《杂文》中的范文大都是围绕赵翼《廿二史剳记》、全祖望《鮚埼亭集》和顾炎武《日知录》而作。具体做法是对著者考证论据进行审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这是史源学的核心内容，大抵可分三步：首先，确定需要审查的诸多义项，所谓“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等，这对研究者的学术敏感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次，寻找出诸项最早的文献依据，是至为关键的步骤，也是最为困难最见功力的一步。古代文献浩如烟海，没有过硬的目录学知识，根本无法判断需要去查找什么书，遑论找出各个义项的出处。然而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可以借助电子文献检索系统(如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方便快捷地进行搜索，当然对于搜索结果的甄别和取用仍然需要过硬的目录学知识。第三，将查出的最早文献与著作论据进行核对比照，若有相异之处，则需要进一步辨析、判断孰是孰非，完全要依靠研究者的考证本领来完成。《杂文》中收入的各篇范文从不同的角度实践了史源学的具体方法，印证了史源学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
实际上，陈氏创设史源学的意义更多的应该在于启发思考。就陈氏本意来说，史源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似乎过于狭隘，而且对于初学者来说，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进行史源学研究必备的大量知识，因此难以完成既定目标是可以想见的。但是若从开启史源学思路来说，则其意义要深广许多。从引用文献的角度来说，史源学思路告诉研究者必须择取最早的材料来进行论证，否则其取信度自然大打折扣。如需要征引汉初某条史料，则首选是《史记》，若使用《汉书》，甚或是《资治通鉴》，则显然有引据失当之嫌。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根据萧统《文选》中的诸多篇什已见《晋书》的情况，认为《文选》是依照西晋以来的定评编选而与刘勰《文心雕龙》无关。顾农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晋书》乃唐初官修编选远在南朝梁萧统编选《文选》之后，实际上是受到了《文选》的影响而录入一些经典篇章的，清水所言是乃倒果为因之论。此处清水便是没有理清《文选》和《晋书》之间的史源关系而闹出了大笑话。在版本系统中亦是如此，若存宋本，则不当用明本、清本，即使有后出转精的可能，但仍不如宋本有说服力。古代文献并不能拿来就用，需要进一步甄别，史源学思路的引入，使得研究者可以准确鉴定文献内容的真伪，从而为正确使用文献提供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史源学思路又为解决史学疑窦提供了一把钥匙。古代文献中经常出现关于某事的完全不同的记载，如何处理这种矛盾，深深困扰着文史研究者，若是从史源学的视角出发，问题往往会迎刃而解。与此同时，史源学思路对于古代文献的校订辑补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旧五代史》的辑补。清乾隆时编修《四库全书》时《旧五代史》已经亡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将之辑出，流行于世，其缺憾在于对《册府元龟》引用的大量史文未能重视。《册府元龟》一千卷，原名《历代君臣事迹》，是书史源在于历代正史、实录，故而可据之逆推《旧五代史》原本的面貌。陈垣先生早年即提出依据《册府元龟》重辑《旧五代史》，今人陈尚君先生最终实现了这一构想。
陈垣老史源学为史学研究拓展了一方新的天地，值得深入探讨和吸收。但正如上文所说，亦步亦趋的模仿没有太多的意义。而且抱着挑错的心理阅读前贤著述，似乎于读书正道有所偏离。“学者以找到其错处为有意思”，以纠谬来刺激学生的研究兴趣，虽然未尝不可，但终嫌目光短浅了一些。况且，鸡蛋里总能挑出“骨头”，所以笔者以为更为重要的是将史源学思路展现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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