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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史研究的新突破——评《多维视域下的古典雅典城乡关系》

http://www.newdu.com 2017-11-09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  淮北 235000)
    《安徽史学》2008年第3期
    城邦(Polis)作为解读古代希腊文明的一把钥匙,长期以来备受学界的关注[1]。顾准在其名著《希腊城邦制度》中解释为:“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2]廖学盛先生认为,“城邦,即通常所说的城市国家,它是人类社会最早自行瓦解的原始共产公社演化出的一种公民集体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系。”[3]因此,城邦带有小国寡民和以城为邦的外在特征。这种观点回答了城邦的本体论以及城邦的组成部分和基本特征,为学术界所接受。但是,由于受到英译(city state,汉译为城邦或城市国家)以及苏联史学界的影响,学界长期的研究所造成的一种倾向就是,似乎城邦就等同于城市,忽略了城邦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区域在城邦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解光云教授所著《多维视域下的古典雅典城乡关系》[4]一书,则另辟蹊径,从宗教、民主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考察了阿提卡乡村与雅典城市间的互动关系。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以乡村为中心的希腊史研究新视野的突破,使我国城邦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多维视域下的古典雅典城乡关系》一书共分为5个部分:
    “导论”部分梳理了希腊古典作家对于雅典城乡关系的论述,回顾了近代以来欧美学者对于雅典城乡关系的研究现状。第一章“宗教:城乡互动的信仰”,通过大量的史料挖掘,对雅典宗教节庆、戏剧展演和竞技赛会等微观细节作了深入地剖析,肯定了宗教在沟通雅典城乡关系中的特殊作用,得出了“对于雅典城邦来说,宗教是城市与乡村互动的信仰”的结论。第二章“民主:城乡共同的政治”,通过考察“德莫”中雅典公民权的界定以及在公民大会、议事会、法庭等公共领域的适用,分析了德莫与雅典民主制之间的关系,认为雅典的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议事会厅、议事会执行委员会会厅、忒罗、柱廊等以雅典城市为中心的公共空间是雅典城市与乡村民主政治生活共同的舞台,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城市与乡村共同的政治。第三章“经济:城乡互补的供给”,分析了阿提卡乡村的矿产资源、建材资源、制陶工业原料资源、以橄榄油和葡萄酒为主的经济贸易资源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在雅典城市繁荣和城邦存兴的意义,基于乡村资源的雅典城乡贸易和市集贸易的分析则体现出雅典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补关系。在以上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第四章“余论:城乡和谐——古典雅典城邦的强盛之道”中,从制度保障、教育等层面论证了古典雅典城邦的强盛之道即为城乡和谐。书中还以“附录”的形式,转载了作者所发表的关于雅典城市研究的相关成果——《古典雅典的公共空间》、《古典雅典的城市文化》和《希腊古典时期的战争对于雅典城市的影响》。书中妙笔生辉,精彩之处颇多,体现出作者在解析雅典城乡关系问题上的睿智和新意。
    首先,该书突破了传统希腊史研究模式,不是自上而下,开始自下而上地解构城邦,对于城邦理论研究作出了新的构建,体现了我国学者对于城邦理论研究的独立思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宗教视野出发,作者认为雅典城邦既是公民集体,也是一个宗教共同体。与宗教相关的节庆祭仪游行、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等体育竞技,以及戏剧、歌唱、朗诵、舞蹈等艺术赛会,这些活动体现了雅典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一面,而学界研究多注重其在艺术史、戏剧史、体育史层面的研究。[5]在立足于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作者从城乡公民在宗教生活中的参与入手,认为圣地作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不仅位于雅典城市,更多的分布于雅典城市之外的阿提卡乡村和边境地区。植根于乡村和农业经济的宗教历法和献祭实践将阿提卡乡村置于宗教祭仪的中心。雅典戏剧家的创作素材来自于城市和乡村,同时向阿提卡乡村公民展演,雅典城市和乡村同是戏剧之源。而竞技赛会的进行更是体现了城乡之间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交流。为此,作者认为,雅典一系列宗教生活的开展发轫于乡村,需要城乡区域(尤其是阿提卡乡村)与公民集体参与,这就在城乡之间形成了双向交流与互动,折射出了古典雅典城乡关系的和谐贯通。
    第二,结合学术界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研究的成果,作者从分析“德莫”(demes)含义入手,对“德莫”在雅典公民权的裁定和适用层面的重要作用作出了全新的评价,认为 “德莫最基本的政治意义在于对公民权的裁定”,“公民权的裁定植根于德莫”,[6]德莫是“微观的城邦”,是雅典中央权力机构运作中在地方上的“权力基础”。在分析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时,作者考察了德莫村长的职能,村长不但负责本村社自身的事务,而且协助或代表城邦中央权力机构在地方上代理的事务,诸如依法处罚和没收财物、征收非常财产税、提供符合服海军役条件的人员名单、负责宗教祭仪活动的经费筹集、组织祭仪游行、安葬死者等。[7]至于民主政治层面上如何体现城乡间的互动关系,作者结合雅典民主政治的程序,认为“作为雅典城邦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公民大会是全体公民参加的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是经由德莫抽签选举代表而组成的最高行政机构”,“陪审法庭是经由德莫抽签选举而成的最高选举和监察机构”,正是经过德莫,雅典民主的直接民主制特性得以体现。通过对于“德莫”的微观研究,《多维视域下的雅典城乡关系》一书解决了长期困扰学界的雅典公民权的起源问题,首次从城乡互动的角度对于民主政治的阶级基础和城乡间的民主程序的运作给予了回答,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践如何开展,雅典民主政治是什么样的一种格局?作者对这一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在《多维视域下的雅典城乡关系》一书第二章的第二节,作者充分将视野展开,在对雅典的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议事会厅、议事会执行委员会会厅、忒罗、柱廊等以雅典城市为中心的公共空间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雅典城邦的公共建筑集中于雅典城市,形成以雅典城市为中心的公共空间格局。但是,公共空间并非为雅典城市所独享,雅典城邦的公共空间是雅典城市与乡村民主政治生活共同的舞台。”[8]借助社会学符号——公共空间——的引用、分析,解开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城市与乡村共同的政治。
    第三,在经济方面,阿提卡乡村是否仅仅为雅典城市提供粮食?它的经济特性在城邦中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多维视域下的雅典城乡关系》一书给予了全新的解答。作者在坚持雅典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同事,对阿提卡乡村各种资源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并结合雅典的对外贸易以及城乡内部的贸易情况,认为“阿提卡乡村的丰富资源,不仅有利于平衡城邦的对外贸易,而且也经由市集贸易,适时补给城市之需,实现城市与乡村的资源互补和内需平衡。”[9] “离开了乡村,城市消费和对外贸易平衡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0]正如黄洋先生在点评解光云教授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时所指出的,对于上些问题的回答很有可能动摇一些传统的观点,提出新的见解,进而深化我们对古典雅典城邦的理解。[11]可以说,《多维视域下的雅典城乡关系》一书提出了令人鼓舞的见解,丰富了古典雅典农业史、乡村史研究的内容。
    在宗教、政治和经济视野之下,《多维视域下的雅典城乡关系》作者对于城邦给出了全新的阐释:“雅典城邦——城市与乡村的统一体”。 这就在确凿立论的基础上,突破了城邦史研究中“只见树木(城市)不见森林(乡村)”的研究模式。
    其次,在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多维视域下的雅典城乡关系》一书作者的深厚功力。书中史料原始且丰富,大量应用了古典文献诸如神话、史诗、戏剧等,尤其在戏剧史料的应用方面显现了作者的独到之处。中国史学界常常讲“六经皆史”,也有所谓之将民俗学、考古学等方面的材料应用于历史研究的范例。但是,在中国的世界史学界将大量的“边缘史料”应用于历史研究,尚不多见。解光云教授在书中应用了较多的诸如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阿里斯托芬等的戏剧资料研究古典雅典戏剧展演中透露的城乡关系的双向互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书中借鉴了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专业术语和研究方法。例如将20世纪80年代晚期社会学界的“公共空间”、“私人空间”概念应用于雅典政治生活的研究;将“贫富差距的制度调适”应用于古典雅典城乡和谐关系的研究等。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应用,向读者展现了希腊古典雅典的政治生活和城乡关系的图景。
    再者,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的统一在书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怀可以帮助历史学工作者更好地解读历史,《多维视域下的雅典城乡关系》一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作者对于雅典城邦实现城乡和谐方面所作出的措施也给予了论述。作者认为,雅典所实行的解负令、公民兵制、公职津贴制、征收非常财产税和公益捐制等实现了城乡贫富差距的制度调适;城乡公民教育的平等更是体现了古典雅典城邦对于城乡关系的和谐诉求和理想,和谐的城乡关系是古典雅典城邦的强盛之道。古典雅典城乡和谐关系的研究可以为了解和解决今天中国社会“和谐”问题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
    当然书中已有一些值得完善之处。
    在分析雅典城乡关系时,作者如果能够结合希腊其它诸邦城乡关系和中国古典时期的“国”、“野”关系进行中西古典学的比较研究,相信会使该书增色不少。以后者为例,中国古典文明史上国野关系几时所谓城乡关系,在一个城邦政治决策中意义重大。聊举一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前542年)记载郑国:“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这里所讲的“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实际上体现了乡村(“野”)在郑国外交决策中的决定性意义。[12]
    文中也个别字词的讹误,如第67页“給”当为“给”,第77页“葡萄机”当为“葡萄酒”等,希望在再版时得以修正。另外,对于古代诸如麦斗、塔兰特等计量单位应给出今天的换算公式,以利于学术著作的更好普及。
    但总的说来,《多维视域下的雅典城乡关系》一书仍不失为一部研究古代希腊史和古典雅典城邦史的新力作,必将推动希腊城市史、乡村史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廖学盛、刘家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解光云. 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施治生、郭方.古代的民主与共和[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 具体学术前沿可参见:廖学盛、刘家和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和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等。
    [2]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3] 廖学盛:《希波战争和雅典城邦制度的发展》,载于《世界古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4]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该书实为解光云教授《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的姊妹篇。
    [5] 如:(德)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希腊人的艺术》,邵大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法) 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杜小真译,三联书店,2001年;(英)伊斯特林(P.E.Easterling)编《希腊悲剧》,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英)勒维(Lever K.)著:《古希腊喜剧艺术》,傅正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等。值得一提的是,吴晓群的《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对希腊仪式的历时性发展线索作了一种历史的叙述,而且更强调了对仪式进行文化与社会功能的分析,并把仪式历史类型的源流演变置入这一主题叙述之中,展示了仪式变迁与社会文化演进之间的种种关系,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
    [6] 解光云:《多维视域下的古典雅典城乡关系》,第52页。
    [7] 同上,第50页。
    [8] 同上,第66页。
    [9] 解光云:《多维视域下的古典雅典城乡关系》,第76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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