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元：探索历史研究新方法
| | 研究历史有很多方法，《复活的历史》一书作者选择深入历史现场 | | | |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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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元
四川成都人，曾经是科学少年。北大历史系毕业，成为史学青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以人文学者自任。
北大毕业，留校协助恩师田余庆先生任教。东大毕业，供职于日本就实大学，任文科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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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出版了《复活的历史》一书，本书围绕秦帝国末期群雄竞逐的这一段历史展开，检索史料，考察实地，体察文物，以期复活当时的历史。
二千多年以来，秦帝国成为中华帝国的象征，秦始皇也成为大一统中国的形象代言人。然而，伟大的秦帝国的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五年。
作者不仅进行了复活历史的探索，而且致力于历史学的表现之美（按其说法，表现之美至少包括推理联想之美，传神之美，构筑之美和触情之美）。很明显，李开元的史学实践与此前的史学研究大异其趣。针对《复活的历史》一书所涉及到的问题，李开元接受本报专访。
体验历史就是复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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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历史》
作者：李开元
版本：中华书局 2007年4月
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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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为什么把书名取为《复活的历史》，历史真的可以复活吗？
李开元：历史是已经在时间中消失了的过去。对于今人来说，我们只能通过某种智力的体验才能理解历史。这种体验理解历史的过程，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历史的复活。在本书序言的原稿中有一句被删除了的话，“历史的复活，需要读者的参与”，后面才是现在的“只有我们互动起来，历史才能真正地复活。”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复活历史的方式，我复活历史，既使用文献，使用考古材料，使用学术研究成果，也注重实地考察，注重联想推理和亲临历史现场的体验，力图获得一种连通古今的新型的历史复活。
新京报：在通俗历史读物中，有史学家和文学家的著作之分，文学家著作的优点是可读性强，然多不可信；那么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本著作？
李开元：我认为我的这本书是历史叙述的著作，不是通俗历史读物。既是为一般的历史爱好者写的，也是为专家写的。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秦末这一段历史，本来就非常精彩，将历史的精彩，真实地传达给历史爱好者，是历史学家的职责之一。
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就是自己求通达和回归人文精神。我相信，如果专家们读这本书，也可能会得到一种宏观通达的补充，加深对于人文精神的关怀。
实地考察打通了历史叙述的路径
新京报：你在本书中为什么没有按照学术规范加注释？你不怕这样会导致读者和你的圈内同人把它当作“野狐禅”吗？
李开元：并不是所有的史学著作都需要加注释。一般而言，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是需要加注释的，本书是历史叙述，不加注释是可以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心中史学的楷模之一，它就是历史叙述，是没有加注释的。在《资治通鉴》的背后，有《通鉴考异》作为学术支撑，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注释吧。
新京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认为像你这样到实地考察对于历史研究有什么帮助？
李开元：我的历史考察，首先是走进历史现场，临场体验历史，这对于理解和叙述历史，有不可取代的重大作用。至于对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帮助，可以举第六章第10节“悠悠漳水祭英灵”的例子，我不去现场，根本不可能理解巨鹿之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项羽渡河破秦军的路线和战况。
对我自己来说，能够将实地考察、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实实在在地达到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效果，是我写作《复活的历史》的最大收获之一，我觉得我终于走对了路，历史叙述成了历史研究的原动力，实地考察成了连接二者的关联。
很多史料司马迁不知道
新京报：本书一开始，你就对受陈胜派遣的周文军在戏水东岸停止前进的原因进行了自己的解释或者说“复活”，如果你的解释没错，那么可以说填补了司马迁所留下的空隙。按道理说，司马迁离秦朝更近，你认为距离这个历史事件更远的你更能解释清楚这件事情吗？为什么？
李开元：我研究古代史多年的最深感受之一，就是已经消失的历史宛如汪洋大海，我们所知的历史不过是点滴浪花，以数字比喻而言，我们知道的古史不过是万分之零点零零一。古代史编撰，都是挂一漏万的。这是古代史的艰难，也是古代史的魅力，留下了无限广大的有待填补的空间。
这些年来，由于大量的考古发掘的结果，新出土的史料数量，已经超过传世的文献资料，我们对于古代历史的知识，在很多方面已经远远地超出古人，超过《史记》和司马迁。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新史料的出现，古代史已经被重新改写了。在今天，如果仅仅读过《史记》就来讲古代史，肯定是陈旧而肤浅的。
司马迁在编写《史记》的时候，距离秦末已经一百多年了，他只能根据非常有限的史料和一些当事人后代的口述传承来作选择性的编撰。特别是有关秦国的历史，他曾经苦恼地抱怨史料过于稀少而且年月不清，只能粗粗地了解个大概。可以说，我们今天知道的很多有关秦的史料和史实，他都是不知道的。
比如说，兵马俑他就是不知道的，起码《史记》没有提到过。再比如说，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约有1200枚，主要是关于秦的法律文书；1983年湖北江陵出土的张家山汉简超过1200枚，主要是汉初的法律和各类文书；2002年湖南省龙山县发现的秦简超过36000枚，主要是秦的行政文书，这些东西的大部分，司马迁都是不知道的，在《史记》中也没有提及。
所以说，距离历史事件更远的今人，比距离历史事件更近的古人更清楚历史事件，是完全可能的。我对于戏水之战的复活，只是根据新的出土文物和实地考察的临场体验，用一种合理的推想，填补《史记》记事中的缺环而已。
合理的推理是历史研究规则之一
新京报：你的这个结论有推理和想像的成分，学术研究讲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你是否违背了做学问的宗旨和方法？
李开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是历史学中史料学派的严谨说法。不过，在历史学中，证据的还原物（或者说是原本）是史料，证据是对史料加以解释后的使用物，使用证据再加以解释才能够构成史实。在从史料到证据，再到史实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有解释的成分加入。
解释是一种个人的智力活动，解释的规则在于合理，就是逻辑严密。
在中国，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傅斯年先生，他有一句名言，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片面的深刻，只是将砖瓦当成建筑物了。傅先生还有一句名言，他形象地形容历史学家的工作状态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十分喜欢傅先生这句话，常常引用，情不自禁补上横批“勤动脑筋”。
新京报：你的文笔文学性很强，你认为历史和文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开元：历史的核心价值在于求真，文学的核心价值在于求美。美有实美和虚美。虚美，就是虚构之美，这是文学艺术所独擅的美。实美，就是真实之美，贯通历史和文学，甚至通达科学。
实美这种价值观，包括发现之美和表现之美，我在本书中所追求的推理联想之美，构筑之美，传神之美和触情之美，都在其中。遗憾的是，多年以来，历史学的美和对于美的追求，竟然被忽视而遗忘了。我最近有美丽的历史学的提法，就是希望为历史学正名。或许，从追求“实美”的意义上讲，我的这本书似乎有“纪实文学”作品的特点？
新京报：日本的推理小说对你有影响吗？
李开元：有。不过，相对于日本的社会推理小说而言，我更喜欢英国的侦探小说，特别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我喜欢比较纯粹的推理，不喜欢枝叶和花絮太多。
[方法解析]
李开元历史研究新方法的步骤
1、综合解读史料、文献，发现疑问，提出质疑。
2、深入历史现场，做考证勾沉。
3、再结合史料和文献，做观察推敲，做推理联想。
4、得出结论。
以下为李开元探访历史现场的情景，分别节录于本书第五章，既是同一往事三种不同的折射映象，也是复活同一历史事件的三个不同阶段。
历史情景之一：往事的迷雾
时间：公元前209年8月
地点：骊山始皇陵附近
人物：数十万秦楚军将士
事件：周文军停止前进
陈县豪杰周文，率领数十万楚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举攻克函谷关，抵达骊山脚下的戏水东岸。秦帝国首都咸阳的陷落，就在眼前。然而，周文军突然在戏水东岸停止前进，给了垂危的秦帝国以喘息的时间。
疑案：周文军为何在戏水停止不前，却因史书失载，成为千古疑案。
历史情景之二：遗物的出土
时间：公元1974年3月
地点：骊山始皇陵附近
人物：打井的农民和发掘的考古学家
事件：兵马俑的发现
陕西临潼西杨村的农民们，在村外打井的时候，挖出了大量残破的陶器。震惊世界的秦兵马俑，由此被发现。兵马俑安放在一、二、三、四号俑坑中，八千余具陶俑，按照作战陈兵的阵势排列，忠实地再现了帝国秦军的原貌。兵马俑军团的原型，是秦帝国的京师军主力，即中尉军的一部。
疑案：兵马俑是始皇帝的陪葬品。始皇帝死于公元前210年，次年九月，当周文军抵达骊山脚下的戏水时，兵马俑军团的原型，负责守卫首都咸阳的京师军主力，秦帝国的中尉军到哪里去了？
历史情景之三：历史学家的搜寻
时间：公元2004年7月
地点：骊山始皇陵附近
人物：当代历史学家
事件：考察骊山戏水
以实地考察而论，东以戏水为壑、西以灞河为防、北傍渭河、南背骊山的这一片地方，天然形成一个狭窄的通道，正如瓶颈扼守着由函谷关通向咸阳的大路，成为保卫首都咸阳的最后一道屏障。秦帝国守卫首都的京师军主力，即中尉军的屯驻地，应当就在这里。
解谜：屯驻于鸿门、灞上一带的秦军中尉部队集结在戏水西岸布防，誓死保卫首都。周文军被阻止在戏水东岸，被迫停军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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