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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前近代时期的边疆地区，多被预设为一个恒定性的“边缘”范畴，然则进入近现代以来，伴随着经济现代化含义的植入，借由地理位置与社会发展的双重推动，边疆的范围已经具有变动性的特质。当前边疆省区在努力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大多充满“从边缘到中心”的情怀，试图以此摆脱边缘化的角色。不言而喻，“一带一路”战略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重新思考边疆传统发展模式的新视域，即边疆地区从曾经的发展边缘地带，将经历一个“去边疆化”的进程，呈现出其开放、多元的一面，边疆议题越来越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性意义，因此之故，边疆地位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边疆省区已经成为中国当下最活跃的政治空间与经济地带，关乎国家发展大局。 关 键 词：“一带一路”战略 边疆地区 边缘 中心 历史时期中国的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有着绵延不绝的密切关系，但在一些“中原中心论”者看来，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单向的，即大多数情况下是中原施惠于边疆，边疆地区往往接受来自中原地带的恩惠与庇护。这一观点能够在汉文文献史料层面找到足够多的佐证，官修史书大多也抱有这样的见解。大抵基于类似的立场，以往人们谈论中国边疆问题时，多未超出传统的“中原中心”史观之窠臼，莫不以中原王朝或中原文明为轴心，边疆地区被有意无意间置于从属或陪衬地位，并且边疆地区即使进入中原的视野，亦常常被视为破坏中原“先进”经济的落后一方。 本文试图超越前述那种传统的“中原中心主义”叙事体系，结合当前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转换一种观察的视角，即在长时段、跨区域的历史地理纵横轴上，以边疆为本位，重新审视边疆与内地、边疆与中国的关系，旨在“发现”(抑或“重现”)中国边疆研究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紧密关联性；同时，亦期待通过这一课题之研究，展现另一种观察、认知边疆之于中国的视角：即从边疆看中国，考察边疆省区在“一带一路”战略助力下所展现的“去边疆化”认知与实践。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拟建立一个研究框架，希冀就以下四个问题展开讨论：第一，从历史主义的维度，探讨“边疆”在前近代与现当代语境下，恒定与变动意义的转换；第二，从在地化的视角，考察边疆省区对于“一带一路”战略覆盖下自身地位之认知；第三，从理论上解构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发展认知，阐发历史时期、现当代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边疆传统发展模式面临的蜕变，构建中国边疆发展新视域；第四，探讨边疆地区作为国家的开发、开放前沿，当如何与国家战略相契合，以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 一、“边疆”：恒定，抑或变动 前近代的中国，“边疆”一词作为一个帝国语境下的概念，往往与“中央”“内地”“中原”对举，用以指称中央王朝的边缘地带：在文化上来看，这是一块文明与野蛮的过渡带①；在政治上来看，则是一条维护帝国中央安全的藩篱②。这种“中心- 边缘”关系的知识构建，最早体现于三代时期的“五服制”。有研究者指出，“五服制”是一个以帝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它将世界分成五圈，由核心圈，通过若干中间圈的过渡，到了外圈的“荒服”。毫无疑问，这个意义上的“五服”以“自我”为中心，构成了朝贡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古代中国的等级化世界观的具体表现。同时，“五服制”也含有将四周视作中心的秩序源泉的意思，它编织了一个差序格局，以“我”为中心来衡量自我与他者间的亲疏距离，自视为世界文明的顶点③。或可这样认为，这种由核心圈、中间圈、外圈构成的层级，实际上折射出了基于“中原中心主义”而产生的一种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之间的分布态势。 “五服之说”根深蒂固地造就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华夏处于一种“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相对完满状态，享受着作为世界中心的古典荣耀。华夏对自己作为“天地之中”的中心地位和绝对权威深信不疑，从而自信地把自己形容为“夏”或“华夏”；同时，在这位“自我”看来，作为外来的边缘“他者”总是野蛮、弱小的“四夷”。由于这种明显的“自我”与“他者”的差序格局，“华夏”才具备足够的自主和自信，可以“虚怀若谷”地向“夷狄”开放。不言而喻，正是由于有了四周“夷狄”之“镜像”，“自我”的位置和权威才得以确证：华夏族自认为处于中华文明发源的中心地带，为“天下之中”，这为其以华夏为中心的优越心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由于与“四夷”在经济、文化、生活习俗乃至服饰上的巨大差异，华夏族理所当然地以“礼义之邦”“冠带之国”自居，当面对周边衣皮、穴居而又生食的“四夷”之际，抱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进而将这种优越感转化为一种普遍性的知识，即在官方文书和经典文献中充斥着对于边疆“四夷”的歧视之辞。 显而易见，如果以历史主义的视角观察中国边疆的“认知构建”，我们会发现，传统中国主流社会对于边疆地区大体上存在着一个知识上的盲区。这种“无知”状态，一方面源于对其历史、语言、文化、地缘等方面知识掌握的匮乏，以至于将边疆变成了一种基于内地经验而发的“异域想象”；另一方面，尤应指出的是，由于固守“中原中心主义”的立场，前近代的边疆地区，相对于中原地带而言，多被预设为一个恒定性的“边缘”角色。 然而，如果对历史文献稍作梳理，我们就会发现，“边疆”一词的含义丰富多彩：历史时期，它不仅作为一个固化的国家领属疆域的界限而存在，而且还蕴涵了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的发展性命题。亦正基于后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结构性差异，对于区分边缘与中心具有根本性意义。比如，迄至唐朝末年，中国南方之开发，仅限于长江流域，至珠江流域，尚为汉蛮杂居之区、官吏谪戌之所；然则伴随着宋室南渡，以及因此发生的中国民族第二次大迁徙，南方始达于全盛，中国文化中心亦自汴洛之间转移至东南沿海，以至于朱熹发出如下感慨：“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④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直至20 世纪初，作为清朝“龙兴之地”的东北地区仍被视为边疆，然而，伴随着俄国对中东铁路的修筑与运营，以及日本对于东北地区南部的开发，迨至20 世纪20年代末拉铁摩尔考察东北地区，拉氏认为该地区已逐渐摆脱“边疆”的形象⑤，尽管那里最早的现代化开发主要是由俄日殖民主义力量完成的，但是一旦经济发展改变了东北地区的社会面貌，东北就不再是“边疆”了。 放眼现当代，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边疆内外交通的改善(它既表现为中国国内公路、铁轨交通的长足升级，还包括欧亚、中亚、泛亚等多条跨境高铁的筹建)，这一方面降低了边疆与内地交往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边疆地区从中国边缘变成了沟通周边国家的前沿，由此，边疆省区之地位亦将不得不予以再审视：如果依照前述“现代化”视角，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作为考察边疆的指标，许多曾经被视为边疆的地区，如广东、福建等地，经历了一个“去边疆化”的过程，现在已经不再被视为“边疆”。从全球史的视野观察，上述转变实际上有其内在的逻辑：地理形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反过来重塑地理形态，相辅相成地推动着“边疆”的定位转换。藉由地理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两个要素，再辅以现代化的观察视角，其结果是，“边疆”的范围并非一成不变。 二、“一带一路”战略：“边疆”变“中心” 当然，前述有关边疆地区的叙事模式仅仅是一种“从中心看边疆”的视角，如果变换一种视角，即“从边疆看中心”，则将呈现出另一种图景：“边疆”只可能是国家的边疆，而非生活于边疆之人的“边疆”⑥。事实上，边疆地区的人们对自身的认知与定位往往反复多变，而非如“中心叙事”模式中的那般恒常，即它经常自觉不自觉地脱离“中心”对“边缘”固有“边疆”角色设定的程序。从积极的方面看，边疆省区在不同时期内受中央政府宏观战略的驱动，使得其自身对摆脱边缘的角色充满了豪情壮志。这种从边缘到中心的冲动与变奏，从时空的纵横轴观察，其峰值愈往后推，愈益显得强劲有力，它幻想通过中央政府对边疆治理战略的调整、外交与周边关系外交战略的拟定、国家治理层面中央对边疆地区的依托等诸客观条件，汇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通道。 如果说，近现代中国发展的进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历史和地理的互为形塑的历程，那么，迄至当代乃至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又将如何借力于社会发展，再塑地理形态?基于这种观察视角，审视当下中国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我们是否能够获得一定的启示呢?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正在从事这样一项工作，即通过相关研究证明：如果说，历史时期边疆地区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中国的地理边缘与文化边缘的话，那么，在当前中国国家战略顶层设计的鼓舞下，这样一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边疆亦有可能成为区域社会的“中心地带”。当我们将观察的视角聚焦到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的先行研究之际，考察边疆省区本土研究者的旨趣，足以对此问题获得更多启发：云南、广西的地方学者大多论证了各该省区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所处的连接东南亚与东亚、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桥头堡地位⑦；新疆的研究者则乐于强调新疆在此战略中的欧亚大陆物理中心的位置⑧；海南、福建等沿海边疆省区的研究者则试图将本省置于勾连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枢纽位置之上⑨。不言而喻，边疆省区的本土研究者们对此问题的阐释，不仅仅是基于历史主义的视角——原来历史时期它们就曾处于东西方文明交通的枢纽位置上；还在于其现实主义的诉求——怀抱摆脱当前边缘地位的美好愿望。在他们看来，这种愿景不惟有历史之于现实的观照，使得其成为可能；而且还有现实国家战略之于地缘政治的辐射，因以变得可行。 前述边疆本土学者所持观点还可从改革开放以来边疆省区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位的过程中得到印证。这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广西、云南两个边疆省区。首先来看一下广西。在1992年以前，广西对自身的定位为“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边疆民族省区”，并将这种区情归结于因毗邻边境而经历的三次边境战争⑩。稍后受益于中越边界的勘定，以及国家沿海沿边开发战略的实施，广西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地缘优势，并在历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文件中重点强调其作为唯一与东盟海陆相连的边疆省区的优越地理条件。最近，作为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因应，广西提出要将自身打造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门户和新枢纽(11)。云南在改革开放初将省情概括为“边疆、民族、山区三位一体”的省份。这一概括虽然符合实际，但发展战略仅限于国内，这也跟当时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省份的国内情况相符。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2000年5月，云南提出了《中国西部大开发云南行动计划总体构想》，把将云南建成中国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当时称第三条亚欧大陆桥) 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之一。彼时，云南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自身独具的国际通道经济战略的先发优势。2014年以来，受“一带一路”战略之启示，云南进一步阐扬，它不仅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更因其拥有面向“三亚”、肩挑“两洋”的独特区位优势，还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省份。 事实上，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报刊、网络等媒体就会发现，自中央政府决定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来，上述那种“从边缘到中心”的冲动不仅仅存在于广西、云南两地，其他边疆省区亦有类似的期待。较有代表性的言论，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2015年两会期间阐述新疆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时即强调：“新疆是物理意义上的亚洲中心， 是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向东国内市场有13 亿人口，向西同样有13 亿人口。既可以服务国内，又可以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开放的沿线国家，是一个天然的核心区。”(12)不言而喻，各边疆省区均意识到了国家战略实施为自身带来的机遇，与边疆有关的议题不再受到地理空间的局限，正在史无前例地从“边疆”走向“中心”，同时亦在以实际的努力推动所在边疆地方由昔日的改革末梢变为当下乃至未来的开放前沿。 三、新视域：边疆传统发展模式的蜕变 一般而言，基于多数历史的感性认知与现实体验，处于中央地带的人们通常会将边疆地区视为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范畴的神经末梢。边疆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的状况，主要表现为地理上的边远性，以及因此带来的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的欠发达性。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早在1893年，美国学者特纳发表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在文章中，特纳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理论。该理论认为，边疆向“自由土地”的不断推进是塑造美国特性的最重要因素。此种边疆经历使得美国的历史不同于欧洲：“自由土地”的存在为美国人提供了欧洲人所不曾享有的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同时，在边疆地区求得生存的斗争，要求新来者“回归原始状态”，这为美国西部提供了社会重建的机会。此外，特纳还认为，在“自由的边疆土地”上定居和生存的过程塑造了美国化的特质和制度，加速了不同种族集团的移民之间的融合，使得年轻的美国得以“巩固”和“民族化”，促进了社会和政治民主。美国的一些显著特征，如创造性、实用主义、好奇心、不断进取的精神、乐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一切的形成都要归功于边疆的开拓(13)。显而易见，在特纳看来，边疆是推动美国社会历史进步的核心动力，开拓边疆不仅使得美国在经济实力上成为最发达的国家，而且还培育了独特的美国文明和美国精神。 大约在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亦就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边疆地位问题作了精彩论述。列宁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央黑土地带各省和伏尔加河中游各省资本主义发展最慢；中心工业地区次之；发展最为迅速的是俄国西南边疆的其他地带，如波罗的海沿岸、立陶宛、新俄罗斯和北高加索等地(14)。换言之，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状况，呈现出一个地域上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形：越是帝国的核心地带或离帝国的核心地带较近的地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缓慢；反之，越是离帝国核心区域较远的边疆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迅速。列宁对于这一看似偏离一般常识的结论作了层层剖析。原来，俄国固有的农奴制残余阻碍了中央地带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在边疆地区，那种原本发端于中央地带的以农奴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并不牢固，这反倒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边疆地区的扎根提供了便利，且有利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基于前述思考，列宁预言，伴随着新的生产关系之形成，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实可谓巨大，“边疆地区保证了俄国资本主义不仅在纵的方面，而且在横的方面都得到巨大的发展”(15)。 从长时段及更广阔的空间轴来考察前近代中国的历史，我们还会发现，历史时期，地处边远的游牧民世界对于中国历史疆域之构造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按照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说法，“唐王朝的中衰实际上具有比一首令人黯然神伤的超长挽歌更多得多的历史意义”。也就是在此之后，范阳作为横跨华夷的政治中心，真正地开始其显赫历程，最终依次作为契丹(辽)的副都南京、女真(金朝)的首都中都，蒙古世界帝国的首都大都。它意味着这不平凡的六百年孕育并实现了中华帝国从“小中国”——这个在盛唐时期曾膨胀到它的极限——转型为“大中国”的一次漂亮的转身，“它所蕴含的意义极大，因为中国走上了‘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16)。中国学者姚大力亦认为，正是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为现当代中国拥有如此广阔的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17)。 结合上述分析，显而易见，“一带一路”战略所揭开的是一个“去边疆化”的时代，即通过依赖顶层设计、跨区域发展等重大战略，传统意义上的边疆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从而具备了超越过去那种依赖中央(中心)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如果说，在一个近乎封闭、自给自足的传统王朝社会里，帝国的核心地带必然地占有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同时由于其资源的有限性，自然而然地随着地理的近远，必然会存在着从中心到边疆逐级递减的阶梯效应；那么，时至近现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社会发展区域化的深入，边疆地区不再将中心地区的资源分配视为唯一的出路，它更可以得益于地缘的优势，依靠所在区域社会发展的共振效应，从周边国家或地区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资源。由此视角出发，边疆地区不再因远离中央地带而被边缘化，相反，它可以参与到区域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去，进而谋取作为“区域中心”之地位。 四、战略契合：“边疆”与“中心”关系之协调 当前，多数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的强势崛起仍然抱有防范心理，对于“一带一路”战略也怀有一定程度的疑虑或担忧。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种基于宏大战略而产生的困境是结构性的，“世界经济的重心向亚洲的偏移将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问题，而绝不只是经济问题。反过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18)。面对诸多困境，一个问题不得不予以提出：当前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如何实现转型，将其由一个中国元素背景十足的国家战略升级为一个区域性的大战略?中国致力于将该战略定义为开放、全面、共商、共建、共享的战略机制，那么，涉及该战略的各个国家应当以坦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担心与关切，中国亦应在此过程中努力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消弭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猜疑之心。 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实践者，边疆省区本应在中国与邻国关系方面架起“增信释疑”的桥梁。然而，一个直观的现实则是，中央政府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之初衷，不仅仅是基于经济发展与金融扩展的需要，还有外交战略的考量；但对于边疆省区而言，它往往以实际的经济利益作为自身追逐的目标。我们在广西的调研中就注意到，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的地方规划性文件及学术性文章，大多注重考察本地区融入“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优势与劣势，以及探讨如何借助该战略为自身带来何种经济利益。毋庸讳言，无论历史时期，抑或当前，边疆省区的自我定位与中央政府、社会精英对边疆地区的定位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就“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过程而言，中国政府不同部门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但很显然，中央和地方不太可能以同一种方式看待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可能发出同一种声音。当前，研究者对此战略的理解与阐释，亦存在着不同的叙事文本(19)。 于是，建立在上述讨论基础之上，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予以提出：中国政府为保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提供足够多的公共物品，还要建立一种可与其他国家共享的价值观；但对于具体承担该战略实施任务的边疆省区而言，它往往会将经济至上作为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准则。如是，边疆省区经济发展与国家利益又当如何契合?边疆与中心如何形成更为有机的联系，以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 为回答上述问题，我们还需将这种基于历史主义视角的“一带一路”战略置于其历史的本初场景，还原其作为跨区域社会体系及历史文明的纽带的意义，亦即在强调其经济发展功用之外，还应观照其作为一种共有文化价值观的示范性。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具有强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它的建立与发展是东西方先民共同努力开拓的结果。丝绸之路最初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是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纯粹贸易的范畴。历史上，富于开拓精神的东西方先民很早就不远万里、长途跋涉，或扬帆远去、驶向浩瀚的海洋，吸收不同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与此同时也将根植于自身的文化传向异域。这些交往不仅周期性地赋予了传统中国社会以新的活力，而且还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与融合，形成了富有创新性的共生、共荣的区域性社会。此外，如果对历史时期围绕海上丝绸之路而展开的商贸、政治、文化、移民活动稍作梳理，即可观察到一个一直以来被遮蔽的事实：古代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周边邻国间的关系，均无法简单套用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式加以解释，这一溢出民族国家框架的部分，恰恰是今日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所倡导的价值观——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一个共有社会、生活区域予以对待，我们将会发现，和平、稳定时期的丝绸之路所经各地，原来是最为活跃的区域，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地带(20)。历史上的这种中外互动交流，在今时今日已经成为广义“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各国或地区拥有的共享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为开展政治、经济、贸易领域的对话创造了可供拓展的空间。 正是基于历史时期海、陆丝绸之路的感悟，作为历史上曾处于丝绸之路枢纽位置、地理上与周边国家山水相连的中国边疆省区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可以承担更多，而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意义上的作为。事实上，一些边疆省区在加强与周边国家友好交往方面已经有了多年的具体实践，并且颇具成效。我们在广西防城港市的调研过程中，即发现当地政府特别注意与毗邻的越南地方政府开展外事交往。具体而言，这些外事往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配合国家周边外交，举办或承办以“睦邻友好，互利合作”为主题的中越边民文化联欢活动；二是以缔结友好城市为平台，积极配合国家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三是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深化双方的交流与合作。不言而喻，此种以边疆省区为媒介的对外交往，是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补充。相较于中国国家层面宏阔而机械的外交战略，这种基于边界双方民众日常生活之上的地方(民间)经济、文化交流显得温情脉脉，当更能叩动毗邻国家民众的心灵，彰显“一带一路”战略的“软实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战略与我们当前的边疆治理理路有相通之处。新时期的边疆治理思维，既应着眼于解决内部困境，又需具备国际视野。这是因为，当前对于某一特定边疆地区的治理，不仅仅涉及区域内的辖治，很多时候它还牵涉到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处理。这是相对于内地的治理而言的一个较为复杂的地方。全球化时代的周边关系的处理，蕴含着合作与冲突的两种方式。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学会在实践中妥协，维持利益的动态平衡，这是维护良好外交关系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外交艺术。就“一带一路”战略的构建而言，在下一步的实践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一系列事关国家战略利益博弈的合作与冲突。作为该战略的倡导者，中国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及相关国家的经济担当、文化共享等问题，势必让全世界拭目以待。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为中国崛起提供持续的发展力量，在这个整体战略目标下，包含三方面的具体战略：第一，面对日益严峻的边疆问题，中国需要审时度势改善边疆治理策略；第二，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开始出现乏力的征兆，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广袤的边疆地区则有可能为此提供新的空间；第三，中国在面临复杂地缘政治和世界格局下采取的新型外交战略(21)。基于这三个具体的战略目标，边疆省区在具体实践中应当认识到，“一带一路”战略绝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经济战略，还涉及外交、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领域，需要站位全局、统筹各边疆省区的区位、人文、经济等优势，有效调动各地积极性，合理有序参与融入。 显而易见，在当前中国崛起且与周边国家、世界大国关系普遍紧张的背景之下，“一带一路”战略的施行不仅是一项看得见、可量化的经济发展战略，还是一项潜在的、展现中国担当的重大国际外交战略：“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作为一种基于传统的丝绸之路文明的路径回归，实际上是一种对外输出文化软实力的传播行为，需要考虑构建一种能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共享的价值观。边疆省区要想真正地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家战略利益相契合，尚需在撬动经济杠杆、为当地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同时，留意内与外、中央与地方的协调互动，适时地为“一带一路”战略注入亟须的亲和力、软实力。在此过程中，边疆省区除推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以外，还应当努力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对传统丝绸之路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化表现形式，激活其生命力，按照时代的新进步与新发展，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予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与感召力，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共享文化价值观的构建。 五、结语 根据本文的研究，得益于国家战略设计与地缘政治图景的双重利好，当前的边疆省区在努力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之际，大多充满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情怀，试图以此摆脱边缘的角色。尽管这种从边缘到中心的角色定位，很多时候是基于“在地化”的视角而发，但从一个层面亦表明，不能将中国历史看作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熔化”或“融合”的过程。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我们还应尝试以边疆为本位，将“地域视角”和“边缘视角”视为理解“中国性”的一个端口，用作观察“中国”的历史构建过程。 毋庸置疑，人类历史的进程，从来不是呈一种单线的历史发展模式予以演进，恰如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一样，世界历史的发展路径亦呈复线之势演进。恰恰从边缘的视角看中心，我们会发现，历史上，中国的边疆地区与相邻的周边地区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交往关系，这些交往行为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与融合，形成了富有创新性的共生、共荣的核心圈(22)。并且，在此过程中，边缘与中心的定位并非恒定：中心变边缘、边缘变中心，一切皆有可能。就此意义而言，边疆不是“边陲”，而是“中心”。 总体而论，此前人们大多习惯于从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战略利益的层面来考量边疆地区作为国防要地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视其为一个封闭意义的存在；然而，“一带一路”战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检讨边疆传统发展模式认知、构建边疆发展新视域的契机，即边疆地区从曾经的发展边缘地带，将经历一个“去边疆化”的进程，呈现出其开放、多元的一面，边疆议题越来越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性意义，因此之故，边疆地位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边疆省区已经成为中国当下最活跃的政治空间与经济地带，关乎国家发展大局。 当然，从国家层面予以考虑，“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这个时代，仍然是一个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和区域发展的时代，边疆省区亦应考虑自身能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些什么。事实上，依据本文的考察，边疆省区基于自身独特的地缘、民族等人文要素，不仅可以成为连通中外的经济、贸易枢纽，还可以提供润滑国际交往所需的软实力。 注释： ①前近代的中国存在着一种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夏中心观，它以信仰“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为其认识前提：彼时，古人相信自己居于天下的中心，有中心就有四边，他们故称“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引自(宋)石介：《中国论》，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 ②前近代中国中央王朝与边疆外缘的属国之间建立了一种制度化的政治体系，即宗藩体制。在这一体系中，中国(作为宗主国)与属国的关系是一种以大事小、以小事大的封建政治关系。对属国来说，尊奉中国为上国，“奉正朔，求册封，定名分”，取得中国的承认和保护，名正言顺地进行统治；而对中国来说，则以属国为屏藩，维护天朝的安宁。 ③王铭铭：《三圈说：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社会科学》，《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第82～99页。 ④(明)丘浚撰：《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下)，卷86，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起秀堂刻本。 ⑤[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49页。 ⑥关凯：《反思“边疆”概念：文化想象的政治意涵》，《学术月刊》，2013年第6期，第140页。 ⑦吕余生：《深化中国—东盟合作，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学术论坛》，2013年第 12期；黄洲：《开启合作，共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广西经济》，2014年第5期；任佳：《构建新南方丝绸之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储东华：《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构筑西南“开放高地”》，《人民日报》，2014年7月7 日，第14版等诸先行研究。 ⑧唐立久、穆少波：《中国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秦放鸣、孙庆刚：《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定位和选择》，《新疆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⑨黄端：《福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地位作用及相关建议》，《福建理论学习》，2014年第8期；本刊编辑：《找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海南坐标》，《今日海南》，2015年第1期。 ⑩这三次战争分别为1883～1885年中法战争、1965～1973年援越抗美战争、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 (11)吕余生主编：《释放先导效应，共建海上丝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回顾与展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页。 (12)本报两会报道组：《“一带一路”规划即将出台 交通网络率先张弓布局》，《上海证券报》，2015年3月14日。 (13)详情可参酌特纳著，黄巨兴译：《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载杨生茂主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38页。 (14)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11～12月)，《列宁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207页。 (15)列宁：《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年3月上半月)，《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77～78页。 (16)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1页。 (17)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收入清华国学院编：《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161页。 (18)汪晖：《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从台湾“太阳花运动”说起》，《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第70页。 (19)针对当前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相关学者在学术层面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总体而言，大致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大多数学者赞同中央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设计，认为依据此战略，中国可以从海、陆两个方向实现突破，一方面可以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的战略围堵，另一方面，则可以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关系，重塑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然而，亦有学者主张慎提“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而全力从海洋突围，构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另有学者则主张在海洋战略方面采取保守态度，从“西进”层面，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方向破题。 (20)冯建勇：《海国绵延通万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与现实观照》，《人民日报》，2014年8月3 日第10版。 (21)冯月季：《丝绸之路与中国崛起的“边疆假说”》，新加坡《联合早报》，2015年3月23 日。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world/story20150323～460032。 (22)濮培德：《中国的边界研究视角》，收入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登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50年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