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陈之昂：《登幽州台歌》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 ——白居易：《长恨歌》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 王国维关于成就人生的事业学问须经历三境界说，世人耳熟能详。上引唐宋三诗，则似与今日治学的三种状态神似。前者凭空天降，横逸斜出，无知无畏。其中则动手动脚，踏破铁鞋，实则家有金山，却沿门托钵。后者各以一定之规裁量所有，看似清晰，其实始终茫然，且不自觉。治学以及读书，必须熟悉前人研究、相关材料以及事实问题，才有可能拿捏得当，三者缺一不可。否则谨慎者难免心中无数，忐忑不安，摸着石头却过不了河，大胆者索性扫除羁绊，打倒前人，凿空逞臆，以便随心所欲。即使见识高明，也有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智者之失，乃至不温故而欲知新的臆论妄言。诸如此类的超越创新，不知前人何在，也就很难真正突过，充其量只能沉浸在坐井观天的自娱自乐之中。 本书各篇，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有关近代中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的通论及专论。其二，关于各种类型史料的认识与应用的分说。其三，关于各个具体研究领域、方面的史料与取法的探讨。虽然因缘各异，长短不一，内容则主要涉及史料的规模类型、解读应用以及与此相应的治学的门径方法。以往凡有著述，都要专门用心写一绪论，说明研究办法以及书中未能备述各事。本书多少有些例外，各篇大都是相当于绪论的各种解说，再写绪论，似乎多此一举。因此只是简略交待些写作因缘，并略作申述。其中有些看似题外话，却是读书治学的应有之义，读者不妨心领神会。至于各自悟出什么，全凭因缘造化。 一、两种史法 本书的写作，缘于友人进言，可写些文词浅显的短文，为初学后进显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其实此类书前贤早已具备，无庸置喙，而且要想深入浅出而不逾矩，实为难上加难之事，并非如一般所以为的那样可以信手拈来。深入则难解，浅出则乱来，不易兼而有之。不过当时也心有所动，并拟就数十则条目，从求师谈起，逐层递进，显示读书与治学的取径途辙。只是动起手来，犹豫再三，还是改变初衷，不欲刻意追求浅显易懂，雅俗共赏。因为学术研究，必须取法乎上，才不至于等而下之。而良法必然高深，不可专为小夫下士乃至坊间流俗道。此非故标高的，但凡针对一般时趋立论的，立意本来不高，结局势必陷入对立面的窠臼。而基本的途辙门径，看似简单易行，实则暗藏玄机，听授者程度悟性不同，领略各异。从者众与和者寡，高下立判，少有例外。 王国维谈哲学，有可信则不可爱，可爱则不可信之说，这样的两难也可以放大到各类学问。就清代以来学术的取径表现看，大概都有可爱与可信的难以兼得。沟通之道，是将可信之学做到可爱。所谓可爱，并非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而是情有独钟的生死恋，是潜心向学者心仪的挚爱，不是一般读者兼具的泛爱。讲座之类的耳学，对于听授者而言，大抵为可爱之学，图个热闹，刺激一下感官，振奋一下精神是可以的。循此要想登堂入室，则很可能是缘木求鱼为多。固然，讲者也可以不顾听众感受，径直宣讲其可信之学。其结果势必听者藐藐，门可罗雀。要使从学者能够领悟可信之学的可爱，决非讲座之类可以成就。 历来讲治学方法大体有两种：一是读书治学有成，述其心得，所言不是空谈方法，而有应用的成功范例，皆有裨于治学的实际，可以助长功力；一是专讲方法，犹如纸上谈兵，花拳绣腿，说得天花乱坠，打得刀光剑影，临阵却不切实用，反而可能误导。近代新进学人颇为尊奉的章学诚，在乾嘉学术系统中便属于专讲史法一类。其所讲古代学术，谬误甚多，而其侈谈如何治史修志，下手却鲜有成功实例。如此却一心想以金针度人，难免招来无数的物议。若非近代学人比附西学，误解科学，以为章氏所言符合西洋的科学化准则（其实西洋不存在公认的科学标准，也没有不言而喻的普适科学方法），遂被再发现重认识，其学术地位更加可议。 专讲史法与治学心得不同，前者不仅有凿空逞臆之嫌，而且不无以讹传讹之处。教条般的高头讲章，看似头头是道，井井有条，实则于治史百无一用。解读材料研治问题，必须讲究有效实用，避免夸夸其谈。凡不能以所讲方法做出高明具体研究者，充其量无非章学诚的翻版再世。而读书得间的领悟，哪怕只是一孔之见，也有助于解读材料、研究史事。前贤好以序跋的形式言说其心中推许的理念方法，这些序跋，作为对相关著述的评介，未必完全适当，或是不免有所隐曲，而作为心中期许的标的，却往往能够体现高远意境。尤其是那些出类拔萃的高人雅士，所言大都经验之谈兼高妙之论，品味隽永，收效显著。相比之下，专门论述治学方法的著述，虽然不乏常识通则，反倒显得浮泛疏廓，或以域外之陈言，为华夏之新知，夹杂各种横通之论，只能蒙骗小夫下士。若是应用于实际的读书治学，则非但无济于事，还可能使人误入歧途，以致不可救药。 有鉴于此，不必侈谈史学理论和方法，而要依照前贤所指示的途辙，根据治学所悟，提供一些使用材料、研究问题的取径做法。这些行之有效的取径和做法，或者本来不过读书治学的基础门径，且经前贤反复论道，卑之无甚高论；或者为近代学术大家治学的良法美意，贯穿体现于其代表性著述之中，必须反复揣摩，以求心领神会。二者看似高下有别，但治学方法的基本与高明其实相辅相成，基本所在往往也是高明所由。即使技术层面以下的规则，如果理解到位，拿捏精当，也可能成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当然，在专讲史法的人看来，前贤的经验心得反倒有不像乃至不是方法之嫌。 听授者大体也有两类：一是读过书，有过治学的实践；一是只读过教科书，充满耳学，却从未或很少眼学。按照钱穆的说法，方法是对读过书的人说才有用，向没有读过书的人谈方法，往往有害无益。受清季以来推行的国民教育的制约，无论学习多么系统，读完书再做学问已是奢求。而有效实用的方法，是治学者的心得，没有读书的经验，则无法判断深浅优劣高下，很难体会其中奥妙，甚至越是浮泛，越有共鸣，反之，则无动于衷，无所适从。倘若新进以为先学会了方法再读书治学，可以事半功倍，则犹如试图在岸上学习游泳的各种姿势要领，然后期待下水就会劈波斩浪一样，不仅奢望，而且无稽。尽管诸如此类的误人子弟如今在大学里已经并非异态，毕竟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史学尤为发达，治史方法极其讲究。近代以来，虽然社会整体发展相对滞后，文史之学依然可观。本书所讲方法，大体是学习历代读书法的要旨，揣摩近代学人治学的苦心，移植来研治史料极大丰富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治学必须先因而后创，能够将前贤已知承接下来，才有可能发展创新。而前贤所用的方法，已经其实践证明行之有效，揣摩领悟，善加运用，功力可以大进。当然，前提之一，应当切实准确地把握，若良莠不分，也会南辕北辙；前提之二，应恰当合理地运用，否则良法未必当然成就美意。 近代学术大家卓有成效的治史方法，是在宋代史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而宋人治史，尤以长编考异之法最为精当。此法在近代的运用，概括者如沈曾植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之说，稍详者如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 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1] 中国历史文化，特重政治伦理，所谓思想学说，多有具体的时空人事因素，少有形而上的抽象，研究此类对象，不能简单地直面文本，望文生义。要想全面认识蛋的外观内里，来龙去脉，还必须追究下蛋的那只鸡。只有了解下蛋的鸡，才能对其所生之蛋认识透彻。 更为详尽的发挥，则见于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比较不同的史料以求近真并得其头绪的论述[2]。三说详略各异，要旨则一，认真揣摩这一治史最根本也是最紧要的方法，并且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千差万别而灵活运用，不仅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有望臻于化境。 在具体研究领域，各学术大家通过其代表性成果从不同层面展现了治学良法的成效，诸如顾颉刚的《孟姜女的传说》，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梁方仲的《一条鞭法》，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等，问题有别，而主旨一致。陈寅恪将中国固有的长编考异、合本子注与域外比较研究的事实联系各法参合运用，注意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其变态的关系；傅斯年用语言学与史学的方法探讨事物的发生及其演化；钱穆注意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联系和分别；顾颉刚注重史事的时空推演关系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等。以上均可视为体现长编考异比较之法的本旨及其变相。 更为重要的是，以长编考异之法研治历史，既是基本所在，也是高明所由；既有助于矫正时下的种种学风流弊，又能够上探领悟前贤治学的精妙，实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其主要准则有二：其一，解读史料史事，必须遵循时空、人等具体要素，凡是脱离具体时空、人的事实联系，依照外来后出的各种观念架构拼凑而成的解读连缀，都是徒劳无功地试图增减历史。其二，历史的内在关联并非罗列史事即可呈现，而是深藏于无限延伸的史事、错综复杂的联系背后，必须透过纷繁的表象寻绎联系的头绪才能逐渐认知。 史学要在讲究事实，历史已经过去，无论怎样认为，均不可能增减分毫。因此，治史所重不在如何认为，而在恰如其分地解读史料，适得其所地呈现史事，从各种层面角度显现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以及相互联系，并且表明依据什么说是如此这般，所用论据是否经过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的反复验证。呈现事实及揭示内在联系本身就包含认识，如何述说同时也就是展现学人的见识。不能重现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的所谓认识，至多只能说是从阅读历史中获得灵感的自我表现。在此类主体的眼中，历史无非和文学作品一样，一旦形成，就离开作者而独立，可以从中获取种种连作者也意想不到的灵感。至于历史本身究竟如何，反而无关紧要。 历来学界争鸣，好以“我认为”扬己抑人，耸动观听，一般学术综述以及各种论著所提及的前人先行研究，每每好称引各自提出的论点，而不深究这些论点的依据以及所凭据的是否经过验证，即为重视“认为”的显例。其实各式各样的认为，并不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学问虽然可以见仁见智，却不能随心所欲，检验的标准在于本事，以及借由何种依据如何接近本相。历史已经发生，不会因后人的意识而改变，凡是符合事实的，都不取决于个人如何认为；而形形色色的认为无论怎样高谈阔论，若与事实不符，则都是错误而不会影响历史事实，只能干扰、淆乱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就是说，其于史事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会作用于如何呈现历史。由于学人的述说各自呈现出来的史事常常因人而异，如何还原历史似乎成为无法验证之事。实则这些后人的看法五花八门固然令人无所适从，众口一词也未必就是事实俱在。善读者透过罗生门似的各种记录说法，可以逐渐近真并得其头绪。若是主观过甚，就只能快刀斩乱麻，剁碎了再来任意牵连。无论如何，史事本相与前人本意才是衡量检验后人认识当否高下的准则尺度，而不能本末倒置。 一般而言，学问之事，越是高明则懂的人越少，如果用多数取决的办法，被否定的很可能恰是远见卓识。而多数认定的观点即使未必正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