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本文拟从所谓“接触型”(contact)和“比照型”(contrast)这两种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典型形式入手，观察和分析“西藏问题”如何在国际化的背景中被卷入地缘政治的漩涡，如何在摆脱不了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阴影下成为当今中国一个难以解决的“国际问题”的过程，观察西方作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和军事行为者，和思想观念，特别是所谓普世价值观念的来源，是如何积极地、十分有效地确定了“西藏问题”的核心内容、组织结构及其发展走向的，揭示不管是“接触型的”，还是“比照型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西藏无疑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对象。当今国际化了的“西藏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和难解，依然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影响有很密切的关联。 [关键词]：“西藏问题”、接触和比照、帝国主义、大博弈、主权、香格里拉与神话西藏。 一，西藏在中国、“西藏问题”在世界 晚近二十余年来，西藏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自由西藏”(Free Tibet)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当今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事实上并不涉及到国际间直接的军事、政治、经济冲突的地区会像西藏一样受到全世界如此热切和持久的关注。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其很深的国际社会和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它甚至并不直接与作为一个物质存在的西藏相关，而更多地与一个想象的、精神的西藏密切相联。然而，毋庸讳言的是，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西藏无疑已经很深地卷入了世界舆论和国际地缘政治的风浪之中，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国际性话题。今天西藏出现的任何变动和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任何作为都会吸引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外交关系，直接影响到当下中国的国际形象，所以，西藏对于整个中国而言举足轻重，对待“西藏问题”不管是在现实政治中，还是在国际舆论界，都绝对容不得半点的疏忽和懈怠。职是之故，一方面中国政府或者旗帜鲜明地强调“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或者根本否认有“西藏问题”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必须花费巨大的力量，就西藏和“西藏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量的对外宣传，以缓和国际社会因“西藏问题”而与中国政府产生的不和谐，甚至紧张关系。 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是，现今国际社会热烈关注和讨论的，以及中国政府所必须应对的“西藏问题”，事实上与今日西藏各地区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十分棘手和现实的问题严重相脱离，它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确实不是西藏这个地方的问题，而是一个超越了西藏的“国际问题”。隐藏在表面热闹的“西藏问题”背后的是一个更深刻地与国际政治、社会和文化休戚相关的、有关人权、环保、和平、非暴力、和谐、民族认同、民族自决、宗教自由和传统文化延续等等普世的价值观和理想的问题。关心“西藏问题”者，通常关心的并不是西藏地方和藏族社会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棘手和具体的现实问题(real problem)，而更多的是拿西藏出现的这些现实问题，甚至直接把西藏当作一个能吸引人的“话题”(Issue)，或者说一个说事的由头，围绕这个“话题”引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question)，或者责难，令中国政府难堪，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从而也使得“西藏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东西方之间越来越难以就此进行理性的对话和讨论，更不用说一起寻找最终解决的办法了。通俗一点说，眼下国际社会讨论的“西藏问题”常常脱离事关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体问题，而是拿整个西藏来说事，以西藏为象征和典型来讨论我们眼下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所有巨大而难解的问题，并以此为背景和对照对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施政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和质疑，使得西藏问题日益敏感和难解，并成为中西间政治较量的工具。 进而言之，正因为“西藏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国际问题，它所涉及和关心的问题从来远远超越西藏实际存在的种种具体问题，所以，“西藏问题”自成为问题之后的每个不同时期的内容、性质和运作方式、走向等等，从来就不是包括西藏人在内的中国人可以自行决定和左右得了的。相反，它通常是由十分关心“西藏问题”的西方世界来选择和决定的。西藏在中国，可“西藏问题”在世界，西藏成为一个“问题”，更确切地说，它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话题”(Issue)，从一开始到今天的百余年间都是由西方世界实际操纵和控制的。西藏成为国际问题开始于二十世纪初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直接的殖民侵略，在英、俄两大帝国为争夺他们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而展开的长期的战略对峙和冲突，即著名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中，西藏曾经是英俄双方长期激烈争夺、角逐的对象。[1]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满清政权和继其而起的中华民国政府曾与以英、俄两大帝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展了长期的、十分艰难的外交交涉，以捍卫中国对西藏的主权。[2]最初的“西藏问题”的焦点就是中华民国政府与英、俄为首的西方列强有关西藏主权的激烈争论，而它不但是由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直接军事侵略引发，而且最终确立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也是英、俄两个殖民大国“大博弈”的结果。 今天，西方世界又把西藏当作一个后现代的乌托邦，一个脱离物质现实的、理想的精神世界，遂使“西藏问题”成为一个和全世界所有人都相关的事关普世价值和政治立场的问题。说严重一点，西方世界通过这种对西藏的香格里拉式的神话形象的塑造堂而皇之地实现了对西藏的精神殖民。今天牵动世界视线的“西藏问题”显然是早已进入了后现代的西方世界设计和规划出来的又一个国际性的话题。总而言之，作为一个“话题”(Issue)的“西藏问题”实际上一直是在西方世界的播弄和操纵之下，而现实的西藏存在的种种问题则很少，也很难得到认真的关心，它们与那些涉及普世价值观和国际政治的大问题比较起来实在微不足道。 面对当今世界在“西藏问题”上的几乎一面倒的舆论导向和很多激烈而又不切实际的批评和谴责，国人显然不明就里，觉得莫名其妙，也难免有点张皇失措，甚至恼羞成怒，进而采取忌谈、回避的态度，或者干脆否认“西藏问题”的存在。所以，一方面于国际社会西藏日益成为热门的世界性话题，而另一方面中国却很不情愿承认有“西藏问题”的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是因为中国和西方世界在“西藏问题”上的着眼点完全不同，想的和说的都不见得就是同样的问题。汉文中的“问题”一词在英文中至少有Issue(话题)、Problem（问题）和Question（疑问）等多种不同的意思，在“西藏问题”上，西方人更多地着眼于与西藏相关的一些重要“话题”（issue）和“疑问”(Question)，而中国人自己或多半以为别人是专门来挑我们在西藏的“问题”（problem）的，而且显然有点夸大其事，所以很不情愿和他们一起来谈论这些问题。[3]事实上，于此我们或应当如胡适先生所说的那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最好少拿西藏当作一个大而化之的“话题”来谈，相反应该正视和讨论西藏实际存在的各种具体和复杂的“问题”。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够把“西藏问题”从“话题”变为“问题”，即把这个已经十分国际化了的“西藏问题”从对事关普世价值观和后现代乌托邦理想的“话题”的关注和利用，转移到对当今处于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西藏地方所实际存在的种种具体“问题”(problem)和困难的关心和讨论中来，我们才能正视“西藏问题”的真正焦点和实际困难，最终摆脱困境，为引起东西间激烈的政治和思想冲突的“西藏问题”的解决找到一条可行的出路。 从国际性的“西藏问题”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和发展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东亚在过去的一百余年中所经历的区域秩序的巨变，实际上都离不开西方世界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它们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东亚侵略、扩张的直接结果和遗产。从表面上看，西方帝国主义在东亚的侵略和扩张早已经结束，其实不然，虽然物质的、军事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早已经终结了，但精神的、观念的殖民主义还方兴未艾。前人有将帝国主义划分为“实践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的形态，前者指的是西方列强对他国的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和物质占有等等，而后者则表现为把西方的思想观念作为普世的理念、真理灌输、强加给他人，对他人实行精神的殖民。与此类似，也有人将帝国主义分成“接触”(contact)和“比照”(contrast)两种类型。“接触”是指在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发生的以物质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冲突为标志的直接联系，例如帝国主义的军事占有和殖民主义的贸易等等；而“比照”则是东、西之间一种精神的和非历史层面上发生的两极对比，它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但不管正面、反面，其中均隐含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4]负面的比照就是将东方描述成专制的、愚昧的、情绪的、迷信的、反科学的，而将西方说成是它的对立面，即民主的、自由的、理性的、科学的等等，以此为其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军事侵略造势。西藏在近二十余年来被西方人神话化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曾经是这种负面的典型的东方形象的最杰出的代表，荣赫鹏当年军事入侵西藏的借口之一就是西藏宗教领袖的保守、愚昧和独裁，英帝国主义者不惜出兵远征西藏无非是为了要帮助智慧、淳朴的西藏百姓摆脱这种神权专制统治。 而另一种两极的“比照”是将东方设计为一个超越时间、超越历史的，几乎是非物质的理想空间，将它形塑为一个高度物质化的西方现实的反面和对治。这样的东方通常被塑造成为一个古老、纯洁、史前的，有时甚至是前人类的玄妙世界。当今西方世界对西藏所作的这种香格里拉式的想象就是这种类型的“比照”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显然，这种精神化和神话化东方的“比照”同样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因为这样的东方完全是作为西方的“他者”而设计、创造出来的，完全是西方人按照他们的意愿，特别是他们对失落了的过去的怀恋而作的一种天才的想象和精心的设计，它与现实的东方无关。然而，当西方利用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话语等方面的强势和霸权，将他们设计的这种东方形象强加给东方，并要求将它化现为东方的现实时，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精神殖民主义，凸显出这种精神“比照”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本质了。而我们今天面临的“西藏问题”正好就是这种“比照型”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一个典型代表，西方人设计了一个非历史的、超越时空的香格里拉，一个虚拟的西藏(virtual Tibet)，[5]而在现实政治中，他们又期待在西藏实现他们的这个梦想，希望将一个虚拟的理想世界变成西藏的现实，这就是当今这个世界所面临的“西藏问题”的本质，也是“西藏问题”变得无限复杂和难以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拟从以上所说的“接触型”和“比照型”这两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典型形式入手，观察和分析“西藏问题”如何在国际化的背景中卷入地缘政治的漩涡，如何在摆脱不了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阴影下成为当今中国一个难以解决的“国际问题”的过程，观察西方作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和军事行为者，和思想观念，特别是所谓普世价值观念的来源，是如何积极地、十分有效地确定了“西藏问题”的核心内容、组织结构及其发展走向的，揭示不管是“接触型的”，还是“比照型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西藏无疑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对象。 二，英、俄帝国主义的大博弈和西藏“主权”之争 从表面上来看，眼下“西藏问题”主要的关节点是西藏的“主权”归属问题。中国政府一贯强调，也一再要求外国政府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之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并将其与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及其支持者之间的冲突定性为“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再三声明在“西藏问题”上除了“独立”以外，可以与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们讨论其他所有一切问题。 [1] 参见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2. [2] 参见冯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台北：故宫博物院，1996年。 [3] 在英语世界，“西藏问题”通常被称为“The Tibet Issue”，或者“The Tibet Question”，这表明它是被当作远比西藏出现的具体现实问题(problem)重要得多的“问题”(Issue和Question)来讨论和处理的。 [4] Tomoko Masuzawa, “From Empire to Utopia: The effacement of Colonial Markings in Lost Horizo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 7, No. 2, Fall 1999, pp. 541-572. [5] 关于西方神话化西藏的历史和批判参见Donald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Orville Schell, Virtual Tibet: 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Himalayas to Hollywood, Metropolitan Books, 2000. [6] 早在1998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和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举办联合记者招待会时就曾向世界宣布，只要达赖喇嘛公开向世界宣称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那么中国政府和他进行对话和谈判的门是打开着的。 [7] 关于英帝国主义在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战略性虚伪”的研究和论述详见Dibyesh Anand, “Strategic Hypocrisy: The British Scripting of Tibet’s Geopolitical Identi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8, No. 1, 2009; 本文中的相关“战略性虚伪”的论述多得自Anand先生该文所述内容的启发，同时也参考同氏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8] 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的定义和解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参见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葛兆光，《关于重建“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 [9] 参见沈卫荣，《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页136-148。 [10]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原著、陈庆英汉译，《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65-166。 [11] rTsis dpon Zhav sgab 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71. [12] 鲁迅，《随便翻翻》，《且介亭杂文》。 [13] 关于从清末到民国的转变参见周锡瑞著、贾建飞译，《大清如何变成中国》，《民族社会学通讯》，2012年。 [14] 事见张润平、苏航、罗炤编著，《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页165。 [15] 参见沈卫荣，《“怀柔远夷”话语中的明代汉藏政治与文化关系》，见氏著《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586-613。 [16] Stephen D. Krasner, Sovereignty: An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 甚至美国国会也曾于1991年宣称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并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18]关于美国政府以及流亡藏人在西藏独立和自治问题上的纠结和左右摇摆的讨论参见Barry Sautman, “The Tibet Issue in Post-Summit Sino-American Rela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 72, No. 1, Spring 1999, pp. 7-21. [19] 参见沈卫荣，《寻找香格里拉——妖魔化与神话化西藏的背后》，《文景》，2006年第10期；亦见氏著，《寻找香格里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106-123。 [20] 参见Masuzawa上揭文；沈卫荣，《香格里拉：谁之梦想？》，《中国民族》，2013年第9期。 [21] 沈卫荣，《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天涯》，2010年第4期；亦见氏著，《寻找香格里拉》，页162-177。 [22] 笔者晚近曾去过一个比较边远的藏区访问，虽然时间短促，见闻不广，但依然深有感触。我们在西藏以外的世界谈论西藏，总会联想起香格里拉等等字眼，但现实中的西藏距离香格里拉实在还是太遥远了。一方面，一些边远藏区的老百姓目前面临的还是一些十分基本的生存问题，藏族百姓的温饱和基础教育还依然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像我访问的这个藏区，老百姓的温饱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救济，儿童的基础教育状况不是好不好、是汉语教学还是藏语教学的问题，而根本就是有没有的问题。而且，也看不到这种状况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善的出路何在；但另一方面，由于西藏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都已经搭上了中国、现代化，甚至全球化的轨道，如何解决西藏百姓的生存、受教育和谋求发展等问题，都不再是仅仅涉及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区域的问题，它们都与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这里出现的任何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都可能被高度的政治化，被与所有普世的价值观念和宏大的国际性话题联系起来，相反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当时当地的具体的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则多半被忽视，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有益于这些基本问题的最终解决，而往往会使本来简单的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和激烈，更让人看不到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