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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异彩纷呈，产生了众多的史学流派，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则应数新历史考证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这两大流派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各有侧重，相得益彰，在20世纪上半期形成齐头并进的发展趋势。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学术发展的主流。此一时期，新历史考证学派因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在治史理念与研究旨趣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①当时接受唯物史观指导的新历史考证学者人数众多，张政烺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一、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 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前即以博闻强识、考证精密而名闻学林，在学界素有“小王国维”②之美誉，是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一员健将。在古史研究领域，他相继撰有《猎碣考释》、《“平陵陈立事岁”陶考证》、《〈说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字说》、《六书古义》、《邵王之諻鼎及簋铭考证》等考证名文，受到郭沫若、胡适、傅斯年等学术名家的赏识。张政烺在治学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联系的观点分析史实、以‘通识’的眼光考辨史料的方法，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相沟通”，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容易接受唯物史观。③其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治史的理念与方法对张政烺的治学深有浸染。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氏便与郭沫若有着学术上的交往，40年代，他又受到郭沫若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对先秦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下了不少工夫。④尤其是，他在1936年托好友傅乐焕从来薰阁购得郭著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倾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精研此书。⑤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厚册《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为我们展示了张氏一生研究此书的心得体会与真知灼见，可以看做是他在金文研究领域与郭沫若的交流与对话。张政烺对郭沫若的金文研究推崇备至，在多篇文献中均征引郭说，并认为郭氏之“从事金文研究比起新旧专家都高一筹”。他敏锐地指出，郭沫若研究金文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就，主要原因在于郭氏“学习马列主义，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⑥再者，时代环境对史家的学术研究不无影响。张政烺说：“历史学家不可能不关注社会注意的问题，社会也不可能不影响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⑦正缘于此，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指导地位，张政烺因受时代影响，也力求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工作。 张政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是积极自觉的。20世纪50年代，他执教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其编订的《先秦史讲义》来看，其间贯穿的一条主线便是唯物史观的指导。⑧根据当时聆听张政烺先秦史课程的王恩田说，高教部组织编写《中国史教学大纲》，申明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编写，而张政烺是高教部《中国史教学大纲》先秦史部分唯一指定的起草人，“《大纲》经过全国史学界反反复复广泛深入的讨论获得通过和定稿，不仅是对《大纲》本身，也是对《大纲》先秦部分起草人苑峰先生马列主义水平的肯定”。70年代，王恩田曾向张氏谈及不同意以“殉葬”作为奴隶社会的标志。张政烺对此并未直接作答，而是拿出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的单行本，指出其中记载着在美洲大陆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在举行葬礼时开始烧掉或消灭一切已成私有财产的东西，例如家畜、妻子、武器、衣服、装饰品等等”。所以，王恩田认为张政烺手头放着刚刚出版不久的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可以立刻告诉书中的某个段落，“显然是认真读过，而绝不会是用‘马列’来装门面”。⑨ 大体而言，张政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更多的则是结合其善于考证的治学特色，有效地将历史考证与史观指导相结合，从而提升了其理论认识的深度并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境界。 二、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对商代社会性质做出深层次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成为当时史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张政烺由于学习了马列主义也积极参与讨论。他对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体现了他努力将经典作家的见解与中国历史发展特点自觉结合加以研究的尝试。经典作家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⑩张政烺正是根据这一论述，通过对甲骨材料中反映商代生产关系状况的考察来探索商代社会的性质。他明确指出：“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对殷墟甲骨文的研究有一个重点，即是要利用这些第一手资料探讨商代的生产关系及其相关的社会形态问题。”(11) 1951年，张政烺发表了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进行理论探索的初步成果《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此文一方面承袭了他经由具体考证探讨中国古代历史面貌的作文风格，但与过去又有很大不同的是，此文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微观研究与宏观指导相结合探讨商周的社会结构问题。在当时的学界，有的研究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形态的学者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认为国家建立后地域组织代替了血缘组织，而对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残留的事实注意不够。张氏则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及古代世界上其他民族历史演进的路径，认为古代中国从氏族社会演进到政治的社会、建立国家组织，其间经历了十进制氏族组织的过渡时期。他通过对甲骨文材料与《诗》、《书》等先秦文献中关于“百人”、“三百”、“八百”、“九百”、“千人”、“三千”、“五千”、“八千”、“万人”以及“三族”或“五族”出征史料的一一搜求胪列，指出在商和西周的“氏族组织和军队编制中亦有一种百人团体和千人团体存在”。在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甲骨文中的“众”字既是当时军队的来源，也是直接的生产者，他们被编制在百人或千人的团体中，春夏秋三季从事农业劳动，冬季习武，所以在农业生产上也和军事编制中一样存在着十进制的氏族组织。(12)几十年过去，有关商周社会的研究成果更有大量发表，而张政烺论文中关于商周时期仍然存在氏族组织、国家尚处于它的早期形态的论点，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显出其重要价值。于是张永山指出，现在研究上古时期社会组织、生产组织和商代军事编制的学者无不征引此文。(13) 唯物史观的指导，推动张政烺对商代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形态问题的探索不断深入，他用三十余年的时间持续对甲骨文中的“众”作了考察。在他看来，“众”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对其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所处社会关系等方面作深入考察，“自然可以深化我们对当时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特征的看法”。(14)在《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中，他已经提出“众”既是商代的直接生产者又是兵源的看法，在随后撰写的《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中，又进一步对“众”与“众人”的史料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众人兼有农夫与战士的双重身份，“被牢固地束缚在农业共同体，个人对土地没有所有权，车辇六畜可以随时征用，要服兵役、徭役，征集调拨毫无限制，也就是说生命财产都操在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手里”。(15)尽管“众”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非常低下，但是他们并不等于奴隶。关于这一点，他在《殷契“田”解》一文中对“众人”的概念又作了进一步解释：“‘众人’是族众，包括平民和家长制下的奴隶，是殷代的农业生产者，也是当兵打仗的人。”(16)这种对“众”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家族组织、阶级身份等问题的层层深入的厘清，无疑为我们认识商代社会性质提供了一把锁匙。 对商代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贯穿了张政烺学术研究的后半生，在他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还谈到要写一本著作《中国奴隶社会》，(17)以及《古代中国的家族形态》、(18)《殷奴隶制国家的阶级结构》(19)等文章。直到晚年他仍然说：“这个问题我很有兴趣，也一直注意这个方面的进展，今后我还是想多听听各种意见，将我的看法写出来。”(20)可见张政烺学习唯物史观，并用以指导其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所做的探索，具有高度自觉的意识。林甘泉与张政烺共同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多年。他在评价张政烺的学术研究时说：“张先生是主张从史料的实证入手的，但他从不排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21) 深入考察张政烺于新中国建立后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商代社会问题研究取得的成就及思想认识的飞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把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探讨斥之为“假问题”或“伪问题”，认为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学问。张政烺作为一位新历史考证学者，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对商周社会形态做出了深入透彻的分析，从而深化了对商周社会相关问题的认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虽然不乏历史考证名篇，但考证的中心并不突出，而建国后其历史考证的中心则集中在商周史领域，究其所自，与其系统地学习唯物史观，并将其用于指导研究商周史领域一系列重要问题有密切关系。他在学习了唯物史观之后，开始重视从经济的角度探讨殷代农业生产者的生产形式。《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考释裒田为开荒、造新田之义；《甲骨文“肖”与“肖田”》一文将“肖田”考释为耕休田，以备耕种之义；又作《释甲骨文“尊田”及“土田”》一文，认为“尊田”是在开荒造出的土田上作田垄。将张氏此类考证文章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看出他希冀通过对甲骨卜辞的具体考释，说清“殷代农业生产从开荒到治理耕田的过程”。(22)这种层层深入对殷代农业生产形式所作的考察，深化了人们对殷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认识，创造了通过考证去解决历史发展深层次问题的成功例证。所以谢桂华深有体会地指出：“他(指张政烺，引者)的论著贯穿着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以唯物史观为指针，广泛搜集和综合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简牍、帛书等考古成果和古文字资料，结合古文献记载，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来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做出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23)此为张政烺后期历史考证学实现更大突破与提升的关键之一，也恰恰是对于否定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指导作用的观点的有力反驳。 三、实事求是的治史风格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史学工作者都在学习马列主义，并努力将经典作家的言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但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生搬硬套、削中国历史实际之足而适马列主义之履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张政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并非机械地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道路套入经典作家的理论框架，而是根据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譬如，他将唯物史观融入实证领域对“众”的身份所作的探索，便颇具典型意义。在当时，许多研究甲骨的学者按照古典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的一般形态，视“众”为奴隶，且以此来理解“众”的经济地位与生活方式。这种对“众”的理解与张政烺将其纳入氏族组织、大量分析甲骨文材料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解释有着截然的不同。正如张政烺所说：“我所阐明的‘众’的情况却是来自对甲骨卜辞的考释与分析，自认为是合乎其实际的，其身份与生活方式与希腊、罗马的奴隶显然是不同的。”(24) 这种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实际作出具体分析的求实精神，使张政烺对中国历史演进的路径及阶段划分能够另具只眼，提出了迥异于一般学者的看法。在当时的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断限存在多种不同的学说，其中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西周时期，而郭沫若等史家则倡导“战国封建说”，这两派的学术论点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成为当时讨论古史分期的主流观点。然而，张政烺并不是简单地盲从附和各家观点，而是根据他对唯物史观的解读和对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认识，通过实事求是地对史料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魏晋封建论”的学术主张。 “魏晋封建论”在张政烺1951年发表的《汉代的铁官徒》一文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在该文中，张政烺力图通过对汉代重要劳动产业身份的考察，借以说明当时社会的性质，立意可谓以小见大。他认为奴隶与铁器的冶炼、制造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战国时起，“冶炼的工人主要是奴隶，其次是穷苦人民不堪生活上的压迫， 触犯了如毛的法令，被判处徒刑，因而亡命的人”。冶铁者的身份直至汉代依然如此。张政烺指出，汉武帝时期为了增加政府收入，设置“铁官”，把制造铁器的权利收归政府，禁民私铸。在当时，劳动者的身份主要有“卒”、“繇”和“徒”三种。“卒”是服兵役者，“繇”是征发来帮忙的，两者均有“临时性质”，所以只有“徒”即“刑徒”，是铁官控制下最基本的劳动力。同时，他参以考古资料考证汉代墓砖记载铁官徒的身份即为奴隶，这同铁在战国一出现时就同刑徒奴隶和亡命之徒结下不解之缘的传统正相吻合。因为铁工业是汉代社会的重要生产行业，而主体劳动者的身份是刑徒奴隶，所以张氏认为汉代依然是奴隶社会。铁官徒的生活环境恶劣，备受奴役，故而西汉末年铁官徒不断起义，“汉代的奴隶主政权开始崩溃。王莽虽然力谋妥协，想出种种折中的办法，但是阶级矛盾是不可以缓和的，最后奴隶和奴隶主都起来反抗，结果建立在西安二百多年来代表奴隶主的政权从此就倾覆了”。到东汉时期，“汉光武是大地主出身，看见了王莽失败的原因，意识到封建主义在适合生产力上的必要，即位之后就接二连三的释放奴隶。从此奴隶制度开始衰落，封建主义逐渐抬头，到魏晋时中国便步入了封建社会”。(25)在《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26)一文中，张政烺又利用出土文物的资料记载，进一步论证秦汉刑徒的奴隶身份，其着眼点均在于说明秦汉时期的社会性质与魏晋以下有所不同。 与此相关，从20世纪50年代张政烺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封建社会部分)》的草稿影印件来看，“魏晋封建论”的学术观点亦隐然蕴涵其间：“原《图谱目录》分篇编排，封建社会部分，分为第三篇《封建社会前期》和第四篇《封建社会后期》，先生将两个篇名均行删去，改为以章为单位，统一编排。将原第三篇第一章《封建社会的形成》，改为统编第十一章《兼并剧烈时期——战国》。原第二章第一节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形成》，先生删去其中‘封建’二字，改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原第四章《豪强大族的发展和封建割据因素的增长、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先生把‘和封建割据因素的增长’数字删去。第十七章《封建割据和短期统一》，先生改为《魏蜀吴割据和西晋短期统一》，删去‘封建’字样。此章第一节《封建割据局面的形成》，先生删去‘封建’二字。凡此种种，都明确无误地表明，先生不同意古史分期的战国封建说”。(27) 尽管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社会起始时间的讨论，见仁见智，但张政烺关于“魏晋封建论”的学说，自1950年提出之后，直到1994年他在接受《史学史研究》编辑部的采访时依然坚信地说：“我看封建社会是魏晋以下。几十年了我都是这个主张。”(28)这种学术的自信，缘于他不空套理论，而是真正做到了将唯物史观指导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是其实事求是治学理念的体现。故何兹全评价说：“50年代初，刚刚解放，苑峰也在学马克思主义，当时学习理论联系实际，都不免生搬硬套。但苑峰不是‘以论代史’，而是熟悉中国历史，理解中国历史实际，从中国历史实际中看出魏晋时期正合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理论，就把封建社会的帽子戴到魏晋社会的头上。他不是‘以论代史’，而是‘以史代论’。”(29) 作为一名新历史考证学者，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自觉运用于学术研究的实践，表明新历史考证学者在研究路径上由纯粹的重视史料考证，转而将史观指导与史料考证二者并重。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不仅提升了新历史考证学者的理论素养，完善了他们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而且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发展内涵，充实、扩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队伍。 作者简介：张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近现代学术史 注释： ①目前，陈其泰与林甘泉两位教授已就此问题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从事这项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陈其泰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考证学的新境界》(《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数十年之积惑一朝冰释”——跋蒙文通先生〈致张表方书〉》(《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七章第二节“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及其展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四章“唯物史观与新历史考证学”等文中，不仅从理论上对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与新历史考证学之关系进行了考察，而且从谭其骧、唐长孺、蒙文通、徐中舒、赵光贤等人的学术实践上予以阐发。林甘泉先生在《五十年的回忆和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指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杨向奎、王毓铨、孙毓棠、张政烺等学者具有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愿望。此外，张越教授的《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一文对此课题也有涉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②傅斯年语。参见何兹全：《祝贺〈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7期。 ③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第371页。 ④吴荣曾：《读〈张政烺文史论集〉(史学篇)》，《书品》，2005年第1辑。 ⑤朱凤瀚：《读〈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郭沫若著，张政烺批注，朱凤瀚整理：《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下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⑥张政烺：《郭沫若同志对金文研究的贡献》，《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37页。 ⑦赖长扬、谢保成：《张政烺先生谈治史》，《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⑧参见张政烺：《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版。 ⑨参见王恩田：《张政烺先生调离北大的前前后后》，张永山编：《张政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2-7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11)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57页。 (12)张政烺：《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张政烺文史论集》，第277-313页。 (13)张永山：《传道、授业、解惑——忆张政烺师》，《张政烺先生学行录》，第94页。 (14)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59页。 (15)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张政烺文史论集》，第429页。 (16)张政烺：《殷契“田”解》，《张政烺文史论集》，第587页。 (17)见张政烺：《汉代的铁官徒》，《张政烺文史论集》，第255页。 (18)见张政烺：《古代中国十进制氏族组织》，《张政烺文史论集》，第304、308页。 (19)见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张政烺文史论集》，第424页。 (20)赖长扬、谢保成：《张政烺先生谈治史》，《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 (21)林甘泉：《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22)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60页。 (23)谢桂华：《张政烺先生传略》，《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24)张政烺：《我与古文字学》，《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58页。 (25)参见张政烺：《汉代的铁官徒》，《张政烺文史论集》，第254-271页。 (26)参见张政烺：《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张政烺文史论集》，第365-373页。 (27)刘宗汉：《张政烺先生〈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草稿)?封建社会部分〉批注蠡测》，《书品》，2005年第2辑。 (28)赖长扬、谢保成：《张政烺先生谈治史》，《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 (29)何兹全：《祝贺〈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