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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纂，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每当民族危难或时局 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三个时期的演进，既反映出新史学多重色彩的风 云际会，更是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 题的感悟及其应对。21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笔者以为，还是绕不过百年通史名家苦心 思考和艰难探索的基本路向。细细咀嚼诸名家学术感悟及其编纂经验，不忘前事之师， 理应成为驱动新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必不可少的一项学术准备。 在20世纪，编著新式中国通史是新史学建设的一项重头戏，出现过个性各异、流派纷 呈的精彩对局。许多史学大家在民族遭遇厄难之时，研精极虑，穷竭所有，以编著中国 通史为要务，赢得了学术的声誉(如夏曾佑、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范文澜等)。即使 以考据精细和断代擅胜的陈寅恪，据其姻亲兼哈佛同窗俞大维的回忆，“他平生的志愿 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 引)，可见学界的志士仁人当时把此事看得何等紧要。 一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乃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样式而说的。在此之前，有过司马迁的纪 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此为古代两大史书经典；各种《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也可看作为适应不同需要在通史编纂方面所做的努力。降至晚清，时局不济，国难日重，旧史学的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由旧史 学蜕变最终催生出新史学，无疑是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前提。 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著，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始终与史学的变革相 伴而行，一度成为得风气之先、呼应时代变革的文化热点。每当民族危难(如抗日战争 时期)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它是新史学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也是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 对19世纪苦难痛定思痛，进入新世纪之初，随着新史学的落地而生，编著新式中国通 史的号角亦然同时吹响。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 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发出了重写中国史的第一声呐喊。梁文以其特有的 雄辩风格，引人步步入胜，不惟抨击旧史之习弊犀利无比，且从中国史在世界的位置， 说到新国史的范围、命名(梁氏第一次提出国史应名之曰“中国史”)，再继而讨论中国 之地理环境、纪年、史前史以及时代的划分，给人的感觉是，他对重写中国史的宏观构 想，谋局已定，胸有成算。(注：该文共分上下两篇，分别刊录于《清议报》(光绪廿七 年七月廿一日)第90册，1-5页；《清议报》(光绪廿七年八月初一)第91册，1-4页。台 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清议报》精装12册，第11册，第5701—5709页；第5761—5768页， 1967年。是年末，《清议报》出版百册后停刊，先生即着手创办《新民丛报》。承台湾 好友车汉仁君辛劳寻觅，并扫描全文见示，得窥原貌，谨此致谢。另阅《三十自述》(1 902年12月)，内自云：“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 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据此可知，先生于1901年，已有草创中国通史之 计划。《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笔者看来，把此文作为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 性的宣言书，决不为过。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 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 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 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剑锋一转，就直捣黄龙，谓“以 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此两项特征均抓得很准，尤其是第二点 ，将历史考察的重点转向“国民全体之运动”，集智力、产业、美术(意为科学技术— —笔者注)、宗教、政治等汇为一动态历史，与今日年鉴学派“社会整体史”的意思庶 几相近，足见其感受西学精神之敏锐。然尤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在西史上古、中古、 近世分期法的基础上，别创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内分三小时期)、“世 界之中国”三大历史阶段，且谓“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 即中国各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 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 其内外之变动，实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刖为一时代。实则近世者，不过将来史 之楔子而已”。此非“大历史”观，又是什么?编著新式中国通史呼号之初，即怀抱有 此种大气派，唯梁任公先生能此。 次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继之连续发表六篇文章，合称《新史学》，署名“ 中国之新民”，对旧史学做出了“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尖锐批判，正式亮出“新史 学”的旗号。(注：梁启超在文内称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并由此产生“三恶果”。 四弊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 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为：“其一，能铺叙而 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 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我以为，梁氏这些议论，对今之编著 中国通史仍有警戒作用，容长思而不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李华兴等编《梁启 超选集》收录时，对勘了《新民丛报》原文，可参阅。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梁 氏主张“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明显可以看出 受西学东渐影响，包含有西人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的色彩背景。文章疾呼“史界革 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史学变革的社会使命表述得十分鲜 明。 “史界革命”必从检讨全部中国历史开始，梁氏的这一强烈意识，代表着世纪之交处 于转型期知识精英的一种文化心态。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痛感中华民族“生存危机” 的严重，逼使旧营垒中人不能不痛心疾首地对既有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作历史的回溯 和病理的解剖，许多有识之士都不谋而合地把编著新式中国通史视为探路开道所必须做 的“清理”工作。早于梁氏，章太炎在1900年撰写的《中国通史略例》里，已经就新编 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像是酝酿已久。章氏认为 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其所拟 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文内云：“不必 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 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①策论者异趣，亦不 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 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 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 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 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ｙù@② 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 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 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注：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第一卷 《导论》里，据《ｑｉú@③书》手校本59卷《哀清史》所附，断《中国通史略例》写作 于19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08页注。现行史学史论著多将该文写作年代定为 1903年或1904年，是由所据《ｑｉú@③书》版本不同引起。章氏这一利用本土史学资源 构建中国通史框架的设想，到世纪通史压轴大作、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作了一次 全面尝试；今新修《清史》，又旧话重提。)察其大段议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心，而不 赞成摩顶放踵地革旧鼎新，用心良苦，然后来的革新者却多不太在意。1902年他又致信 梁启超、吴君遂等，再次强调写作新史应从“通史上下千古”入手，申述理由是“窃以 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可惜无论是章氏还 是梁氏，他们当时都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 著中国通史的宏愿。(注：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 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 篇，语言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 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1925年有弟子问及学问当集中于哪一点，先生曰：史也，史也(《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然已来日无多，终难遂愿。) 最能说明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构想决非一二人之异想天开，亦非完全始于梁、章两氏 的倡导，就是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了《历代史略》六卷。时年23岁的柳诒徵，在南 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据日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注：此 前，罗振玉、汪康年等人与日本学者合作，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并翻 译日文报刊书籍。1898年东文学社先后影印、出版了上述《支那通史》(一说该书翻印 于1899年，未知孰是?)以及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一说为《中等东洋史》)等。此社 于1898年亦就解散。前者用汉文写作，故影响较大。)，增辑元、明两卷，汇编为《历 代史略》。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就是《历代史略》， 学生有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等。(注：据李洪岩《史术通贯经术：柳诒徵之史观》 。近代中国网(http://www.china1840—1949.com)2002年11月12日。文章分析柳先生持 古文经学、国粹学派立场，然仍立足于今、立足于政治诸论断，深得要旨。)因此，史 学史专家曾誉之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但若从本土编著的角度说，笔 者以为此说显难成立。他自己后来也并不非常看重这本教材。他的真正代表作是《中国 文化史》(起于1923年讲义，1925年起在《学衡》连载，至1932年正式出版)，由此书可 以得窥其对中国通史所持的立场，与梁氏所期迥然有异。在国势日下的时态下，他更关 切从增强民族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去整理和阐述历史，对本土文化的存亡继绝投注超 乎寻常的热情。从以后的叙述就可以看到，这正是20世纪通史编著者面对国史整体评估 不得不身陷其中的两难困境，柳氏代表的则是不居主流、常被疏离的一个侧面(钱穆《 国史大纲》则是此一侧面被强化的有力代表作)。 柳氏读本借胎日人之作出世，并非是偶然或个别的现象。倡导者虽可登高一呼，然新 式中国通史不可能完全拔地而起，必凭藉内外的土壤与气候，逐渐变形，始有真正的创 新。因此，顺便分析一下促成最初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诸多远因与近因，也许还是必要 的。没有疑问，改革中国社会，引导民族走出中世纪的落后困境，以求振兴中华，是史 学变革、也包括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时代动因。这属于大背景。具体到直接促成编著新 式中国通史的其它综合因素，大端有四。 一是西学东渐，各种西方思潮，也包括史观、史学方法的引进，引起史学观念的变化 ，其中尤以进化论与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最著。20世纪各类中国通史有关历史进程的整体 把握，尽管对“进化”、“革命”等说赞成与反对者均有之，两者取向相悖、对峙严重 (如柳诒徵、钱穆等即对进化论有所保留和批判)，但无有可以离开这一论题而置之不顾 的，其影响的深刻性，史学史界多有论述，毋须赘言。 二是外来样式史籍的引进翻译，使中国学者在原有传统史书体例外，获得了适应通史 内容更新需求的借鉴。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教科书最早出现于1876年，由 传教士倡导，其中就包括泰西历史。由蔡尔康与英人李提摩太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 (亦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出版于1895年， 上述邓氏著作评价即引自该论文，其它著作评价从略。现有周忱编选的 《 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予以全文收录，读者可参阅。 ) 这种情况，很可以用1945年顾颉刚先生所著《当代中国史学》一段话来代表：“中国 通 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 人 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 通 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 缺 乏见解(如缪凤林本即有此病——笔者附注)；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览》或《纲鉴 易 知录》，极为枯燥。”自然上述批评全是从理想的角度来说难的，写书的人甘苦自知 ， 故张荫麟先生又有“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的感叹。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写成于1920年12月，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全名为《自 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共四册(注：另有1933年10月修订本第2版、1935年4月修订本第4 版及海外重印本多种。据方德修《吕思勉先生编著书籍一览表》，载《蒿庐问学记》， 三联书店1996年。1949年至今二次重印未果。)，起自上古，迄于1922年华盛顿会议。 此书写作于沈阳高师任教期间，自述“此书系将予在中学时之讲义及所参考之材料，加 于增补而成”，考虑到“取其与现在人的思想较为接近”，“本书全用白话”(注：录 自《白话本国史》序例。文内对本书体例，另有几条说明：但遇(1)文言不能翻成白话 处，(2)虽能翻而要减少其精神，(3)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文言。笔者以为，这里 尽显吕先生深谙文言转译白话之难，著作之谨严令后生敬畏。今之语体文翻译者切不可 将文言译白话视作易事，掉以轻心。)，由此赢得“我国第一部白话文通史著作，也是 当时最完整的一部通史著作”的特殊荣誉。此书出版后销量久盛不衰，前后修订过四版 ，直至40年代还属于畅销书，往往被大学选用作教材。对吕氏《白话本国史》及后出之 《中国通史》(今称《吕著中国通史》)，《当代中国史学》在回顾新式中国通史编著的 前此历程时，给予了高度评价：“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见前引通史写作诸弊— —笔者注)，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吕先生稔熟于旧史典籍，“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 遍”(入室弟子杨宽语。前数史实际不止三遍——笔者注)，对《三通》以及其它典章政 书也反复阅读。先生秉赋乾嘉治学精神，书写札记日无间休，对史料的搜罗、考据、排 比，规模的宏伟堪称一绝，先后编著有四部份量极重的断代史。从各种回忆资料来看， 吕先生不习外文，疏于社会交往，是一个淡泊宁静，“埋头枯守、默默耕耘”的人，运 用新出土的史料也较少，身上有较浓的古代士人气息(与官场、政党政治均有强烈疏离 之习，故不称“士大夫”气息)，因此直至今日，学界仍有误解，以为他算不上是个新 式学者。(注：吕思勉先生事迹，除前引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外，尚可参张 耕华著《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对先生的认识，可 参拙著《中国历史通论》后编，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治史当尽心平心——吕诚 之先生史识感言》，《东方文化》1998年第5期。)然而即使是早期的《白话本国史》， 已经能够明证吕先生亦是对社会变迁充满期待的情景中人。无论是史观、史识还是剪裁 编织，都领时代风气之先，并以刻苦积累起来的史学底蕴对新方法作了极有创意的发挥 ，受到读者广泛的欢迎，应是实至而名归。 《白话本国史》显然接受了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在“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状况”一 节中采用了渔猎时代进至游牧时代，再进至农耕时代的迭进次序，运用了“群婚”、“ 母系”、“共有财产”、“阶级分化”、“自由竞争”诸多社会学新概念，认为三代以 前和秦汉以后社会情景迥然有别，其转变的大界限，则在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阶级 关系的大变迁。后一点，应是从本土总体历史体悟中得到的睿识卓见，极富原创性。另 外，吕先生治史的个性，向瞩目于国计民生(包括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民族发生的源流( 正暗合今之“多元一体”之意)，在本书中已经初露端倪。然对比其以后的著作，他当 时对中国历史的解析尚无突出创见。但笔者认为在本书“序例”里提出的四条写作原则 (注：《白话本国史·序例》的四原则，可简约归纳为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通 过考据求得结论，也需借助前人与今人研究成果，并能利用外国材料作为参考(此即学 术信息量须充足)；备载参考书目，指示读史门径(还应补充夏曾佑所主张的，加附地图 、图片或表格等，则更全面)；尊重史实，讲究条理系统。原文叙述更详，请参《吕思 勉先生编年事辑》所录，第75页。)，是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由构想到实践的20年总结和 升华，并为以后长期编著实践证明是成功而有效的。此项学术意义，比之具体的学术识 断，更具有长远的价值。(注：吕先生曾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另编著有《更新初中本国 史》与《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两种。后者出版于1924年，从远古讲到民国，只用 了12万字篇幅，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典章制度无不顾及，要言不烦，极方便一般读者 阅读，可惜一直没有重印。参《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所载黄永年先生的回忆文。) 三 1937年至1949年为新式中国通史编纂史上的第二重要时段。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大抵都 是在30年代奠基成形，本时段学术队伍与学术素养因此有明显的飞跃。受学科交叉影响 ，视野更为开阔是一方面，史学专业的细化与深入(如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生活 史等)，则为通史不断输送新的养份(尤其是考古学的发展，先秦历史的解析遂大有改观 )，编著进入了丰收期。更为重要的，民国建立之初一度带来的希望，在备受严酷现实 打击后渐趋暗淡，不满的情绪滋长且日益沉重。特别是1935年后，由日本军国主义亡我 之心演化出的一系列事变，直至八年抗战，我中华史上出现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与救亡 图存高潮，不可避免地要映射到中国通史编纂的事业上来。民族忧患最深重的时期，又 正是民族学术生命力特强，放出异样光彩的时期。逆境行进，彰显出特别的学术价值与 社会意义，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然而，这一次确实非同往昔。 20世纪的中国面对内外压力，急切地需要寻找振兴富强的出路。国外各种社会理论和 社会改革方案，无不受到中国有识之士的热切关注，这就使得新史学与现代思想运动的 关系变得异常密切。各种思潮都不同程度地转换为历史学家对本国史检讨考量的观照系 统，中国通史的编著自然也不能例外。本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深重的民族危机，加速 了社会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史观在新史学中占居主导地位的进程，出现了数部马克思 主义史学家编著的著名中国通史。但在此之前，说一说政治上不隶属于马克思主义营垒 的几位学者编著通史的情况。 首先想说到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宾四先生自学成名，以治诸子学奠基，走的是 以史学贯通诸子学的道路。家族渊源和个人经历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怀有强烈眷顾 的情结。(注：美国学者邓尔麟著有《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中译本。对先生的身世背景有极详尽的描述，可加深对先生学术精神的理解。)1920 年秋以乡贤顾颉刚之荐，离别江南，北上赴燕京大学就国文教席。1931年夏始任教于北 大历史系，是为先生讲授历史课程之始。1933年北大决定改弦易辙，由钱氏独立担纲《 中国通史》，“自古及今，一气讲授完毕”，先生开始集中全副精神编写讲义，四年间 数易其稿。国难后转辗南下，在昆明西南联大继续开讲。受陈梦家等友人鼓动，于宜良 岩泉下寺“静思著笔”，承续前业，反复修改，至1939年夏，全书终告杀青，定名《国 史大纲》。(注：笔者至今未曾见到有《国史大纲》版本源流的相关专文。综合著者与 诸贤回忆，仅能粗略陈述于下：本书著者定稿于1939年6月，初版于1940年，印制于上 海，转运到大后方仅有数万册，乃在重庆、长沙等地另印国难版，先生于书成后，仍感 不足，时有修订手札与诸生交流。1972年起着手增订，加插地图，弟子严耕望曾助一臂 之力，故台湾增订第2版应完成于1974年。本书1949年后，港台重印甚多，且国外有英 文译本，大陆商务印书馆则于1996年始重印修订第3版，多次增印，销量可观。)全书分 上下两册，起自上古，迄民国以后，以“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 使命之开始”杀尾，为20世纪前期编著的中国通史中为数不多古今全璧，又得二度修订 、屡获重印者。 弟子严耕望记其师在北平、昆明讲授情景，间接亦可窥得该书特异的精神魅力所由来 ：“每星期四晚间开讲，校外旁听者争坐教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 。盖时在九一八、七七事变后，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先生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 捷，亦擅讲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怀热烈，并又正当壮年，精力充沛，词锋所扇，动 人心弦，故诸生折服，争相听受，极一时之盛。”(注：严耕望：《治史三书》“钱宾 四先生与我”。) 截止1945年，为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认可“较近理想的”通史约有七部，钱著理 所当然荣忝其列，然点评却仅有“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一句。但必须承认， “创见最多”四字，确是高手妙评，份量极重。(注：《当代中国史学》以百年史学(18 45—1945)为断，故谓钱书最后出，似有误。张氏《中国史纲》第一册石印本于1941年 方出，1942年才定本，至少晚于钱著一至二年。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于1940年出版， 约略同时；下册则晚至1944年。这里还没有包括为著者所不论的，1941年后陆续出版的 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三氏通史。)编撰中国通史，向来讲究“春秋笔法”，多以观 点内敛含蓄取胜，而《国史大纲》独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一世之雄”气概， 笔锋所至，自我张扬，一如其课堂上谈笑风生。书前载《引论》一篇，洋洋洒洒二万字 ，被陈寅恪赞为“近世一篇大文章”。《引论》在出书前，授昆明《中央日报》先行刊 布，轰动大后方。据其弟子李埏回忆，赞许、反对或两可立场者相持不下，“(西南)联 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先生言：“一篇文章引起如此轩然大波， 是大佳事。若人们不屑一顾，无所可否，那就不好了。至于毁誉，我从来不问。孔子说 得好：不如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注：李埏回忆文章，载李振声编《钱穆印 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上述争论的激烈，等到20世纪末该书重返学坛时，仍不减 其势。如有人认为钱氏批判之诸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若存此温情与 敬意，文化大革命当无由发生”。反对者则认为“我们总不应当停留在孕育了中国文化 传统的古代中国(特别是封建专制的)层面上而深怀温情与敬意”。) 《引论》的大旨，力主对本国历史、本国文化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强烈批判世 纪以来偏激的虚无主义、浅薄的进化观、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变相的文化征服”等 倾向，而对史学“革新派”之“宣传”色彩更屡致不满，称其为“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 者”。这种立论鲜明、强烈出击的做法，无异是将自己主动地卷进当代思潮冲突的漩涡 中心，困顿于四面楚歌，但《国史大纲》实也仰赖于此篇议论的热烈锋利，文采优美， 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始终保有鲜活的吸引力，历史叙述的本身，细读者反倒是愈来愈 少了。笔者感慨，20世纪前半期通史编著的富有个性以及多元共存的格局，已经成为一 种很值得眷恋的历史记忆。其时各鸣其鸣，言为心声，呈现出一种少有的学术紧张，由 此也获得了新史学成长所必要的思想张力。 综观《国史大纲》，包括上述《引论》，若误以为先生是一个不明时代变迁，对西学 浑然不晓、一味守旧的人，则大谬不然。《引论》对中西历史节律、神韵的比较，形容 “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西洋史几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 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能如此道出“内敛”与“外倾”两种状态各异的微妙历史意 境，决非闭目塞听者能凭空道出。然其宗旨，实坚持中华民族的复兴，决不可因与西方 有一时之“落差”，即病急乱医， 通史总难脱浅薄之讥；如若没有综合性的提高，水乳交融的会通，灵光闪现的评述 ，神散形枯，那更算不得具有时代气息的“完形”(注：此处为借用。“历史完形论” 是周谷城提出的历史理论，其所著《中国通史》(二册)(1939年开明版)，即贯彻了这一 理论。依笔者理解，这正是今天所说的有机整体历史观的早期用词。周谷城是在共产党 人之外，较早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著中国通史的又一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 极“左”时期，周谷城的通史两次被批判为“反马克思主义”。)通史。可惜我们当下 的历史教学，也包括中国通史编著，往往未能好好体会自梁启超至范文澜等前贤语重心 长的许多提醒，这是不能不引以为憾的。 范文澜通史未竟之业，后由蔡美彪等接续，经长期艰辛努力，终于以十册的形式完帙 ，易名为《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出版因“文革”而中止，到1979 年独缺的第一册才问世，四册(后合并为上中下三册)始告完璧。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 稿》，1978年前也仅出版了三册，现在七册也已经出齐。八、九十年代，各地、各高校 编著的各种通史教材，风涌而出，可谓不计其数。至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12卷。至此，汇合全国各断代史、专门史 知名专家、吸纳数十年史学研究成果，12卷本、22册、1400万字的巨型《中国通史》， 历经20个年头的研究和撰写，终于全部出版，被称之为中国通史“世纪压轴之作”，百 年中国通史编纂也就划上了句号。(注：对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的详细评价，可参 阅瞿林东《白寿彝教授与《中国通史》》，文载《光明日报》2000年9月4日。) 笔者上述历史回顾，虽篇幅不短，但没有采取照单全收、滴水不漏的做法，自然免不 了有主观选择的偏差。(注：对于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中国通史，限于条件，多数 为笔者所未阅。既所知甚少，自不敢妄评，故置而不论。)但自问对那些有特色、有代 表性的通史著作，我是抱着十二分的温情与敬意去瞻仰的，唯恐有所失敬。现在，大家 正企盼着新世纪通史著作的闪亮登场。这种新通史，当然是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有新 的视界和追求。据我揣想，这种局面，决不可能是一部著作“定鼎天下”，而必是各种 风格、流派竞胜的缤纷世界。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金右逢 @②原字左木右或 @③原字外九内言 @④原字上芬下木 @⑤原字左王右献的繁体 @⑥原字上山下钦 @⑦原字外门内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