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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从 \'自在\'到\'自觉\'\"的中华民族认识论，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1这一带有创发性的著名论断，对我们认知\"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及其社会认同的特点，启发良多。当然，\"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包涵着传统民族在新的条件下得以延续的意义，也内蕴着某种现代性的政治转换之义。因为现代\"民族\"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强烈政治意蕴的概念。正是经由现代政治意识所参与引发推动的现代民族自觉，古老的中华民族才最终得以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也可以强调说，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延续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以往，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的这一现代\"自觉\"重视不够，研究不足2。其实，这段不长的民族\"自觉\"史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那漫长的\"自在\"阶段。轻视对这段民族整合历史的研究，不仅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也终将被证明是真正缺乏远见的。 那么，在\"自在\"的中华民族与\"自觉\"的中华民族之间，或者说在\"传统\"的中华民族和\"现代\"的中华民族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笔者以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同样作为广义的族群共同体，组成它的各子民族除了数量、构成不尽相同外，其成员一则为 \"臣民\"或\"藩民\"，一则为\"国民\"或\"公民\"，也是根本的不同。与此同时，在前者，其人民彼此之间客观存在、并不断得到发展的各种联系与整体性内涵，还缺乏得到进一步深化的现代条件，其主体自身对彼此间的这种联系和整体性之感知，也同样缺乏得到高度自觉的综合可能性（包括西方外来民族入侵的打击与刺激，自身现代国家的建立等政治和社会条件）；其共同的利益安危感，也是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体制逐渐引入后才得以强化和凸显出来的；在交往上，前者也还存在着语言沟通等方面的更多隔阂等。而在后者，上述诸情形则基本都得到了改变（语言沟通上也有了相当的改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基于各子民族间全方位\"一体性\"的强烈体认，还形成了一个共同拥有和一致认同的民族总符号或名称--\"中华民族\"。 这样一个民族\"自觉\"化的过程，无疑是一种全方位多内涵的现代民族认同运动。但如果只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它则首先表现为一种带现代性的\"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生成、强化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中华民族\"观念从萌生到最终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同的过程。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漠视和否认的重要历史行程。但目前，这一过程基本上尚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界所忽略，也是国内民族史政治史研究重视不够、探索不足的领域和课题。 关于现代\"民族意识或观念\"，民族学界的认识虽还存在一定分歧，但一般认为，它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人民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实体的意识；（二）、在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3如果以此为依据，那么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也就主要由认同\"中华民族\"这个大民族共同体，关切其共同的安危荣辱、维护其权利尊严，以摆脱外来欺压、实现独立解放和现代发展两方面的内容构成。而其中，又显然以前者作为前提和基础。 这里，笔者想强调或补充的是，在\"人民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实体的意识\"中，不仅包括对于同一个民族符号或称谓的标举和认同，而且这一点在其中还理应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它乃是现代民族自觉最为突出的标志之一。因此，作为华人现代族群认同的标举符号或核心称谓，\"中华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出现？何时开始具有现在的内涵？又何时成为人们口耳相邮、共知共鉴和共享共爱的常用名词，也就成为认知\"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已有的民族史研究论著在谈及这一问题时，一般多取含糊的说法，或谓其在\"民族\"一词引入中国后不久，即被人\"复合\"而出，或谓其大体出现于20世纪初年，然后逐渐流传开来等。至于其出现的较为确切时间、内涵的演化、缘由，以及民国时期国人的认同过程，似尚缺乏更为具体的历史说明。 本着求真探索、以待来者的精神，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历史考察，并给予那些为这一观念的形成、确立作出过贡献的人们以历史的彰显。笔者以为，一种广泛流传的思想观念或思潮发展史真正富有历史感的研究，是应该同这一思想或思潮的概念群、特别是其核心主题词的内涵演变、社会传播与认同的考察结合起来进行认识，才能得以实现的。尤其是像\"中华民族\"这样影响深远的思想观念，就更应如此。但愿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所作的考察，能够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现代认同的历史进程。 \"大民族\"观念的创发及其最初的指代词：\"中国民族\" 现代\"民族\"概念的引入是\"中华民族\"观念得以诞生的前提之一。在传统中国，虽然很早就有\"族\"、\"族民\"、\"族类\"等词汇，甚至也有\"民族\"一词，但用来指称某一个具体民族、又能蕴涵其一般性现代抽象含义的\"民族\"概念，却是在晚清时期才得以较多出现的。它的流行使用，更是戊戌时期特别是20世纪初年之后的事情。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中国新式知识分子正是通过使用从日本传入的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等概念，最终在较为完整的意义上确立了现代\"民族\"观念和意识。其中，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因之开始鼓动\"反满\"民族革命，另有一些新知识人则由此看到了国内各民族分裂和内乱的危险，并自觉激发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体化融合的\"大民族\"情思。在后一方面，梁启超堪称时代的先觉。 据笔者所见，最早具有较为明确的现代中国各民族一体观念，且率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者，可能均为梁启超。早在戊戌时期，梁氏已初步形成对外抵制外族侵略、对内实现族类团结的民族意识。在为满族人寿富创办的\"知耻学会\"所写的\"叙论\"中，他曾极言，中国四万万\"轩辕之胤\"（包括满人）应耻于\"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于他族\"，4同时告诫\"海内外同胞\"要合群自强，以\"振兴中国，保全种族 \"。5他还强调\"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主张国内各个种族尤其是满汉两族甚至是整个黄种都应该\"合体\"，以便去同外族竞争。6进入20世纪后，梁氏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与革命党入\"排满\"思想的论战中，他那种横向联合的\"同种合体\"意识又得到强化，并与纵向的历史认同感相互结合，逐渐发展成了较为明确的中国各民族必须一体化的观念。1903年，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他公开表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基于此，他还明确提出了\"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的主张，并指出这是所有\"有志之士所同心醉\"的共同理想。虽然，此时他还并未完全摆脱大汉族主义的观念，认为\"此大民族必以汉人为中心点，且其组织之者，必成于汉人之手，又事势之不可争者也\"，但他已能够率先意识到实现民族双重自觉的必要，认定必须抛弃\"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以建设一个以\"小民族\"有机联合为基础的\"大民族\"的宏伟目标，并\"欲向于此大目的而进行\"。此种观念的创发，无疑具有某种前瞻性，显示出了其过人的智慧和远见。对于后来的改良派和立宪派党人的有关政见，曾起到过积极的导引作用。 从理论上说，梁启超形成\"大民族\"观念，是基于对西方有关\"民族国家\"思想认识选择的结果。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来源很杂，但其中受伯伦知理的民族思想影响较深。他曾引伯氏所谓\"同地、同血统、文字、风俗为最要焉\"的\"民族\"界说，来作为自己\"大民族\"观念直接的理论依据。在注文中，他特别注明指出：\"地与血统二者，就初时言之。如美国民族，不同地、不同血统，而不得不谓之一族也。伯氏原审论之颇祥\"。同时，他还绍介伯氏理论强调说，对于那些\"国境大而民族小，境内含有数民族者\"，大约存在四种发展趋势，而其中第一种即为：\"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在昔罗马帝国，及今之北美合众国，是其例也\"。7这种轻地域、血统，而更注重历史文化和现实整合因素的 \"大民族\"认同观，对后来杨度等立宪派人物也产生过较大影响。 有其实、有其意，就需要有其名以副之。共同体性质的所谓\"大民族\"，将用何种名称来表述呢？它与过去中国历史上长期发展延续下来的民族联合体又是何种关系？对此，梁启超等人起初并不十分自觉。1901年，梁启超作《中国史叙论》一文，多次固定地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有时用来指称汉族（古为华夏族），有时则是将其作为对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的总称，而在后一种情况中，同时实已初步具有了各民族从古至今所凝成的某种一体性和整体性的涵义。该文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就是以此种意义的\"中国民族\"活动来作为主体依据的。所谓\"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可以为证。81905年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中，梁启超对该词的使用，也是此义：\"亚洲东南一部分，即所谓印度支那及南洋群岛者，实中国民族唯一之尾闾也，又将来我中国民族唯一之势力圈也\"。同年，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他还同时使用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两词。后者在范围上明显比前者要大，它包括了梁氏认为当时尚未完全融进\"中华民族\"的其他少数民族，如苗族、百濮族等。 20世纪初年，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中国民族\"一词的，并不限于梁启超一人，也不局限于改良派和立宪派。作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新名词，可以说它的出现和初步使用，正是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萌生时在语言词汇上的最初体现和反映。不仅清末时如此，即便在民国\"中华民族\"一词已相当流行之后，仍然有不少人愿意继续使用该词，来表达相同的含义。 在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和发生影响之初，以\"地域\"和\"国家\"之名来连带\"民族\"，构成整体认同的称谓，一方面可指代\"中国各民族\"，另一方面也可指代一个整体性的民族共同体，这自然是既便利、又能避免认识矛盾的权宜之策。不过，随着人们对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了解的深化，和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特别是汉族发展史认识的深入，以及与现实政治发展需要之间的互动作用，\"中国民族\"一词，最终还是被更能体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历史的内外在紧密联系和政治一体化趋势的\"中华民族\"一词所取代了。当然，这已经是民国时代的后话。其间还曾经历过一个值得注意的认知历程。 \"中华民族\"一词的最初出现及其被人忽略的内涵 \"中华民族\"一词由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和近世才出现的\"民族\"一词合构而成。9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它的正式出现，要比\"中国民族\"一词稍晚。最初人们使用它时，指代的主要是\"汉族\"，后来才逐渐表示今天的涵义。这一内涵的演变，很有意思。它从一个侧面实说明，在最初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中，大体都经过了一个梁启超所谓的从\"小民族\"到\"大民族\"，即从\"汉族\"到\"中华民族\"的双重觉悟过程，不过程度有所不同，时间先后有异罢了。与此相一致，它还伴随着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然后再回到现实的民族认知历程。 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者。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笔者所见到的\"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出现。从上下文来看，它所指的当是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从古华夏族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民族。 已赢得了一定范围的支持者，尤其得到了满族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支持。 同时，他们还认识到并强调，中国各民族具有共同的利益关系、命运和责任，特别是满汉两族，关系更为密切，责任更为重大：\"国兴则同受其福，国亡则俱蒙其祸，利害相共，祸福相倚，断无利于此而害于彼之理。......又岂独满汉为然也。凡居于我中国之土地，为我中国之国民者，无论蒙、藏、回、苗，亦莫不然。我有同一之利害，即亦不可放弃救国之责任也。惟独满汉风俗相浸染、文化相熏浴，言语相揉合，人种相混合程度较各族为高，关系较各族为切，则负救国之责任，尽国之义务，亦不得不较各族为重\"。24从这里，我们也可见现代\"国民\"观念的出现对于整合中华民族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不仅如此，他们中有人根据日本学者高田早苗的民族要素观（即分民族要素为同一的言语；同一土地住所、生活职业及共同政治之下；同一宗教；人种之混同），甚而分析指出，满汉并非为两个民族，实际上为一个民族。因为民族与种族不同，它是\"历史的产物也，随时而变化，因世而进化......故民族以文明同一而团结，而种族则以统一之血系为根据，此民族与种族又不可不分也\"。由此出发，他们认定\"满汉至今日则成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矣\"。25不只满汉如此，整个\"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也\"，\"准之历史之实例，则为同一之民族，准之列强之大势，则受同一之迫害，以此二端，则已足系定其国民的关系矣\"。26此种观点，实开日后顾颉刚、蒋介石有关\"论断\"之先河。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的缘故，《大同报》第4号附登《中国宪政讲习会意见书》中，竟多次径称\"我汉、满、蒙、回、藏四万万同胞\"。27 在立宪运动期间的留日满、蒙旗人当中，有的人甚至还特别理性地认识到并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一体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及其现实途径，如穆都哩在《蒙回藏与国会问题》一文中就写道： \"盖民族之成，国民之合，其绝大之原因，全由于外部之压迫及利害之均等，而他种之原因，则一缘于居于同一之土地，一缘于相安于一政治之下。至于言语、风俗习惯，虽为成立民族及国民之要素，然有时不以此而亦能判定其为某国之国民。若专以风俗、言语等而定民族之异同，则英人与美人之问题，必难解决矣。虽然，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而异种族之国民也，言语、风俗间有不同之点，有时而同化也。故同化者，亦造就新民族之一要素。以满汉两方面而言，则已混同而不可复分，推之及于蒙回藏，则其大多数虽未收同化之效，而其近于内地之人民，则其言语风俗已一于内地之人民。虽欲使其不同已不可得矣。再加之以经营，施之以教育，则数年以后可用者将不遑计。不然，委之于不显，或奴隶视之，则三年之后，其地必非我有\"。28 这种通过立宪运动得到加强的各民族平等融合的意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以少数民族代表之一的满族人士那里能够有突出的表现，其意义自然不同寻常。它体现出部分少数民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反过来也对汉族人民省思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在辛亥革命爆发及其胜利后初期的有关民族思潮中，仍能有一脉相承的体认。 值得一提的是，在立宪运动的浪潮中，体现中国各民族一体化整体观念的\"国族\"一词（此词后因孙中山先生1924年的解说，与\"中华\"连用为\"中华国族\"一词而广为人知），也已经出现。如1911年7月15日，《申报》主笔希夷在《本馆新屋落成纪言》一文里，就在与\"国民\"和\"民族\"两词的并列中，多次使用了\"国族\"这一概念。文章称全中国之民为\"一族人\"，表白报馆同人\"聚全国同族于一纸之中\"，与之共同喜怒哀乐已经40年。并立志今后要继续\"与国族永聚于斯\"、\"相提相挈而同升于立宪舞台之上\"，以\"自植其立宪国民之资格-----勉为高尚清洁之民族，而养成神圣尊严之社会\"。29近代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 和\"国民民族\"（nation）的思想影响，于此可见一斑。从这里，我们还可看到，像《申报》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现代媒体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运作本身，实发挥过多方面有益于打破狭隘区域局限的一体化功能，而不仅仅是成为传播这种民族一体化观念的新式工具而已。 概而言之，在清末，\"中华民族\"一词和\"大民族\"观念，也即各民族平等融合为一大现代民族共同体的观念虽然都已经出现，甚至仅从后一因素看，有的看法由于对西方现代\"民族\"观念内涵的准确把握和创造性运用，还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这两者之间却还并没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这个符号，与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融合的一体化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意义，当时还并未完全统一起来。这两者间合一过程的完成，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得以实现的。 民国建立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形成 较诸清末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应当说更大，也更值得重视。因为皇族内阁丑剧的上演表明，满清统治者虽然在预备立宪期间已经对民族平等的要求有所了解，但没有也不可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特权，彻底地抛弃民族歧视和不平等政策。只有辛亥革命彻底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之后，才有可能为国内各民族的平等融合与发展，相对全方位地创造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条件。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及时出版了《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其中的《民国统一》一课的有关内容，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条件对于\"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意义。其言曰： \"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前此为一姓专制时代，各私其种人，故多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不问何种何教，权利义务皆属平等，无所轩轾。利害与共，痛痒相关，同心协力，以肩国家之重任\"。30 这里，\"中华民族\"一词在现代意义上的较早使用，同 \"专制时代\"的各民族\"不平等制度\"的废除和信教自由、人民权利义务平等的政治体制之内涵紧密联系在一起，实在是绝非偶然。在笔者看来，辛亥革命的成功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最终形成和认同所起到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这一革命的爆发及其胜利，促使革命党人特别是领袖人物迅速实现了从\"造反者\"到建设者和执政者的角色转变，很快抛弃了\"排满\"的种族革命方略，全力贯注于实现民族平等与融和的事业。而具有（至少在形式上具有）现代国家性质的中华民国的建立，特别是\"五族共和\"政治原则的公然宣布和毅然实行，又使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开始真正成为平等的\"国民\"，实现了法律上平等的联合，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的汉人，一下子摆脱了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地位，心态也趋于平衡。凡此种种，都有助于增强汉族与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并有力地激发出人们追求国家更加强大、民族进一步凝聚融合的强烈愿望。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到一个半月（1911年11月21日），原革命派的一翼、偏重于\"排满\"的国粹派代表人物邓实、黄节、胡朴庵等即在上海创办《民国报》，宣布报刊宗旨为所谓六大主义。其中，头两条主义即为\"建立共和政府；以汉族主治，同化满、蒙、回、藏，合五大民族而为一大国民\"。31虽然其大汉族主义尚有遗留，但已明显吸收了立宪派的部分主张，从\"排满\"转为实行民族\"同化\"，自觉于民族一体化的努力了。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也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还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就是\"五族共和\"的思想。 1912年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了影响很大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满人恒钧等少数民族人士也参加了此会，并成为重要的发起人。从此会的宗旨、名称和发起等方面来看，昔日立宪运动特别是恒钧等人从事\"大同报\"社活动的影响，显而易见。辛亥革命后，百废待兴，革命党人竟如此重视\"民族大同\"问题，原因何在？其发起电文有着如下陈述： \"各都督、议会、报馆、政团，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现已成立。拟从调查入手，以教育促进步之齐一，以实业浚文化之源泉，更以日报为缔合之媒介，以杂志为常识之灌输。章程即付邮呈，敬希协力提倡，随时赐教。酌拨公款，助成斯举，实纫公谊。\" 同年4月初，孙中山批准该会立案。他不仅称赞该会\"以人道主义提携五族共路文明之域，使先贤大同世界之想象，实现于20世纪，用意实属可钦\"，而且认为其所拟各种具体办法也切实可行，最终同意拔给经费。32在临时政府财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孙、黄能有此举，可见其对于此问题的重视达到了何种程度。 与此同时，在上海等地，一些地方官员也发布《化除种族见解之文告》，禁止商人、报纸广告、公私函牍等使用\"大汉\"字样，以示民国实行\"大同主义\"。沪军都督革命党陈其美等人，更倡议发起\"融洽汉满禁书会\"，主张对于鼓吹排满、有违五族共和宗旨的书籍，一律禁止，\"已出版者，则由本会筹资收毁\"。类似的组织，还有雷震等发起、得到岑春煊等赞助的\"五族少年同志保国会\"，33新疆伊犁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34 北京的\"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等等。如1912年4月10日成立的\"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之宗旨，就是\"扶助共和政体，化除汉满蒙回藏畛域，谋一致之进行\"，主张\"融化五族，成一坚固之国家\"、\"实行移民事业\"和\"统一文言\"等，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民初要求五族平等融合的社会心理。该会以内务总长赵秉钧为总理，陆建章为协理。次年6月29日，在此会的基础上他们进而发起成立了\"平民党\"，其党纲的第一条，标明为\"促进种族同化\"，35也就是以五族一体化为发展目标。 在当时众多以民族平等融和为宗旨的社会组织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乃是影响仅次于\"中华民族大同会\"的\"五族国民合进会\"。该会由袁世凯授意组成，1912年5月12日在北京成立。它不仅声势较大，且真正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五族联合组织。该会会长为总统府边事顾问姚锡光。汉人赵秉钧、满人志钧、蒙人熙凌阿、回人王宽、藏人萨伦等为副会长。黄兴、蔡元培等革命党元老和黎元洪、梁士诒、段祺瑞等民国要员，以及满、蒙、藏、回等族数十名人，或参与发起，或列名表示赞成。是年6月，此会曾在《申报》上连载\"会启\"，从血统、宗教和地域的分析入手，论证了五族\"同源共祖\"的历史。会启指出：\"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固同一血脉，同一枝派，同是父子兄弟之俦，无可疑者\"。认为以往彼此之所以有互相仇视和攘夺之事，实为封建专制的结果。民国建立后，\"万民齐等\"，五族国民如骨肉重逢，正好\"各以其所有余，交补其所不足，举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现在聚集五族智慧组织政党，就是为了\"谋起点之方，同化之术\"。将来\"合进\"收效之日，也就是满、蒙、回、藏、汉之名词\"消弭而浑化\"之时，等等。在该会的\"简章\"中，还提到了\"我五族国民以外，西北尚有哈萨克一族，西南尚有苗瑶各族，俟求得其重要人员，随时延入本会\"，36可见其所谓\"大民族\"也并不局限于五族，\"五族\"不过是一种泛称而已。应当说，从该会会启和简章等的内容来看，其认识水平实代表了民初各民族一体认同的较高水准。但遗憾的是，对于融合而成的\"大民族\"究竟如何称谓，这些\"会启\"和\"简章\"却仍未能给予明示。 1912年7至8月，刚刚结束秘密状态的中国同盟会，其广东支部主办的《中国同盟会杂志》创刊，也登文积极宣传民族和种族\"同化\"论，并将其视作该会的政纲之一。该刊著文强调：\"今日共和成立，五族联合， 昔日之恶感已泯，至程度不齐之故，苟普及教育实行之后，此问题当亦解决矣\"，认定\"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同化之，今日之唯一政策也\"，\"亦大同必经之阶级也\"。37而为了实现\"民族同化\"的目标，又必须统一语言、实行通婚、\"划一制度\"和\"普及教育\"等。该刊还连载陈仲山的《民族同化史》，寄望于对\"厉行民族同化之政策，不无小补\"。同年8月13日，新成立的国民党也发表宣言，公布党纲。其党纲中\"概列五事\"，其三即曰：\"厉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38实际上，民国初年，主张民族或种族\"同化\"，已经成为了当时许多政党的共识。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同化\"一词的使用显然很不恰当，表明其认识仍存在某种大汉族主义的局限性。但也应指出，当时人们使用\"同化\"一词，很多时候确属一种平等融化之意上的使用，并不都着意存有汉族自大独尊之思。此种\"同化\"实际上也就是\"大同\"化的同义语，它既是对于清末\"五族大同\"思想的一种继承，也体现了民初革命党和民国要人们对于民族问题新的认识水平。由于这些活动和政策宣传反映了当时社会上要求民族融合的时代愿望，因而也就有力地激励着人们去继续深化认识，进一步推动着国人对于大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在这方面，梁启超的追随者、进步党人、《庸言》杂志的实际主编吴贯因，也有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思想贡献。1913年初，他在《庸言》上连载了洋洋数万言的《五族同化论》一文，逐个论析了五族的混合性质，进而说明了各族之间血统等互相渗透融合的历史，此文对于当时和以后\"中华民族\"融合史的研究，都曾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39在该文中，吴贯因有力地指出： \"汉、满、蒙、回、藏五民族，其初固非单纯之种族，而实由混合而成之民族也。夫人种相接近，由种族之事故，而融合交通，世界历史上实数见不鲜，固非独中国而已。而我中国先民，既能融合汉土诸小族，而成一汉族；融合满洲诸小族，而成一满族；融合蒙疆诸小族，而成一蒙古族；融合回部诸小族，而成一回族；融合藏地诸小族，而成一西藏族，况今日国体改为共和，五族人民负担平等之义务，亦享受平等之权利，既已无所偏重，以启种族之猜嫌，自可消灭鸿沟，以使种族之同化。则合五民族而成一更大之民族，当非不可能之事\"。40 因此吴氏以为：\"今后全国之人民，不应有五族之称，而当通称为中国民族Chinese nation,而nation之义既有二：一曰民族，一曰国民，然则今后我四万万同胞，称为中国民族也可，称为中国国民也亦可\"。41此种认识，不妨说代表了民初时国人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高水平，尽管他尚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此外，他肯定还是较早清醒而自觉地要给中国各民族共同体正式命名、并给予了该词明确英文对译的中国人。 1914年4月16日，中国进步党正式的机关刊物《中华杂志》创刊，又推出一篇题为《论中国之国民性》的专论（作者署名光昇），以所谓\"国民性同一\"来论证满汉蒙回藏五族应通称为\"大中华民族\"，与其他相关论说略有差异。作者虽不认同血统主义的民族说，但在\"汉族同化力之大\"一条下却仍强调：\"称中国人为黄帝子孙，盖其正炎黄血胤者十之七八，因婚姻杂居化合者十之二三，以近世民族定义言之，皆为同一国民性之民可无疑也\"。他甚至还从对西方现代\"民族\"概念的理解出发，认为当时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已失去\"纯粹\"民族之资格，宣称\"欧罗巴有曰日耳曼主义，斯拉夫主义，吾国民将曰大中华主义。合满汉蒙回藏之民谓之五族，毋宁谓之大中华民族可也\"。虽然，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表露出明显的大汉族主义情绪，但它还是能够反映出在当时，认同一个大民族共同体已经成为了一种时代的需要和现实的取向。这一观点与日后顾颉刚和国民党政府的有关看法有相近之处。 其次，就民族融合的实际效果而言，辛亥革命推翻满洲专制统治，建立民国，的确暂时引发了一部分外蒙古王公和藏族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分裂行径，如1911年12月1日，一小撮蒙古王公就在沙俄的指使下，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巴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帝国\"，与此同时，西藏与内地的关系也趋于紧张。42此种情况的出现，不能说与部分革命党人此前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以及武昌起义爆发后少数地区短暂过激的\"排满\"行为毫无关联，但就其根本而言，它们却是当时的纷乱形势和俄、英等帝国主义从中直接策动挑唆的结果。而且与此同时，还要看到，这种暂时出现的分裂局势所引发的前景忧患，恰恰又成为革命党人、民初政要和各族有识之士放弃狭隘民族意识，生发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直接动因。历史的辩证法效应，正是体现在这里。 以蒙古问题为例。\"大蒙古帝国\"宣布成立后，其一系列分裂行径随即遭到国内和蒙古族内人民的强烈反对。1912年底至1913年初，哲里木盟10旗王公和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就分别在长春和旧绥城（今呼和浩特）举行了东、西蒙古王公会议，商讨赞成五族共和，反对外蒙\"独立\"等事宜。在1913年初的西蒙古王公会议上，王公们还一致决议\"联合东盟，反对库伦\"，并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43这大概是在政治文告中，第一次由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议决，宣告中国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44这里，\"中华民族\"一词极具象征意义的使用，就笔者所了解的资料来看，还当属于现代\"中华民族\"概念较早被使用的例证之一。另据有的学者研究指出，作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此时也在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意义上\"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45而他的这一较早使用，也恰恰是发生在处理此次蒙古分裂行径的过程中。他致书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写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46这一现代\"中华民族\"的认同现象，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至于民初革命党人提倡\"民族同化\"与列强策动中国分裂的局势之间的直接关系，则更是显而易见。已经有学者从研究孙中山\"民族同化\"思想的角度，对此加以过详细论证了。正如该学者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说，孙中山等提出\"民族同化\"的主张，并非是像西方殖民者那样从种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汉族为优等民族，应当同化劣等民族，而是\"针对辛亥革命以后沙俄、英国、日本对中国的外蒙古、西藏和东北的侵略而提出来的\"，47在孙中山看来，蒙古族、藏族和满族的人口较少，力量较弱，都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把国内各民族融合成像美利坚一样的强大民族统一体，才能有效地维护祖国统一，争得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所以他说：\"讲到五族的人数，藏人不过四五百万，蒙古人不到百万，满人只数百万，回教虽众，大多汉人。讲到他们底形势，满洲既处日人势力之下，蒙古向为俄范围，西藏已几成英国的囊中物，足见他们皆无自为（卫）的能力，我们汉族要帮助他才是\"。又说，\"彼满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的表征。然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兄弟现在想得一个调合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底机会。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与美国同为东西半球二大民族主义的国家\"。48由此可见，使国内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地位，建立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以各民族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正是孙中山主张\"民族同化\"的直接动机和最终目标所在。它从一个角度，实际上也等于揭示了辛亥革命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兴起、确立、传播和认同的一个重要动力。 此外，从长远来看，革命后民国的建立，政治上既实行\"五族共和\"，文教上复推行有利于一体化近代化的民族融合措施，这些都在实际上对各民族的融化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满汉之间，不仅没有因为辛亥革命而加剧矛盾，反而进一步促进和深化了两族间的融合。1922年，梁启超曾带着大汉族主义情结谈到这一点。他写道： \"辛亥革命，满清逊位，在政治上含有很大意义。--专就民族扩大一方面看来，那价值也真不小。--满洲算是东胡民族的大总汇，也算是东胡民族的大结束。近50年来，满人的汉化，以全速率进行。到了革命后，个个满人头上都戴上一个汉姓，从此世界上可真不会有满洲人了。这便是把二千年来的东胡民族，全数融纳进来，变了中华民族的成分，这是中华民族扩大的一大段落。49 梁氏的这种表述虽有欠科学和准确，没能反映汉族与满族之间彼此互动关系的全部内容，但还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对于满汉民族实际融合的某种积极影响。 民国建立后，中国各民族间的交往较以前更为密切，民族融合得以全面加强，特别是文化融合。这不仅与现代交通业的巨大发展、现代传媒业（包括新闻业、图书报刊出版业等）的空前进步和社会流动性的急剧增多有关，更是现代新式学校教育发展的直接结果。民国初建，北洋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事务和教育即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它改理藩院为蒙藏事务局，两年后改为蒙藏院，与各部地位等同，下设民治、宗教、翻译、边卫等科。同时，教育部也特设蒙藏教育司，专管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教事务。1913年蒙藏事务局批准将清代咸安宫三学及理藩院蒙古学校合并为蒙藏专门学校，成为民国第一所专门招收蒙藏少数民族学生的国立官费学校，致力于对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进行融合。国民党掌权后，蒙藏院改为蒙藏事务委员会，蒙藏专门学校仍得到继续开办。与此同时，大量的少数民族青年在民国建立后还得以到内地汉族地区的学校读书学习。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里，除了本民族语言之外，作为各民族文化沟通媒介的汉语及其汉文化的学习，一般也都成为了重要的课程内容。以蒙古族人为例，1913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仅蒙藏专门学校毕业的蒙古学生就有近千人，还有许多蒙族青年在北京、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读中学和大学。他们读书期间不仅创办有蒙汉文合璧的各种刊物，致力于沟通与融合蒙汉文化，回到蒙旗后又大多从事文教事业，对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主要是在民初以后特别是抗战以后才得以更充分地体现出来，但民初时就建立起来的政治和教育体制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中华民国\"国号的正式确立，进一步增强了国人对于\"中华\"一词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认同感，使得人们在考虑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确立各类组织和事物名称的时候，往往喜欢使用\"中华\"字样和符号，来表示其民族特色、国家身份或全国全民性质，实现某种整合意义上的概括。这从民国建立后，成千上万以\"中华\"命名的组织和事物名称蜂拥而现中，即可见一斑。如民国初年，这类组织机构中就有中华书局，中华职业教育社，大中华报，中华革命党，中华银行，中华艺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足球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等等，不胜枚举。此种用语习惯及其运思导向，成为此期及以后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一词或观念能够应运而生、逐渐流行和传播开来的重要语言因素。而这种情况，在清末时还是未曾形成的。50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在具有各民族平等融合整体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历史资料，正是出现在辛亥革命胜利和民国建立之初。也就是说，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最终实诞生于这一时期。除了前文已提到的那些论据外，还可以举出一些例证。如1914年湖南安化人夏德渥已完成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一书，1917年《东方杂志》第14卷12号刊登的《中国民族同化之研究》一文，1918年元旦《民国日报》发表《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的社论中，都曾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过\"中华民族\"这一词汇和概念。51 《中华六族同胞考说》是一部至今尚未见有人专门介绍的颇具历史价值的著作。作者夏德渥，生平不详。他具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意识，完成该书后，曾报呈教育部审批，并请革命党元老、民国要人李根源作序。该书详细考述了中国历代各种史书的有关记载，专门论证中国汉、满、蒙、回、藏、苗六族间的同胞关系，\"冀览此书者恍然于汉、满、蒙、回、藏、苗论远源为同种， 并积极地予以倡导。如在《三民主义》一文中，他就公开表示：\"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的目的也\"。59 对于孙中山\"中华民族\"理念的形成来说，\"美利坚民族\"那种混合性质的民族存在及其成功发达的示范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对之予以取法，就如同采纳其共和制度一样，有着择善而从的确然信念。正是怀着这种信念，此后两年在一些演说和序文中，他继续满怀激情地倡扬\"中华民族\"理念，主张\"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成个中华民族\"。60他反复申说道：\"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之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这就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他的所谓\"民族同化\"思想。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种\'民族同化\'，实际上是民族融合\"，61因为他所主张的是在共和政体之下，国内各族人民\"相见于诚，以各民族的\'文化及精神\'为基础，\'吸收各民族之善性\'\"，62也就是要结合各民族的特点与优长而成。当然，也无庸讳言，在孙中山的思想深处，某种程度上的大汉族主义\"潜情\"是一直也未能扬弃殆净的，而这种\"潜情\"后来又遗留给了蒋介石国民党以及其他政治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的\"大中华民族\"观，甚至还保持着某种准备随时平等地包容其他外来自愿加入\"我族\"的民族开放性。所以他说：\"更进一步言，吾人既抱此建设大中华民族之志愿矣，尤当以正义公道之精神，为弱小者之援助，或竟联络引进之，使彼脱离强权，加入自由民族，同受人类之平等待遇，如威尔逊之所谓\'民族自决\'，与新俄宪法之所谓\'民族解放\'然。能为此，方得谓达民族主义之极境矣\"。63其民族自信心和思想的理想主义色彩，由此可见一斑。在晚年的孙中山看来，民族自信力特别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凝聚、生存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此期他之所以同时要大谈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价值，原因也在于此。 由于孙中山巨大的思想和政治影响力，他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执定，意义深远。仅就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自身而言，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渗入，就使其具有了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一点，我们从孙中山逝世后不久戴季陶和钱穆等人对三民主义有影响的解说中，不难有所窥见。如戴季陶就认为：\"三民主义之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一个民族的生命，最要紧的是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而这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生成，最要紧的是在于他们的自信力。-----总理此四十年的努力，要点在何处呢？就是要唤起中国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国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立性\"。64的确，五四以前，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要只讲对外独立和对内各民族平等，现在则不仅强调国内各民族平等，还强调其内部的\"统一性\"了。也就是说，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之\"民族\"，此时已明确地指向了具统一性和整体性的\"中华民族\"，而非别物。这就更进一步规定了\"民族主义\"乃至整个三民主义的内涵。1928年，钱穆在他那部流传广泛的《国学概论》中讲到\"最近期之学术思想\"时,便因此明确认定：\"\'三民主义\'之精神，始终在于救国，而尤以\'民族主义\'为之纲领。民权、民生，皆为吾中华民族而言。使民族精神既失，则民权、民生，皆无可附丽以自存。所谓民有、民治、民享者，亦惟为吾民族自身而要求，亦惟在吾民族自身之努力。舍吾中华民族自身之意识，则一切无可言者。此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之所在，不可不深切认明者也\"。65这种被赋予了新内涵的三民主义，反过来又构成为此后涵育和滋润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继续成长壮大的意识形态力量之一。 与孙中山主要从当下情势出发立论的政治家风格不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舆论界代表人物的梁启超，他此期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弘扬，采取的则是一种历史研究的学术方式。1922年，他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次年连载于《史地丛刊》，改名为《中华民族之成分》），成为日后被人反复引述的中华民族研究史上的经典之作。在此文中，梁氏首先明确区分了民族与种族、民族与国民的内涵，尤其是强调了\"民族意识\"在民族形成和归属中的特出地位。他指出：\"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致，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66在正视血缘、语言和信仰等因素的同时，他格外强调\"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在民族成立和识别中的特殊重要性，凸显现代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言辞虽不免有些绝对化，但其明智深刻之处，却有值得今人特别是民族研究者们深长思之者。 不仅如此，梁启超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勾勒和阐释。他认为，\"华夏\"或\"诸夏\"主干民族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后，即不断\"化合\"周边各族群。因而在不同时代，都有不同族群汇入其中，最终形成了\"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他继续阐发其清末时即已形成的观点，揭示出中华民族\"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之事实，并强调这种结合从\"诸夏\"的名称上即可见一斑：\"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象征。\'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此民族意识何时始确立耶？以其标用\'夏\'名，可推定为起于大禹时代。何故禹时能起此种意识？以吾所度，盖有三因：第一，文化渐开，各部落交通渐繁，公用之言语习惯已成立。第二，遭洪水之变，各部落咸迁居高地，日益密接，又以捍大难之故，有分劳协力之必要，而禹躬亲其劳以集大勋，遂成为民族结合之枢核。第三，与苗族及其他蛮夷相接触，对彼而自觉为我。自兹以往，\'诸夏一体\'的观念，渐深入于人人意识之中（三代同祖，黄帝等神话皆从此观念演出），遂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67 在这里，费孝通先生后来更清晰加以阐述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可以说已经是呼之欲出了。所不同的是，对于他们来说，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虽都是历史事实、现实趋势和进一步努力加强整合的目标，但费孝通所说的\"一体化\"仍以\"多元\"并存为前提，而梁启超的\"一体化\"则是以\"多元\"的迅速消失、\"融化\"为特征和条件的。 梁启超还从地理、语言、文化精神等多方面分析阐述了\"中华民族\"同化力之强的原因，最后得出关于\"中华民族\"的三个结论，即（一）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二）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三）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68这种由历史预知未来的工作，无疑是增强中华民族的命运感和前景认同的最好方式。1928年，钱穆在《国学概论》中，就曾特别敏感地表彰了梁启超此文及他同时所作的另两篇文章\"尤能著眼于民族的整个性，根据历史事实，为客观的认识\"69的特点与价值，从而显示出与梁启超的某种共同旨趣。 就历史功能而言，孙中山和梁启超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弘扬，正好形成一种互补。孙中山强调的乃是中国国内各民族\"应该\"结成一体化的\"大中华民族\"，而梁启超的研究则证明，中国现存各民族早已存在血缘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联系，华夏族融合周边民族不断壮大的\"一体化\"趋势久已形成，大中华民族的构成和扩大乃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样，政治思想上和学术思想上的\"中华民族\"观念，就开始形成了某种有效的联动态势。 1924年以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理念，逐渐成为了国民党的行动纲领。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仅明确认同此一理念，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出了\"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就宣称，要秉承孙中山的遗教，\"实现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独立自由之国家，中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70由国民政府组织编撰的《绥蒙辑要》，在题为《中华民族》的开篇说明中，更是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对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主张： \"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因为受封的地点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为气候悬殊，交通阻隔，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语言口音之歧异，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其实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中华，原来是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孙总理说，中华民族，就是国族。-----民国成立以来，并将五族平等的原则订在约法，孙总理的民族主义亦完全以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为目的。现在中央政府遵照总理遗教，对于国内各民族，竭全力以扶植之，时时刻刻，为我们边远的同胞，图谋幸福，解除痛苦，又特设蒙藏委员会，专为我们蒙藏同胞筹划一切的改进，中央委员也有蒙古人员。所以说五族，就是中华民族，就是国族\"。71 勿庸讳言，1928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中国的局面，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整体认同来说，客观上曾起到过某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就在这一年，两本最早明确认同大\"中华民族\"观念的关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代表性专著得以出版，当绝非偶然。这两本专著分别是常乃德的《中华民族小史》和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常乃德为青年党的核心人物之一，1926年被选为青年党的执行委员，任宣传部长。他在这本最早以\"中华民族\"命名的民族史书中强调，现今中华民族的活动领域当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之内，与历史上的活动范围是有差异的。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西来说\"并不正确。同时他还明确认同中华民族多元起源论，指出\"中国民族向称皆源出于黄帝，其实并不尽然，-----故中华民族之出于多元非一元亦可断言也\"。此外，他还分\"中华民族\"成分为\"九系\"，并对于中华民族在各个时期、各个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同化\"与融合的进程，对于西方列强入侵造成\"中华民族之危机\"等问题，作了简单的论述。72可以说在梁启超等人的基础上，该书又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关于\"中华民族\"的系统化历史知识。 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则相对更重视揭示\"中华民族\"较近的状况及其现实存在的民族问题，注重将历史和现实通过问题叙述形式揉在一起，并明确谈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问题。如果从今人的角度来看，该书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侧重于\"国民民族\"的把握，但同时也没有忽略揭示其\"种群民族\"性，甚至该书自题的英文书名即为\"A STUDY ON THE CHINESE ETHNOLOGY\"（中国民族学研究），其中所用的\"ethnology\"一词,实偏重\"种群\"民族之意。73 这类以\"中华民族\"为标题的专门著作特别是中华民族史著作的撰写，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认同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为这一观念的认同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相关知识系统。不过这类著作在20年代还是刚刚出现，其中更为深入、翔实、精密的部分，乃是在30年代及其以后才逐渐完成和出版的。 《中国民族志》一书署名\"著述者张其昀，校阅者邵元冲\"，邵、张都是国民党人，邵还是当时国民党中的重要人物。国民党人极其热心于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与整合，与当时该党的执政地位显然有着直接的关系。而青年党由五四时期的\"国家主义派\"发展而来，本就以\"民族主义\"或所谓\"国族主义\"作为立党之本。作为抗战以前鼓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最力的两大党派之人，他们在\"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方面格外努力，是毫不奇怪的。 当然，并不只是国民党和青年党人如此。五四以后，共产党等其他政治、思想派别和人物，也都在中国各民族平等构成一个整体的意义上，频繁地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和概念。如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首次使用， 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有的主张译成\"民族\"、有的认为应译成\"国家\"，还有人强调须译成\"国民\"、\"国族\"或\"族国\"等，清末民国时就已分歧如此，至今似乎依然如是。107 鉴于前述有关西方现代\"nation\"概念基本内容的认识，笔者以为，若站在今天的高度，只就传达其基本含义而言，恐怕以\"国民民族\"一词来对译该词较准，它正好与西方传统的\"种群民族\"相对。但若再顾及形式上的完美和不容漠视的历史的存在，那么还是维持原判、以\"民族\"作为其主要译词，在翻译过程中再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为好。其主要理由如下：首先，\"民族\"一词相对能够比较好地传达\"nation\"从族群或种族的传统内涵到现代政治文化共同体内涵转换过程中的那种延续性内容，即前述雷蒙·威廉斯所谓的\"交叠部分\"；其次，与此相关，\"民族\"一词也能较好地体现\"nation\"那种高度整合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文化，并有机地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粘合性\"功能；第三，就字面意而言，该词的确不易直接显现\"nation\"中突出的\"公民的\"和\"领土的\"政治因素之内涵，但作为一个晚清才出现的、一开始就用来对译\"nation\"的汉语新词，它在长期的使用中，可以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各个成员在政治法律上一律平等的一般内容，而且其中还有意突出了\"民\"的地位；第四，用\"国家\"、\"国民\"等词来对译\"nation\"，也同样存在着明确的缺陷。其中，\"国家\"因与传统\"族群\"全不相干，且不具备\"共同体\"成员总合的基本含义，还不如\"国民\"。 的确，\"国民\"一词在表现\"nation\"的现代政治含义方面，有明显的长处，因此在强调现代民族与传统民族的差异、凸显其现代政治特征时，也可以将其译作\"国民\"。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对于现代民族的全体成员来说，\"国民\"的政治身份仍只是其必要条件，而实非其充分条件。此外，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乃至血缘联系等与传统族群相\"交叠\"的那一部分内容，也就是其共同的\"文化\"身份，也相当的重要，而\"国民\"一词在传达这一方面内涵时，就显得远不如\"民族\"。因为该词实在太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和延续性的文化内涵了。比如，当我们说\"法兰西\"和\"法国人\"，与说\"法国国民\"时，感觉就很不一样。\"国民\"的政治身份，并不能显示出一种文化的凝聚意义，从而带给人一种悠久感。同样，我们说\"中华民族\"、\"中国人\"，与说\"中华民国国民\"时，感觉也是如此。尤其是\"中华民国\"建国时间短，其\"国民\"身份就更明显地不如\"民族\"身份来得厚重了，自然地，就其对所属群体的凝聚力而言，\"民族\"一词也要远远大于\"国民\"。前文曾提到1914年《中国之国民性》一文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认同，其作者光昇对于\"民族\"与\"国民\"关系的独特\"处理\"，就颇有启发性。光昇相当熟悉传统民族向现代民族转换的内涵，故他一方面认为\"自罗马之世界国家亡，而近世民族国家代之以兴，民族即国民也\"。但另一方面他却又并不直接以\"国民\"取代\"民族\"，而是将其换成\"国民性\"一词，直致其行文别扭难通而在所不惜（\"学者或舍民族旧名而改称曰国民性，即能为一国民之集合体之性质也\"）。此无他，只因\"国民\"一词太缺历史深度和文化涵融力，包容不广、运转不灵故也。108 清末以来，关于\"nation\"一直还流传着另一个译词\"国族\"，台湾学者至今犹喜用之。该词表面上看似乎\"国\"与\"族\"义两者都兼顾到了，但就其组合之后的语言效果而言，实际上也同样未能避免\"国民\"一词的上述缺陷，特别是忽略了其尊崇\"人民\"的意识形态内涵，故也不能算是一个理想的基本译词。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笔者主张继续保留以\"民族\"来作为对译\"nation\"的基本词。但是，这既不意味着不能在适当的时候根据具体语境将后者译为\"国民\"或\"国家\"；也不意味着中国\"民族\"概念在西方的影响下诞生后，其在自身的社会运行中的实际内涵与其在西方的本意出现差异为不正常现象（这一差异在其对译之初时恐怕就已微妙发生）；更不意味着我们只能以西方的概念内涵为标准，来评判中国现实中出现的民族认同运动乃至观念的得失。其有关辨识，只能帮助我们去更好地参照、认知和分析清末民初那些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人们对于\"民族\"的实际理解及其特征而已。 在前文梳理\"中华民族\"观念的过程中，我们曾顺便提到过乌泽声、梁启超、杨度、顾颉刚等人关于\"民族\"概念的有关见解。如果更为广泛地浏览民国时期认同\"中华民族\"的人们的\"民族\"观，则可以发现，这些观点虽有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形态，对构成民族的诸多成分的认识也不尽一致，但总的来看或者说合而观之，它们却并没有忽视和偏废通常被今人所提及的那些民族构成要素，如共同的地域（或称领土）、血统联系、语言沟通、风俗、生活方式、政治法律制度（包括平等的公民权），以及经济生活、共同的民族自我意识、历史记忆、文化心理素质（或国民性），等等。也就是说，在阐发和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各种论说中，这些因素都被程度不同地考虑到了。但与此同时，有一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相对而言，人们又较为普遍地更加重视其中的共同历史记忆和文化这一因素，尤其是在强调\"民族\"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体，不同于国家、国民和种族之独特性的时候。在这一方面，李大钊的有关主张，或可以从一个极端给人们以鲜明的印象。他认为，\"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故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与否，而只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例如台湾的人民虽现隶属于日本政府，然其历史文化却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109 此种观点，与其前的杨度和其后的顾颉刚等人的看法可谓一脉相通。它反映了中国传统\"族类\"观与现代西方\"民族\"观念的某种互动与结合。110 不过，要说清末以来认同\"中华民族\"的人们不讲\"政治法律之统一\"，也并不符合其思想实际。更多人的情况恰恰是这样：他们通常首先强调国内各族人民均为同一之\"国民\"，地位平等，身份相同。即便不强调，也以为此乃不言而喻之事（至于其背后之国为\"中华民国\"、\"苏维埃共和国\"还是\"中国\"，则视其特定时期的具体政治态度而定）。然后再由此出发，认为仅此还远远不够，遂又才格外突出地强调其历史和文化的同一性因素方面。受此影响，人们在陈述其\"民族\"见解时，一般也的确不着意突出具体的\"国界\"或\"疆域\"内涵。但这却并不表明他们不在意、不关心疆域和国界，恰恰相反，对于疆域不断被列强侵夺的强烈愤怒与持久隐痛，对于保持和夺回失去领土的深切关注，正是他们认同整个大民族的最直接动力和重要内容之一。这一点，从李大钊对\"台湾\"的格外眷顾中，实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也正是基于现代\"国家\"和\"国民\"认同还不足以凝聚国人、保住疆土的隐忧，\"中华民族\"的认同者们也极为看重国内各族昔日的\"血缘\"联系，并不惜笔墨做了大量的论证和揭示工作。这一点，与近代中国\"民族\"一词始终涵留浓烈的\"种族\"和\"族群\"含义，也有直接关联。许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都没有也不愿将\"民族\"与\"种族\"作简单的对立性区分，而是将\"种族\"概念整个地涵容到\"民族\"概念之中。这在蒋介石那里，无疑包含了政治的考量在内，而对更多人来说，可能不过是重\"文化\"而不重血缘的传统\"族类\"观涵化西方概念的自然结果罢了。有趣的是，重视揭示血缘联系工作的\"中华民族\"认同，与不重血缘只重文化的传统\"族类\"观，在\"民族\"对\"种族\"概念的涵容这一点上，居然达成了一种自然的默契。 然而所谓\"民族\"对\"种族\"概念的涵容，却并不表明它们二者之间的内涵和外延完全一致，它只是意味着\"种族\"的那种血缘因素被理所当然地包容到\"民族\"内涵之中而已。具体说来，这一时期认同\"中华民族\"的人们对各族之间血缘联系的强调，也还存在着不同的表现程度。像蒋介石等人，乃是其中相当偏激的一类。更多的人，虽也重视揭示各族间血缘联系的持久性与广泛性，却往往更愿意强调彼此间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的统一性，而将血缘联系视为其中有机的一部分来看待。清末民国时期，无论对血缘问题重视的程度如何，把它纳入到\"历史与文化\"因素中去总体考虑的思路，却又是基本一致的。 安东尼·史密斯教授曾将现代亚洲、东欧的\"民族\"及其认同归结为所谓的\"族群（种族）的民族模式\"。他认为这一模式有三个特点：一是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对领土的认同；二是在情感上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动员效果；三是对本土文化的重视超过法律。111此种概括是否适于整个亚洲和东欧各国的具体情况，可以置之不论，仅就近代中国相对于西方纯粹的\"国民民族\"的认同而言，它显然有部分内容相合。但如果我们从\"中华民族\"认同内部的各组合因素之间自身的复杂关系来看，它似乎又不免失之于简单化和机械化了。这一点，从其仅将\"血统\"与\"领土\"、\"文化\"与\"法律\"简单对应甚至对立起来考虑问题的思路，即可了然。就拿\"领土\"与\"血缘\" 两者来说，我们实在已很难简单地回答，认同\"中华民族\"的中国人对于它们的关注程度，究竟何者为高，或换言之，在他们心目中，究竟\"领土\"和\"血缘\"哪一个因素更为重要的问题。 也许，我们还是应当重新回到认同\"中华民族\"的人们所依据的\"民族观\"问题上来，这样反而有利于从总体上对这一认同的实质进行直接的把握。无疑地，这样一种把握，只能从该认同自身内在的历史逻辑出发，而无法就五花八门的\"民族\"定义直接加以\"取舍删削\"而得。当我们怀着对\"中华民族\"认同历史过程的上述了解，再回过头来去披览人们对于\"民族\"众说纷纭的解说的时候，1937年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所提出的有关意见，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朴实的中国智慧，一种与那段认同历史基本吻合的思想\"真实\"。 潘光旦指出：\"同是一种结合，国家是有政治、经济、法律等意味的，种族是生物学与人类学的，民族却介乎二者之间。一个结合，在种族的成分上，既有相当混同划一的性质，而在语言、信仰、以及政、法、经济等文化生活方面，又有过相当持久的合作的历史--这样一个结合，就是一个民族\"。112 此种\"民族\"解说，既表明了一种世界的眼光，更着眼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虽不是完美无缺，却实在属于不可多得的真知。它不仅说明了民族与国家、种族之间的差别，更揭示了其彼此间的关联度与涵容关系；既谈到构成民族的政治和种族因素，更凸显了其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因为其所谓 \"文化生活\"方面持久合作的同一\"国家\"之史，血缘交流的种族关联之史，都无不在在表明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在民族区别和民族认同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可以说，此种解说正好历史地构成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认同的\"民族观\"基础。 这样一种\"民族\"定义，实为大民族和小民族的并存统一、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的交融演化，留下了进一步解说的空间。换言之，它既认同\"大民族\"的民族身份，也不否认\"小民族\"的民族资格；既没有在传统民族和现代民族之间划上一道绝对机械的界限，却又并未否认现代国家出现后的民族和传统民族之间可能出现的差别。因此，它所具有的历史性和开放性，也是很值得思想史家们予以关注的。 实际上，这种历史性和开放性，也是整个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认同过程中视为根据的各种民族观的一大共同特点。具体而言，它们基本上公认民族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历史过程。一部分人认为它是不断地融合各族群、种族由小到大发展而来；另一部分人则不仅停留于此，甚至于认为它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还包括融合了一些较小的民族单位在内。其实这两种观点之间只存在程度的不同，并无实质的区别。因为被融合的不少族类、种族在历史上都曾经有过自己相对独立的国家政权，若按潘光旦上述的\"民族\"观来理解， 这种观念本身，事实上还成为了现代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心胸博大的民族优越感和自尊自重的民族主义的情感源泉之一，也即它参与过现代中华民族情感统一体的形构过程。116 时下，认为\"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和依赖于这一论述策略的所谓\"建构\"说，正流行一时。117从学术角度来讲，这些带有后现代取向的说法的确有助于人们较为充分地了解现代民族认同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作用，有助于较多地洞悉其中话语与权力之间某些历史关系的生动复杂面相，从而扩大我们思考民族问题的空间。但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定义和理解却走向了偏颇。比如，在那些民族\"建构\"观者们看来，关乎现代民族赖以依托的历史上和现实中既存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可供建构主体进行选择的\"资源\"而已，而这些\"资源\"如何\"呈现\"和发挥功能，完全取决于\"建构\"主体如何进行\"选择\"。可是，正如有的哲学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人的活动的选择性是以不可选择为前提的\"。118 \"因此，选择，在任何时候都是对可以选择东西的选择\"。119具体到\"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和确立来说，不仅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实际关系的主流趋势和原有\"联系性\"具有某种潜在的不可选择的特点，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走向也同样具有某种不可随心所欲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排满\"思潮虽一度时兴但却不得不最终消歇，国内民族分裂主义者始终不得人心，帝国主义的种种分裂挑唆和吞并阴谋终究大多难以如愿，各种对立的大政党无论政见如何分歧却都不得不高揭\"中华民族\"整体性旗帜的原因。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固然与国人趋利避害的主动选择不无关系，然就其本质而言，它又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根本性制约的。 从主观方面看，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的萌生、发展和确立，不妨说乃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压之下，在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和直接影响之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现实运动之中，对于其当下和未来的共同命运、前途、利益的感知和体验过程；更是其对彼此之间长期历史形成的内在联系与一体性趋势的不断自觉和深化认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由\"先知先觉\"的认知、揭示、启发、倡导、鼓吹，到全民普遍认同的发展历程。而就客观方面或者主客观互动合一的角度来看，它则是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相互作用的产物，是西方和日本的现代\"民族\"思想与中国传统的以文化认同为主要取向的\"族类\"观互相作用、尤其是其与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它也是中国各民族长期以来不断融合的历史之延续和发展，是民国建立以后这种融合又加速进行和进一步深化的事实在观念上的即时反映。 对于这样一种\"精英和大众、历史和现实、传统与现代深刻互动\"之果的\"一般思想\"观念，这样一个客观与主观复杂互动的历史过程，笔者以为，还是以\"形成\"而不是以\"建构\"来揭示其整体性质，要更为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话）。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包涵着无量的主观努力和\"建设\"尝试，不可避免地激发出种种的想像甚至于出现\"神话\"，但这只能说明它不是一个纯\"自然化\"的社会历史过程而已。同\"形成\"相比，\"建构\"一词实在是太过于张扬了人的主观性，而不免轻忽了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因素的能动力量及其与人的选择之间\"互动\"的客观性方面。因此，用\"建构\"一词来参与分析这一过程，可能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重视\"过程\"的意义本身，也是建构论者的重要特征），但用它来概括这一过程的总体性质，却并不妥当。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在清末民国时期的萌生与确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吾国吾民完成自身的独立和解放，对于晚清以来本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统一完整，都曾经产生过、并还在继续发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着进行上述历史考察的动因之一，即是肇缘于此种感知。笔者相信，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人们对于\"中华民族\"观念认同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认识，也将会越来越深刻。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2月创刊号，2006年收入《中国近代史读本》（下）时，略有增改） -------------------------------------------------------------------------------- 1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相关专题研究主要有本文中曾引用的陈连开著《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一文。台湾沈松侨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一文（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昔笔者最初为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而写作发表此文时，尚未能见到沈文）。此外，费孝通、史式、马戎主编的有关著作的相关章节，台湾徐文珊的《中华民族之研究》一书(三民书局和中央书局，1969年版)，也都对该问题有所涉及。 3 参见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此种观点可以熊锡元为代表。1897年《知耻学会叙》，《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4 1897年《知耻学会叙》，《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5 1897年《致伍秩庸星使书》。同上，第147页。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等人于此时已把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等组成的那个\"大民族\"称之为\"中华民族\"，我以为是误解了其《中国史叙说》一文中有关内容的原意之故，不合事实。见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6 1898年《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同上，第52-54页。 7 1903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同上第2册，第1069页。 8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等人于此时已把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等组成的那个\"大民族\"称之为\"中华民族\"，我以为是误解了其《中国史叙说》一文中有关内容的原意之故，不合事实。见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9据王树民和陈连开等先生研究，\"中华\"一词起源于魏晋时期，最初用于天文方面，乃从\"中国\"和\"华夏\"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组成。在日后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具有了\"中国\"、中原文化和汉人、文明族群等内涵（汉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都曾选择其中的部分含义加以使用）（见王树民《中华名号溯源》，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另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三章\"民族称谓含义的演变及其内在联系\"）。笔者以为，明清以降特别是进入晚清以后，士大夫相对于外国特别是西洋而常言的\"我中华\"如何如何，表明\"中华\"一词已逐渐成为一个含国家、地域、族类和文化共同体认同意义的综合概念。这一点，对于日后\"中华民族\"概念的构成和流播也是重要的。不少学者皆谓梁氏此文发表于1906年，展转援引者极广，（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修订版），其实误也。见《新民丛报》第65-66号，1905年3-4月连载。此误源自《饮冰室合集》里的\"专集\"目录，它标明该文发表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 10不少学者皆谓梁氏此文发表于1906年，展转援引者极广，（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修订版），其实误也。见《新民丛报》第65-66号，1905年3-4月连载。此误源自《饮冰室合集》里的\"专集\"目录，它标明该文发表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 11王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374版。 12同上，第369页。 13同上，第304页。 14同上，第371-372页。 15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文选》（第2卷下），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34-743页。 16诗中有云：\"华族华族，祖国沦亡尔罪不能偿\"、\"华族华族，肩枪腰剑奋勇赴战场\"。《复报》第9期，转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7如1904年陶成章著《中国民族权利消长史》一书，即指汉族，可见中华书局1986年版《陶成章集》。 18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15-917页。 19 《四川补用道熊希龄陈撤驻防改京旗并请从精神上化除满汉之利害呈》，同上，第945页。 20 《御史贵秀奏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六条折》，同上，第922页。 21 《举人董芳三条陈为辟排满说并陈和种三策以弭离间呈》，同上，第931页。 22此报不多见，北京大学图书馆仅藏有该报1908年6月和11月两个月的内容。 23见《大同报》第1号乌泽声的（大同报序）、恒钧的《中国之前途》，该报第3号上乌泽声的《论开国会之利》等文。 24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大同报》第4号，第2页。 25乌泽声：《满汉问题》、《大同报》第1号，第10页。 26穆都哩：《蒙回藏与国会问题》，《大同报》第5号，第15页。 27如\"愿与我回、苗、藏四万万同胞同声一哭\"，\"则吾汉、满、蒙、苗、藏四万万同胞幸甚\"等语，见该刊第4号附录1。 28同注释26。 29《申报》宣统三年辛亥六月二十日。此条材料系朱浒代为查找，特此致谢。 30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第 页。 31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1页。实际上，不仅革命党人如此，一般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也发出了类似呼吁。如此前两日，即1911年11月19日，《大公报》上即发表了署名\"无妄\"的《中国存亡问题系于民族之离合》一文，指出：\"且夫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之所以为大国者，以其兼容并包合满汉蒙回藏各种民族以立国，而非彼单纯一民族之小国所得比其气派也。故我中国虽屡遭蹉跌，国势之积微至于斯极，尚有转弱为强之望，而不至如安南、缅甸、琉球、朝鲜诸国之一蹴即亡者，亦未始非国民庞大多之赐也。是则中国者，全体国民肩头之中国，非一民族所能独立补救之中国也。----盖民族与土地宜合而不宜离，合则互相联助，兴也勃焉，离则罅隙四呈，亡也忽焉。\" 32 1912年4月3日《临时政府公报》第56号，可另见《黄兴集》。 33分别见《申报》1912年4月13日，5月27日，5月26日。 34杨筱农《伊犁革命回忆录》，《天山》杂志1934年第1卷，第1期。 35北京市档案馆藏有有关档案，可见刘苏选编《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章程》及《平民党宣言书暨暂行章程》，载《北京档案史料》1992年第1期和第3期。 36见《申报》1912年6月11-12日《姚锡光等发起五族国民合进会启》。另见刘苏选编《五族国民合进会史料》，载《北京档案史料》1992年第2期。其中除了\"会启\"和\"简章\"外，还有\"支会章程\"，呈请立案呈文、组织构成条款及内务部批文等内容。内务部批文曰：\"查所呈各节系为五族国民谋同化起见，尚无不合，本部应准备案，仰即知照\"。 37熙斌《种族同化论》，《中国同盟会杂志》第3期，此刊现存不全。笔者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到这一期。 38见《国民党宣言》，载《民立报》1912年8月18日。转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9页。 39这从稍后谈论此一问题的论文和后来编写的各种中华民族史著作大多都参引此文可知。如1917年《东方杂志》第14卷12号转录《地学杂志》的《中国民族同化之研究》一文就声称：\"作者本历史事实，以研究中华之民族，所依据者，为吴贯因氏之《五族同化论》，章降氏之《种姓篇》\"。该文探讨\"中华民族同化\"问题，强调五族之外，苗族也属中华民族的重要构成成分，并多次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40见《庸言》第1卷，第7、8、9号，此段引文出自第8号。 41 同上，第9号。 42国内外以前都提1913年1月达赖喇嘛宣布\"独立\"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