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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与经济、政治、社会各层面都发生了既深且广的变化一样，“观念”层面也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而且，往往是一些观念变化在先，体制性变化在后。若无观念变化，某些体制则很难改变。“突出政治”，就是最早、最重要的观念变化之一。 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传统，是其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成功夺取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故从来就强调、重视“突出政治”。不过，1962年后，随着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在如何突出政治、怎样才是突出政治、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等方面，却渐趋极端，终于“畸形”。这种“畸变”原发于部队，然后推向社会。这种畸形的“突出政治”影响深远，今天在强调“突出政治”“讲政治”时，一定要警惕这种畸形的“突出政治”。 林、罗之争 早在1961年，国防部长、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和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就因如何“学毛著”产生分歧。罗荣桓不同意林彪提出的学毛著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的提法，在审定战术条令时把条令中“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词句删去。1964年，在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推动下，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比武”活动。但林彪认为部队“大比武”与他在1960年提出部队的部队建设“四个第一”不一致，所谓“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因此，从1964年11月底，林彪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了“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12月29日，林彪又紧急召见总政治部领导人，批评说：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他强调军事训练等“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他要求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突出政治。1965年1月初，罗瑞卿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和由各军兵种及各大军区领导人参加的扩大的军委 办公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林彪要罗瑞卿将他的有关指示修改后发出，经过整理后，林的有关讲话、指示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全军贯彻执行。11月18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同时给毛泽东送去兰州军区《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12月2日，毛泽东对林彪11月18日的信和所附兰州军区的报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里与指的，就是罗瑞卿。一个多月后他又说：‘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0页） 这时“文革”狂澜初起，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于11月10日发表。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内容就是批判罗瑞卿。罗的“罪状”之一是他对林的有关指示修改了78处。最主要的修改是三处，一是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了一句：“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二是在提出1965年任务时，加了“气可鼓，不可泄”。三是在军训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在这种情势下，林彪在1966年2月进一步提出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的时间比例现在是三七开,可考虑改为四六开, 对半开,甚至倒三七开。8月16日,中央军委根据林彪此议作出《关于改革部队军政教育时间比例的决定(草案)》,规定政治教育时间一律占部队工作时间的50%；军事训练时间,全训部队为40%,半训部队半生产部队为20%,生产部队为10%。其他工作如果与政治教育发生矛盾,都要给政治教育让路。“政治可以冲击其他”，“顺理成章”地发展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 走向极端 于是，凡是不赞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不赞成部队政治教育时间要占部队工作时间50%而军事训练时间只有40%的人，都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政治挂帅”、“反对突出政治”等各种罪名。“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结果是干部不敢抓军事训练、战士不敢学军事技术，一些部队的军事训练时间甚至连40%都未达到。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中，部队这一套“突出政治”的模式被迅速推行到全国各行各业，业务学习、研究和生产时间被大大压缩，不获基本保证，而政治学习、政治教育和政治运动却富富有余，并随时可以冲击“业务”，挤占原本不多的业务和生产时间。最典型的表现是“停课闹革命”、“停产闹革命”。 “突出政治”在时间上占“绝对优势”的同时，还不断花样翻新，推出种种显其“突出”的新“形式”。当时的经典话语之一是：“形式主义要不得，但必要的形式还是需要的”。为了表示“突出政治”，各种“必要的形式”五花八门。一时间，全国各行各业工农商学兵，每天一早一晚必须是面对“红宝像”“早请示”、“晚汇报”，每天上学上班的头几十分钟必须是“雷打不动”的学毛著“天天读”，每天大量的时间不是政治学习、“讲用”就是批判、“斗私批修”……《人民日报》著名记者金凤，甚至因反对这种突出政治的荒诞“形式”而入狱五年！金凤的丈夫赵宝桐是“抗美援朝”时的飞行员、战斗英雄，此时是航空兵某部队领导，因此，她对这种“荒诞”将造成严重危害的认识更加清楚。她回忆说，自己1967年秋天到上海采访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当时，这样的会很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我问：‘什么意思？’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高，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只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去参加会议，也没写什么报道。”她知道“不能公开反对”，但作为“内参”记者，本可“参他一本”，不过她深知此中利害，也未敢“内参”。然而，她终有忍不住的时候。“1968年1月，军委空军召开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人民日报》记者参加。说参加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100个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生气。我知道当时有句话：‘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其实，空军一直‘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材铝甚至黄金、白银制作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元还大，有的人甚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几个芒果给空军，说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头顶芒果，站在火车里几小时送到基层供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金凤终于“忍不住”写了“内参”，“向中央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原则；空军有骄、娇二气。” 这个“内参”转到了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因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金凤由于当年是在上海、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地下党员被说成是“中统”特务。1968年，她被押解到北京卫戍区，关在单身牢房，与世隔绝，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直到1973年6月，关了五年一个月后，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才被释放，回到《人民日报》社，恢复工作。（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不是过来人，很难想象“突出政治”能发展到如此荒诞地步。 两次较量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导“批极左”，去掉了一些“突出政治”的荒诞“形式”，1972年4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根据周恩来意见撰写的《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一文，尤应一提。此文提出，“对业务工作中的客观规律认识越多，钻研技术越深就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强调冲击社会主义生产和业务的“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提出了婉转却又明确的批评。钻研业务、搞好生产原本“天经地义”，在“那个年代”却不能不用这种“政治”话语论述，足见当年力图将荒诞已极的“突出政治”往正常方向稍稍回调之难。今人多会认为此文“卑之无甚高论”，难以理解、体会这篇“文革”时期最早、最深刻公开论述政治与业务、生产和经济的关系文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重要意义。 然而，随后又有“林彪的实质是极右”的“最高指示”。“批极左”不仅戛然而止，反而被批为“回潮”、“复旧”。略微注重、强调业务，再次被批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白专”、“业务挂帅”、“资产阶级路线”……1975年邓小平主导的“整顿”，主要内容也是力图摆正“政治”与“其他”的关系。《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三个文件是“全面整顿”的纲领性文件，都不同程度阐述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论述说：“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要求科技部门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则全面阐述说：“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这篇文章还以“导师语录”作为自己的辩护策略，引用列宁的“政治教育的结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又引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然后论述说：“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到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文章还批判了长期以来把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论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不过，这三个文件当时都还未定稿下发，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作为“三株大毒草”、作为供批判的反面材料下发才公之于众的。这次全面“整顿”最终被定为“翻文革的案”而全盘否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还是政治与生产、业务关系的“金科玉律”。实质仍是“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人们依旧不敢抓生产，不敢抓业务，不敢抓技术，否则就是“破坏革命”。 “文革”中这两次较量，均以“务实派”失败告终。 “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 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实现四化”成为主导性话语，使长期处于“政治”高圧下的“业务”、“生产”开始赢得一定的话语权。例如，“文革”中对“学大寨”强调的是大寨“阶级斗争”这一面，此时则强调“大寨”的“生产斗争”这一面。 1977年8月初邓小平提议召开并主持的全国科教座谈会，是“政治”与“业务”关系拨乱反正的关键一步。会上，有科学家提出每周应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邓小平插话说，前边要加上“至少”两个字。邓小平提出：“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会上提出一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我加了“至少”两个字，你们又加上“必须”两个字。好！科学院文件下发时就加上这四个字。我看，有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应当允许。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邓选》，第二卷）这一点不仅写进了中共中央9月18日发出的《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也写进了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研究、搞生产和业务，本是“常识”，所谓“反正”即回到“正常“状态。 邓小平这个讲话总共只讲了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即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他强调“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合理的要求”，“‘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以往强调“政治”、强调“红”的主旨是“改造世界观”，而大量的“政治学习”是“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方式。但是，邓小平对“改造世界观”作出了重要的新阐释：“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这样，“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就理所当然了。他进一步说：“我们说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如果为了科学上和生产上的需要，有人连续奋战七天七晚，那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现，我们对于他们只能够学习、表扬和鼓励。无数的事实说明，只有把全副身心投入进去，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畏劳苦，百折不回，才有可能攀登科学高峰。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林彪、‘四人帮’动不动就用‘脱离政治’的罪名来打击科学技术人员，谁要是努力钻研业务，就会被扣上‘白专’帽子。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即使是思想上作风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不能称为白。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辛勤劳动，怎么是脱离政治呢？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分工的。各行各业的同志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的条件下，努力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这不但不是脱离政治，而且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前几年，林彪、“四人帮”搞得工人不能做工，农民不能种地，解放军不能练兵，学生不能学习，科学技术人员不能钻研业务，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多么重大的损失！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衡量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党委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也应当是看它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才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真正尽了自己的责任。”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选》，第二卷）在以后的一系列讲话中，邓小平关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都一以贯之，在1978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选》，第二卷) 在同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明确认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选》，第二卷） 循此观点，学生认真学习，工人农民搞好生产钻研技术，科研人员多出研究成果，各级官员守法尽责，公检法部门严肃依法办事、稟公断案而不是徇私枉法，就是“突出政治”，就是“讲政治”。不过，三十年风雨历程表明，那种将“政治”与“业务”割裂、对立起来的观念依然大有影响，时时以种种名目、形式出现，因此回顾梳理“突出政治”观念史，当不无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