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到了21世纪，还有这么多人相信人对社会和政府的要求完全依衣食住行的满足而定，而尊严感、自由和对经济和政治平等的追求在他们那里很难成为衡量社会不满的重要指标？” 就在卡扎菲政权垮台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1月份翻译出版了《利比亚史》，作者是美国中东历史和国际关系学家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原书是2008年出版的。这本书虽然是利比亚通史，但重点在介绍和分析卡扎菲政权的地位。因为原书才出版了三年，很想看看它对国际上众说纷纭的卡扎菲政权是如何“预后”的，在书店里看到后，就买了一本。 书的最后一部分说：“经济改革无论保持什么样的速度与规模，民众并不期望有什么政治自由化的变革。卡扎菲执掌政权接近四十年，利比亚人除了熟悉卡扎菲及其制度外，不知道其他领导人与治理方式。再者，利比亚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保守社会，相当大一部分人对现状很满意，他们已经接受了现政权那种介于有限政治改革与相对高的生活水平之间的隐形的、折中的治理方式。” 那么社会不满呢？“尽管利比亚民众偶尔会对诸如官方腐败、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产生不满，但大多数利比亚人从政治上普遍支持、同情卡扎菲，或者对政府派系、改革主义者与保守派（指宗教极端主义者）的作为持怀疑态度。民众的不同声音仍是政权考虑的因素，但随着卡扎菲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对反对派的接纳与妥协态度，政权的反对力量的影响日渐衰微，反卡扎菲力量没有机会在利比亚国内掀起有效的抵抗运动。” 不但如此，作者对卡扎菲制度性的建构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有乐观评价：“无论如何，卡扎菲作为领袖魅力的独特品质会随着他的逝去而烟消云散。至于卡扎菲创造的制度与机构，将会为民众参与利比亚政治体系提供机会，成为表达民众意愿，并完成重要的分配与安全功能的工具。事实将会证明，这些制度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并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卡扎菲继承人的宝贵遗产。” 虽然在书的其他地方，读者也可以看到对卡扎菲政权的问题的分析和危机的解读，但以上这些段落清楚地表达了作者对卡扎菲政权稳固性的基本信任，至少可以说，作者相信卡扎菲在世期间利比亚不会有什么政权危机。在作者看来，利比亚不是没有问题，但所有重要的问题都被经济发展、人民对这个政治制度的“适应”和“习惯”，加上利比亚的国际地位所抵消或者平衡掉了。不但如此，卡扎菲所创造的那一套所谓人民的“直接民主”还会在他身后流传下去，成为有利比亚特色的民主的重要部分，融入利比亚的国家制度。 这个判断当然是错误的。但我仍然对作者抱有尊重，这不但因为书的其他部分都不失其专业性，而且也因为作者敢于从他所占有的材料出发，对一个饱受国际批评的政权的前途表示乐观。如果作者说“既有可能这样，也有可能那样”，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他的学术生涯会安全很多。而现在，如果他在大学任教，不要说他的同事，就是他的研究生，私底下会如何议论，恐怕都不难想象。 我反对以事后诸葛亮的态度来批评那些勇于对不容易预见的问题发表意见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人，尤其是当这些人以他们的专业声誉做抵押的时候（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他们没有被收买，也没有故意去迎合）。然而这个专家对一个骨子里非常脆弱的政权如此缺乏洞察，提醒我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个多风雨飘摇的政权都会使人产生固若金汤的错觉？为什么当一个像卡扎菲这样的政权暴露出如此之多的毛病和缺陷时，总有人拿着放大镜去寻找它的强势和力道？为什么当政治上已经很难为现体制找到维持下去的理由时，很多人却转向“文化”、“传统”或者人的“适应性”去为它发现生路？为什么一个在街头小贩或者出租汽车司机看来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到了专家那里就变得那么复杂？ 这样的“为什么”还可以有很多。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到了21世纪，还有这么多人相信人对社会和政府的要求完全依衣食住行的满足而定，而尊严感、自由和对经济和政治平等的追求在他们那里很难成为衡量社会不满的重要指标？ 我想，《利比亚史》的作者之所以对近在眼前的政权危机毫无觉察，一定程度上就是陷入了这个对人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民与政府之关系的认识盲区。 《利比亚史》，［美］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着，韩志斌译，东方出版中心 2011年1月，30元 来源: 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