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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向许多学者都提出过相同的问题：为什么曾经传统深厚人物辈出的德国历史学，到了战后的最近这六十年，其风头却完全被莱茵河对岸的法国所压过？在年鉴学派的“大师”们忙于来往大西洋两岸频频出场的同时，德国史学似乎正陷于蜕变和纷争的泥沼。我得到的回答当然五花八门，但有一句话却经常出现：“还是因为纳粹。” 简单的几个字，内蕴却不是一目了然。最直接、最普遍的解释是物质条件上的：大战给这个民族带来一场深重的浩劫，迫在眉睫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建，犹如巨石般压得德国人喘不过气来。经费的困难，加上人才的大量流失，使得德国学院的复兴更是举步维艰。然而，这终究只是表面，这里讲到的不利条件，同为参战国的法兰西也一个不落的全都具备，难道区别的根本，只在于费弗尔和布罗代尔那非凡的才能和“令人生畏的学术政客”（伯克语）形象么，这一切的背后，真的不曾隐藏着一代德国人更深的心结吗？ 显然不是。自大战结束，德国历史学就并不缺乏眼光独到的改革者和沉潜著书的中坚力量。在战后的康策、李特等承前启后的一代人那里，“结构史”作为新的研究纲领浮出水面，对兰克以来宰制百年的政治史传统构成了真正的挑战。“结构史”并不反对政治史，但它的职责却不再是埋首于档案资料里，关注帝王将相的是非成败、外交人物的长袖善舞，而是寻找“结构”的延续和变迁。用“结构”一词，自然离不开年鉴学派的影响，但其真正展现的，是迅速成长且雄心勃勃的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逼迫。从六十年代开始，以韦乐和科卡为代表的比勒菲尔德学派走上前台，社会史研究者们终于不再遮遮掩掩，他们一把撕去外衣，要把历史学塑造成一门崭新的“历史社会科学”。 四十年来，“历史社会科学”当然不乏反对者，但它却整个的改变了德国历史学发展的路向。尽管后起学者又祭起“日常生活史”、“文化史”的大旗来挑战它，但“历史社会科学”就在这不断的争论中调整自身，催发出丰硕的成果，成为所有新生理念的基石。那么，德国历史学果真就此彻底完成了转型，摆脱了纳粹时代的阴影，一劳永逸地走上了坦途吗？ 1986年，哈贝马斯在《时代》上发表文章，就第三帝国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批判了两个保守派历史学家诺尔特和希尔格鲁伯的观点，从而为这个延续了二十年的头疼问题，点燃了彻底爆发的导火索。此后两年，双方各找到了不少支持者，开始了针尖对麦芒的驳难，演绎了一出联邦德国学术史上有名的“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许多著名人物加入战团，以德国人特有的认真劲，逐条逐句地进行辩论，一方气势汹汹，一方不甘示弱，吵得热闹非凡。 “史学家之争”会在极短的时间里臻于激烈，实在说明了这一论题正是许多德国学者关注思考，无法逃避的心结所在。战后长期积累的焦虑和困惑，在经历了六十年代末一面倒的批判运动之后，终于重新有了机会能寻求根本的解决。当然，拥有这种焦虑的绝不只是学者们，战后的很长时间里，西德的公众舆论里却一直呈现“历史的遗失”，对纳粹的记忆和战后政府刻意的“去国家化”教育交融在一起，使公众对过去的兴趣和“战争责任”问题经常性地发生粘合，从而酿成了不自觉的回避态度。时光回转，百年前“民族史学”随着俾斯麦的铁蹄让全德意志的热血沸腾，百年后却只能在冰冷的柏林墙前留下落寞的背影。 如此这般，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战后“社会史转向”真的是出于史学内部的变化，或者说是简单的模仿吗？历史学家的“客观”、“自我无涉”，往往是很隐蔽，很具欺骗性的，一个研究十九世纪中欧小城镇工人生活的史家，我们很难在他的字里行间寻觅到所谓的“心结”。然而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最鲜活的例子就在莱茵河对岸的“大师”们身上。 四十年代，在德国的战俘营里，布罗代尔把一篇本来研究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时期外交政策的博士论文，写成了包含长、中、短三个“时段”的地中海全史；把“长时段”的，对地中海地理环境如数家珍式的描述放在了最开始，而把“短时段”的，十六世纪的那些“事件”摆在了最后，真的只是因为他对地理学的热爱，因为他对地中海的热爱吗？菲利普二世几十年的风云纠葛，只被他当作历史表层“转瞬即逝的浪花”，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没错，时空和感情在这里发生了奇妙的转换，真正孕育“长时段”理论的，是法国人特有的傲慢心理，和在大战中毫无作为的羞耻感。身处战俘营里的布罗代尔，把目光放在时间的尽量远处，以缓释迫在眼前的屈辱和困窘。所以——“长时段”——是费弗尔和他的学生布罗代尔献给死于盖世太保枪口下的好友，年鉴学派最伟大人物马克•布洛赫的最好礼物，并不是因为它获得的声名，而是因为它使很多法国人，乃至欧洲人，得以忘却大战带给他们的苦痛，得以看得更长，看得更远，在地中海的波光粼粼里寻找心灵的慰藉和安宁。战后的年鉴派史家们，个个沿着前辈的方向溯流而上，十九世纪、大革命、宗教改革、中世纪的研究精彩纷呈，而他们亲历的“当代史”，却在一片喧闹声里被遗忘在了墙角。 德国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大战成了六十年来无法转移的焦点。战火刚熄灭，德国史学的传奇人物，“历史主义的殿军”梅尼克就急急写成了《德国的浩劫》，要把这场事实上世界性的浩劫，和歌德、贝多芬代表的德意志精神传统撇清关系。这本书产生了有趣的效果，更多的后来者想的是：那么，德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些探寻“结构”的人们，不仅把眼光放前，而且放下，关注工人和市民阶级的变迁，从中时段的延续里，寻找短时段“事件”的原因。韦乐在八十年代重提德国的“特有道路”（Sonderweg），在这个从赫尔德手里传下来的旧瓶里又装进了新酒。他在“结构”的层次上勾勒出一条德国不同于西方的特有道路，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非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都是通向第三帝国的助推器。 左派史家的“特有道路”观点，也激起了许多的批评，以一种预设的完满的“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德国历史，在一些人看来不具有太大说服力。并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完满的，而两次发动大战的却只是德国。“特有道路”和“史学家之争”一样，看起来轰轰烈烈，却依然没有甩掉纳粹“轴心”的幽灵，历史学家们把眼光死盯着希特勒不放的同时，却丧失掉了宝贵的世界性。而世界性，正是法国史学在忘却中获得的东西。 如何突破？尝试有很多种。韦乐的批评者之一，以三卷本《德意志史》名世的尼培代以退为进，再次回到了历史主义原则，接续上了自梅尼克中断的精神血脉。尼培代不认为十九世纪和第三帝国之间有着连续的统一的“特有道路”，他更看重的，是十九世纪和第二帝国“自身所成为的整体”，以及它对未来充分的开放性。俾斯麦并不必然走向希特勒，他只是他自己。然而，如果每个时代都自成整体，那么连接它们的、区分它们的又是什么？难道历史学家们又只能诉诸于偶然的事件和关键人物的决断，回到他们十九世纪的前辈那里？早逝的尼培代再没机会给出回答，而描绘了众多“结构”的“历史社会科学”，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这个最熟悉的，也是最陌生的问题面前。 作为战后社会史转向的参与者，“历史社会科学”的健将之一，于尔根•科卡在这本文集里详尽地回顾了这六十年来的风云变幻，为几代德国史家的困惑和努力做了最好的记录。其中既有对“历史主义”、“特有道路”之类旧议题的新诠释，也有对最时兴的“文化史”、“全球史”的回应。科卡并不像韦乐那般锋芒直露而富有战斗意志，他更善于通过细致地分析各家观点的得失，找到彼此间的平衡，凸现各自富有生命力的贡献所在，为将来的拓展铺平道路。当然，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科卡最关心的，还是塑造一种欧洲的，乃至全球的视野，用更开放的比较方法，来再次定位德国各时代的历史。或许，这正是德国史学摆脱“轴心”，重新获得世界性的开始。但愿再过许多年，当人们又一次回过头来审视文明社会的进程时，第三帝国真的会成为他们眼中的“浪花一朵”。 [德]科卡著《社会史：理论与实践》，景德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28元。 原刊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07年3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