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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的推动下，我认真拜读了由刘北成先生翻译的《白银资本》及相继推出的诸家评论。此前还曾阅读过王国斌先生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 阅读心理镜像 阅读弗兰克的书，确实感受到了因强烈的攻击性而带来的刺激，但不一定是震撼。假若文如其人的话，我感觉中的弗兰克，自尊心极强，个性张扬，属于多血质一类的人物。他思维敏锐而情意外露，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许就不曾想过需要控制自己。他像我们生活中时或遇到的那种人，一旦认定了什么，“十头牛也拉不回来”，难以分辨这种异乎情常的坚韧，是执著还是执拗。他攻强于守，犹如冲击力、爆发力俱强的足球前锋，不管能不能打进球门，必须使自己始终处在不断射门的亢奋状态。他更像海底生物，时刻张开富攻击性的思维触须，敏感地捕捉一切可以被送上祭坛的猎物，只要对方暴露出极细微的弱点，即或是自己的盟友，都毫不迟疑地将其捕逮到手，决不姑贷。他对中国的推崇自然会使我们中国人感到高兴，但总担心他对中国历史没有足够的体验，担心不是因为先有了对中国历史全面深入的观察，更像中国是因为体系的需要才被选择为利器。 王国斌的风格正好相反，沉静委婉，从容而有耐心。他的质疑是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进行的，并力求把思考的各个侧面剥笋似层层呈现于读者之前。他也质询“欧洲中心论”，却更多的是不断向自己提问，让“问题意识”反复困扰自己，给人一种沉重感。我的感觉，他当然也在乎自己的结论，但更关心这种问题意识的展开能不能更周全、更具启发性，避免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希望把方法悬念留给读者。他很像足球场上出色的前腰，专致于用头脑踢球，细心环顾双方队员的站位和跑动路线，突然插上射门中的，或不时使出一脚妙传，为队友进攻创造空档，其机灵令人叫绝。他亲身深入过中国历史的腹地，谙悉地形的复杂，知道名山大川在哪里，哪里又有沼泽泥淖。或许在弗兰克看来，王国斌缺少那种摧枯拉朽的果敢和彻底决裂的勇气，没有解决的比解决的多得多。但在我想来，恰当的谨慎是必须的，至少不会因行色匆匆有误入陷阱的危险，或因过于主观而堵塞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与弗兰克一样，王国斌也坚信中国历史有过长期的辉煌，曾经有理由傲视群雄，但他更能体验和贴近行动中的“中国心”，把讨论的重心放在争议丛集的“中国何以没有发生或何以不能顺利实现近代化”的老话题上，希望跳出是或否的绝对判断，开拓一种新的思考境界。我觉得他在为《白银资本》所写《序言》的结尾，说了一段实在与弗氏之书搭不上脉的话，却很堪回味：“他向中国人也提出了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请注意“绝对核心论”与“平行关系”的提法！）然而，这些却正是《转变的中国》所要表达的善意。书中他特注重回溯，对预测未来保持极度的谨慎，只是提示我们一切都必须从历史的连续性方面出发思考，用心聚焦世界历史屏幕上民族、国家间一切同异、似非似的轨迹，进行反复较量，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对欧洲、对中国都是如此。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从情感和理智上都更愿意接受王国斌的思考方式，从世界背景上反省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认知。 弗兰克的经历，我只是从推荐者和著者《前言》那里稍知一二，极其有限。在阅读过程中我曾反复揣摩，是什么造就了弗兰克这样强烈的个性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是早期的挫折感推动他走上摧毁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归之路，还是拉丁美洲丛林里的“游击生活”把他锤炼成了思想界的“格瓦拉”？他那种烈火般的个性，横扫一切的狠劲，虽然其攻击的对象是西方（主要针对美国）的“欧洲中心论”和“欧洲特殊论”，却让我不时联想起现代中国“打倒孔家店”到“横扫四旧”无所畏惧的斗士们，勾起复杂难言的感情。 必须坦白承认，我只是从阅读本书中去认识弗兰克――这显然有误读的风险，但在我只能如此。希望有更多了解弗兰克经历和学术资源的方家能提供深入的解读，并纠正本文极可能有的理解过失。 “中心”偏好与“单脚走天下” 当许多中国人正在热烈高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候，从域外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弗兰克充满激情地提示我们：错了，正确的是全世界都必须“调整方向（re-orienting ，重新面向东方）”。 弗兰克申言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将重新转回到“东方”。他对这项预言看得很重。我没有把握说他的全部立论完全是由这种未来－现实－历史的逆向路线而得，至少《白银资本》的主体部分恰恰是循着相反路线展开的。但我也注意到，对弗氏的预言，王国斌采取了谨慎和保留的态度。 王国斌为本书所写《序言》确有学者风度，赞其所是，疑其所疑，批评含蓄平和，观点差异也明白无误。其中有一段说道：“1997年夏季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在预测未来的增长轨迹时要小心谨慎。亚洲各地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调整已经使金融市场稳定下来，但是亚洲各国经济在近期或长期究竟会如何变化，分析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数人不会赞成这样的假设：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将很快被中国取代。” 我以为对本书的理解，最好将预言先撇在一旁，看看弗氏对历史的论证是否确实可靠。因为即便有关未来的预测可能失算，也不构成推翻弗氏“世界体系”历史陈述的充足理由。在这一点上，王国斌说得深刻：“当我们从时间上的某一点朝后看、并且探讨一个经济是如何达到其现状的时候，我们通常能解释某些变化为什么发生。但是追溯这种变化的特别途径，并不意味着某种事情必定会发生，因为还有其它可能的变化途径存在……事实证明：创造经济发展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任何计划者都不能肯定地预见（更不用说有效控制）未来的结果。”（《转变的中国》） 我也持这样的保守态度：历史学没有任何理由过份扩张自己的功能。历史学应该高度关注现实，善于从现实中不断汲取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并以历史的智慧为人们正确把握社会发展提供某种（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帮助。但当由历史进而预测未来时，则需要十分地克制。历史学家能够成功扮演“事后诸葛”的角色，布洛赫曾戏称为“放马后炮”，却决不能硬充善逮“未来”的猎手。因为“未来”原是一头狡猾的猎物，瞬息多变，不要说历史学，就是专以解决现实问题自诩的经济学理论与对策不是一直处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之中，遭遇到的难堪还少吗？就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当年年初，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发表的研究报告还在肯定亚洲经济现状，与金融相关的众多指标表明运行状态“一切良好”。还是库尔诺对社会运行的或然性深有体会，说得最妙：“所谓不可能的事情，无非是指该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有谁能担保下一轮危机必发生在此而不在彼？ 弗兰克把自己考察历史的制高点设置在“整体主义”理论的平台上，用以对抗“欧洲中心论”，无疑选择了一个最能克敌制胜的有利地形。在实证史学和分析主义占尽风光之后，疲态日益显露无遗，开拓整体主义的历史考察视野，“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的呼声，这两个既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思潮，成了本世纪后半叶历史学变革的重要标志。弗兰克一再批评布罗代尔，书前引语却特别青睐布洛赫，然而他们原属于一家。布洛赫和布罗代尔所属的法国历史年鉴学派就以倡导“整体史观”（“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薪火相传，享誉国际学界。但是多数同仁也都意识到，如何实践整体主义的考察方法，甚至如何理解“整体历史（有的译为“总体历史”）”和“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仍布满荆棘，是一个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可详参年鉴学派第三代传人勒高夫的《新史学》）。系统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包括弗兰克颇自豪的“整体大于局部之总和”定理，用之于完全不同的人文历史学科，只具方法论启发意义，决无越俎代庖、立竿见影的能耐。我想弗兰克也知道，结构主义在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尝试，至今所取得的成绩远不到可以趾高气扬的程度。他所批评的帕森斯，其结构主义的理论体系就被社会学同行嘲笑为“乌托邦”。 据我所知，“整体史观”的主体精神表现为由过去相互割裂的人物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全面转变为“社会的历史”（注意：不是“社会史”），历史研究的重心将不再是“国家”或“国家”零零总总的各个侧面，而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状态、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等等都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构成，牵一髪而动全身，因此必须用整体主义的眼光全面考察历史。很明显，整体主义首先是冲着曾经流行过的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地理决定论或别的什么决定论而来的，是对传统一元论单线思维方法的革命性颠覆。简言之，“整体史观”反对历史研究中的一切决定论和目的论企图，主张整体综合高于一切。 整体史观非常强调时空两大要素。在时间要素方面即有著名的三时段论（长、中、短三时段），其中尤以“长时段”论最富原创性。“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则是整体史观在空间运用方面的延伸。 整体史观的空间延伸，“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我以为它有两个不尽相同的涵义。首先是从“整体史观”的原义上展开的。不管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国家，是隔绝的还是相互联系的，其历史形态百色千姿，个性各各不同，但人性、社会特性从深层次上说都有相通之处，社会历史构成及其运作的基本面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任何比较研究都应该纳入“整体历史”的分析框架，才可能在“整体社会史”的立场上对一切共相殊相获得全面理解。1927年，当大多数中国学者正专注中西相异的比较时，许宣圆先生一语惊人：“民族性不过是偶然性质的表面点缀，而人性才到处都是同一的实体。从本质上来看，不同的国家和人民都为同样的难题所困，为同样的疑惑所惑。”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中不赞成任何以“中国经验”或“欧洲经验”为准的单向估量，主张在中国与欧洲历史之间作互动式的往复比较，骨子里就贯穿着这一整体主义的思路。第二层意思才是针对着“开通新航路”引发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变局，提出需要有一种全新的历史考察视野：“一切历史都是世界史”。只有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间的联系已经进入到能够发现有一个真实的“世界体系”之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延续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整体史观才可能在名符其实的“世界史”舞台上演绎新的意义。布罗代尔以及沃勒斯坦（依附理论）等人的“世界体系”，基本上都是从这一意义上去发挥“整体主义”理论，而与“欧洲中心论”相抗衡。在此之前，所谓“世界史”只是指必须将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历史都看作它必须包容的对象（不管它们是否曾经在空间上相对甚至绝对隔绝，各自循着独立的路线发展），正像“中国史”必须包含今日中国疆土内的一切历史，然而决不等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体化”的“历史”（详下节）。 我认为弗兰克不是不知道，从第一层意义上解读“世界史”（不管有没有一个“世界体系”），必高度关注“人类历史”的许多共通之处，凸显史学即人学的原味。他所征引的兰克名言：“只有普遍的历史，没有别的历史”，就是从这一意义上立论的。弗兰克有时提到过，他赞成“人类中心论”的立场，可见亦知第一义底蕴。然而转变到第二层意义上来，历史学家必会从千姿百态的历史比较中充分领悟“特殊性”或“个性”的神秘魅力，“历史自主性”就成为处理国与国历史互动关系必得坚持的要义。也就是说，当第一层意义与第二层意义相贯通，面对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多样化的世界历史，应该承认每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一种自然进程，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运行轨迹和历史连续性，不可能不经过自身的选择去接受外来的影响或干预（包括暴力征服者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被征服者的历史）。唯其因为“天下没有相同的一片叶子”，层林尽染的世界历史才会变得丰富多姿，各显光彩。当历史学家要架构“世界体系”时，“人类中心论”是一块不可撼动的基石。“史学即人学”，任何别的中心论或支配论的观念，都是与“人类中心论”的精神相悖的。历史从来都是历史主体的一种自主选择过程，并非通过强加于人能够奏效的。“欧洲中心论”并不像弗兰克咬定的，没有任何历史证据可作依凭，然而正是在这一大原则上摔跤不轻，逐渐败北而落势。 不知其他读者有否同感，我总觉得弗兰克在至关全书主题的基本概念运用方面很随意，喜欢在不同概念之间强烈跳跃，一句进、一句出，真叫人不知所措。例如他在“中文版前言”里针对西方某些人的指责， 曾郑重申明：“本书所传递的主要的‘意识形态’信息实际上绝不是什么‘中心论’，除非是人类中心论，当然最好是生态中心论。”这里，在“全球主义”的基本主张之外，又生出了“人类中心论”、“生态中心论”两个新概念。他在处置三者关系方面脱节相悖甚多，暂且不说。这段告白至少表明对别人指责他“中国中心论”是极其忌讳的。可又怎能怪别人呢？阅读全书各章，凡遇到下断语的关键时刻，他总忍不住脱口而出，在灯火阑珊下，“中国中心论”的身影时隐时现：“（1990年）我和乔杜里都认为，在欧洲之前的世界经济中，亚洲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接近于称霸”（1994年与吉尔斯合作的项目即以《亚洲霸权下的世界体系：1450－1750年的银本位世界经济》为标题，第11、17页）；“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19页）；“当时的全球经济可能有若干个‘中心’，但如果说在整个体系中有哪一个中心支配着其它中心，那就是中国（而不是欧洲！）这个中心”（第168页），“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作出比滨下武志更强有力的证明：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符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第169）；“如果我们对1800年以前的整个世界经济进行这种分析（如本书第2、3章），就会发现把中国称作‘中央之国’是十分准确的。”（中文版前言），等等，等等。如果说以上论断尚有“如果……”之类的闪烁其词和诸多自相矛盾之处，肯定的说法则见之于第2章12小节标题：“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第180页）。在该节中弗氏特别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同心圆”模式，说中国（以及中国的长江流域或中国南方）“应该是最核心的一圈”，由此一圈一圈向外扩展；“这种全球经济的同心圆构图不仅把中国和东亚和亚洲依次看作是主要的经济地区，而且也把欧洲甚至大西洋经济体置于边缘地位。”（第185页）。从上述论断看，中国是世界体系同心圆的唯一核心（内核），欧洲乃为边缘，应该明白无误。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在全书最后一章，他却又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对立的“等级结构”模式，并说：“全球范围的世界经济/体系没有单一中心，至多有一个（我怀疑译文或植字漏一“多”字，否则无法通读）中心的等级结构，中国很可能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端。因此在地区内或某些地区间有某种中心－边陲关系，但也很难确认有一个由中心－边陲关系构成的单一中心结构”（第435页）。这种没有单一“中心－边陲关系”的“等级结构”，虽说原是为批判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体系”发挥出来的高论，但在我读来不更像是在批判他自己前面提出的以“单一”的中国为“核心”的“同心圆”模式？“单一中心论”与“多中心论”相差何止千里，我真不知道弗兰克在他的头脑里是如何自圆其论辩逻辑的？ 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导论”里就明白表态：“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固然失之偏颇，但从其它的中心论出发来进行比较，情形亦然。”不知王氏是否具体有所指？弗兰克却大不以为然，决意独上偏峰，继续冒险前行。他欲以“中国中心”的“世界体系”取代“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如此强烈，用“狂热”一词来形容亦不为过。但从本书看，毕竟心急慌忙，缺乏一种顾盼前后左右的稳重，行进时不免步履踉跄。现在且不说究竟能有多少够分量的证据足以支撑他“五千年”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早已形成的大历史观，就是在1500－1800年的历史时段里，这一“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如何正确表述，从上面摘出的论断来看，我想说：弗兰克似乎自己也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他游移于二者之间，理智上知道第一义的不可违背，情感上却执著于第二义。遮遮掩掩的“亚洲（中国）中心论”是怎么也不愿舍弃的通灵顽石。若如此认识，则全书种种论断的自相矛盾和不能连贯，也就多少可以获得通解。 最值得推敲的是，“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一个世界”固然谬误，但以亚洲或中国为中心“组建一个世界”就符合历史逻辑了？弗兰克给我们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实在太过神奇：自1800年上溯五千年，亚洲和中国始终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19－20世纪只是雄狮打了一个盹，短暂的西方“插曲”决不妨碍全剧剧情的连贯。以亚洲或中国为“中心”的喜剧很快将会接着演下去，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面向东方”不就几乎成了全部人类历史永恒的主旋律？ 不知弗兰克在火一样的激情喷发之后，有否冷静地反问过自己：是那条充足理由律注定了亚洲或中国必然要永远扮演“中心”的角色？假若这一“世界体系弗氏定律”成立，那不就出现了一个“世界历史”发生、发展的“亚洲特殊论”和“亚洲起源论”？这同他所批判的“欧洲特殊论”和“欧洲起源论”又有什么区别？且不论经验事实如何，仅从逻辑上说，如果“世界体系”除了即将结束的二个世纪短暂“错位”，过去、现在和未来将永远“面向东方”，西方人不也完全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上帝的“第三只手”在作弊？这不是新的决定论或目的论，又是什么？ 欧洲并非从来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弗兰克的说法并不新鲜。中国史学界早在60年代就提出反对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记得周谷城先生是当年最积极的一位。80年代孙达人先生又提出世界历史曾发生过西亚――上古中国――希腊罗马――中古中国――近代西欧等多次“中心转移”，“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通则。必须指出的是，过去史学界使用“中心”或“中心转移”的提法，都是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上立论的。它是指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态一直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具有代表历史发展某一阶段“界碑”的意义。很明显这种认识方法缘源于“进化论”思潮，在今天尚有许多可以检讨的地方，此处不便展开。这里我只想说，若从“人类中心论”的观点来看，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先进落后乃至优劣短长的比较都是相对的，用某国、某民族的历史尺度来衡量“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是荒谬的。直到今天，人类还没有理由说迄今存在过的哪种历史状态或制度创新就是“完美”的、“理想”的。由时、空、人三维构成的人类历史坐标系统上，每个民族或国家都留下属于自己的特定历史轨迹（是曲线而非直线），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创造，也都有兴有衰、有利有弊。没有永久的辉煌，也没有永久的沉沦（除非亡国灭种）。任何民族或国家都没有理由以历史的名义认定自己是“优等人种”或“优等民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不赞成“世界体系”以谁为“中心”的提法。假若有什么中心论，那只能是以关心人类全面和自由发展为主题的“人类中心论”。 非常遗憾的是，弗兰克也几次提到过“人类中心论”，但全书的展开却落在与此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南辕而北辙。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嫉恶如仇，但是他用以批判的话语系统甚至思维方式，很难说已经摆脱了西方“话语体系”的“支配”。全书经常可以看到亚洲或中国“中心”在“世界体系”中具有“支配”甚至“霸权”地位这样的表述方式（第11、17、26、168、266等页）。我实在弄不懂弗兰克从整体主义的立场，完全可以找到类似“互动”这样中性的词，为什么偏偏喜欢使用通常被看作带有“话语暴力”倾向的用词？ 如果我们还把握不住弗兰克使用“支配”一词的涵义，那么下一段话也许会加深我们的印象：“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宣称，他们更关注经济‘基础’是如何塑社会的；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塑造的，更没有意识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第55页）“一个社会”竟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所塑造，按照弗兰克的话语逻辑，后一个“社会”只能被理解为处于他的“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那个“社会”，它“支配”着前一“社会”的历史发展方向乃至盛衰荣辱。为着证实这一理解并无大误，不妨再读一段弗氏有关本书主旨的陈述：“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第26页） 我觉得弗兰克的前段陈述，细细品味，实在问题多多。第一感觉便是这比起他所批判的“冲击－－反应”论更“冲击决定论”，差不多成了“冲击――捞一把”论。看，欧洲自身的努力不值得一提，西方从亚洲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只需顺势捞一把（“分沾”），就可以顿成暴富并超过原来的“中心”。你能相信世界上真有这样便宜的勾当？ “冲击――反应”论不管怎样总还保存着“挑战――应战”的韵味。弗兰克批判汤因比的“文明论”，但在我看来，汤因比要比他更重视每个民族的自主创造能力。“世界体系”并不能保证每一民族都能成为“强者”。接受并应对挑战的能力，决定着自己的命运――在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汤因比的警示仍不失为至理名言。 弗兰克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为什么不可以进而说：各个“社会”也不断“塑造”着这个“世界体系”？各个“社会”对“共同的世界体系”也各有各的应对，成败得失也各不相同？“欧洲中心论”的偏颇，就在于抹煞历史的个性，把某种发展模式的普适性看得过死，因而无以面对“资本主义的扩张”在欧洲、亚洲、美洲所产生的极端多样的“反应”。成功者不少，但也有许多不成功，“嫁接”失败抑或激起逆反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即使最成功者如美国，它与其“母国”英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也证明“体系”的“塑造”决非只是简单的“翻砂”功能。所谓“趋同”不仅不可能消灭差异，而且在主体意识强化的情境下，各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将更趋个性化和多元化；国与国争取在“体系”中分享份额，使各种形式的磨擦和冲突难以避免。当弗兰克坚决否认欧洲自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如同中国也有其历史的特殊性），极度夸张“东方”对“西方的兴起”的“支配”作用时，他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世界观”也正在沿着“欧洲中心论”旧辙愈走愈远。 意气用事和主观意志的膨胀，使得弗兰克对造成“一个社会”发展状态的种种内因条件以及“世界体系”内部必然存在的发展道路的差异都变得视若不见。当别人以“外因论”诘难时，他只得用“外因在世界体系中即是内因”一类偷换概念的方式蒙混过关。然而整体主义方法论要求对内外因作互动的比较综合分析，而决不是取消一方。即使像弗兰克所假设的，亚洲或中国作为“五千年世界体系”的“中心”是事实，而且真具有“支配”或“塑造”其它“社会”的能力，若没有“反应”方必要的内部条件，石头也孵育不出小鸡。舍远而就近，反驳的事例俯拾即是。众所周知，在历史上，中国自己的周边民族因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曾不断与中原王朝爆发军事冲突。尽管内地的经济、文化水平明显高于周边，但除非他们移居内地、长期融合，即使近在咫尺（相对与西方的距离），他们的“社会”仍会一如其故，弗兰克所谓“中心”塑造另一“社会”的法道也大失水准。最典型的是元王朝灭亡后，重返大漠的蒙古族又回复到原先游牧部族分散的状态。在此之前的“金”遗民北返白山黑水，情况亦然如此。直到1949年前，南边的一些少数民族有的还始终生活在“母系制”时代。进而说，弗兰克所极力推崇的明清江南经济，是谓“同心圆”核心的核心，其幅射能力也远没有遍及中国所有内地，在第一小圈内就不灵。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呈现出高度不平衡的状态，至今仍为每个中国人所深切体验。近距离的“塑造”不成功，而远距离却成功地“塑造”出了“西方的兴起”，对这样再明显不过的悖论，离开了各社会的“内因”分析，不知弗兰克“世界体系”的整体论（即所谓“共同”参与、“共同”塑造）将如何通释？ “五千年”一贯制的“世界体系”还迫使弗兰克走向更危险的偏峰，用“世界体系”的横向联系遮蔽甚至顶替了时间向度方面的纵向考察。在他解读的“世界史”里，只有“康德拉捷夫周期”的往复循环，而没有历史学基本的历史分期概念。他不仅主张“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也不承认有什么“现代性”，而且明确宣布世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第441、439页）。 历史成了圆形的“金色池塘”，而不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时间长河。其结果就像王国斌在《前言》中委婉批评的：“他缺少的是这些变革（具体指工业革命以及19世纪发生的一系列技术和制度变革）的惊奇感”。 实际弗兰克并非属于感觉迟钝的一类人，也决不缺少机智。他拒绝任何标识社会“进步”的历史分期方法，恰恰是充分利用了史学界在世界历史分期问题上聚讼不决的短处。已有的各种分期方案确实无不受到驳诘，评价标准也存在“文明与文化之争”深刻的价值对峙。因此弗兰克不难找到各方提供的“子弹”，进而否定各方。周而复始的“圆”是一种混沌，混沌能说明历史吗？大时段的历史演进虽一时难以名之，“进步”也非“直线”，但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世界范围内的时代进步毕竟是遮掩不住的经验事实。假若说“农业时代”变化节奏缓慢的特性使世界各地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大同小异，东西方孰优也可以各执一词，至少从19世纪起，以西方工业革命为重要标志，物质生产、科技发明、制度演进等领域创新变革幅度之大，是前此数千来所无法想象的，人类的生活由此发生全新的变化。“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差距完全被拉开了。我相信弗兰克一定读过《第三次浪潮》，然而他就是不提托夫勒粗线条的，最适宜用以宏观关照的“大历史”分期方法。他可以跳开“第二次浪潮”这样的概念，但他怎么也不能跳开由工业革命所造就的“西方兴起”一关。 “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成为难以逾越的一道险关，阻住了弗兰克一路狂奔的步伐。他神气顿失，话语也变得结结巴巴，如“尽管我们对这些（指亚洲和中国）经济和政治困境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解释”、“在亚洲人的游戏中，西欧人和美国人后来为什么与如何能够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战胜亚洲人？我们现在可能还得不出一个完全满意的答案”（第393、383页）等等。我想他心里也明白，这两大问题的解答不是无关大局，可以随便含混过去的。 弗兰克对“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两大历史关节时序的交代，表述含混而不确定，连秦晖也不免被迷惑而造成误读。固然本书第6章第2节的标题明白写着：“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但正文一开始就申明这是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中使用的标题（第356页）。我检索了弗兰克在各章节中的相关提法，实际更多的场合他坚持的是“同时论”或“同步论”。如“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中文版前言）；“我们指出，比较而言，亚洲的许多地区的发展不仅在1400年，即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的开端远远领先于欧洲，而且直到1750－1800年即在这个时期的结束时也依然如此。”（第305页）。第5、6两章有关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讨论，似乎才稍为放宽为1762－1790年的时限内（即所谓收缩“B”阶段），但仍强调亚洲“B”与欧洲“A”处在同一“体系”内，升降是同步发生的。 历史演进是一种渐进累积的长过程（即年鉴学派所说的“中时段”）。即使某一历史事件被历史学家选定作为时代变革的“标志”（历史分期的方法论需要，也最易引起争讼），但升降盛衰一定在此之前已有许多迹象说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才能成为此前与此后经验事实可以不断证实并证伪的“中时段”界标。弗兰克不是不知道这一历史学的基本常识，然而出于维护自身“体系”的潜意识，严重的心理障碍使他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欧洲先前已具备许多优越于亚洲的“发展优势”，更不能承认亚洲先于西方衰落，且先前亦其自身不可逆转的内在结构性败因，必须坚持“直到1800年”“这个时期结束时”亚洲仍然“遥遥领先于欧洲”。这样极端固执的结果，势必引出一个令人不解的神秘逻辑：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只能在1801年（在中国是1840年）的某一时刻同步发生。这就像他讽刺别人的，自己不也面对着“在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多少个天使跳舞”的诘问？ 如果我们理解（或习惯）了弗兰克的风格，上面那种死抠词句的做法，或许对澄清争论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弗兰克最关心是他的思想火花，没有耐心做正－反、反－正“两重证据”或“三重证据”式的严谨考据。风风火火的个性，使全书议论充满跳跃性，大部分叙述都在批判他要“清算”的一切对象中进行，硝烟弥漫。为着“对着干”就必然追求立论的强刺激，也就无暇顾及论点与论据之间的契合。他甚至可以采纳别人的部份论据，立即宣布对方“走得不够远”或受制于“欧洲中心论”，然而将论据随意往自己方向延伸而尽收囊中，并不考虑别人的论据与结论之间有着切不断的逻辑关联。这样的事例甚多，典型的莫过于对滨下武志《朝贡贸易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一书的引用（第164－169页）。滨下在讨论前近代时非常谨慎地只以“亚洲经济圈”为限，且突出这种贸易的特性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而是“朝贡贸易”，强调“西欧进入亚洲时首先要面对一个有着自身规律的、按照自身秩序运行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这一切都是严格地以历史证据为前提的。弗兰克三言两语把这两个关键论点甩掉，就完成了“转化”工作。这种在史学界通常很犯忌的做法，弗兰克用起来一点思想障碍没有，只能说是风格使然了。面对这种情形，我们的处境真有点像弗兰克感慨奥布赖恩那样：“证据永远也不能平息这个争端”，即使“举出多少证据，也是白费口舌。”（第75－76页） 说弗兰克没有试图为“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提供自己的一套解释，显然是不公正的。但他此时立论的踌躇和缺乏某种自信溢于言表。弗兰克何以会一反常态，落到如此尴尬的境地呢？ 造成这种解释困窘，首先应该归咎于弗兰克没有能坚持把考察历史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路线贯彻到底。他在讨论史学理论的最后一章里作过交代，认为全面的“整体主义”研究思路应由三条腿（“三维”）支撑，接着便直率申明：“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以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份，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第452页）。谦虚和诚实无疑是值得赞扬的，但仅凭“单腿走天下”，有可能走遍天下吗？没有了三条腿的全面支撑，作为一项试图全面清算推翻现代社会理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学术伟举，怎能期望赢得胜利且被学界认可？ 实际弗兰克并非不能而是不愿“三结合”。细读全书，不难发现其余两条腿的内容，在他的分析框架里只是需要随时打扫出门“欧洲中心论”的垃圾。正像他曾经宣布过的：欧洲的兴起“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的特殊性”，因此必须把制度（法律、政治、金融、企业组织等）创新、科学革命等要素在“西方的兴起”中的作用贬低到最小程度，最好是扫地出门。 对“制度”的看法，他说道：“本书的一个主题恰恰是，与其说制度是经济进程及其各种变动的决定因素，不如说是它们的衍生物；制度仅仅是利用而不是决定经济进程及其变动”。他特别赞成这样的观点：“人类社会的运动是由基本的经济力量――‘首要的动力机制’――推动的，制度是通过‘次要的机制’对这些力量作出反应，而不是推动这些力量。”（第283）为了与“欧洲中心论”对着干，他甚至宣称“1800年以前，亚洲许多地方的制度比欧洲更有效率”，“中国的财产权和土地买卖自由比西欧多”，“（亚洲和中国）国家及其对经济的干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等等（第285、300、282页）。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是：他赞成“经济增长与科学的领先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捷了当的……西方经济中应用的技术大多数发端于并非科学家的人”“除了化学家外，科学与工业在行业上的隔绝是相当彻底的”，因而断言：“不胜枚举的证据表明，17或18世纪甚至19 的科学对技术或工业革命的所谓贡献不过是库恩所说的‘神话’。”（第264页）然而为了贬低欧洲，他却借着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发挥道：“中国人只是发明，而不想或不懂如何应用”的说法是错误的，似乎又在强调亚洲科学对技术、对经济的“应用价值”（第267页）。 尽管议论有点颠三倒四，如果弗兰克的批判真是针对着制度、科技片面决定论，也还不无合理性。但是熟悉当代学术的都可以感觉到，上述对诺斯、库恩，也包括韦伯的指责非常武断，许多“罪名”都是预设的。不顾人家论述的完整性，先给对方戴上“欧洲中心论”高帽，未经严肃论证即一锤定音。读者可试着对阅前几位学者的原著，他们何曾回避过制度、科技与经济需求的对应关系？回头再看弗兰克自己，面对制度、科技与经济在近代社会进程中互动推进、不断创新，从而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面貌的大量经验事实，他却闪闪躲躲，说明对这种整体主义的互动分析缺乏起码的尊重。主观的执拗把自己逼到了死角，他只能循着上面说的“人类社会是由基本的经济力量推动”的单向路线走去，不期然地踏上了早被学界抛弃的“经济决定论”老路。 弗兰克在“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地）胜出”关键一章里真正提供给我们的答案，全是经济方面的，而且多数从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时代的经济学里推导出来，相当陈旧。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条： 一有关资本积累。据说欧洲人从美洲和亚洲的白银来去的运动过程中两头大捞好处，从而造成了欧洲“劳动分工和利润”的优势，“最终中了头彩”。先不论他错误地把资本积累完全看作是贸易的结果，更妙的是他似乎完全忘却了前面几章刚刚大肆渲染过“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议论。试问：居然大量白银资本流入中国，运回去的只是来自中国的生活消费品（丝绸、茶叶、瓷器），而且又坚决否认“中国秘窖”一说，中国理应首先得到“资本积累”的好处，在“劳动分工和利润”优势方面领先一步，为什么欧洲却能乘时“兴起”而超越中国？这一悖论本不难回答，但弗氏既然犯有“制度忌讳症”，只好自打耳光。这种“制度忌讳”甚至发展到对任何有关“强调中国官僚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历史陈述都非常反感（见其对黄宗智的批评）。从这点上我就敢肯定，弗兰克对中国历史缺乏足够的体验――他的热爱“东方”并非完全出于理智。再有同是欧洲，同样地从亚洲的贸易中捞得好处，为什么捷足先登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不能领受工业革命的风骚，却一个接一个地衰落，最终让英国占先得利？上面说的好处在那些国家又是给什么样的“天狗”吃掉了，中不了“头彩”？弗氏无疑读过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物质生活、经济与资本主义》巨著。针对上面的问题，布氏关于世界经济空间转移的大量陈述不是已经提供了足够详尽、精彩的解释，为什么视而不见？别无它因，又得回到“制度分析”上来。忌讳制度的作用真地成了弗兰克不敢直面历史的“心理死结”。 二关于人口、劳动成本和技术变革的关系。据说由于长期的白银资本大量流入，使亚洲和中国人口增长得很快，而“（高于欧洲的）人口增长阻碍了由于和基于对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械的供求而发生的技术进步，欧洲较低的人口增长产生了这种刺激。”与之相关，欧亚形成了两种经济模式反差：在亚洲是低工资－低成本，在欧洲是高工资－高成本；后者成了技术变革的推动力，亚洲则没有。这一假设涉及的问题太多，实在无法在这里一一清点。例如上面的概括及其凭借的数据是否真实，在欧亚都大可怀疑。造成技术变革的因素是否如此单一，决定技术变革的要素究竟有多少，他回避了什么，隐匿了什么，也值得追究。前面肯定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科学技术高于欧洲，人口－劳动成本的背景未变，如此前恭而后倨，将何以处置等等。我只想反驳一点：弗兰克不是对20世纪后半叶亚洲经济复兴曾给予高度的评价，那里人口的增长未见缓和，在中国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高峰值，而低工资－低成本的背景也未有大的改观，这种经济的高增长率又将何以解释？同样的背景，为什么以前拒绝技术变革，而现在却能成功引进和发展本土化的高科技，并无阻碍？可见马尔萨斯人口论并不是一帖包打天下的灵药。历史的演进决不是这个或那个单一因素论就能圆通解释的。 弗兰克大概也感觉到自己的这些解释缺乏必要的说服力，无奈之下，他既然搬出“猫论”试图解脱困境。他在为中文版写作《前言》时突发奇想，原话照录于下：“本书中的历史事实表明，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或政治经济政策都不可能导致或解释竞争激烈、风云变幻的世界市场上的成功（或失败）。当代现实也表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邓小平的著名说法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猫的制度颜色是黑是白，更不要说意识形态颜色了。现实世界的问题是，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中是否能抓住经济耗子。而这主要不取决于猫的制度颜色， 而取决于它如何利用它在世界经济中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适时地位。另外，由于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上障碍和机遇随时随地会变化，要想成为下一只成功的经济猫，无论是什么颜色的猫，都必须适应这些变化，否则就根本抓不着耗子。”如果这是用来解释某种短时段的事件，这些议论虽不算高明，但作为谋略贡献给当政者也算是一份菲薄的礼物。然而却要把它作为全书的主题，用以解释至少两个世纪的“衰落”与“兴起”，那我们这些学究真只能无言以对了。我很奇怪，既然事情本如此简单，一切都取决于“谋略”，取决于“一念之差”，弗兰克为什么还要写那么厚的书来故意为难读者？ 同持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同样面对18－19世纪欧亚历史发展道路分叉的一系列诠释难题，我觉得王国斌的治史心态要平和得多，考察视野也开阔。王国斌认为近代早期的欧洲与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动力颇为相似，许多经济现象有同有异，总的差距不大，直到19世纪才变得截然不同。这点一定会使弗兰克感到高兴。但是与弗兰克最大的区别，王国斌认为“不应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就断言以欧洲为标准来进行比较不对；相反，我们应当扩大这种比较。为了进行更多层面的比较，我们特别应当以中国的标准来评价欧洲。”在《转变的中国》一书里，王国斌固然在“经济变化”编里曾郑重指出，欧洲由“有机经济”向“矿物经济”的过渡，即以煤为新的热能而以蒸汔为新的机械动力所引起的“工业革命”，是促成东西方分道扬镳的“历史界标”，但始终坚持历史局面的形成是一种多因多果的网络，并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国家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国家维护秩序三个方面，进行细致的中西互动比较研究，“制度环境研究”成为全书的核心。正像我国经济史权威学者吴承明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序文中指出的：“从本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世纪以来，欧洲国家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包括民主和公众领域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完全陌生。而以个人为单位的和国家与经济分离、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国家组成模式，迄今未在中国生根；而中国源于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些国家组成原则，一直延续到今天。”吴承明先生还对全书作了一个总结，说道：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三大项比较研究课题，“当以本书中编（即“国家形成”）运用最为成功。这是因为：根源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中西之间在国家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远较双方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异为大。政治比之经济有更大的选择性。”这一言简意赅的提示非常重要。我们自身历史的体验，包括百年来抹不去的记忆，完全可以领悟其中的微言大义。中国人物质生活的追求、实用经济理性、经济发展能力确实决不比别人弱，经济自在的发展逻辑也未必构成选择新型经济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选择却不然，往往固步自封，不容易冲出“围城”。这就使我想起了世纪之初陈寅恪先生一段精彩的申论：“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吴宓与陈寅恪》）行至世纪之末，虽不能说已达此境界，庶几亦不远矣。 因此离开了中西国家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比较研究，“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这样的话题，只会像弗兰克那样治丝益棼，愈理愈乱。 在我看来，妨碍弗兰克事业成功的真正敌人是他自己。他几乎像是有意地忽视许多众所周知的重要历史论著，只选择对他有利的论据，而置不利的历史证据于度外。过于强烈的主观逻辑偏执使他变得十分任性，非理性地拒绝承认有悖主观逻辑的任何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事实，像是活在自己所罗织的虚幻概念世界里，不愿感应外在世界的真实。不说远的，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的人们，无不感受到科技革命对人类生活的巨大作用，变化之快出乎想像。由此人们不能不追溯这一进步的历史由来，也不能不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比较能激发人们的创造能力和保护这种创造能力，什么样的经济环境和制度构架比较能促进或适应这种社会进步的大趋势.。这样的感觉弗兰克就没有？我表示怀疑。 我对西方学术的业余偏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喜欢他们不迷信任何权威和习惯自由讨论的那种风格。记得当初读英国BBC推出的与当代各流派著名思想家电视对话，麦基说道：“我认为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不稳定性的某些结果是有利的，而不是有害的。例如对权威信仰的丧失已经与知识的增长相结合，形成了对几乎所有现存权威的积极的怀疑主义，直接推动了各种自由思想――如自由、宽容、平等等观念的产生。我以为这种现象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思想家》）这一观念在以后的日子里帮助我心理上慢慢习惯了这种“不稳定性”。但阅读经验也时常提醒我，清算或推翻权威理论（当然是真正称得上权威的理论），决不是通过简单地“翻烧饼”就可以达到的。这样的教训在中国近百年史上还少吗？没有对权威理论“同情的了解”（寅恪语），包括对整个学术背景透彻的理解，挑战会变得像唐·吉诃德大斗风车那样滑稽，甚至还可能演化出极左的闹剧，惨不忍睹。 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我是同情和理解的。遗憾的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如果把“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导向全盘否定近代以来欧洲历史提供的社会发展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社会发展价值以及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无异又走向了极端。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应该具有这样的气度：凡是有利于改善和促进人类物质精神生活的一切创造，不论是由什么民族和地区提供的，都必须把它们视作全人类的财富而加以珍惜。即使就像弗兰克所说，西方仅仅领先东方两个世纪，那两个世纪的成功经验（包括教训）也值得东方人认真总结和体会，并设法变为自己的财富，不能以“欧洲中心论”的名义笼统排斥。 我认为“欧洲中心论”之被质疑并激起反感，除了对欧洲经验本身的总结归纳仍存在许多异义，有待进一步研究外，很大程度应归咎于某些人的“西方自大”情结。致命的错误发生在把欧洲经验加以普遍化和绝对化，并试图以强力推行这种经验。无端的傲慢和粗暴的干预更使“欧洲中心论”声名狼藉，甚至败坏了自身本引以骄傲的自由主义真谛：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民族或国家亦然如此。深刻的根源还在于由于“暂时”的胜利（若从历史哲学看，一切胜利都是暂时的），误以为自己的经验是最完美的，缺少了那种对历史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敏感，也怯于承认有任何超越历史的可能。但应该公正地说，这些错误决非是“民族性”的。“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由西方学者发起并形成思潮，就足够说明这一点。 如果弗兰克不是从物质文明的层面上去挑战“欧洲中心论”，而改从文化层面甚至哲学人类学的深层次上去“清算”它们，或许他的处境会有利得多。 弗兰克很看不起他的德国老乡韦伯，我以为大错特错。韦伯虽是以提出西欧资主义发生独特的论证而享誉全球的，但即使在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核心论著时，他对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现状也并不完全满意。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内在的心理矛盾。在该书的最后几页，他竟诅咒起资本主义文明。他要比他的同胞施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都更早敏感到资本主义的机械理性正在吞噬着人性，文明的发展将要以文化的堕落作为代价，深受机器生产技术和财富追逐欲望制约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已经把“财富”这一昔日圣徒们随时可以抛掉的轻飘“斗篷”，变成了一只禁锢人性、污染灵魂的“铁的牢笼”。 我敢说，韦伯从骨子里痛恨对财富贪得无厌的追逐。然而，他亲眼目睹了积聚财富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以及支撑这种经济秩序的工具理性，这正是他期望德国强大所需要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道德与效率，韦伯深知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发生着严重倾斜，在他的学说里构成一种特有的紧张。正是这种紧张使他的学说成为20世纪最富内涵的学术经典。 韦伯学说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莫过于出色地揭示了，从自然状态脱胎出来的“人”，既是一个理智的存在物，又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当他（这里指复数的人）脱离幼年的混沌状态开始获得“自我”意识起，命运注定了下述难题必将伴随其始终：个体与群体的矛盾，自然赐惠与人为索取的矛盾，物质享受与精神需求的矛盾，自由与秩序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稳定与变异的矛盾等等。社会演进是由众多人群的“心”（心理动因）和“力”（利权分享的竞争行为）相互激荡造成的，决定历史情境之所以如此而不是那样的变数不可胜测。人文学者，包括历史学家，通观古今中外已有的社会演进，不能不感慨万千，面临着评判上的尴尬。我们找不到无可挑剔的完美，看到的只是对完美不懈的追求。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试错”的历史。那些为众人不满意、不合理的旧事物虽随变革潮流而淘汰，新的不满意、不合理又跟踪而来，不舍昼夜。变革将是无穷无尽，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而不止。前述种种两难，如阴阳两极相反相成，重则轻之，轻则重之，矫枉而过正，过正则再矫之，无穷的摆复调整，这就是社会动态的运行，这就是全部社会历史的真义。社会历史正是在这些对立力量的吸引中获取张力，在对峙、磨擦和冲突中展示顽强的生命活力。历史长链上的每一环，好与坏都相对而言，无绝对的好，也无绝对的坏。可能性无限，然落到实地祗能是最不坏的。偏激的感慨要数卢梭：“文明是道德的沦丧，理性是感性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分离，历史的正线上升，必伴有负线的倒退，负线的堕落……”。就以现代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社会变革而言，无疑是对传统社会“群体”窒息“个体”极端倾斜的校正。现在又对个性的过份肆虐感到威胁，试图压抑之，故而西哲又忽然对东方群体主义格外垂青。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透露的便是这样一种文化信息。作如是观，方不至误读了有似汤因比发出的中国将充当“世界大同的领导者”一类预言。 弗兰克并不自我认同于职业历史学家，似乎更喜欢思想家的称号。历来思想家都爱与历史学结下不解之缘，深沉的历史感往往是他们获取思想灵感的源泉。但在弗兰克那里，历史更像是为了张扬主观战斗精神而随意摆布的“道具”。今日的思想家若取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不说可怕，至少也逼着我们不能不敬而远之。 中国不需要“皇帝的新衣” 读完《白银资本》，我一直在想：同是解读中国历史，弗兰克的感觉何以如此特别？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对中国历史评价之高确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弗兰克的评价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某种感情上的愉悦，但我仍然希望学界能郑重地对待这种“大胆的假设”。在未经充分证实证伪之前，这些假设的意义仅止于“问题意识”的层面。“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见风便是雨”，不是一种好办法。 弗兰克全书着笔最多的是关于以白银为润滑剂的外贸运动史的描述，但在不少地方为了证实“中国中心论”（他有时也忌讳这一用词，但全书遍处可见，有关论证详上节），涉及到了对明清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水平、城乡农工商业状况的评估，而且常常举出很精确的数据以支持自己的立论。这些数据之出人意外，真可用“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来形容。然而离奇的数据却让我怀疑起这些立论的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少？！ 例如为说明中国内地城乡工业的发达程度，他援引了17世纪晚期到达上海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述，实则是“道听途说”，一看就知道历史情景被大大夸张了：“仅此一地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提供纱线的纺纱工人。” （第164页）该“地”是上海县、松江府还是范围更大些，弗兰克没有说明。再则这数据是指城镇专业工人，还是农民家庭手工业？如此含混的数据着实可以拿来吓唬西欧！弗兰克在书中还借助拜罗克的研究成果，称1800年世界“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98美元，所有“欠发达”地区为188美元，而中国为210美元（第241页）。更有意思的是，麦迪逊在另外的地方还推出颇具现代味的估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规模依然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其地位远远超过今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后一结论与《白银资本》完全吻合，可见他们属于同一流派。 未见麦氏原书，弗兰克也不作交代， 上述数据的推算过程不得而详。根据从业的经验，在近代以前中国经济史的数理统计难度之高，常使学者望而却步。古代中国是一个极不注重数量概念的国家，各种数据资料陷阱颇多，稍不小心就可能铸成大错（请详参杨联陞《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史学传统不重经济记述（此与欧洲中世纪大异），私家记载奇缺（仅存者也一再毁于劫难），官方只有财政数据，不确且多文牍主义（如明代中叶后多照抄前代文档），可信度之低，人所共知。基于如此等等复杂情景，经济史界老前辈彭泽益曾坦言中国古代经济史进行数理统计几无可能，而后个人的实践更体会诚哉斯言，出自肺腑。仅以弗兰克特别称道的明清江南经济而言，有关耕地平均亩产以及地区年总产量、人均收入等等重要经济指标，恐无人敢像麦迪逊那样有胆量径自推出精确的统计数据，更遑论全国各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从散见的资料仅知道江南发达地区稻米亩产正常年景大致在2－4石之间。如果取3石为平均数似乎顺理成章，实则大谬不然。至少有两大变数必须考虑：一是平年、丰年与灾年的牵算，大致江南为三、三、三开。二是地区内部耕地肥瘠状况参差不齐，松江西部与东部就差得很多，直到晚近全国各地区都有丰产田、平产田与低产田之分，也必须平均牵算才近情理。究竟多少？谁也说不准。过去为了论证“资本主义萌芽”，不少论著称颂江南农业多往高处说，以偏概全，造成的误导恐怕已远及西洋，又回来变成了需要我们反刍的“美食”。 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一书里就曾对布兰德关于1890－1930年中国非农业人口增长的统计方法提出批评。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弗兰克多处引用的关于中国人口增长估算上，此处不便细说。总之，我对上述数据不能不表示惊讶――中国之大，发展高度不平衡，又缺乏各种必要的统计资料，竟能推算出如此精确的全国“GDP”总值与人均收入（何况这种人均收入对认识帝制中国的社会实情并无多大意义），真像是天方夜谭。基于这样“大胆假设”的立论，给人感觉弗兰克等学者为着“翻案”，太不顾及学术的严肃性。面对这样主观张扬过度的做法，我们不能不格外谨慎对待。 撇开许多细节不说，这里我想着重从解读历史心境的不同说开去，就有关中国历史的大局观谈点看法。我觉得，与国外汉学的对读，相互间常有语境、心境和情境的差异，其中心境的隔膜更关联着对历史情境的体验，不可不辨。对弗兰克的书尤其应注意到这一点。 中国历史确曾有过相当长时期的辉煌，这没有疑问。关键后来是否陷入沉沦，造成这种沉沦的原因何在，在这一节骨眼上，我们与弗兰克的分歧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弗兰克既取消了“现代化”这一概念，对“前现代”的境遇也就不屑一顾。他像世外高人那样逍遥自在，竟可以拿二个世纪“欧洲暂时胜出”的话轻轻带过重大的历史坎陷。然而不论说是“衰落”也好，还是说“沉沦”也好，生于斯土的我们却不能不感到后二百年历史的沉重，种种切肤之痛逼着我们必得苦苦追索：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农业中国，为什么反会落在欧美之后，不能率先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却被别人“轰出中世纪”（陈旭麓先生语）？即使被迫“走出中世纪”，一个半世纪里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何以又一波三折，如此的艰难？辉煌与沉沦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若有，是什么样的关联？历史的回顾总是向着未来才有重新对话的价值。如果中国通史有什么义理，我认为这些问题就至关着最大的义理。 弗兰克的心境全然不同。他的高度兴奋点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清算和推翻“欧洲中心论”越彻底越好，因此常常指责别人“走得不够远”，甚至不无自豪地说他已经“把所有流行的理论翻了个脚朝天”（第422页）。然而思想学术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反对一种思潮，或者说检讨一种思潮，决非必须来个头足倒立，正面翻转为反面才算“彻底”。这样的“彻底清算”，民间讥讽为“翻烧饼”，由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中国人吃的亏还少吗？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清算时恰恰犯的是同样的忌讳。 有理由认为，弗兰克对中国历史无条件的推崇就是这种主观逻辑极端化的产物。他把中国历史截断成三橛，五千年的“中心”地位（1800年止）与即接恢复的未来“中心”地位为首尾二长橛，二个世纪的“衰落”为一短橛。何以辉煌，何以“暂时衰落”，又何以必然会再度恢复“中心”地位，这些关键判断，全书几乎没有从中国历史的角度作出过认真的因果分析。这决不是疏忽，而是逻辑自圆必须跳开的“电闸”。例如关于“东方复兴”何以必然，《中文版前言》共罗列了十条理由，只有两条是切合主题的：一是“这些成就”都不是“基于西方方式获得的”。二是到“不久以前为止”亚洲和中国都“曾经在世界上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因此它们很可能会很快重新崛起”。若按第一条逻辑，日本的“脱亚入欧”和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都被这一刀“阉割”殆尽，这是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态度。第二条恐怕才是弗氏真正能用以自圆的逻辑。弗兰克潜意识地认为只要把一头敲死，另一头不就活了？因此他一再强调近代欧洲的历史什么都不是，所谓“优势”、“特殊”以及可以说明其成功的诸种现代“特征”等等，都是别人杜撰出来的乌有之物；欧洲的历史又什么都不如亚洲，如“历史上亚非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及相关制度都超过欧洲”、“亚洲的生产力、生产和积累都比世界上其它地方要大得多”、“欧洲的积累的增长可能完全得益于亚洲的积累”等等（第7章“欧洲特殊论”）。欧洲的“暂时胜出”既建筑在沙滩之上，历史的误会过去，东方和中国的复兴不就成了一条不证自明的“定律”？种种议论清楚地显示出，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是基于“彻底”反欧洲中心论立场推导出来的，历史的真实究竟如何，他不想深究、也不便深究。 说实在，我真有点担忧弗兰克这种奇异的中国历史观客观上会给中国读者造成严重的误导。因为基于全盘否定欧洲历史主观逻辑的扩张，从反面诱导出一种类似天命论的“中国特殊论”。说白了，弗氏基本历史逻辑不就这样简单：中国历史不仅一贯辉煌，欧洲无与伦比，而且未来的辉煌也不需要理由――它是过去辉煌（短暂中断后）的自然延续。把欧洲甩在后面是五千年历史（扣去不足道的二百年）早就证明了的。没有必要照搬任何西方模式，“走你们自己的路”就是。如此，改革开放、社会转型这样至关中国历史命运的主题在他甜蜜蜜的历史决定论里没有任何位置，全然成了“多余的话”。试问我们能相信中国只需循着原来的老路走去，躺在辉煌历史的温床上等得来“再度辉煌”吗？ 弗兰克不可能不知道因果分析是历史学方法论的最低基础，变革的恒转更是民族生命力的根本。即以弗兰克提供的模式而言，辉煌－衰落－再辉煌理应是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历史因果链，辉煌之中必潜藏着导致衰落的“种因”，衰落才不会成为“无因之果”；衰落之后能够再度辉煌，“衰落”之中必有克服衰落的“种因”的积累，再度辉煌就不再是原路“循环”，而是一种新的历史升华，新的历史境界出现。记得佛家人有一偈说得妙：“欲知前世因，今世尝着是；欲知后世果，今世做着是。”这对单个的人，是无法验证的。但相对在时间流中不断淌洋的群体历史检讨，却不无深刻性。历史效应里深藏着正负潜显四大种子，变革是一种不断把负能转为正能、把潜能变为现实的奋斗过程。历史学应该为这种瞻前顾后、参透因果提供一种富变革性的思考智慧，才不负历史学存在的价值。 我总觉得对弗兰克来说，非不能，实是心理障碍使得他不能为之。为了体系的需要，他有意无意地走上认识论的歧路：好就是绝对地好，坏就是绝对地坏。前者突出地体现在对中国历史的高评价，后者表现为一意贬低欧洲历史的价值。他的“世界体系”主导方向永远是单向的，其中唯有“面向东方”才是正常态；否则便是变态，不能长久。由于他过度专情于网罗一切足以表达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欧洲的历史现象，以致不愿对这些现象细加透析，作具体的历史分析，“拿到籃里便是菜”。他更是力图排斥一切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局限性的历史分析，例如国家对发展经济的强控制能力、官僚制度的低效与腐败、特权阶层对金钱的聚敛、贫富的过度分化以及经济金融制度的保守封闭等等，在他看来，这些都不能构成导致“衰落”的原因。不是这些又怎么会“暂时”衰落？大概除了欧洲“剥削亚洲”的外部因素外，只能把内因无奈地归结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更高的人口增长阻碍了由于和基于对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械的供求而发生的技术进步。”这一论点反复出现于整个第6章，成了他唯一用力陈述的“理由”。前几章把“人口增长”看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标志（第2章“人口、生产和贸易”；第3章更赞同人口的增长“很可能是对经济增长中的重大进展的一个直接反应”的论点，第319页），到这里却又成了阻碍发展的绊脚石，顾此而失彼不说，最足以反驳的是：现在中国的人口是历史人口高峰时期的好几倍，又为什么反倒不妨碍中国走向工业化，再度雄起于世界？对于这样一个经历史种种因素长期积淀而产生的“衰落”与“胜出”的反差，有关“社会结构”转变的复杂历史问题，用如此简单的“人口论”一丁点来支撑，真像它有足以把两个世纪全球历史挠动起来的特异功能，不可思议！ 说弗兰克有关中国历史的评论一无是处，显然也不完全公正。例如中国人并不缺乏精于计算的“经济理性”；中国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曾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或许在传统农业时代世界的许多地方（包括欧洲）都难以企及；中国区域间的市场经济和对外贸易（特别在亚洲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有些水平并不比中世纪欧洲低，原先封闭的“自然经济说”必须有所修正，如此等等的相关评论，毕竟还传达了西方汉学从“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一些独到之处，属于“旁观者清”。然而旁观者也有缺乏切身体验的先天性弱点。试问：中国五千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低，科技也颇多第一流的发明，何以不能自转变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轨道上去？中国的有机农业（使用粪肥）、垄耕制度以及中国犁等农业先进技术都在欧洲“农业革命时代”发挥过作用，三大发明（火药、印刷术、罗盘）外传对欧洲战争（以及民族国家的建立）、启蒙文化传播和航海殖民所造成的历史效应也显而易见，又何以会出现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弗兰克可以不回答这些与己无关的历史悖论，但中国史学本着“静以臧往，动以知来”的宗旨，对攸关民族历史命运的困惑和疑难，就不可能无动于心，不作认真的追索。 中国历史不是很容易看得明白的，身在域外的弗兰克为一些经济表象所惑，也不足为奇。例如他最感兴奋的话题便是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几乎成了他滚动全球历史的一根纵轴。据他估算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10000吨左右，即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1/4到1/3(第210页)。一万吨白银即三亿二千万两，以百年计，年平均流入中国为320万两白银。这一数据初看惊人，但是不是像他说的“这种货币的涌入刺激了亚洲的生产、拓殖和含含糊糊的扩长”(第220页)、“自16世纪中期起，白银注入中国经济所造成的经济扩张更为壮观”(第224页)？大可追究。 先说说这一数字放到中国具体的历史环境，也没什么了不起。弗兰克所指的时期正当明朝嘉、隆、万三朝近百年的“盛世”。这一时期或许也可以称作中国的“白银时代”，但正确地说，16世纪中期是中国统治集团疯狂追逐白银时代的开始，万历年间矿监、税监满天下飞、民怨沸腾激起民变达到“喜剧”高潮，终以崇祯上吊煤山悲剧收场。早在嘉靖2年即有官员疾呼：“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军士之增，一切用度，俱出其中(指国库收入)。以赋入则日损，以支费则日加，虽巧者莫能为之策矣。”查阅相关《明实录》，财政官员的历次“岁支”报告，吞吞吐吐、进进出出，数据不尽一致，但大致轮廓还是比较清楚：帝国政府各种支出的白银数量惊人，“内库空虚，无以为继”的呼声不断。其中仅北部军事地带(九边)各项费用支出额每年即需350-450万两之巨；皇室消费及各项赏赐岁费也不下220-250万两。以收支不抵为理由，自嘉靖中叶起直到明亡，政府遂有三饷加派的横征暴敛，各项加派总计“一年而括二千万两以输京师”(崇祯12年御史郝晋奏言)。入至清初名义上虽取消明朝的“加派”，实则国库财政年收入却增至1900多万两，嘉庆时增至4000多万两，其中海关收入乾隆中叶曾达到540万两。但支出亦巨，兵饷一项雍正时仍高达1700余万两，文武百官俸禄(加养廉银)总计451万两试问：每年流入的320万两白银即使全部收进帝国政府的财政大漏斗， 瞬间即变为乌有，帝国政府更从来没有因外来白银多得满地流淌用不尽的感觉，这在欧洲可以想象吗？ 我们与弗兰克的严重分歧不在中国有没有经济创造能力。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在传统农业时代，中国确曾创造过莫与伦比的农业与手工业的诸多成就，也有那时代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分歧主要集中于何以这样成熟的农业社会却不能顺利地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认为根本性的原因就在适应于大一统农业社会的社会体制缺乏创新的动力，时过境迁，前者却成了阻碍其向现代化转型的障碍。 与王国斌相比较，弗兰克对中国历史真实情景的隔膜相当惊人。与过去认为中国历史一无是处相极端，在弗兰克笔下中国历史竟一无坏处。例如他认为“中国的财产权和土地买卖自由比西欧多”，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一个突出的优点（300页）；并认为利皮特等人“中国的官僚制度和阶级结构障碍经济扩张”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第369页），“所谓亚洲‘专制主义’国家无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第282页)。如此等等不切实际的推崇在书中遍处可见。 本文不可能就弗兰克上述相关观点作更详细的驳辨。我只能概括地说，历史情景与弗兰克想象的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模式既是一种世界极少有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垂直管理体制，指令性经济的强度，在中国历史上随处可得体验。好处是它确实具有动员和组织经济力量的特殊魅力，足以创造出类似长城、运河以及其它一切公共工程的奇迹，西欧任何民族国家望尘莫及。它的反面，却是对任何私人经济强力干预和过度剥夺十分有效，西欧也莫之能比。难道这些都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人为臆造出来的“谎言”？ 中国传统时代的产权状态确实很复杂，特别是在进入大一统帝国时代，产权状态随时势的演进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国有”的、“私有”的甚至是“宗族”、“部落”式的产权，兼收并蓄地共存于帝国体制之中。但就其整体特征而言，“国家主权即是最高产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产权“国有”的观念始终占主导地位，并且是政治的、行政的力量干预经济最权威的根据，各种经济势力都莫之能抗。说不存在某种形式的私有产权，也不合乎实际，平日里财产占有者之间可以专卖转让。说“私有”，什么时候都可以宣布“国有”，象王莽时的“王田”、北魏到隋唐的“均田”，南宋的变民田为“公田”，明代的“迁徙豪强”，清代的“科粮案”以及历代都有的“抄家”等等，究其实质都摆脱不了“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马克思语）的阴影。下面的状况恐怕是中国所特具的一种历史特征：“公”与“私”的两种要素犹如阴阳两极，负阴而抱阳地包容于这种特殊的“国有”产权观念之中，在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制度化的，产权模糊和动态变化的特殊权利结构。任何名正言顺的国有产权，都会受到各种形式的侵蚀，被“化公为私”；而任何看似私有的产权，通过赋税、徭役或正常或非正常的行政法令随时都可以“化私为公”。总之，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强制度化与产权的非制度化形成强烈的反差，私有产权的发展是不充分、不独立、不完全的。沿着这一思路体验其进退演化，也才可能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后来为什么会难以“走出中世纪”。 就以弗兰克支撑其“白银资本论”的最重要根据――明清江南纺织业的背景而论，“国有产权”观念通过苛重的赋役，体现出的是政权机构有权以“国家”的名义对任何经济形式实施超限度的剥夺，市场商品经济呈现出许多繁荣的病态特征，发展的空间是极其狭窄的。这些历史事实早为国内学者充分论述过，只是弗兰克不愿面对而已。 先举一例以说明之：大家都知道，明清松江棉布产销曾极盛一时，有“衣被天下”之称。谈及“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商贾云集苏松，松棉走销八方，是一个被史家煮熟了的话题。想不到来自东洋的经济史家西岛定生用其无可争辩的考证，却往这个美丽的“气球”上戮一个洞，“神话”破碎了。西岛定生在其《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三部“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其结构――中国初期棉业史之研究”，对明代以来棉花、棉布的生产、流通过程与市场结构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而松江府在其考察中尤居于突出地位。戏剧性的突破发生在该部第二章的第二节：“出现在明初财政上的棉花、棉布”。西岛定生从检阅《明实录》所得的资料，确凿无疑地证明自洪武年间起，除了皇室宫廷以及官僚服用高级棉布外，军队所需的棉花、棉布数量亦极钜，总数棉布达一百几十万至二百万匹、棉花五十万至百万斤（中后期棉布总需求数，加上“互市”，增至五六百万匹）。这就揭出了一个重要事实：王朝政府充当了一个特殊的、长期被忽略的棉花、棉布消费的“大主顾”。最初政府还是直接通过赋役途径征派（包括本色、折纳），“促进”了棉花在全国的普遍种植。此时棉花、棉布大多数还保持着“实物征调”的古老形式，与市场经济没有发生多大的关联。变异先由“折变” 开始 ，实施一条鞭法之后，农民的棉花、棉布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涌入市场。由于税粮大多改为纳银，苏松农民的棉业成了缓解田租“不能承受之重”的主要补救手段。农民生产的棉花、棉布表面上获得了“商品”的形式，正式进入市场以换取交纳赋税所需的货币，实际上却成了赋税的一种变态。而国家由赋税所得货币，除委托地方收购（《布解》）外，还通过秦晋山陕商人（大多为盐商）南下采办，以满足北方特别是“九边”军区的需求。所谓“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云云，若洞穿“商品生产者”究竟为什么生产，最终“消费者”又为谁、其消费“基金”来自何种“收入”来源，那么棉业市场“繁荣”的背后，究竟是我们期望中的商品流通、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财政赋税的特殊怪胎，也就大可思考了。 纺织类产品获得市场活跃的功能，从后来的事实来看，除了棉花介入这一农业品种的革命性变化外，还需要两大因素的推动：一是赋税货币化，迫使农民必须以家庭纺织来应付困窘局面，并由此使官员俸禄货币化得以实现。其结果却是把农民和官僚（甚至皇室）双重推向了市场，从生产与消费两个不同方向为市场经济输入“能量”。二是国家因官营手工业效率低下，逐步退出“自给”状态，采取包卖、采购方式供给。农民纺织产品获得了更多的市场空间。后者是前者的连锁反应。意想不到的是，明初实施行政干预，强制全国普遍种植桑棉，用权力迫使农作物结构向粮棉结合转向，也为后来的赋税货币化铺垫了经济基础。很明显，农民仅靠粮食的出售，是很难承当货币赋税的。这一演变过程事后看来象是连环套，实际都是国家出于节省与改善制度成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推动。明乎此，也就不太会对农业经济商品化的发展，脱离具体社会背景，作过高的估计。 必须指出的是，明中叶“一条鞭法”实施赋税货币化，固然起到了把农民进一步推向市场的作用，但农民的赋税负担也同时有加重的趋势，境遇更为艰难。我认为这是探究“农村市场”兴旺现象背后，“商品生产”究竟有多少真实性，不能不加重点关注的问题症结所在。鉴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中对江南棉丝市场的估计大多偏高，这里我想对江南有关农民的赋税负担稍作烦琐的疏列，实亦出于不得已。 所谓“一条鞭”，实际是将两税以来历久增加的各项正杂税、职贡尽数合并滚入，绝不会比原有税额减少。国家不吃亏，这是一条雷打不动的基本原则。而所谓“折色以米值为断”，各地折算时往往又高出一般市价，以至有人揭发山西闻喜县有将原米价银三四钱折成银三两者。这是山西藩王府仗势欺人的恶劣个案。在苏松周忱改革时规定金花银一两折税粮米三石八斗（后改为四石），但到成化年间松江府金花银一两只能折税粮米“二石或二石五斗” 丘浚在《大学衍义补》里也说“米价有折至银七八钱者，有一二两者，参差不齐。令即下而民尽以米变卖，非所愿也”。以上说的那就是常情。再说官方即使以粮食市场出售常价（按说应按收购价）折算，而到交纳时粮商乘农民之急征压价，出入之间，农民利益又受一番损害，结果农民赋税负担较前必有增无减。 另有一层隐情，时人论之亦详。一条鞭之实施，既以田亩为本，清丈厘清田亩实数当在情理之中。但官僚制度之下，其执行成本之高，受害者必为小民无异。刘仕义说得最真切。他在其《新知录》中也肯定海瑞在南直隶将各种赋役合并为“一条边”的做法，意在纠正以往征收名目过繁、关节舞弊多端，称之为“权豪莫肆，贫困少苏，诚良法也……此法行而天下平矣”。然而一旦付之实施，“惜书吏为奸，奉行无状，一丈量之余，亏口有大小，册藉有虚伪，甚至有势者除沃壤为荒地，无势者开旷土为良田，隐弊百端，难以枚举，虽诉讼繁兴，有司莫难清稽规正，民但鼓腹含冤，仰屋窃叹而已。呜呼！除一弊，滋一弊，改革之难，诚难哉！然则小民何时而获苏息也。”实际上，权势之家在田亩上的花样百出，有飞洒在别人户头上的，叫“活洒”，在暗藏在逃绝户头上的，名“死寄”，还有畸零带管者，有悬挂掏回者（买田不过割赋税者）等等，全通过贿通书吏，实际将负担转嫁到无权无势之家均摊。因此，势必造成赋税折算数高于原实际应纳之数。 说到棉丝重地苏松嘉湖地区，有明一代为“江南重赋”而发的议论遍处可见。顾炎武作《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于此搜集尤多。其中有关“一条鞭”前背景者，曾节录杜宗桓上巡抚周忱书云：“（虽历经前代减免），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余石。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耕，馁而织，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历检有明一代所论，唯明末徐光启对其熟悉的家乡 及其附近地区的农情，论析最切中要害。他在《农政全书》关于木棉一章，借丘浚“至我国朝，其（棉）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有长段议论，大发感慨曰：“尝考宋绍兴中，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征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十倍宋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由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紵，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读此概论，我们还能说江南农民的纺织生产可看作非谋生而乃谋利的“商品生产”乎？！ 由徐光启的话，还引出了一个常为史家疏忽的问题。实际上，“一条鞭”后，赋税项目并非象文本所说的已经单一简化。时至明末天启元年（1621年），苏松巡抚王象恒有《东南赋役独重疏》，幸为炎武先生录入《天下郡国利病书》，开列了一份较详的赋税名目的清单，读之愕然：“据四府册开，每岁漕粮正改兑并耗米共一百五十三万一千九百七十八石八斗一升零，白粮并耗脚夫船及各王府禄米共二十七万七千七十二石八斗八升零，南粮并耗脚等米六万四千三百九十一石三斗零，军储存留恤孤等米一十二万石三千八百三十二石三斗七升零，此四府本色之概也。而本邑三梭阔白布匹共三十二万二千七百七十四匹犹在外矣。金花银三十六万五千一百三十九两零，京边银二十七万一千六百七十一两零，轻赉过江米折芦席等银一十六万九千六百七十余两，南北等部马牲价、药材四司料价等银七十万五千五百五十余两。此四府折色之概也。而加派辽饷二十一万一百五十八两五钱零犹在外矣。” 江南多佃农。因此也应该将佃农的经济情况稍作介绍。从各种资料来看，江南农民一般耕田都在10亩上下。亩产按常年平产稻米二石、春花（小麦）七斗，以高计不过三石。地租按平均量计为亩一石半。则所余为一石半。除去地租，十亩之余值十五石得银约为15两左右（均以明常价米石银一两计）。每年每户农户织布推算最多不过18匹，折得银5两左右。合计除地租外家庭总收入约得银20两。口粮食物（9.5两）、衣著（1.5两）、农本（4 两 ）以低标准折算需银共约15两，剩余5两。这五两正是棉织所得之收入。这就印证炎武先生所录松江旧志的说法不虚：“妪晨抱棉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机杼轧轧，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外，未卒岁，室庐已空矣，其衣食全恃此。”入至清代，松江叶梦珠仍云：“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 。 上述推算实际略去了两大变数：一是水旱灾荒。由于各种原因，本处低洼地区的江南，入至明清，涝为大害，旱蝗亦时或作虐百端。大熟之年不可多得。浙江桐乡张履祥生于明清之际，长期潜居不仕，深谙乡情，曾备载晚明清初湖州地区历年灾荒至详， 其总言之则曰：“十年之耕不得五年之获”。这最能概括明清太湖流域的实际。因此，上述收入概算必须打一个不小的折扣，才符实情。 二是政府的各种叠加的摊派。这方面的细节因资料搜罗不易，故对此项实关农民生计的社会经济史基础性研究向称薄弱。过去我曾举海瑞淳安县二三十项“规例”，说明县级政府的各种开支多取自对小民的摊派，不胜其多。近读吴煦在作幕僚时载录的道光二十年与二十三年乌程县账册，各种开支备录至详，向上级主管（含藩、臬、道、运、粮、学、府）送礼的各项开支（三节、二寿的节仪及门包等）亦不隐讳，尽数开列。这些钱的来路他没有交代，只知重要一项即为“加耗”。当年周忱在苏松率先推行所谓“均田、均役”改革（一条鞭法先声）时，即创“加耗均征法”（又称平米法），已将耗米纳入正税，然而后来却又重新恢复，不啻“耗上加耗”。这种加耗俱见于前所举赋税项目中多有“耗”字即知，大清沿袭如明。耗米的征收，不仅是为了弥补税粮征收过程中的损耗，而且主要是为了筹划地方公费、官吏收入以及其它无法报销的费用的来源。另外，明一条鞭已将各杂税项并入，没多久，中央及地方政府不时又将旧项杂税恢复。清时人就指出“明季一条鞭之法颇便，然并南米在内，后复征南米、颜料、油药等项无不在内。此条银中未详注名件故也。”，其中“颜料、油药”之摊派不见经传，可见名目之繁多，以致史书不屑记载。明松江范濂在其《云间据目抄》里即说：“苏松正赋，民已不堪，而额外又有均徭、练兵、开河、织造、贴役、加耗，种种不经，难以枚举。则如上乡三斗六升五合起科之田，计有五斗之供矣。况兼凶荒赔纳，其利安在，而士民何乐于有田也” “种种不经”四字，道尽苦楚。还有一项变相摊派，通史都很少提及，就是强制性的“户口食盐法”。大明政府的强横，就是不管你吃不吃官盐，城乡居民必须按户丁交纳盐钞或盐米，大致是大口食盐12 斤，小口食盐6 斤左右，各时各地不一。赋税货币化后改为纳银。明末谈迁感叹道：“盖以盐给民故征钞（城市征钞、乡村征米），今官不给盐而征钞如故，其弊不知所始（其考南唐即有“盐米”）……南唐偏安何足论，而全盛如今日，何流弊至不复问也？”。其实谈迁完全是明知故问，他心目中“盛世大明”理应轻徭薄赋方不至亡国灭族，故感慨特深。至于“子民”原一切都属于“国家”，“国家”当然有权利按需收取各种“国用”，宋元明清无所区别。这一道理，谈迁是没有能力洞穿底蕴的。 如果再深入追究下去，不惟农民，就是明清江南庶民地主的境遇也不如意，常有“以田为累”感慨。初时至少我自己对此并不以为然，猜想总是故意向政府“哭穷”成份居多 。后检阅史藉有关赋役制度细节稍多，方知“富者”确实也有他们的难言“苦衷”。史家共知，北宋以来富户地主最苦于各种职役。明初朱元璋更新添粮长之役，后畸变为贴赔代纳的苦役，常致富家倾财破家，亦为史家熟知。征役的原则向来“富者编重差，贫者编轻差”。殷富上户所佥派的粮长、里长两役，负责钱粮催征与运交，更兼出办上供物料和公府公费。又有各种名目的杂役，也依人丁多寡产业厚薄分为上中下三等，统称之“均徭”。然凡有科举身份的各种缙绅地主，下至举监生员，都有各种优免的特权。因此苏松富户地主若无政治身份，必不堪政府百般骚扰，致有“士民安乐于有田”之慨。叶权下面的说法颇反映当时的情状：“苏松嘉湖，东南上郡，但有力之家，买田不收其税粮，中下之家，投靠仕宦以规避。故富户一充粮长、解头，即赔累衰落矣”。一条鞭法虽将各种差役折纳为银并入田赋，但执行稍久，里甲、均徭等科派陆续又恢复，庶民已交丁银而 被派征差役如故。苏松地区更有“白米”、“布解”两种特殊的差遣，均需由殷实富户来承当，庶民地主田亩多者首当其冲。对此松江府人叶梦珠论明之情形颇详：“吾乡之甲于天下者，非独赋税也，徭役亦然，为他省他郡所无。而役之最重者，莫如布解、北运。即以吾邑（上海县）论，布解每年一名，后增至三名，俱领库银买粗细青蓝素布，雇船起运至京交卸。北运（白米）每年二十三名，俱领漕米，舂办上白粳糯米一万三千余石，雇船起运至京，交与光禄寺，禄米供用诸仓，必签点极富大户充之。次则南运，运至南京，每年二名。次则收催坐柜秤收，概县银二十余万两，每年四十八名。”政府虽给予一定量贴解银，但中途种种意外损耗，更不堪者各个关节的勒索、刁难，赔贴甚多，故例被看成苦役。万历年间华亭聂绍昌曾作有《布解议》，对布解的各种费用一一开列，算出细账，说明赔累在哪里，勒索在哪里，大致每匹布价不过七钱，而赔银自二三钱至五六钱为正常，若被验收退回，则几无措手之地，“所以吴中一闻此役，如赴死地。” 凡此种种琐考，无非想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上，即使以商品经济最为活跃的苏松嘉湖地区而言，一方面农民为应对政府强加的各种苛重的负担，逼出了一种多种经营、商品化比例较高的农业经营的新路子；另一方面这种投入市场的商品多般是基于赋役、地租的原因而被动产生的，假性成份居多，穷于应对。农民与庶民地主的经济状况虽比其它地区为好，基于国家剥夺性的赋役过重，剩余率与储蓄率仍偏低，基础十分脆弱。因此，它向市场经济输送的“能量”就在这点可见的限度之内，不可能再有多少继续发展的潜力。直至近代以前，即使号称最富庶的江南，也仍长期徘徊于“中世纪”状态，看不出有新的希望曙光，根子即在国家强控下，颇多假性商品经济，“富国”有功，民富则誉不符实，徒有虚名。 由此想到了与大明王朝同时期的西欧。14至16世纪，西欧领主制经济正经历着深远影响尔后历史走向的一系列变化，其中尤以英国最为典型。因连续好几个世纪的黑死病袭击，人口锐减，土地相对丰裕，劳动力的稀缺，迫使领主缩小自领地，领地更趋租佃化和分散化，出现了“独立小农”（自由租佃农）成长的时代，有些史书甚至称这一时期为农民的“黄金时期”。据有关西方经济史家的晚近研究，14世纪中期及整个15世纪，在领主经济商品化比例下降的同时，由于人口减少，使农民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故租税型商品化程度有所减低，而产品剩余型商品化及部分专业产品商品化有所提高。其中关键的一点，农民的租税负担与中国同期相比显然要低得多。尽管许多经济史家的估算不尽一致，经折中后的概算，地租加上各种封建捐税，仅占总产出的10%，进入市场部分（货币地租和生活、生产性消费）的商品率为44%，由此知剩余率即储蓄率为15% 。经一个半世纪农业经济的休养生息，进入16世纪，人口复苏与农业商品化呈同步增长态势，羊毛业与毛纺织业生产更加快了商品化进程，中等农民构成了乡村人口的绝大多数。科斯敏斯基在《11至15世纪英国封建地租形态的演变》中指出：“甚至在温切斯特大主教领地这样一些与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地产经济中，农民交付的货币地租也大大超过了封建领地经济从出售产品得来的款项。由此证明，市场的供应首先依靠着农民经济”，“市场上农产品的供应进一步操纵在独立的农户手中。”基于这种情形，西方有些史家称西欧城市手工业，正是仰仗这种靠得住的农村生产者提供的商品化农业，才有相对独立的城市特权和比较稳定的“市民市场”。 西欧农业三个世纪所经历的变化，其社会意义，我认为还必须与该时期国家财政变革、工商业发展状态联系起来作综合考察，才能比较完整地理解它在社会演化中的作用。首先，正是在14－15世纪，英法等国家发生了由特权制财政向协议制财政的历史转变，形成了西方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协商制，国王和他的代理人必须向征税对象说明征税理由，在取得对方理解的基础上方可商议征税数量、时间等事宜。在这方面，同时期中国商人正苦于屈从国家权力无所不至的强制之下，假若他们知道了自己西方同行有此等社会待遇，真不知作何感想！？与此同时，西欧以羊毛纺织为马首，虽然也植根于农民家庭手工业，但因受到出口贸易的刺激，再加城市行会有较多的独立处置的权利，因此农村呢绒业在15世纪中叶后有明显的发展，市镇化的发展速度也日趋加快。同期的中国的纺织业就因严格的外贸管理体制而未能主动打开海外市场，其发展前景受到限制，一度“兴盛”（这是与过去“布调”时代相比）之后，就不再可能有更大的飞跃可以期待。至于明清政权是实施“海上扩张”政策还是对外贸实施严格管制，我想有关专家多得很，他们完全可以作出如实的解答。本文已经过长，不能再展开了。 我不得不坦率地说，弗兰克把推翻过去的历史陈述看得太容易，也把宏观把握世界历史的困难估计得太少，激情有余而沉静不足。只要看弗氏“指点江山”时挥洒自如，批评犀利尖刻，然自己片面疏漏和经不起推敲的地方也所在有之，就知道他是过分看轻“进入情景”对一个历史学家的重要性了。不到大海，焉有河伯望洋之叹？不近“树木”，何能把握“森林”？我以为他儿子的赠言，恐怕也包含有委婉提醒的意思。 最后，我只想说弗兰克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可以这样摆弄历史，但国人万不能因别人的棒场失掉对自身历史的冷静分析。套用弗兰克的话：中国历史也不需要“皇帝的新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