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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说北京正在对中学语文教材大换血，要把《阿Q正传》、《记念六和珍君》等作品去掉，代之以金庸的武侠小说及其他当代作品云云。不禁担心，反映了纯真童心的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是否也被去掉了……我，作为一个有几十年语文教龄的教书匠，早已认为中学乃至大学的语文教材（不仅是语文教材）都必须改革，不过不应是目前所做的这种改法。看到此消息，当然有想法，无奈正与病魔斗争，无暇专心写作，姑且把我一年前写的两篇文章（另一篇是《阿Q回来了！》）拿出来吧。旨在说明阿Q并没有走，鲁迅当年想要国人认真去做的，改造国民性——救救孩子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2007年8月28日志。】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约十八日》一文中对农民有这样的评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的权威……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无孔不入的愚民教育，养成了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观念，不相信自己，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清官、或伟大领袖身上。加上当时中国正处于救亡压倒一切的特殊时期，历史急需一个能够团结人民抗战的领袖，农民/人民自发地创作了歌颂领袖的《东方红》，那就不足为奇了。奇怪的是，这首歌竟然唱出了陕北农村，一直唱到北京；从1942 年的延安整风，一直唱到现在；而且有一时期，竟然法定地与《国际歌》并列：才唱罢毛泽东是红太阳，“他是人民大救星”；接着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几十年来，对于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做法，竟然没有人说“不”，无论是被歌颂者还是歌颂者！这岂非咄咄怪事！看了这本书我才明白个中道理。 长期以来，我对正式出版并公开发行的大人物（非小人物）撰写的《回忆录》之类从不感兴趣。总觉得，他们亲历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本应有很多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但是写出的东西却是人所共知的、肤浅的，仿佛他们当时只是个远距离的旁观者。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却改变了我的成见。这本书是《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作者何方1922年生于陕西临潼，15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1938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后毕业于延安外语学院。曾长期在张闻天指导下从事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吸引我的，并非作者的独特经历，而是在目录中看到一句话：“党史学界普遍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是延安整风后形成的一种个人崇拜的说法，并非历史事实。”我是在解放后上的中学，在我接受的历史知识教育中，印象很深的就是这句话：“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从胜利走向更伟大的胜利。”可以说，这句话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决定了我(而且不仅仅是我！)此生的思想、生活和命运。然而现在这本书却说，这“并非历史事实”！呜呼！我之上当受骗，并非从响应号召上了北师大中文系那天开始！（详见《我是怎样成了“蛇”的？》一文，此文见俞安国、雷一宁编的《不肯沉睡的记忆》） 《党史笔记》一开头就说：“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一）》），从此成为历史定论……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二）》），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但是只要详加考察……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对此他列举了八个论据（为了节省时间，我大多只抄录论点，一般不抄录论据。下同。）： （一）会议推举出的总书记是张闻天。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分配做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1979年8 月27 日，在陈云主持的张闻天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的悼词中也说：“就在这次会议（指遵义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二）在会议后的长时期里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 （三）这一时期实施对全党的组织领导的是张闻天。 （四）从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看也是张闻天为首。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对发生于1936年的西安事变的处理。“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次事变，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何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关键。事变第二天的12月13日，张闻天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对策。……毛泽东提出两条主张：一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二是‘除蒋’、‘审蒋’。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后来的事变发展证明，中央执行的不是毛的主张，而是张闻天提出的方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西安事变的意见已趋于一致，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确定和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会上张闻天批评了‘审蒋’的意见，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在紧急时刻，作为‘第一把手’的张闻天又亲赴西安，指导谈判和研究对策。这也象征着党中央一时到了西安（当时西安及其附近集中着一大半政治局委员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提出方针和工作中抓总的却是张闻天（这些情况分别见《毛泽东传》和《张闻天传》、《张闻天年谱》和《毛泽东年谱1893—1949》的有关章节，以及《张闻天研究文集》中的《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等）。”历史已经证明张闻天的方针是正确的。看到此，不妨来一个假设，如果当时执行了毛泽东的主张，历史会是什么样？……由于时间久远，我已记不清上学时老师在课堂上是怎么对我们讲西安事变的了，但有两点却记得很清楚：一是，蒋介石在梦中被枪声惊醒，连假牙也来不及戴，就往山上逃……二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成果。我很想知道现在的中学历史课本是怎么写的，便上网找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网站，找到初中“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及高中“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中国近现代史》下册”，说法基本上都是中共中央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并派周恩来到西安调停……最后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不同的是，在初中课本里保留了关于“假牙”的细节；相同的是，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或张闻天，两人都被隐去了。看来是用一种含糊其辞的手法，来继续欺骗数以亿计的天真无邪的孩子！在教学中，关键的是那些《教学参考资料》，那是老师教学的“圣经”！ （五）代表党中央和以中央名义行事的是张闻天。 （六）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如，1940年1 月陕甘宁边区文代会上，张闻天先作报告，提出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天后毛泽东也到会作了报告（此报告后来定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却只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要不要“民主的”，显然是个原则性的重大分歧……在各地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一年多之后，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却只引用张闻天，只字不提《新民主主义论》。他说，“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呢，洛甫（即张闻天）同志说……”接着引用了一大段原文（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4 页）。 （七）“五朝领袖”之说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相矛盾。1964年4月16 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1967 年7 月12日，周恩来也谈到我党的五任领袖，说“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从未见到过否认‘五朝领袖’说的意见。” （八）原有论断既违背党的章程和制度，也有损于党及其领导人的形象。（这八条见《党史笔记》第6—23页） 遵义会议是1935 年1月召开的，到1938年9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以毛泽东为首”的指示，这才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毛泽东自己也多次说“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的命运的”，这就是明证。 然而一直到现在，中学的历史教材中仍然是那在几十年以前毒害了我的观点。前不久，看到袁伟时教授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看哪！中学历史课本上谎话连篇》，他说得很对。现在我仅从中学课本中摘录有关部分（课本与前面提到的相同）： 初中是：“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高中是：“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如何方指出的那样，由于在这段话的前面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面又说“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中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后来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只得在“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前面加上一个状语“在事实上”来自圆其说。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肯说“张闻天接替博古任总书记”，而是“负总责”；二是，是由毛泽东为首的三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毛不是“助手”了。 不过这也难怪，这些教材的编纂者，只是重复了中共党史的说法罢了，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关于延安整风，我知之不多，更不知道延安整风中竟然包含一个“抢救运动”。只知道有个叫王实味的在整风中被处决了，至于为什么，我很想弄明白，可是始终弄不明白。但是，在我的“右派”问题被改正之后，我居然在上高中语文课时，教了许多遍《改造我们的学习》之类被誉之为整风文献的毛泽东著作！那也不奇怪，因为那些《教学参考资料》早已把教案为我们写好了，拿到课堂上照本宣科即可。 现在看了《党史笔记》上下册，我才惊呼：啊，原来如此！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目的就是为了确立毛泽东对全党的绝对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统治地位，对这点主流党史都没有什么争论。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执行的‘左’倾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很大损失，也使毛泽东长期受压，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毛的正确军事路线得到尊重和采纳……但毛既没有成为领导核心，有时还处于孤立地位。”“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虽然已确立了比较稳定的领袖地位，但也只能掀起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学习运动，为后来的整风作些酝酿和准备，还不能把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改造中央’的条件还不成熟，领导层的认识还有分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排除上下两方面的障碍。在上层，就是整那些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对下层一般干部（胡乔木说主要矛头是针对知识分子），是打掉他们的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思想，把他们改造成党的驯服工具或‘螺丝钉’。”（《党史笔记》第214 、219页）但是，当时要这样做，一是共产国际不支持 ，二是领导层多数人也不同意。1941年5月19 日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虽然被说成是“整风学习的动员”，但实际上整风并未开始，这只是毛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一直到1941年9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揭开了中央领导层以清算历史为重点的整风，全体干部的普遍整风则是半年后1942年春的事。（《党史笔记》第218-220页） 长期以来，都说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深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事实并不如此。且不说经过延安整风之后，人们普遍地把“教条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只要看一下规定必读的《整风文献》就可见一斑。《整风文献》中没有一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列宁的著作也极少，大量的是毛泽东著作，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 还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再就是斯大林著作及《联共（布）党史》了。“毛泽东明确规定，‘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其他一切为辅助材料。’因为照他说，‘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与总结，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见《改造我们的学习》，引自《整风文献》1949年版，第56页。此文在正式编入《毛选》第三卷时，删去了‘其他一切为辅助材料’的话。）” 显然 ，为了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就必须仿照《联共党史》对斯大林那样，肯定毛泽东的一贯正确和只有他的思想才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并以毛划线，批判所有的不同意见及其代表人物，这就不能不从研究党史着手。（见《党史笔记》，第634页）”中共中央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后就一再决定尽快召开党的七大，可是在毛泽东的主使下会期一拖再拖，各地选出的代表滞留延安三到五年参加整风和抢救（整人或挨整），原因只是：“为了确保七大开得成功，毛主席认为有必要……统一全党的认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6 页）”从1940年下半年起，在毛的领导下开始编纂历史文献《六大以来》，要“按照斯大林编写《联共党史》的办法，先设定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代表了一条正确路线，另一条是错误路线。选材就要选证明毛泽东正确的材料，并尽量选证明另一条路线错误的材料。（《党史笔记》第637页）”从收集资料，到延安整风 ，整整用了四年时间。到1944 年5 月21日毛又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专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讨论《历史决议》草案。为了统一思想，会议开了十一个月， “是我党历史上时间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6 页）”。 在会议期间，《历史决议（一）》七易其稿，每次都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直到1945年4月 20 日才由全会“原则通过”。此后又经过三次修改，才在1945 年8 月9 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最后通过”。（见《党史笔记》，第641页） 这期间，在1943 年3 月20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新的书记处，推选毛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并根据刘少奇所提，可以不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规定书记处“会谈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0页）”这就正式开创了个人崇拜即个人独断的党内领导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之间已不是平等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纪律也自然失效。……所以陈云说，“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意为敢于提不同意见），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他认为仍然不可能：“‘反冒进’不是一次实践吗？中央同志全都参加了，毛来了个反‘反冒进’，结果搞得鸦雀无声了。（见《陈云同志的三条意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138页）”这正应了一句俗语，“报应啊！”刘少奇提出的建议为他自己准备了一个枷锁，二十多年之后，当他被置于死地时，他拿出国家宪法来为自己辩护也毫无用处了！（此处内容见《党史笔记》，第349和494页） 《联共党史》是斯大林主持编写的，全书贯穿着突出个人，以人划线，为尊者讳，隐恶扬善等个人崇拜精神，已被公认是一部“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 作为整风运动的总结的《历史决议（一）》，是以《联共党史》为范本编写的，也是以突出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为中心的，连党史权威胡乔木都不得不承认，由中共中央领导编写党史，“……到整风时才开始。缺点是实事求是不够。”还说“1945 年决议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那里分析的历史太简单。”（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54和137 页）仅仅是“不够”和“太简单”吗？在《党史笔记》中，仅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言，就归纳了如下几点（见《党史笔记》，第643-644页）： （1）过度颂扬 如，《历史决议（一）》的第一句话说，“从党诞生时起毛泽东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代表” ，似乎成了天生的圣人…… （2）掠人之美 把别人的成绩用各种直接间接的办法挂在毛泽东的帐上。例如把周恩来、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就归功于“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 （3）诿己之过 把毛泽东的许多错误用有时明确有时含糊的办法推给对立面或别人。如“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是毛执行了一辈子的，1926 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大部分知识分子划归反革命阵营（收入《毛选》时作了删改），在反AB团中怀疑和捕杀了不少知识分子，但《决议》中却被算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一条罪状…… （4）为尊者讳 不但对毛泽东思想、工作、作风上的缺点一律讳掉，而且为了树立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他的许多重大失误也被讳掉…… 延安整风打破了中国共产党长达二十年所保持的不突出个人的传统，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宣传日益普遍起来，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的称谓出现了，领袖、导师、舵手的称呼出现了；还出现了神化和迷信的做法，呼喊万岁、歌唱《东方红》等。人们都以为“四个伟大”是林彪在“文革”时的创造，其实在延安整风后期，提出的“伟大”还更多，如 毛泽东“不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 页）；“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这句话见于1945 年6 月14 日《解放日报》社论《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正是这次大会即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 延安整风为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然后随着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大大小小的干部普及到全国，再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发展和升级。个人崇拜这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制度上的具体表现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在上面是一个人说了算，在下面是紧跟和服从，一级一级自上而下，概莫能外。毛泽东就说，“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见李锐《大跃进见证录》第173—174页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3页）。”这就形成“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大一统局面，只要最高领袖一声令下，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一角落都立即响应、紧跟。“胡乔木说：‘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不说中国的列宁）。（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122页）’因此，为了防止中国的大小赫鲁晓夫以后冒头，鞭他的尸，他决定先发制人、斩草除根，把那些反对个人崇拜的，‘脑后长有反骨的’，反对过自己的，表现不够驯服的，以至认为会‘功高压主的’和看来不顺眼的，不论地位高低，都当作‘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准备分期分批消灭之……到‘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更登上了顶峰……（《党史笔记》544页。关于此问题，详见此书中的《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中、下三篇）”这便是个人崇拜在中国发展壮大的轨迹，是毛一步步由一个人人敬仰的革命家成为秦始皇的轨迹，也是他自己否定自己、背叛自己的轨迹。由于夺取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进行的，运用政权进行经济建设，仍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这便是“马克思+秦始皇”了。其实马克思只是一件迷人的外衣，外衣里面是斯大林。本来，他在建国前即他登上神坛前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发展 ，他却抛弃了，连同他许多本来正确的东西一起抛弃了。一个伟大的人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想到鲁迅的杂文《灯下漫笔》。鲁迅说，当一包沉甸甸的现银塞在他怀中，使他非常喜欢时，却使他“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成之后，还万分喜欢。”为什么？私欲也！人是各种各样私欲的奴隶。接着，鲁迅分析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见《左传》昭公七年。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等级的名称，前四种是统治阶级的等级，后六种是被奴役者的等级。）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这种想凌虐/奴役别人的心理或曰私欲，便是个人崇拜/个人独裁得以发芽并生长壮大的条件——内部条件/内因。这种欲望是无止境的，有了“仆”的权，还想有“僚”的权；有了“僚”的权，还想有“隶”的权……成了“公”，还想成“王”；成了“王”，还要成“神”。只有那权术最“高明”的人，才能登上权力的顶峰。一旦大权在握，为了保住手中的权，为了这权能够升级，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原因。 粉碎“四人帮”后，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形势之下，面临着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的任务，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9 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舆论稍有开放，一些政治问题允许讨论，还先后公布了一批党史材料，要求民主的呼声渐高……面对这大好形势，邓小平改变了初衷，急于要作第二个历史决议，他说：“这个决议，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5-306页）陈云说得更干脆，对毛主席的评价要“一锤子敲定”，否则我们这些人也会被否定。可见，赶紧做出《历史决议（二）》，就是要及早给党史划个圈子，做出定论，然后禁止出圈或“不搞争论”这样来维护毛泽东，也保护自己。（见《党史笔记》，第647页）因此，制订《历史决议（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恢复“文革”前的领导体制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际上就是维护四项基本原则。虽然在文字上不得不批判个人崇拜，但其中心思想和客观效果，都还是要维护个人崇拜，维护一党专政。在此，只摘录《党史笔记》中的几点（见《党史笔记》第648-650页）： （1）“主持和领导制定《决议（二）》的邓小平开宗明义就说：‘我最早提出写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21页，同邓立群、吴冷西的谈话）’……经过八个多月反复修改仍然达不到要求，就是因为‘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 （2）“《决议（二）》本身及有关《决议（二）》指导思想的一些谈话，反映了不少个人崇拜的做法，如为尊者讳、隐恶扬善、揽功诿过等。例如在清算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中有‘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左右’，可就是不提西路军的两万多人和肃反中被错杀的少说也有七八万人（这些是毛的错误）……” （3）“为了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不但要‘集中讲正确的东西’，而且还要夸大成绩。……正是在《决议（二）》所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里，我们却大踏步地同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拉大了距离（落后了），因为日本和‘四小龙’都是在这个时期先后实现经济起飞的……“ （4）“《决议（二）》及其指导思想，有些提法仍然是个人崇拜的思维和逻辑。如‘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这只是一种假设，为什么不向相反方面假设呢！ 看了《党史笔记》之后，我知道“抢救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了。 抢救运动，是“党在肃反问题上一贯犯‘左’倾路线错误的一次重要演练，为以后各种政治运动创造了范式。”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动并领导的，一场历时两三年的“自己人把自己人当敌特整的大混战，收获极小，损失极大，没有抓到什么敌人，自己却有一定伤亡（例如不少人含冤自杀或被逼疯、致残，包括在1945年即予平反的原四川省工委书记邹凤平等）， 特别是造成人力、物力、时间、精神的巨大浪费，还为以后许多运动开了不良的先例……”其“手段的残酷无情，像薄一波、曾志等描述的延安中央党校和任仲夷等回忆的北方局党校的情况（比这更严重的还有），较一直批判的所谓‘王明路线’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知要厉害多少倍……（《党史笔记》第236、306、332页）” “经过整风和抢救，几乎全体干部的人性、人权以至人格俱已被‘整’掉，提高了缺少独立思考、只知服从的党性。问题还在于，这种‘无法无天’竟成为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抢救运动不只是以言定罪，而且无言（缘）无故也可被任何单位抢救关押、刑讯逼供……建国后。我们党在全国执了政，但仍然执行的是‘无法无天’政策。毛泽东亲自领导和主持制定了他自己称之为国家临时性的根本大法——《共同纲领》和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而擅自废弃《共同纲领》和带头破坏宪法的正是毛泽东自己。他从来不把法放在眼里，一切都按自己的意思办，直到最后和林彪一起制造了个‘国家主席’事件，就来自他要擅自取消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党史笔记》第627页）。” 抢救运动的做法与在中央苏区的抓“AB团”、改组派等，以及建国以后的反胡风、肃反、反右、“文革”等都太相似了，抢救运动只是这一系列运动中不可或缺的、承上启下的一环。 “抢救运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直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禁区，比中央苏区抓‘AB团’还要严格。因为‘AB团’后来一般都把责任推给尚未成立的‘左’倾中央和并不存在的王明路线（即使按许多党史书上的说法，也是大抓‘AB团’后的四中全会才出现所谓‘王明路线’），但抢救运动却无法可推，只能干脆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抢救运动的禁区也打开了一条缝，露出了一部分真实情况……”但这条缝很快又封上了，而且随着康生的被揭露，这段历史被作了修正：“名称从抢救运动变成了审干运动，时间从两三年变成了十来天，特别是发起者和领导者从毛泽东变成了康生……”（《党史笔记》第300、301、334页） “抢救运动”及“抓AB团”等表明毛的过错的历史事实，在两个《历史决议》中全部隐掉了，自然在各种正史中也无反映，在中学历史课本中全都阙如，其结果便是这类悲剧得以一次次反复重演，而且手段一次比一次“高明”！ 何方说，《历史决议（一）》和《历史决议（二）》是紧密相联一脉相承的，它们一起成为中共党史编纂学的基础，及历史研究不得逾越的雷池。两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目的又都是在实际上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服务，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制造，后者是维护（《党史笔记》第646页）。几十年前我们所学的中国革命史，及现在中学生学习的中国历史的有关部分，都是根据这两个《决议》来编写的，甚至有一段时间干脆是直接学那本谎话更多更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书是胡乔木根据《历史决议》撰写，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几十年前我们在大学里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并没有读多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而是读那谎话连篇的《联共（布）党史》。那篇《改造我们的学习》至今还是高中语文第二册的第一课；粉碎“四人帮”后我在语文课中教过的《整风文献》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整顿党的作风》（节选）等等。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学语文教材中，曾经有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节选，不知现是否还有？在文革中我的罪状之一，就是我在课堂上讲了刘少奇的这篇大毒草！真是岂有此理，课本中有，我能不讲吗！据说现在大学里那门相对来说谎话比较少的《中国革命史》课已被取消，代之以选材更为“严格”的《毛泽东思想概论》了……这就更好了，所有不明历史真相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肯定都相信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都相信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于是，当这样的党、这样的领袖发出号召或指示时，自然会无不群起响应，无不敲锣打鼓地欢呼，结果就会是已经重演了多少次的历史悲剧的重演！君不见，现在就有人在网上说“毛泽东不是神，但比神更伟大”吗？君不见…… 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奇怪的倒是这： 在延安整风结束时举行的，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党的七大上，那些了解真实情况的、我们曾经那么崇敬的老革命们，都说了假话、大话、空话，都加入了制造个人崇拜的大合唱，如任弼时、周恩来、朱德等，连敢于提意见的彭德怀也没有例外，甚至连我看了此书后十分崇敬的、延安整风的主要对象张闻天（之前我对他是一无所知）也这样！而毛泽东对这些歌颂均一概接受，同意把一切好事都挂在自己的帐上。正所谓理直气壮地、名正言顺地当“代表”！（《党史笔记》，第501-502 页）这当然与这次大会是经过三年的整风和开了近一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之后，在思想认识完全统一的基础上，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具体操作之下召开的，发言稿都事先写好并经过审定有关。但是，何方又说：“高级领导层对毛泽东思想的拥护是真诚的，多数人以此为准绳的检讨主要出于自觉自愿……不能说完全出于毛泽东的‘精心安排’。（第229页）”在另一个地方又说：“但要说他们对自己的过头检讨和对毛泽东的过头颂扬，都是出于本人的真实认识和真实感情，恐怕也未必，特别是对多数了解情况的上层人士是要打折扣的。对他们来说，参与制造个人崇拜，除了主要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景仰、钦佩、尊崇外，也还掺杂有其他因素，如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党史笔记》第533页）”这些话不是互相矛盾吗？在我百思不解时，又是鲁迅的《灯下漫笔》给了我答案，这“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对于这种现象，鲁迅是这样分析的：“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这不正是个人崇拜/个人独裁之树，得以发芽并生长壮大的气候和土壤——外部条件/外因吗？几千年专制统治下的愚民教育，已经把这种心理积淀成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了。好好看看鲁迅笔下的阿Q吧，他便是这种性格的典型。要改造这种心理/性格，必须从孩子开始，这便是鲁迅一再呐喊“救救孩子”的原因。然而……八十八年过去了，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革命革掉的只是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为了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中国人任重而道远啊！ 根据马克思对农民的评论，这只是一场农民革命而已，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长期以来，人们尤其是革命者们都耻于说这是一场农民革命，可毛泽东却是心知肚明的，他早就说过，当代“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为农民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还“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革命军队，也只是“穿起军服的农民”（见《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开始的依靠对象就是被赞为‘革命先锋’的‘痞子’，即‘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以及‘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见《毛泽东选集》1948年东北书店版第25、27 页。）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后正式出版《毛选》时，这些话都作了删改。《党史笔记》的作者说，毛泽东的讲话或文章在收进建国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几乎都经过重大修改，有的还是多次修改。毛“修改发表过的文章或重写没发表过的文章也许称得上空前（《党史笔记》第35、98页）。”]总而言之，毛泽东看准了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从而公开表明贫农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相反，有知识的分子倒是不革命的、最愚蠢的，一再号召他们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相应地，农民也就必然把他视为自己的代表了。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却认为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第1卷，第261页）” 现在我明白许多回忆录之所以人云亦云的原因了：或者是自觉的，他们仍然要做驯服工具，要与两个《历史决议》保持一致；或者是自发的，他们仍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还只是一个农民，所以他们还必须维护毛泽东对自己的代表。如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就应当知道这句话：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4页) 何方说：“我在回顾以往时，总想到自己过去犯了不少错误。其中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由于中个人崇拜的毒深和企图蒙混过关的私心重，所以不但自己承认反‘三面红旗’（也就是反党反毛主席），还参加了揭发批判张闻天反‘三面红旗’，从而造成了终身遗恨……加之后来看到对张闻天的平反也很不彻底，所以决定，作为赎罪之一法，想响应杨尚昆‘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的号召，写一些有关张闻天的材料，而谈论整风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篇……”“延安整风实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影响之大之久，恐怕要超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学习党史中，重点从张闻天转向了延安整风的原因。”这本书是他深刻的反思，真诚的忏悔。又一个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的耄耋老人站起来了，他可以毫无愧色地去向马克思汇报去了…… 不，我说错了！不知这习以为常的话，“马克思主义者死后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的源头来自何处？也不知究竟有谁被马克思接纳了？据说当年列宁去世之后，曾流传过这样的故事：列宁去向马克思报到，到了天堂门口，敲门求进。守门人问：“你是什么人？”列宁答：“我是马克思‘资本’的利息。”马克思在里面听到了这话，当着守门人的面把天堂大门关上了。而且有趣的是，故事的前半是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中流传的，后半则是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补充的。显然，在马克思的故乡，人们了解马克思不要人们把他看作神，他甚至说“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过：“我們兩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聲望看得一錢不值。舉個例子就可證明：由于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讓公布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惡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甚至從來也不予答復，偶爾答復，只是加以斥責。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8─289页）。”那自称“马克思+秦始皇”，连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资本论》都没有读过的人（见《党史笔记》第85页），会被马克思接纳吗？ 馬克思还有一句話：“不管專制主義如何反復無常、怎樣荒謬和卑鄙，但它還是適合于統治那些除了自己主子的專橫以外從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这句话告诉我们，“除了自己的主子的专横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的人民，即愚弱的国民是专制主义/个人崇拜产生的气候和土壤。因此，为了清除专制主义/个人崇拜得以滋生的气候和土壤，我们必须站起来，反思我们为制造和宣传个人崇拜所做过的一切，使自己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能独立思考的、具有批判能力的自信的现代人；必须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这当然包括历史，真实的历史！法律其实就是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其作用是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不能再继续“无法无天”了！ 愿假话、大话、空话从孩子们必读的教科书中消失，“救救孩子”！ 愿尊敬的何方先生健康长寿，完成他全部的写作计划，多为历史和子孙后代留下一些真实的见证。 因此因此 愿“站起来”的人多些！再多些！！ 2006年8 月完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