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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部代表中、西比较史学最新成就的著作本书 英文原名为《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作者王国斌（R•Bin Wang），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史（主要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是当今美国中国史坛上有影响的中年学者。本书英文版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９７年刊出，中文版则由李伯重、连玲玲译出，江苏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８年出版。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在翻译过程中，作者对原文作了一些调整和改动（包括删除了原来的第八章，新写了第九、十两章），因此中文版在若干地方与英文版有所不同。 本书中文版分为三编，共十章。上编《经济变化》，中编《国家形成》，下编《集体行动》（每编各有三章），分别对本书的三大主题进行讨论。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三个主题，乃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不仅是近代欧洲历史最重要的两大过程，而且由于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扩张，使得这两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世界性的了。此外，在１９６０年代兴起的欧洲社会史研究中，民众反抗研究处于中心的地位。以集体行动为契机，分析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来说，上编主要探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其中第一章指出了１９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的主要相似点；第二章集中讨论农村手工业的作用；第三章则从经济史转到经济发展。作者强调：经济学的原则，尽管已证明不足以解释欧亚经济史与经济发展的多种道路，但却能够把不同国家的经验理出头绪。中编把欧洲武力威胁到中国统一之前和之后，对中国及欧洲政治变化的历史环境加以对比。其中第四章为中国与欧洲国家形成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个分析的构架；第五章深入探讨国内统治的有关问题，以说明中国的统治方略产生了一个农业帝国，与欧洲经济很少有相似之处；第六章则从欧亚的观点，来对帝制时代以后中国的国家形成问题进行讨论。作者力求把中国和欧洲的国家形成情况，都放到一个平等的分析构架中来看待，既看到二者的共同之处，也看到它们的各自特点。下编则以政治与民众反抗为主要讨论对象，第七、八、九三章分别对食物骚乱、抗税运动、叛乱和革命的内在逻辑与环境进行分析。在全书结论即第十章《比较史学与社会理论》中，作者将其对中西比较史研究中的方法论与社会理论的看法作了一个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希望能对中国与欧洲历史变化的诸种动力，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同时也想借此表明比较史学能够有助于修正社会理论。由以上简介可见，本书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含了经济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中许多最为重要、也最有争议的问题。由于本书打破了传统的学科藩蓠，把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融为一体进行分析讨论，从而使人们对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变化的总脉络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因此我们可以说，本书是学界不多见的一部涵盖面宽广、但讨论问题又颇为专门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之作。 谁都知道要有比较、有鉴别，才能看出特点。要真正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总是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特点进行的比较。无论在海内外，学者们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历史变化的认识，一直都以西欧经验作为参照（或者说是依照西欧的历史变化规律来观察中国的有关变化），由此意义上来说都是比较研究。因此比较史学并非一门新近才出现的学问。由于中西历史的比较研究并不始于今日，所以也不是本书的特别之处。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将这种比较置于一个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比较的内容上也更为全面和深入。比较史观对于中国史研究至为重要。它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因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只有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史，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又，研究一个具体对象，总要以另外的对象作为参照物，才能更清楚地发现所研究对象的特点。由于学界对欧洲经济的研究比较充分，所以以之作为中国研究的参照物，无疑也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然而，在以往的中西历史的比较研究中，确实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其中最严重者，是欧洲中论（或西方中心主义）的盛行。不论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把欧洲的经验视为普遍模式，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来看中国。所以尽管双方学者政治观点常常有所不同，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却往往得出相似的结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种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中国史研究提出了质疑。保尔•柯文在其１９８４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此作了一个阶段性总结。比较激进的学者，甚至号召在中国研究中抛弃西方学术规范，以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学。但是，许多学者虽然努力试图摆脱过去偏见的束缚，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所以当他们提出新见解时，往往在许多方面仍然未能如其主观希望那样彻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而导致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缺失，而且也在于中国史研究和欧洲史研究两大领域之间的隔膜。一方面，大多数研究欧洲史的学者，对中国史的了解十分有限，所以他们在进行比较时，其对中国历史认识常常还是五六十年代的研究结论（例如“宋代革命论”、“明清停滞论”等）。另一方面，许多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对于西欧历史的认识也往往还停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上。他们不仅对西欧历史了解过于狭窄（如人口、家庭、区域经济、农村工业等重要主题都未被重视），而且对许多重大历史变化的理论认识也十分局限（如工业革命以前和以后的经济成长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罕有学者加以注意）。在此意义上而言，以往中西比较研究中所使用的“欧洲模式”，是建立在一种对西欧历史的不充分或者甚至是错误的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要进行正确的中西历史比较，必须有两个前提：（一）必须破除欧洲中心论；（二）对西欧与中国双方历史变化的认识必须正确。本书就是代表了西方新一代学者在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方面最新成就的一部重要著作。由于作者是一位对中西历史均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因此在本书的讨论中，他不仅广泛采纳了西方学界关于西欧与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对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最新发展作了具体的评介，而且对中国与西欧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历史变化特点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新见。 二、 本书“新”在何处？ 在本书的导论和结论中，作者指出：本世纪的西方史学是以１９世纪的社会理论为基础的。由于历史认识论的变化，近年来史学家们对欧洲历史的看法发生了很大改变。对于从１９世纪社会理论中得到的认识规律（例如用宿命论的进程来解释过去和预见未来、认为物质的因素胜于信念的因素及客观的因素胜于主观的因素，等等），今天的史学家已感到不满意。这种不满迫使学者们去创造对欧洲历史的另一种认识。然而，尽管１９世纪的社会理论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可信，但若要作出修正，则又将面临着“如何解释历史”这样一个挑战，而且这一挑战将还一直延续至２１世纪。作者写作本书，目标就是希望为那些对此挑战进行认真思考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很明显，要达到这个目标，本书就不能因循成说；而要提出新说，就不能用老眼光来看问题。因此力求眼光新，就成为本书的特色。那么，本书作者的眼光之新究竟“新”在何处呢？ 如前所言，本书是反映近年来国际学坛新潮流的学术著作中的一部。与其他许多同道一样，本书作者在此书中也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力求发现中国历史的真正特点。他在对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所作的批判，不但深入具体，而且也颇具理论深度。与其他许多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不同的是，本书作者承认中西历史发展确实各具个性，同时又有若干共性。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不论是全盘套用或是全盘否定依据西欧经验得出的规律和认识规范，都失之于偏颇。因此，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而又不拒绝欧洲经验，这是本书的一大“新”处。 作者指出：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政治扩张，以及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经济究变革，是推动近二百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在今天，如果离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大进程，就很难去想象欧洲历史。但在西方之外的地区，由于原先不存在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所以以往学者们都认为只是到了欧洲影响所及之时，这些地区才进入世界历史洪流。因此，“本地对西方挑战的回应”，通常被认为是这些地区近代历史的主轴。然而事实是，各个非西方的社会都具有其文化与历史的完整性；它们的文化与历史，都与欧洲影响无关。这种排开欧洲影响的重要作法，破除了上述以“本地－西方”为主轴的单元论的局限，主张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社会均具多元特性，从而创造了“差异”的多种含义（通常主要在文化方面）。本书特选取一个最主要的非西方文明———中国———为对象，探讨其政治与经济变化的轨迹，就是为了证实上述观点。 进行中西比较，自然要确定中国与欧洲的差异，但仅只是差异，并不能创立可比性。只有相似与差异都得到承认，才可能为比较确立标准。不仅如此，只有先对相似与差异进行比较，才能从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两个方面，更好地评判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系。否则，就只能从西方优越论出发看这种联系了。在本书中，作者仍从欧洲研究入手进行比较。这样做是因为：尽管学者们在关于非西方地区的研究中，大多力求摆脱欧洲，但是要超越欧洲中心论，首先应当回到欧洲。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不应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就断言以欧洲为标准来进行比较不对；相反，应当扩大这种比较。这种做法使我们可以在必要时修改旧有见解而后用之，而不是将这些见解视为弊履而抛弃之。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固然失之偏颇，但从其它的中心论（包括“中国中心论”）出发来进行比较，情况亦然。只有在普通问题的研究上培养起多元化的观点，才能对历史上的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其次，以往的中西比较研究（以及中国史研究）中，出于对西方中心论的迷信，许多学者所研究的，实际上并非“过去真正发生过”的现象，而是“过去应该发生（而未发生）”的现象。不论我们主观愿望如何，历史只是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因此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只能是过去确实发生过的现象，而不能是按照某种逻辑或理念“应当”发生的现象(典型的例子如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虽穷无数史家毕生精力，但结果却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弄清。而在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关键概念还没有弄清的时候，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只是研究者的一种愿望，或一种情结。从这种预定的结果出发去研究历史，我们所研究的就不是过去真正发生过的现象，而是按照“普遍的规律”应当发生的现象了。见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刊于《读书》（北京），１９９６年第６期。)。然而本书作者又指出：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也充满各种可能性。某些事件曾经发生，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发生。若是要追求唯一可能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在使用决定论的逻辑，对整个事件作简单的解释，从而陷入宿命论的泥坑。既强调研究重心是过去真正发生过的现象，但也不排斥历史的发展存在各种可能性。这是本书的另一大“新”处。 作者指出：西方史坛上出现了“科学化”的倾向，即学者们力求使史学研究“符合科学规律”。因此，他们常常力求“解释”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关系。一个诸如“某事如何发生”的问题，会引起一种回应，即详细讨论某事件发生的环境与理由。但是史学家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解释方法，却大不同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所使用的方法。在一定的已知条件下，从一组具有特定性质的物质中，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能够预知某些结果。 而史学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史学家解释过去的方法，与天文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采用的方法有相似之处，因为这些科学家所致力解释的也是过去的事件。地质学家只能够解释大峡谷如何出现，而不能预见大峡谷的出现，因为大峡谷的形成并非依照逻辑，必然采用它形成时所采用的那些形式和方法。大峡谷在的存在，也未表明人们能够有把握预见另一个大峡谷何时何地出现在自然世界或人类世界，所有复杂的历史过程都充满了各种偶发事件或意外事件，这些事件使得以后的活动格局会以新的方式形成。当然，有些事情总是比其它事情看来更有可能发生。不论我们回顾已经发生之事，还是展望可能发生之事，情况皆然。换言之，已经发生之事不一定就是实际上最可能发生之事。但是历史学家却很容易将真正发生了的事，同“应当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这种必然性的意识，掩盖了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存在着的多种可能性。时间跨度越长，在某些时点上尚有其它道路可走的可能性就越大。历史变化的长期序列并非必然的，也非天生如此的。许多学者已将长期的因果关系作为目的论加以摈弃，但他们还须对历史的变化做出许多修正性解释。由于从上述新的眼光来分析问题，所以作者不仅在各个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常有独到见解，而且在全书的结论中对中西历史变迁的异同问题也提出了其独特的看法。他指出：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的动力，有一些十分相似的地方。在经济方面，中国和欧洲二者都存在工业化以前时代的发展动力和物质限制。这些相似之处颇有助于我们了解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中、欧政治与社会性质的相似性较为复杂，因为中、欧在国家形成及转型过程中确实存在共同的因素，但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也同样明显。同样地，中国的民众反抗，也是可用欧洲的分析范畴进行比较并理解的。然而这些事件本身，却走着彼此相异的历史道路。因此，共同性和相似性只有在较大的架构中才讲得通，而这些构架必须能够解释前述那些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变化方式。 总之，本书的比较凸显出了中国与欧洲在工业化以前时代的经济变化动力的相似性。既说是有相似之处，便不能认定这种动力带有欧洲工业革命的特征。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中国与欧洲的差异性，则有助于理解二者在国家的形成与转型以及民众反抗的作用与意义等方面的特点。这些比较提醒读者：由于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的动力同时包含着相同与相异之处，因而形成了历史变迁的多重轨迹。即然是多重轨迹，以“一”贯之的做法自然是不行的。 三、“相看两不厌”：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 比较前面谈到的本书之“新”，实际上主要是作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特点。但在研究方法方面，依我个人之见，本书最令人感到有兴味的，是其比较的时空双向性。具体地说，在空间方面，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看中国，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看欧洲（本书中称为“对称性观点”）；而在时间方面，则不仅站在近代的角度看过去，而且也站在先前某一时点看后来（本书中称为“前瞻性分析”和“回顾性分析”）。简言之，“从‘西’（欧洲）看‘中’（中国）与“自‘中’视‘西’”结合，同时“从‘今’（近代）察‘古’（近代以前）”和“由‘前’（先前）思‘后’（后来）”并行。这两种双向性的比较交叉使用，形成了一种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较之以往那种时空分离的和单向性的比较，这种比较当然更全面得多，科学得多。由于用这种双向交叉比较来看问题，可以看得真，看得切，当然也其味无穷，所以说是“相看两不厌”。 在空间上做双向比较，比起在时间上做双向比较，理解起来要容易一些。众所周知，中西比较研究，是要找出双方在近代化经历中的“异”和“同”，并且对之做出评价。这就需要一个比较的价值标准或参照系。如果有一个独立的、可普遍运用的价值标准或客观参照系，那将是十分诱人的，但也将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不是抽象的假设（有如逻辑实证主义的前提），就是按照先入为主的原则建立的、即最终是出于西方经验的大杂烩。本书作者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比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通过互为主体，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这种方法，正如吴承明先生在为本书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也许是唯一可行的、至少是公平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要判断人的美丑妍?，若只以白人为标准来看黑人或以黑人为标准来看白人，对方似乎丑陋之至。但从彼此都是人这个根本点出发，黑白人之间应当是有一种超越种族差别的、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审美标准的。因此，只有白人和黑人都学会站在双方的立场上来看自己和对方，才会得出这样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共同的审美标准。 以欧洲为标准来看中国，这是行之已久的方法，无庸多说。现在反过来以中国为标准看欧洲，结果又是如何呢？本书作者得出了一些颇为有意思的结论。一个例子是作者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观点。作者认为：在比较国家形成的经验时所使用的标准，最终仍须从实证经验获取。我们不能完全避免以欧洲的标准来评断中国的国家形成，因为并没有一种抽象的理论可作为我们比较的基础。然而，我们还必须从中国的观点出发观察欧洲。如果这样做了，二者之间相同与相异才会清楚地显现出来，其结果完全不同于从欧洲的观点来看中国所得到的结论。用这种对称式的观点进行的观察，既承认了相对性，又作了更深入的比较。中国与欧洲，每一方都并不比对方更普遍或更特殊，从而使我们承认国家形成及改造的方式具有多元性。 若对国家完成特殊任务的具体能力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明清时期，中国国家的表现有时会超越欧洲。欧洲的国家没有能力来对农业人口增加征税，因为精英阶层对土地拥有权利，使得政府无法确立自己的新权利。欧洲的政府也无法进行人口清查。最后，在１９世纪以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想出———遑论形成———一种社会舆论与文化实践。而在中国，早自公元前３世纪起，就一直通过有组织的文官机构对人民课税。中国的人口登记及清查制度也始于２０００年前；到１８世纪政府所作的人口纪录，其范围已遍及整个帝国，然而在此时的欧洲，却是由都教会来纪录人口统计资料。欧洲的高度制度化的宗教，也握有确定信仰正统性的权力，这在中国却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如果使用同样的标准来看，那么中国的国家从事某些活动确实要比欧洲国家更早。这就产生了一种与一般想法相反的可能性，即明清的某些实际经验早于近代欧洲。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缺少在欧洲可以发现的某些使得后者成为“近代”的重要特征，例如说明清的官僚缺乏在西方背景下所要求（理想地要求）的专业水准及统治行为。这些对中国实况的批评，含蓄地把中国等同于“传统”或“近代之前”，而把欧洲与“近代”划上等号。毫无疑问地，中国与欧洲的差异的确存在，但最好的做法是只将这些差异简单地看成“中国”与“欧洲”的不同，而不是“传统”与“近代”的差异，因为“近代”一词隐含历史变迁中特定的动力。接受这种“欧洲等同于近代、中国等同于传统”的观点，限制了我们对推动政治变化的力量进行解释的能力。若采取另一种作法，就可以在以下两方面解释中国政治实况中某些与一般看法不相符之处。第一，可以把特定的实际状况设想成只是部分性的，因此能适应各种不同的较大环境，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中其意义也不同。例如，清朝政府对道德秩序的关注及对中心文化实践的提倡，其目的是建立一种可行的社会秩序的基础；然而法国第三共和国将儿童教育社会化并宣扬其本国的文化实践，目的则是把不同的人群联合起来，使之具有共同的集体性，以对抗英国或德国等其他国家。第二，如果不把欧洲与“近代”、中国与“传统”作简单的等同，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那种认为政治、社会变化只循单一途径的危险。 在防止将欧洲国家形成的结果当作用来理解中国或其他地区的状况的规范方面，学者们应当更加谨慎。一个理由是：在欧洲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学者们含蓄地假设一切该做的都已完成。但目前欧洲国家权力的重组，正在重新定义各个权力集团的层次与关系。这些集团正在把先前互相竞争的国家体系转变成单一的整合性国家结构。从中国的观点看来，欧洲最终的确可以说是达到一种缓慢的统一，略有中国数千年来国家统一进程的影子。作者问道：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统一性当成一种标准来衡量欧洲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将会比我们用欧洲的国家形成的方法来衡量中国政治的成败更有道理吗？事实上，两者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意义。目前中国自中央、省、地方之间关系的重组，也可能会从过去那种带有“分形”形态的、具有儒家与共产党的形式的统一国家，变成各级政府在权力、责任与权威方面界线较为清楚、在制度上彼此分化的国家结构。这也可以说是某一种情况比另一种更为“近代”吗？因此，用对称的观点来看国家形成的问题，就不能说欧洲比中国更为“近代”。 从时间上做双向比较，相对较为困难，主要原因是前瞻性分析需要依靠推理来对各种可能性作设想（尽管这种推理也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而这是不符大多数史家的思维习惯的。众所周知，我们进行史学研究，通常是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也就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进行回顾性的分析。但是由于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在其所处的时空背景下撰写历史，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与前人所见总有些不同，因此作新的回顾性分析在每一个新的世代都是必须的。然而，对某一段历史的终点的选择，通常会严重影响对其始点的决定，并且由此展开一种因果关系。如果我们不是正好从某一点上开始分析、并且愿意考虑随后的各种可能性，那么就可以引进前瞻性分析。前瞻性分析的基本特征是偶然性与开放性。有些学者声称对“可能发生的事”没有兴趣，只想了解“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但除非能够了解还有哪些其他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对实际上发生的事，就不能很有说服力地解释其原因，也无法说明其重要性。 使用前瞻性分析方法来看历史，有时会得出很令人感兴趣的结论。在本书中，作者引用其业师查尔斯•蒂里的一段话说：“假若我们设想身处于１７５０年，不要理会后来真正发生的事，而来想象当时的情况将来会变得如何，那么最可能预见到是城乡劳动分工。但这种分工是：城市里聚集了欧洲的食利者、官吏以及大资本家，他们专力于贸易、行政和服务，而不从事工业。还可以预见到农村有一个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从事农业与工业”。换言之，就欧洲而言，如果完全站在１８世纪中期的立场上看未来，那么１９世纪那种近代工业化是全然无法想象的。相反，蒂里对欧洲１７５０年以后前景的设想，倒颇为符合清代中国的情况。本书作者进一步分析说：１８世纪中叶以前中、欧所经历的经济成长，均属于斯密型经济增长，而这种增长受到马尔萨斯主义的制约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只能导向上述蒂里所描绘的图像。在此意义上来说，与一般的看法相反，脱离了“正常”发展道路的，不是中国反而是西欧。当然，欧洲在１９世纪开始了近代经济成长，而中国则否。但是导致这一点的原因，并不是中、欧都面临的那些相同的制约，或是它们都拥有的那些彼此相似的发展动力。从资源与产品的配置机制而言，１８世纪的欧洲与１８世纪的中国，情况都并非很理想。因此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还有待于从其他方面探讨。 前瞻性分析是在一组特定的情况之下，设计出各种可能性。我们说没有一种特定的未来必然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事情不比其他更有可能发生。其次，如果了解到存在于一种情况中的某些因素并不见于另一种情况，将会提醒我们未来的变化也有可能会不一样。例如在政治上，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福利，将会以一种与西方２０世纪后期出现的福利国家不同的方式，继续被认为是具有优先地位的。在经济方面，如果我们回到１７５０年，从这一时点去想像中国未来的经济，那么将很难看到当时经济制度中会出现任何断裂。事实上，真正的断裂不仅很少，而且间隔也很长。而欧洲在１７５０年以后却经历了重大的断裂。前瞻性分析有助于我们摆脱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束缚，但单独使用这种方法也有其片面性。例如，我们可以对小规模冲突那样的事件进行特定的前瞻性解释。但是如果对长期性的变化进行前瞻性解释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从任何一个时点上预测未来变化，都会遇到一种挑战，即必须用“途径相依”的思维方法，把对有限现象所作的前瞻性解释与对长期变化所作的回溯性解释结合起来。对于长期变化，最好是用回溯的方式加以解释，因为回顾性分析能够“解释”这些变化而毋须推测必须发生的事。因此应当把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结合起来使用。例如，通过前瞻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到１８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相似的道路，不仅动力相同，而且归宿也相同。但是此后中、欧的经济发展却分道扬镳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必须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来追寻原因。通过回顾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到：１８世纪中叶以后，与中国相比，欧洲获得了多方面的成功。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推迟了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的到来。这一成功之关键，首先是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从而获得了一笔“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但是，欧洲突破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并不仅是靠通过海外扩张而攫取新的资源，甚至也不仅是靠通过制度变革而发展生产。雷格莱已指出英国之逃脱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靠的是世界史上无有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因此，一旦这种重大突破出现，欧洲就转向一条新的经济成长道路。欧洲的突飞猛进，比起中国的停滞不前，当然更令人感到惊异。因此，我们不应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减缓太多地感到迷惑，相反倒应当对欧洲的加速发展更多地提出疑问。 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不仅可以合起来使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们也是彼此相关的。回顾性分析对确定性的程度和终极具有很好的解释，而前瞻性分析在此方面却无法达到同样的程度。但前瞻性分析可以在我们想要认识和解释的世界中，形成各种可能性的集合领域。某些问题只能用回溯的方法来讨论，如２０世纪以前技术变化在经济史上的角色即是一例。学者只能对某些技术变化提出回顾性的解释，但并不能预测变化会在何处发生，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但在其他例子中，对复杂现象的回顾性分析并不能引导我们在别处发现类似的变化。例如对某些大革命如何发生的解释，并不能真正告诉你如何预测将来的革命会产生什么结果。要解释某一件事为何会发生，部份地有赖于一种假设：如果某一项重要的因素不存在时，会有何结果发生。只有前瞻性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回顾性及前瞻性分析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互相配合。例如预期人们在何时及何处会发生食物骚动及抗税的前瞻性解释，同时也可以成为对革命情况进行更大的回顾性分析的一部份。为了解释由抢粮及抗税所引起的不同事件及其所导致的不同的政治结果，分析可能非常不同。因此，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混合性的解释，那么将能使我们既了解各种可能性，同时又是探索实际上发生的事。 使用这种时间的双向比较的方法，能使我们的期望从结果预定的、错谬的目的论中解放出来。承认前瞻性与回顾性分析的不同，是摆脱目的论的社会理论、同时又坚持“过去是可解释的”这一理念的基础。我们可以从思考社会理论如何使各种历史经验变得有序出发，转而思考各种可能的未来。这些可能的未来虽非必然的结论，但也绝非毫无意义和无序。 四、 新的比较，新的史观 时至今日，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依然在史坛占据主流。典型的例子如福山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在此书中，他坚信西方走完了一个历史过程，从而成为现代；而目前世界其他地区，也正朝向这个方向，迈向历史共同的终极点。但是，那种将西欧、北美之外地区导向这一终点的动力，似乎与这些本身的历史并没有任何关系，倒是与欧洲密切相关。吉登斯的说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其《现代性的结果》一书中，他明确宣称：“就制度而言，在近代发展中，有两种不同的复杂组织特别重要———民族国家及系统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从由这这两种伟大的转变所导致的生活方式而言，近代是一项西方的工程吗？对此问题，直接了当的答案一定是‘yes’”。很清楚，吉氏所说的“现代性”的历史，是由人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国家形成所驱动的欧洲历史，世界的近代史不过是一个始于西方的全球化过程。 然而，现代性的建构是一项全球性的工程。虽然它在时空方面起源于欧洲，但无论在历史上或是文化上却并非欧洲的特定产物。人们往往忽略了以下事实：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已经开始变化。在这一点上，本书中所谈到的斯密型经济增长动力就是重要的例子。中国与欧洲政治实践也呈现出了相似性，而且这种相似性在时间上也出现在西方将其政治机构及意识形态推向全球之前，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通过道德的及物质的控制策略，来寻求国内的秩序及统一。而这些实践比欧洲国家从事相似任务的努力，时间上要来得早。这些相似之处的存在，指出了历史变迁的某些共同的方向，但其相似性所受的局限同样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历史的差异。 本书中许多主题，集中探讨中国与欧洲经济、政治变化动力的特殊性。历史的多元性，使具有多重性、开放性及偶然性的各种未来，更有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大规模、长时间的历史变迁是一种途径相依的过程，所以我们所能捕捉到的变化类型，充其量也只是可能性而已。如果认为历史不复重要，或认为象中国这样的地方出现的变化，只是简单地为欧洲历史经济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变化的普遍动力所驱动，那么就会降低我们预测的能力。 中国与欧洲的历史过程，既有相同点也有相异处，同时也兼具普遍性与独特性。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形成，在解释西方历史变迁的转折点时是很重要的过程。它们也与更大的世界有关，但并不能代替其他政治经济变化的动力，因为它们有特殊的变化过程及历史意义。了解这一点，应该会鼓励我们去建构更好的社会理论并更好地进行历史研究。在文化和历史的方面，许多人不满意某些基于１９世纪社会理论所提出的历史变迁的目的论。和他们一样，本书作者也认为应该要突破根植于欧洲经验的历史解释的限制。表现于文学批评及文化研究方面的后现代主义的忧虑是有道理的。这些忧虑表现了社会意义的不确定性与多重性，从而挑战任何一种对过去、现在及将来的简单解读。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接受了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因而似乎缺乏一种比较的能力或无法解释这种多元性。与他们不同，本书作者提倡继续重视社会理论的重要性，通过根植于更加系统的多元的历史经验，扩展其力量。差异必须解释。西方理论及经验的优势是不够的，但并非与此无关。通过解释其他经验，并致力于比较不同的历史经验，我们就可以期望建立一种既有历史基础、而又具文化实质意义的社会理论。 过去特定的文化，可能对开创未来愈来愈无关。不过，除非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中的人们在遇到相同的问题时都作出同样的选择，否则特定的历史文化就不会失去其作用。只要人们是以不同方式了解情况，并有不同的选择与优先顺序，那么不同社会的历史轨迹对解释现在仍有重要意义。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轨迹的异同，证实了多种道路中的确存在重要的共同特征。挑战原有的社会理论，实际上是通过分析不同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去发现实际上有较大普遍性的意义，从而也可以使我们有能力去建立更具普通性的社会理论。至少在两层不同的意义上，理论可以更具一般性：第一，理论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它被用来解释更多不同的社会情况；其次，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其目的是在不同的情况中对那些重要的关联做解释。１９世纪的社会理论集中在解释欧洲社会变迁的模式，这是可理解的。它声称解释了欧洲一长串复杂的历史变化动力，从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普遍性。但它通常不去考虑欧洲之外的历史变迁，认为其他地区的历史由于缺乏欧洲的那种变化动力，因而呈现停滞。在解释欧洲历史变迁模式获得初步成功之后，２０世纪的社会理论将１９世纪的基础加以更进一步的延伸，以解释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情况。但现在我们承认这种社会理论对其他地区历史变迁的动力（尤其在它们与西方有重要接触之前的动力）的解释能力十分有限。２１世纪的社会理论必须要能够解释更丰富而更复杂的历史经验。而建立这样的一种理论，正是全体学人的共同努力目标。不作这样的努力，我们便无力解释多元的过去，也可能无法去开创理想的未来。 当然，本书也并非没有不足。例如在吴承明先生在本书的序中所指出的那样，本书作者认为１９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摆脱了古典主义增长终极的限制，而中国则否。那么，２０世纪的中国如何呢？对此作者的分析。实际上也用了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和二元经济论的研究方法，而在最后的结论中，不免有若干不确定的因素以至怀疑论的情绪。但是这也不奇怪，因为就历史学来说，恐怕经常是要到下一个世纪才能议论前一个世纪的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