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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和东方史学界几乎同时都有史家大力倡导“大历史”。但“大历史”并非20世纪才出现的新事物。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史学便已经开始逐步形成自家特有的“大历史”传统；而其开创者，正是被世人誉为“史圣”的司马迁。他提出的“究天人之际”的主张，为其“大历史”史观的关键之所在。这是将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天人论具体运用于史学领域，去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存在的统一和谐，去探讨“天”的客观趋势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司马迁最匠心独运之处，是在所著《史记》中为“天”设立了专门的篇章名曰《天官书》。虽然他清醒地认识到“星气之书”的“不经”与“不殊”，但仍然“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编撰为专篇，从而为中国古代史著编写树立了一个“天”“人”同书的范式，意义重大。自此而后，在中国古代史学经典式的所谓“二十四史”当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史著都设置有《天文志》一类关于“天”篇章的事实，雄辩地表明“天”“人”同书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确乎蔚然成为一种传统。而这实质上也就是“自然史”、“人类史”并重的“大历史”传统。于正史之外，中国古代史学的“大历史”传统还可从众多的其他形式史著以及类书那里明显看到。例如以《通志·二十略》、《初学记》为代表的一大批著述，所具有的那种包罗万象的规模和气势，无疑是与司马迁开创的“大历史”传统一脉相承的，属于“大历史”的做派。有着数千年“大历史”传统的中国史学，必将对当今新兴的“大历史”史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关键词】大历史/“天”“人”同书/“大历史”传统 【作者简介】黄留珠，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引言 “大历史”认为，历史不限于“人类史”，而且应该包括“自然史”。20世纪80—90年代，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史学界，几乎同时都有史家大力倡导这种“大历史”，呼吁历史研究应该“人类史”与“自然史”并重。①尤其西方一些史学家，更是身体力行，积极开设“大历史”课程，撰写用作教材的“大历史”著作。这方面，最典型者自然要属美籍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所完成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一书了。②然而由此人们也很容易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大历史”只是20世纪才出现的史学领域新事物。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撰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其第一卷手稿中曾有注文云：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尽管这个注后来被删去了，而被删的原因迄今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注文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相当明确的：即历史由“人类史”和“自然史”共同组成。这，岂不正是“大历史”的史观！ 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开些，去考察一下中国古代的史学，那么则不难发现，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史家便已经有了“大历史”的史学创立实践，并开始逐步形成自家特有的“大历史”史学传统。对此，让我们在后文中一一道来。 上篇 说中国古代史学具有一种“大历史”传统，绝非危言耸听之论，而是有其事实依据的。这，自然还得从被世人誉为“史圣”的司马迁讲起—— 毋庸置疑，司马迁头上的桂冠已经很多，不过，还有两顶极少被论者言及的桂冠应该再给他戴上：一曰“大历史”史观的倡立者，二曰“大历史”史著范式的开创者。 关于司马迁的“大历史”史观，20世纪90年代笔者曾撰有《论司马迁的“大历史”史观》一文行世。③在这篇文章中，我从三个层面论述了司马迁“大历史”史观的具体内容： 一、就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来看，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主张。 二、在过去与现实的关系上，司马迁力主“通古今之变”。 三、对于各家学说，司马迁“厥协《六经》异同，整齐百家杂语”。 至今，我仍坚持这些看法。当然，在上述三个层面之中，第一层面是最根本也最重要的；其为司马迁“大历史”史观之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观念，源远流长，其来有自。尽管研究者对这种观念产生的时代尚有不同看法，但自战国后期以来天人相沟通、天人可感应的认识逐渐成为时代思潮的观点，则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这里所谓的“天”，既有神学人格性，也有自然物质性，实际可以理解为自然、宇宙；所谓的“人”，既指人类及其个体，也进而指社会、政治。西汉时董仲舒进一步把“天”与“人”连接起来，确认“人”“天”也就是人事政治与自然规律有类别的同形和序列的同构，并使之成为大一统帝国制定秩序的理论基础。虽然今天来看，董氏的天人论相当荒唐、可笑，但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先进的理论”④。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正是把这样一种“先进理论”运用于史学领域，去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存在的统一和谐，去探讨“天”的客观趋势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 司马迁“大历史”史观的其他两个层面所论，应该是他用“究天人之际”的眼光去考察过去与现实的关系、各家学说关系的结果。所谓“通古今之变”、“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显然和“究天人之际”一样，都是要求得某种和谐与统一，是一种汇融与调适，大有执“中”的意味在里面。 关于“大历史”史著范式的开创，具体反映在《史记》全书内容的编排上。有关这个问题，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 唐人张守节《正义》引颜云：“言众星共绕北辰，诸辐咸归车，群臣尊辅天子也。”由此可见，《史记》一书的内容编次，是以天象、物象比附人事而进行的。这种做法，明显同“究天人之际”的主张完全一致。尤其这当中关于“八书”的安排，上自天文，下到地理，囊括“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⑤，充分显现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大历史”格局。 当然，“八书”之中，最匠心独运之处，还在于特为“天”所设立的专门篇章。这就是所谓的《天官书》。对此，古代注家解释称： 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⑥ 按《书》分七章：一、经星；二、五纬；三、二曜；四、异星；五、云气；六、候岁；七、总论。⑦ 此《书》叙周天列宿，于其句圜隋兑之形、前后向背之势，纵横指画，宛列目前。⑧ 从上述可知，《史记》之《天官书》实际是对那个时代以星气为主的天象学成就所做的一次全面梳理整合。 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虽然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那些“星气之书”的“不经”与“不殊”，但仍然“比集论其行事，验以轨度以次”，编撰成一篇洋洋乎关于“天”的大文章。对于如此做法的意图，尽管司马迁没有留下文字说明，然而他的实践却雄辩表明，此举为中国史著的编撰，树立了一个“天”“人”同书的范式。 应该说，司马迁树立的“天”“人”同书范式，称得上是该时代一个石破天惊的伟大创造。这里的“天”，虽然只是具体言星气之类问题，但其方向所指还应是以天象为代表的“自然史”。这里的“人”，当然指人事，引申为“人类史”似应该顺理成章、没有太大问题。所以“天”“人”同书范式，就其实质而言，亦即“自然史”、“人类史”同书范式。此举开创了一种“大历史”史著的编写体例，意义极其重大。司马迁的《史记》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历史”著作，同时也堪称世界上第一部“大历史”著作。 下篇 撰写《汉书》的班固，是司马迁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他继承了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并进一步将其由“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部分构成的通史，规范为由“纪”、“传”、“表”、“志”四部分构成的断代史。自此以后，中国历代史书的编写，基本上皆沿用《汉书》模式，以纪传体的断代史为标准。 不过，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却每每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班固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史著体例，而且也把他开创的“天”“人”同书的编写范式或曰“大历史”编写范式继承和发扬。前文已经指出，《史记》中有关“天”的部分名曰《天官书》，而《汉书》中这部分内容则改名《天文志》。⑨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中国史学史上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自《史记》而后，在中国古代史学经典式的所谓正史当中，绝大多数史著都仿效司马迁的做法，特别设置有关“天”的专章；其多数如《汉书》那样叫作《天文志》，也有一些则将篇名略加变化曰《天象志》等——称谓虽略异，但实质皆相同。其具体情况可分述如下： 《史记》《天官书》1卷，在志书中排序(以下简称“排序”)5。 《汉书》《天文志》1卷，排序6。 《后汉书》《天文志》3卷(上、中、下)，排序4。按：此系以《续汉书》志补之。 《晋书》《天文志》3卷(上、中、下)，排序1。 《宋书》《天文志》4卷，排序5。 《南齐书》《天文志》2卷(上、下)，排序3。 《魏书》《天象志》1卷(四部分)，排序1。 《隋书》《天文志》3卷(上、中、下)，排序4。 《旧唐书》《天文志》2卷(上、下)，排序4。 《新唐书》《天文志》3卷，排序5。 《旧五代史》《天文志》1卷，排序1。 《新五代史》《司天考》2卷，排序1。 《宋史》《天文志》13卷，排序1。 《辽史》《历象志》3卷(上、中、下)，排序4。按：此为历法、天象合编；下卷设“象”“星官”两目。 《金史》《天文志》1卷，排序1。 《元史》《天文志》2卷，排序1。 《明史》《天文志》3卷，排序1。按：自《史记》至《明史》，习称“二十四史”。 《清史稿》《天文志》14卷，排序1。按：“二十四史”加《清史稿》，亦称“二十五史”。 据上述，可知在整个“二十四史”中，71%的史著设有关于“天”的专章；如以“二十五史”为计，则比例多出一个百分点，达72%。就有关“天”的专章卷数而言，3卷以上者(含3卷)占50%。其中《宋史》有13卷之多， 《清史稿》则多达14卷。从“天”的专章在“志”部分的排序来看，有50%的史著是将其排在首位的。特别是自《五代史》以下，除《辽史》之外，其他各史均将“天”的专章置于“志”书之首，显现出明显的变化。 以上事实表明，司马迁所开创的“天”“人”同书史著编撰形式，经班固继承后又进一步为历代史家所遵行，乃至蔚然成为一种传统。而这，恰恰也就是“自然史”、“人类史”并重的“大历史”传统。 于正史之外，中国古代史学的“大历史”传统还可从众多的其他形式史著以及类书那里明显看到。前者不妨以郑樵所撰《通志》的《二十略》为例分析，后者则可用唐代类书《初学记》为例来作透视。 郑氏《通志·二十略》，分别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20“略”。其自天、地、人、礼、乐、书，到经济、政治、法律、艺文，乃至金石、虫草，几乎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如此博大的气魄和规模，显然是与司马迁所开创的“大历史”传统一脉相承的。 类书虽非专门的史著，但凡治中国古史的学者都知道，它总是被作为史书来使用的，所以也就与史学息息相关。《初学记》为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类书，计有“天”、“岁时”、“地”、“州郡”、“帝王”、“中宫”、“储宫”、“帝戚”、“职官”、“礼”、“乐”、“人”、“政理”、“文”、“武”、“道释”、“居处”、“器物”、“宝器”、“果木”、“兽”、“鸟”、“鳞介”、“虫”24“部”。这同样也是包罗万象的气势，属于“大历史”的做派。 总之，自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置《天官书》、开创“天”“人”同书的史著编写范式之后，中国古代史学一直奉为基本的准绳，从而形成了一种“大历史”传统。这一点，无疑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显著特点之一。 余论 近世以来，在中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学习西方、用近现代西方文化改造自己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⑩其所取得的成绩应该说很多很伟大，但存在的问题乃至失误也应该承认的确不少。就史学领域而言，引进、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特别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之指导我们的历史研究，从而使中国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些，大家有目共睹，毋庸细说。不过在此过程中，每每也出现了把洗澡水和婴儿一同倒掉的现象。如将自司马迁所开创的中国史学“天”“人”同书的“大历史”传统丢掉，便是典型的一例。 记得21世纪初始，在一次展望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做了一个倡导大历史、大史学的发言。(11)不想遭到许多与会先生的批评。这些先生将我所主张的“人类史”、“自然史”并重的“大历史”视为离经叛道，认为是悖逆行为。由此可见中国现当代学者对于历史本身的理解，已经与古代史家的“天”“人”同书有了极大的不同。这些学者把历史仅仅限于“人”(即“人类史”)，而将“天”(“自然史”)排除于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现象表明，经过西方近现代文化改造的中国现当代史学主流，已经把古代史学的“大历史”传统完全丢掉了。 今天，面对世界范围内人们越来越重视“大历史”的学术走势，中国学人应该做的事情，恐怕首先就是恢复被丢掉的古代史学的“大历史”传统。当然，这种“恢复”不能理解为简单的仿效，更不是形式主义的全盘照搬，而必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而积极地继承与超越。我深信，有着数千年“大历史”传统的中国史学，对于当今新兴的“大历史”史学发展，必将作出自己的特有的重大贡献。 【注释】 ①关于西方史家的论述，参见刘耀辉《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观述略》(《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大历史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孙岳等《大历史：在宇宙演化中书写世界史》(《光明日报》2012年3月29日)。关于东方史家的论述，见黄留珠《传统历史文化散论》之“自序”“史论”相关部分(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②克氏书于2004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于2007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译者：宴可佳、段炼、房云芳、姚蓓琴。 ③载《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又收入笔者文集《秦汉历史文化论稿》，三秦出版社2002年初版，2003年再版。 ④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中国社会科学》1884年第2期。 ⑤《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 ⑥《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索隐》，第1289页。 ⑦《史记会注考证及校补·天官书·考证》引王元启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下栏。 ⑧同上书，第740页。 ⑨关于这一更改的意义，史家鲜有论及。拙意以为，此举大大减少了神秘成分，而明显增加了文化与科学色彩。以“天文”取代“天官”，应该是班固《汉书》的一大进步。 ⑩这里所说的“西方”“近现代西方文化”是广义的。不可单一地理解为西方那种以民主、自由、普选等为主体的政治文化，而应该包括源起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内。 (11)该发言题为《21世纪史学应该更多地关注自然史研究》，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又收入中国史学会编《21世纪中国史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