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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历史著作的介绍和讨论，近日已在不止一家媒体上出现。无论讨论和介绍者是出于广告的目的，还是真的关注史学的发展，这样的讨论本身多少证明了史景迁历史著作的价值。 正像前些年，黄仁宇历史著作的大量引入一样，这次史景迁的代表作，也是批量地被移译成中文。不过，史景迁毕竟与黄仁宇不同，我很怀疑，他是不是也能像黄仁宇一样幸运。 史景迁史学著作的特点，是叙事性强。史景迁当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故事大王”，但他的确擅长于说书。史景迁是“景仰”司马迁的，他受后者的启发，也可以肯定。但历史的叙事性，不是早期中国史家的专利，早期的西方史家亦有此同好。只是到后来，社会科学发达了，并且向史学渗透，史学著作才变得“科学化”，也不再那么好读。物极必反。史景迁的著作得到美国中国学的权威费正清的赞许，也正在于前者找回了史学的人文特性。 但不要以为，人文性就一定等同于故事性，而故事性一定会赢得读者。我们现在见到国内的许多纪实作品，更多地还是偏向文学一边，即便是号称“气死历史学家”的纪实作品（包括影视作品），离真正的史学研究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史景迁的著作之所以被公认为历史著作，是因为他始终将历史的史实放在重要地位。历史是不排斥想象的，关键是要合乎语境，合乎情理。史景迁正是把握住这个原则后，用他独特的宏大史观加以结构，用他优美的文笔加以叙述，于是，历史本身不仅得到了新的阐释，历史人物也鲜活了起来。 不可否认的是，史景迁的历史叙事方式在西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著作屡次获奖，他本人荣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就是例证。但我感觉史景迁历史著作的读者在西方，他是面向西方读者写作的历史学家。他的这种叙事方式，在中国，无疑是在冒险。《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不能算是典型的叙事作品，但与一般的历史著作相较，也有很强的叙事性。1998年这部被费正清誉为“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一座里程碑”的著作译成中文后，完全没有像在西方那样引起轰动效应。我观察了一下，当时的读者或议论者多是在读的大学生。个别国内学者在私下里，还颇有微词，以为此书的深度远不如另一位美国学者格里德内容差不多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这一点也不奇怪。国内的历史学者有自身的研究路数，他们是不可能像史景迁一样，将徐志摩、丁玲和老舍纳入视野之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史，完全是两个不相容的学科，虽然有时候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人（如鲁迅），但彼此都宁愿在自留地上耕作。“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已为科学的分类法所割断。这种学科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学者，不仅无法欣赏史景迁，要包容恐怕也有困难。这只是中国学界的现实之一。 另一个学界现实是，中国的历史研究与西方一向不甚同步。就当下而言，虽然“回归乾嘉”仍是奢望，但更细致的研究正着手进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已不再时髦。而史景迁的历史观，显然也与流行的“细致的研究”，不尽合拍。因此，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在中国学界，史景迁的系列历史著作不可能赢得普遍的喝彩。 但也许有人会说，史景迁的价值正在于学界以外。可是，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或媒体时代。一个读者在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和一本外国人写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之间选择谁，应该是很明确的。如果从更深的层次看，我以为一般的中国读者（包括历史爱好者），已经失去了从历史中总结经验的热情。这当然是非常可怕的，但却是基本的现实。 对生活在娱乐中的人来说，史景迁的书毕竟不如《故事会》里的故事通俗易懂，而历史研究者又感觉不够刺激，这将是史景迁的系列历史著作集体登陆中国大陆后遭遇的第一个，也可能是难以超越的困境。 （刊《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5月27日三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