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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应该是第二次和广州的朋友们交流关于我的《张居正》这部书所产生的影响。张居正这个人是湖北荆州人。大家都知道荆州另外一个名字叫江陵，现在是荆州市江陵县，当年荆州、江陵是一体的。张居正和我们在座大部分人一样，出身寒门，用今天很确切的说法，他是一个小区保安的孙子，他爷爷就是一个保安，是看守大门的。刚才我看到现场电子屏幕的介绍里用了我书里的一段话：“中国知识分子从草根一族，成长为职业政治家的典型就是张居正”。他的才能，我待会儿会跟大家讲，我现在简单讲一下张居正人生的经历。 他的远祖是跟着朱元璋一起农民起义的一个大兵，大概就像很多老红军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就没有办法担任行政工作一样，他的远祖也是这样一个人，就是一个马夫，又是老革命，又是文盲，最后朱元璋建国之后就分封这些有功之人，把他的远祖封到湖北秭归，屈原的老家，在那里封了一个相当于县人武部部长这样一个官职，他作为一个安徽凤阳人就这样来到了湖北姊归。当时他们是世袭官职，有一个规矩是老大世袭，而张居正的父亲这一支下来是小的儿子，小的就要出外谋生，就这样到第四代就离开了秭归，来到了荆州府打工。荆州在当时是一个很发达的城市，天下九州就有一个荆州。当时在那个城里面有7、8个正省级的衙门。所以，打工要往中心城市跑，古今都是一样的。他来到这里就找到了一个在王府守大门的工作，后来他爷爷觉得这样子下去，这个家会没有办法重新发达，就千方百计的省吃俭用培养自己的儿子读书，这就是张居正的父亲，他爷爷的独子张文明。张文明20岁考中秀才，也就是今天的大学生，然后再考研究生和举人就没有考进去，但是他这辈子做得最好的文章就是张居正。 张文明21岁的时候有了张居正，张居正13岁就顺利考上了秀才，他考上秀才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张白龟。为什么有这么俗的一个名字呢？是因为他爷爷在孙子出生的头一天晚上做梦，梦见月亮掉到他们家厨房的水缸里了，然后从水里浮起一只白色的乌龟。后来老头起来到水缸看，果然看到水缸里面有一只白龟。因此，第二天他的孙子出生，就叫白龟。但是，上学以后觉得白色的乌龟不好听，这个字不雅，就把龟改为“圭”，就是美玉的意思，但是音没有改。当时的荆州知府觉得这个神童的名字叫白圭不好听，他说我就给你改一个名叫居正，你将来要居正位，用这样一个名字来勉励他。 就这样，13岁的张白圭变成了张居正。16岁时，他们父子两个一起到武汉省城考举人。当时一个省有三个正省级干部，一个叫巡抚，主管一个省的行政；一个叫刑案，主管一个省的司法；还有一个人叫学台，主管一个省的教育。三权鼎立是司法、行政、教育。我们所谓的三台长官，抚台、按台、学台就是这么来的。三台会审，虽然都是正省级，还是以掌行政权的抚台大人为最大。三台大人看了这次考试第一名的文章觉得挺好，再把名字揭开一看，叫张居正，说他的文章写得这么好，我要见见这个考生。过来一看是个孩子，全省参考考生中最小的一个孩子。这一位抚台大人叫顾东桥，是有名的江南才子。他见了张居正之后，谈了一番话，非常欣赏这个风度翩翩的少年才俊。他当时就把自己身上的一条腰带解下来送给张居正。他说，年轻人你有学问很好，你将来要为国家承担责任，我这个腰带送给你，是对你的一种勉励，因为你将来不会系这个腰带，你是腰玉之人（明代官员的腰带是分级别的，正省级的干部只能系犀牛角的腰带，而宰相是系玉腰带）。 这种评价可谓语惊四座，大家以为这一位考生一定会顺利的得乡试的魁首，可是第二天公榜，张居正同他的父亲一样，没有中举。大家很奇怪，顾大人单独接见他，还给他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没有让他高中呢？顾东桥先生说，得杀杀这孩子的骄气，对年轻人不要让他走的太顺利，国家的人才一定要沉稳，如果现在给他很高的奖赏，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就会多一个唐伯虎而少一个魏征。大家知道唐伯虎是有名的风流才子，人家搞艺术的，挺好呀。可是在当时政治家的眼中那是末流，受人尊敬的读书人应当经邦济世。就这样，张居正在13岁碰到一个好的市委书记，16岁碰到一个好的省委书记。就这样，父子两人，两个落榜的秀才，一个37岁，一个16岁，又挑着担子回到了家里。 19岁时，张居正再去赶考，依然高中，他的父亲依然落榜。说起来很好笑，张居正最后当了翰林，已经成为国家最有名的学士了，他的父亲还在挑着担子去考举人，还没有考上，一直考到62岁。人家说你就认命吧，算了，你有一个好儿子就行了。最后他的儿子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他再不好意思去考了，就这样，他爷爷的梦在儿子身上没有实现，而在孙子的身上实现了。 张居正在嘉靖二十六年考中了进士，这一榜进士是明代最有名的进士，里面出来很多国家级的优秀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水利专家，就像我们黄埔军校的一期、二期一样，国共两党的优秀人才都在这里诞生。他23岁考中进士，当时朝廷用人有一个制度，就是在每年考取的将近280名进士里面遴选20个人，这20个人不分配官职，而是留在翰林院继续深造。过去留下来的人在民间叫“点翰林”，就是说你这个人被点了翰林就会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 在翰林院毕业的人没有到地方当官，他们充当三种职务：第一种是侍讲，就是给皇帝当老师讲课；第二种是待诏，就是给皇帝起草圣旨，在我们今天就是起草中央文件；第三种是检讨，就是给皇帝整理历代治国的得失，编撰书籍。这三种官分别叫讲臣、言臣、文臣，张居正就当了文臣，专门研讨治国的得失，编撰书籍，供皇上阅读。他25岁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是嘉靖二十八年，他担任这个工作之后，马上就给嘉靖皇帝写了他治国的建议，希望国家从五个方面进行改革。因为当时把持朝政的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大奸臣——严嵩。他对严嵩看不惯，他说国家非得要改革，我们的吏治很腐败，我们的财政非常困难。但是，历史没有任何记载证明这封上书得到过皇帝的批示，也就是说皇帝没有批示，也没有听说严嵩要整他，我估计这封上书，皇帝没有看见，严嵩也没有看见。 25岁能够当七品官，想见严嵩还是困难的，因为严嵩是当时的宰相。张居正当了5年文臣，研究了5年的政治，30岁时国事不但没有改变，还在继续恶化。张居正一怒之下请假回到老家，他说我不当官了，要学陶渊明“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我的心现在受到压抑、受到扭曲，我在京城没有办法呆了，我要回老家。回到老家归隐林下，当时他才是一个30岁的年轻人。他的心倒是获得了一种解放，但是另外的烦恼又来了，他的父亲那时候还在考举人，父亲一看自己的儿子点了翰林，觉得这是非常光耀门庭的事情，现在一看儿子什么官都没有就回来，在那里玩，他觉得他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第一个是他自己考不上举人，第二个是自己的儿子没有当官。所以，每天见他就长嘘短叹。没有办法，三年以后，张居正又回到京城重新当官。当了2年以后，37岁时升到了五品，就是国子监司业。国子监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这样的一种学校，叫做太学。由朝廷直管的一所学校，唯一的一所大学，不像今天有这么多的大学。在这么一个太学里面只有两个领导人，一把手叫祭酒，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校长，二把手叫司业，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教务长。37岁的他当了太学的教务长，从一个编辑变成了讲臣，专门管理教育。 当时，翰林院的一把手叫徐阶，他很看重这个年轻人，最后这个徐阶当了副宰相，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徐阶一直看好张居正，他跟严嵩斗了18年，首先他让严嵩放松警惕，让他觉得自己没有野心，然后再组织自己的队伍，最终出手的时候见血封喉，把严嵩置于死地。政治家做事，有的事情一天要做完，有的事情要用一生去做，有的事情是用五年来做，这个节奏一定要把握好。之前很多反严嵩的人比徐阶的地位还高，因为时间节奏掌握得不好，最终被腰斩，像夏言。夏言当宰相的时候严嵩是副宰相，然后严嵩把他搞了下去自己当了宰相，夏言东山再起又回来反严嵩，严嵩想办法最后让嘉靖皇帝把夏言腰斩。 当时为了反严嵩，死了很多人，唯一的一个胜利者就是徐阶，而徐阶的拐棍就是张居正。张居正帮助徐阶做了几件大事：第一步，在绊倒严嵩的谋划中，首先是先打他儿子，因为他儿子腐败，先打他儿子来看看皇帝的态度。把他儿子弄下去了先流放，再看看皇帝的态度。流放完了皇帝没有反对，严嵩还在当宰相。第二步，找出证据，说他儿子在流放地怎么怎么样，再想办法把他儿子杀掉，杀掉以后再把严嵩干掉——这个局做了三年。张居正在这三年中，从教务长升到了礼部右侍郎，就是礼部的三把手。过去叫堂官，能够在大堂里面办公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一把手，叫做尚书，二把手叫左侍郎，坐在左边的人，坐在右边的是三把手。这三个人：尚书、左侍郎、右侍郎，在我们今天说来就是党组，这三个人叫堂官。张居正做了三年的五品之后就到了礼部的左侍郎。礼部就是今天的教育部、宗教局、外交部等五个部委合在一起的。如果仅仅是礼部的三把手还不能进入“政治局”内部，三个月后，一纸调令把张居正升到了吏部的二把手，就是管干部的。天官有两个，管官的人，组织部长永远是第一位的；管钱的人是第二位，这两个官最重要。所以，第一是吏部，第二是户部，第三是礼部，第四是兵部，第五是刑部，第六是工部——六部尚书。就这样把张居正放到了第一部的二把手，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在张居正41岁的时候，嘉靖皇帝死了，严嵩这些人都死了。徐阶主持朝政，张居正是他恩师的智囊。他参与了机密，就是起草皇帝的遗诏，明代要改变一些国家的策略，必须等皇帝去世以他遗言的方式诏告天下，我给哪些人平反，我哪些事情做错了，我的朝廷要改革等等这些事。遗诏的起草是张居正干的事，这一年他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海瑞从牢里放了出来。海瑞是一个愣头青，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是一个血性男儿。皇上一天到晚在那炼丹熬药，把一些道士的地位弄得很高，他就给嘉靖皇帝上书。嘉靖皇帝本来要杀他，但是看到他不怕死，嘉靖皇帝就不杀他，就把他关在死牢里。张居正说，不管他本人的才能如何，他是一个政治的风向标，平反冤假错案要从典型做起，就要从海瑞做起，所以就把海瑞放了。这个平反在民间和官场获得了一些好感，接着再给另外一些反严嵩被杀掉的人平反，大家也能接受，慢慢地就把评反冤假错案的序幕拉开了。这里面有一个事，就是选人这个大事，张居正40岁就掌握了这个学问，41岁就在礼部左侍郎的位置上管组织，就专门平反冤假错案。 张居正42岁就当了内阁大学士次辅。42岁，在今天来讲感觉有一点不可想象，25岁就一天到晚跟着皇帝，在今天来看也不大可能。他从25岁到42岁，参加工作17年就成了内阁中书，成了今天国务院副总理这个角色，他的权力很大。张居正17年的从政经验，其中有3年回家，他一共当了14年的官，一共当了5个位置：检讨、司业、礼部右司郎、礼部左侍郎、内阁大学士，14年间从一个连科长都不是的一个人变成了国家领导人。但是，跟他共事过的人都很怕他，这个人少年老成得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整天不说一句话，但是只要说出一句话来，就一定是不可更改的，就是“君子不打妄语”，他就是培养自己职业政治家的做派。他没有当过一天的县长，也没有当过市长，也没有当过市委书记，从社科院研究员这样一个人直接当了总理。所以，我说他是知识分子从政的典范。不一定是说他有过很多的执政经历，他才能获得最好的经验。他一定是从书本上学习，而且对国家最新发展的事情认真研究。由于他研究的学问非常扎实，再加上他的性格，不苟言笑，因此他不可能当风流倜傥的唐伯虎。 他生在嘉靖三年，嘉靖前的武宗是整个明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过度的皇帝。嘉靖皇帝有点胡闹，我讲一个例子看盾他是怎么胡闹。他把一个道士提拔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和宰相平起平坐，这个人叫陶仲文。大臣的使用要陶仲文去看相，让陶仲文去算他的八字，很多人走陶仲文的路子升官，包括严嵩。嘉靖就是这么胡闹。他在位45年，制造了数百起冤案，最大的冤案，就是把他扶上皇位的宰相杨廷和之冤。 说杨廷和可能大家不知道，他的儿子我想大家应该知道， 叫杨慎，他是一个状元。《三国演义》开头的那首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首词的作者就是杨慎。杨慎33岁的时候，嘉靖要提拔杨慎当内阁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但是杨慎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呢？因为他提拔杨慎是要把另外一个小人送到高位上去。杨慎说，皇上如果你重用我就重用我，如果重用我是为了提拔这个小人，你就直接用他好了，我拒绝提拔。皇帝一怒之下把他终生流放。所以，在嘉靖的四十五年，国家整个干部队伍和财政情况每况愈下。 张居正进入内阁之时，这个内阁集中了明代中叶几个有名的政治家，一个是首辅徐阶，一个是副首辅高拱，还有当朝的才子李春方等五个人，这五个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张居正排在第五。这五个人主持国家的工作，内阁就变成了斗殴之地，好像是搞拳击比赛一样，高拱和徐阶互相斗，最后找了一个老好先生李春方当一把手。张居正在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可以就国家的形势改革，而拿出了自己的看法。42岁时，他在新皇帝隆庆皇帝的第二年，1568年，他拿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就是从财政、吏治、国家行政效率、边防的国防建设等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完整的文件叫《陈六事疏》，主张国家要从六个方面来进行改革。他很精心的准备了这个文件，直接交给了隆庆皇帝，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权力核心的人，不像25岁的时候，尽管跟着皇帝但是说不上话。皇帝读完之后批了7个字：知道了，俱见忠诚。7个字批完了以后就没有下文了。皇帝这一年是32岁，比张居正小10岁。这个皇帝也是在多年的煎熬之后刚刚登位，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他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魄力来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他是过一天算一天。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在家是排行老三，老大很小就死了，就是太子。老二和老三，这两个人究竟谁接皇位，老皇帝不表态，后来老二也死了，他就是真正的储君，这是自然淘汰法。但是，皇帝还是不立太子，坚持不在法律上把他肯定下来。中国的事情，如果在法律上没有肯定这个事，这个事肯定就会有变数。所以他就很着急，又不敢说，又见不到皇帝。冬天取暖费不够还得找严嵩走后门，送钱给严嵩，叫严嵩给他多批一点经费。为什么不立太子呢？因为道士陶仲文给皇帝出的馊主意，说你不能立太子，你要长寿的话要注意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二龙不能见面，立了太子就是小龙，你是老龙，小龙出生老龙就得走人，就是会克老龙，二龙见面就会折你的阳寿。皇帝觉得这个说法对，所以就没有立太子。他长期在这样一种很焦虑的状态下生活。张居正是他的老师，教他文化也学不进去，人过了20岁学习也很困难，学不进去就每天喝花酒、玩女人。从20岁玩到30岁，这10年就把他的胚子搞坏了，他再也没有大的志向。10年之后，他30岁的时候，别人突然告诉他能接皇位了，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下来了。隆庆皇帝想到的是用更大的权力来使自己快乐，而不是让国家走向富强。所以，张居正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又一次落空。由于玩得太狠，4年之后隆庆皇帝中风而死。此时他的太子只有10岁，张居正也是这个小太子的老师，这样一来高拱利用小太子妈妈的力量，就是李太后的力量顺利的当上了宰相，他48岁时终于走到了权力的巅峰。这个时候他面临的是主少国疑，皇帝年幼，国家又是一个烂摊子。 关于张居正的品德，有人说他是朱温、王莽，骂他跟小人为伍，因为他面临着两个人不能得罪，一个是大太监冯保——能不能见上小皇帝，冯保不传圣旨你根本见不到皇帝。而且见到了这个皇帝，皇帝听不听他的话，还有一个妈妈在那里，妈妈不让小皇帝听你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所以，一个女人，一个太监，都是他改革的同盟军，后人称为“权力铁三角”。孔子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他不但养，还把国家的命运让这两个人共同承担。 制定改革的方案不难，关键是这个方案怎么去实施，因为天地有变数。像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你早上懂得了真理晚上就可以死掉，你就不要国家苍生了吗？君子讲气节，你耻与小人为伍，你把苍生丢哪儿去了？当政治家和当好人、当清流是不一样的。所以，张居正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这个国家富国强兵的理想能够实现，他躺在地上，谁在他身上拉屎拉尿、踩他、弄他都无所谓，“知我罪我，在所不计”。是的，历史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他身上拉屎拉尿。 政治家这样一个气魄是很难做到的。他上任的第一天，晚上回家把他家的6个儿子、仆人、管家找到一起开了一个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现在当了宰相，你们不准跟任何政府公务员打交道，不准收他们任何的礼品，也不准谈论国家大臣。如有违反，我知道以后一定惩处。第二天上午，在他首辅办公室里面给北方的大总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说，我何德何能坐到了这个位置上，我坐到这个位置上我不是为了光宗耀祖，我有这个位置就能实现我富国强兵的理想，对国家施以改革。我知道改革是非常非常艰难，但是我做好了准备，哪怕所有的明枪暗箭朝我射来，哪怕所有的陷阱在前面等着我跳，我在所不惜。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起有一次香港请我去演讲，有一个记者问我，张居正的这封信，你是不是根据朱镕基总理讲的话是编的？我说这一点可以现在就告诉你，你去看《张居正》全集，470多年前在隆庆六年的阴历5月26日写的这封信，我只不过把他的信重新搬过来让你们知道而已。他就是下定了这样的决心来推进改革。 当时，推进改革的难度和代价有多大？一天，张居正把皇帝请来了，他选了三个折子：一个是山西的一把手写了一个折子，说在运城的哪一个县有一个男人有一天晚上突然变成了女人。第二封是南昌市政府上了一个折子，说我们这个衙门里面有一个假山，有一天我们上班的时候看到这个假山在往上长，大家都在看稀奇，长到二尺多的时候大家一喊“这个山在长”，这个假山听见以后就不再长了。第三封是无锡市政府写的，说有一块田，稻秧都长得很好，后来那个田往湖里跑，听到人们的叫喊忽然就不跑了。那个小皇帝听到这个折子说真好玩，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多好玩的事。张居正很严肃地说，皇上，你身居九五至尊，你知道皇帝应该怎么做吗？你任命的这些政府的官员应该做什么？ 张居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嘉靖皇帝就喜欢看这些折子，喜欢看一些编得好玩的东西，证明他领导的这个地方到处出现一些好玩的东西，都是老天给的。这些官员在这种路上走了几十年，因此新皇帝上任他们依然乐此不疲的按照老皇帝的喜好，跟小皇帝这样玩。这时，听张居正这么一说，这个小皇帝就不吭气了。张居正说，我们朝廷任免一个官员管理一个地方，是要让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得到实惠，皇帝的恩泽，要通过这个官员传递给老百姓。官员一天到晚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国家没有人管理。我现在通过调查知道，皇帝的圣旨离开北京城门就没有人管了，不要说到达边疆，京城十里之外皇帝的威信就不存在了，所以改革首先就得改这个。 张居正后来怎么弄呢？他让每一个官员写述职报告——在隆庆皇帝六年你做了什么？你做了哪些有益于朝廷的事情？你做了哪些有益于百姓的事情？哪些事情没有做，必须有统一的表格，要吏部制作，每个人都要汇报。四品以上，相当于我们副省级以上的干部直接跟皇帝汇报，正厅级以下到县团级以上的就给组织部汇报，每个人都要汇报，然后决定他的去留、升迁或者降级使用。 首先从中央衙门做起，因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央的衙门都管不好，你还管什么地方？就这样，规定2.6万干部必须在3个月内完成这个任务。副省级以上的说是让皇帝来看折子，但是皇帝还不认识字怎么看呢？全部都是张居正自己来看，然后组织检查组和评审组，3个月裁了6千人回家。宣布回家的时候，人家真的要挖张居正的祖坟，那么多高级干部混了一辈子，到你这儿来什么都不是了。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回家就是回老家，不是说你在北京做官就可以呆在北京，你是福建的就得回福建，是江西的就得回江西。为什么呢？因为把这些人贬职了他不回去，他每天在这里静坐怎么办？所以就得让他们回去让地方政府管理。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张居正，有一个听众就跟我讲，你说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奸臣。后来我通过交流才知道，他的祖上就是当时被革职回家的一个副部长，他的祖上临死之前立了一个家训，世世代代都要记住张居正是奸臣。所以，改革的成本，一个是国家的成本，一个是改革家自己的成本，国家付出的成本是由改革家来承担的。所以，一项有利于老百姓的改革，必然会损害一些权势人物。 另外，开除了这么多干部，要用什么样的人呢？张居正就树立了一个标杆，他让所有的省级干部给皇帝推荐三个干部。当时吏部把所有推荐的名单拿来汇总，得票最高的是海瑞，那么这个人一定得重用。张居正第一次上任就建议当时的首辅徐阶重用海瑞，把海瑞从牢里放出来，然后把他放到苏州府去当行政一把手。这个人干了两年，税收减了一半，很多富人在他上任的时候都纷纷转移资产，都移民到松江去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人不缴税就算了，亏空的税就把富人捆起来，让家人拿钱来赎人。他不发展经济，他就做这样一些管理的措施，所以就导致了很多流民的产生，就是说不种田不要紧。这样一来，最后弄得他这个班子里面的人都不跟他干了，班子里面的人宁愿不当官也不跟海瑞干，上上上下下都搞不好，他一看没有办法，他就跟皇上写了一个辞职报告说我不干了。海瑞以为他们会挽留他，但是当时的首辅高拱拿到辞职报告以后就批了，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到了海南。他拿到皇帝圣旨的批复同意他回去，他就很恶毒的骂了一句“举朝上下都是女人”，就是朝廷上下都是坏人，没有君子。他这个人很极端，但是很极端的人一般又会被人欣赏，因为走极端的人他什么话都敢说。 当时吏部尚书找到张居正，他说海瑞得到的推荐票数很高，这个人你给他安排一个什么位置？张居正想了一下说，这个人不能用，吏部尚书愣了，说首辅大人你要注意了，他是官场的一个风向标，这么多人推荐他你不用他，别人就会说你选能人是假话。张居正说，张峰是一个老贤臣，是一个好人，这个人廉洁，这个人不贪，这些都不错。但是，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人的标准就是做人正派，对人真诚，不贪不要，这是好人。好官的标准是，上让皇帝朝廷放心，下让百姓得实惠，这才是好官。我们现在用的是好官而不是好人，只讲一头都不行——皇帝放心，老百姓不放心不行；老百姓放心皇帝不放心同样不行。海瑞用了两次他都没有让人放心，因此就不要用他了。 张居正用人的方法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清流就是讲原则，但是做不了事情，这是一个不用的。循吏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把事办成。还有一个重用的，就是用了一个县衙门的人，叫黄清，他是一个残疾人，因为他没有文凭所以当不了大官，但是这个人对官场的运作、潜规则、明规则知道得很透彻。来什么事用什么方法把事情做成，他都有办法，张居正觉得这个人可以重用，重用以后让他干什么事呢？淮北这一带当时出了问题。那个时候东南的财富、粮食、物资要通过运河这一南北的大动脉，每年要运400万担粮食到北京。但是，由于运河这一带经常泛滥溃堤，这个问题几十年都不能解决。河道总督，几个府之间为了个人的利益总是协调不下来。张居正说，让黄清去，就这么一个办事员提拔为扬州知府，之后他把扬州这一带弄好了。几十年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一年就解决了，两年整个运河的运输能力从过去的400万担提高到600万担，用对一个人救了一条河，也救了帝国的动脉。但是，官场视这个人为洪水猛兽，说斯文扫地，让一个瘸子做这么大的一个官，把我们这些有功名的人都不当一回事。有一天他要向一把手汇报工作，底下的人使坏。因为过河的时候有一块跳板，要踩着这块跳板上船，他们故意在跳板上撒水结冰，黄清这个瘸子上船，脚下一滑掉到水里淹死了。 张居正在京城听说以后痛心疾首，他知道用人之难，做事的人都是遭人憎恨的。所以，张居正亲自给他写祭文，把他家里的后顾之忧都解决掉，以此做给官场看，不管你们对他什么态度，这一类的人我还要重用。所以，在张居正当政的这十年用的人，都是我们后代一直传颂的能人，戚继光是他的干将，王国光是他的干将，中国的第一部《会计法》就是王国光写的。 他就是用了这么一批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的人。所以，整个局面都彻底改革了。这样，皇帝诏令离开之日就是天下实行之日，中央的权威树立起来了，皇帝的圣旨在各地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为什么十年的时间他的改革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彻底树立起了朝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央政策的权威。过去皇帝下一道圣旨，下出来就完了。今天不一样，有三个本子，比如说，这道圣旨是11月20号上午11点半离开紫禁城，通政司的领导签字收到这个文件是11点40分，要贯彻到广州来，800里加急，4天以后你收到了，你这里的一把手又在这个纸上写下11月24日几点收到，然后中央的督办就是看这件事情完成需要多少时间，皇帝的每一道圣旨到每一个地方都有详细的记载。三个本子合起来，三年考察一次，如果考察出这一个干部三年中贯彻中央的指令，如果做得很好的就重用，三年做不好的就革职回家。这一招非常的好，叫“考臣法”。改革的路子你一个人在北京想得很好，但是下面的人都做不到，你怎么去改革呢？ 所以，我觉得他改革最重要的是用人制度的改革，这是关键中的关键。要想保证改革健康、迅速的发展，首先是贯彻改革的这支队伍要健康，要充满生机。清代的龚自珍当时面对晚清衰败的局面写过一首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看了以后觉得好笑，我觉得龚自珍到底还是个秀才，其实重要的不是“降”人才，而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张居正高明的地方就是在用人，他说“有非常之人，然后可做非常之事”。你们平庸，普普通通的人只能做平庸的事情，非常之人肯定是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的人，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不要怨天尤人”，不要说唐朝搞得那么好是因为唐朝有魏征，唐朝有大诗人李白，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你老抱怨你的时代没有人才，别的时代有人才，这是一种错误。张居正说，“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人才就在你的身边，就看你能不能发现。“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关键就在于你怎么去用这些人才，而不是老天爷空降人才下来让你进行改革，让你治理国家。 他在用人的时候，比如说殷正茂，做江西巡抚时被人告了，当时说这个人贪污。当时广西造反，耗费朝廷几百万都没有平息，说人用错了又找不到能够镇压造反的人，然后就换了殷正茂。殷正茂申请100万军费，张居正批了120万。别人不理解，张居正说你们不是说殷正茂贪财吗？这20万就是给他去贪的，免得到时候说军费不足仗打不赢。张居正就多给了20万，实际上就是发奖金，不叫贪。结果殷正茂去了半年就平息了叛乱，国家管理的控制成本省下了几百万，那20万算什么呢？所以，这就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因为一个国家管理的成本是每一件事情组织起来的，每一个事情每一个环节上成本控制不住，国家的成本就很高，财富是有恒定的，国家如果花钱很多，而财富来得很少，自然国也不强，民也不富。所以，张居正的改革第一就是用人。 张居正把干部队伍管理完善之后，改革第二步就是经济上的，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全国丈量土地，把财富的来路都归结到“一条鞭”法。经过了几十年的动荡，朝廷失控，导致民间很多土地被大户兼并，他们有办法把土地搞到一起来。比如说我有三亩地，但是我家负债累累，我就把地卖给你，你那个土地没有上报，国家是没有税收的。大量有权势的人、和官府勾结的人手上有大批的土地，但是都不缴税。张居正丈量土地花了三年的时间，让整个国家的土地多了400万公顷，就这一项增加的税收就足够国防开支了。 过去说国家，这个“国”就是我的家，中国就是我的家，我的家所有的东西归我用。中国说要改变这个东西，国就是国，家就是家。因此，皇帝的开支必须要有预算，一年是多少，财富的提取，经费的开支从内廷公用库支出，国库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做什么呢？兴修水利，加强军事，赈灾以及官员的工资、学校的建设。这些钱由国库来开支，皇帝不能用国库的开支。天下哪一块财富切给了皇帝呢？就是矿山的收入和一些专卖店的收入，这些收入切给了皇帝，你每年的开支从这个路子来。国的开支就从国库里面来。这也就是后来的人为什么要整他的原因。他给官员提高工资，皇帝说，你们提高了我还降低了，哪有这种事情？当时明朝官员的工资很低，郭子仪在唐朝，张居正在明朝，同样是国家宰相一级，他们的工资相差200倍。所以，明朝官员的工资之低，一个县太爷一个月的工资是一两银子，一两银子买100只鸡，而且明代的工资是分成三块，就是每个月给你一石粮食，给你一批布，再加上钱，三分之二是铜板，三分之一是银子。他就把官员的工资用银两支付，等于提高一倍，铜板实际上是贬值的。 过去由每一家向国家缴税纳赋，赋就是各地方的行政收税，你每年给国家出多少劳力，像修河这些事情。张居正实施的改革就是你现在不用出劳力了，你出五个铜板，你家有十个人就五十个铜板。你也不用缴粮了，而且不是固定的缴，这个县负责给84个地方送粮食，最近的可能是十里地，最远可能是1千里地，以前都得要你自己去送，老百姓苦不堪言。他统统变成银两之后，一下子把劳动力就业的机会拉开了。社会各个行业一下子都兴旺起来了，城市的雏形就出来了，山西的钱庄就是这样产生的，明代中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这样开始的。当时全世界的白银的流动量是7千万两，一半在中国，城市的规模就增大了，为什么呢？因为金融的空间打开以后，流通领域打开了之后，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和新的工作。我们这30年改革产生了多少新的职业？道理是一样的。 张居正十年改革，58岁死在任上，是真正的积劳成疾，给整个明朝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可以说是明朝的中兴名臣。在他之前都是混乱不堪，如果他的改革成果能够被万历皇帝继承，再继续推行下去，努尔哈赤就没有机会灭亡大明了。 2009年岭南文化大讲坛发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