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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到师大来与各位老师和同学作交流。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最新考古发现对古代研究的影响。我将讲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什么是考古学、考古发现和古代研究；二、最新的考古发现对古代研究在观点方面的影响；三、考古发现对古代研究方法方面的影响。我想通过最新的考古发现，提一些自己的看法。希望各位提出宝贵意见。 “考古”并非“挖宝” 今天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考古就是挖宝，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个人认为，重大考古发现应是这样一种发现：这一发现会改变人们对历史上一个时期、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认识。 为什么谈“什么是考古学”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呢？目前在社会上人们存在一个误解，就是大家都认为考古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学科，我想在这里澄清一下。 历史学确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学科，所以人们认为考古学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说法最多只对了一半，或甚至可说是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考古学是指现代考古学。现代考古学是本身有一整套理论、学说、技术和方法的现代科学。从这一意义上说，它并没有很悠久的历史。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非常古远的时候，就有收藏、考察、研究古代文化遗物这样的传统。现在考古学者在商代墓葬里发现过新石器时代的玉器，说明在3000多年以前就已经有收藏古物、鉴赏古物的传统。古代埃及也是一样，埃及法老存在的时代，就有搜集、挖掘法老遗物的事实。尽管我们中国从很古远的时候开始就有这样鉴赏古物的传统，特别是北宋以来，大家知道，北宋时期，金石古物制度非常发达。考古学一词，可能就是因为北宋晚期一本著名的《考古图》而来，作者是吕大临。最近被挖掘的吕大临的家族的墓葬出土了古代青铜器，说明当时真的有这个传统。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以后，中国传统的金石古物之学是非常发达的，为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坚实基础。这确实很重要，但它并非现代的考古学。 现代考古学作为学科的历史还不到200年。从国际范围来看，现代考古学一般认为是从19世纪初年建立的，标志是，在那个时期，北欧的博物馆里开始按照新的观点整理研究古物，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时代法，就是人类可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所以说现代考古学无论如何是一个还不满200年历史的新的科学。现代考古学的观念传入中国是在1900年前后，当时一些先进学者根据日本的书籍报刊，从而把这些观念带入中国。比如梁启超，他就曾写过有关考古学的文章，把考古学观念和基本方法介绍到了中国。 现代考古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呢?我自己认为，它是在进化论的哲学观点之下，借鉴了地质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和技术，从而建立的新的学科。它并不古老，古老的古物研究不会有进化论的观点。现在的考古学由两个基本观点组成：层位学和类型学。田野发掘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以文化堆积确定时代的先后，同时文化遗物都可以根据类型排队，两者结合就成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层位学和类型学是根据进化论观点形成的。层位学首先是在地质学上实现。地质可分为种种地层，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来排列。生物学上，可以把生物分为多种类型，比如说多少科，多少属，多少种。这些都是在进化论的哲学观点指导之下，在自然科学领域出现的。生物学上植物分类贡献最大的是瑞典人林奈。北欧的学者把这些观点扩展到人类历史文化的范围，从而奠定了现代考古学的基础。 中国的现代考古学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个人认为，应从中国人主持田野发掘开始。考古很重要的就是田野工作。进入田野工作时，我们可以对地上、地下的各种文化遗物，所在的文化地层，亲自探检和考察，这是考古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进行的考古发掘，并非始自中国人。 在1900年前后，已经有一些外国考古学家、探险家在中国进行一些考察、探险甚至小规模的发掘工作。这些工作在内地和边疆都有，甚至香港也有。香港大学一个神父很早就在香港进行发掘，近年香港一个著名遗址南丫岛大湾，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他发掘过。这不是中国本身的考古工作，是由外国人做的。真正的中国考古学是由中国人本身主持的考古工作，这是在1926年。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李济先生，他是湖北人，他当时毕业之后回国，1925年应聘到当时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即国学研究院。当时，梁启超等四位先生为导师，李济是讲师。1926年，他到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一般认为这是现代中国考古学开始的重要标志。他发掘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发现了一个有人工切割痕迹的蚕茧，说明当时中国已经有蚕桑。因此，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仅有80年的历史。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他被任命为考古组组长，开始对殷墟进行发掘，到今天一共是78年。殷墟在今年可能被通过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 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已经有了这么长的历史，但是相对于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仍然是太短了。相对于中国这么悠久的历史和这么广阔的疆域，中国的现代考古工作还只是开始。古代埃及考古发掘的时间比我们长许多，已经将近200年，还不断有新的发现。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真正开始启动了我国的考古学研究。当时美国人顾立雅（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曾来中国看到殷墟发掘情况，回国后写出了《The Birth of China》，这本书非常风行，到今天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的必读书目。 抗战时期，四川、西北地区都曾做了考察发掘工作，这些工作大多是零星的，非常有限。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集中了一批考古学家，此后工作便飞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每年都有较多的考古发掘，有许多重要发现。 今天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考古就是挖宝，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个人认为，重大考古发现应是这样一种发现：这一发现会改变人们对历史上一个时期、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认识。例如大家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里挖出一具女尸，这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具完整古尸。长沙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大量漆器等文物，精美的程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件素纱禅衣只有几克重；并且发现了大量帛书，内容极其重要，使我们看到了汉文帝初年的图书宝藏。从而整个地改变了我们对湖南地区在西汉早期发展高度的认识。这样的发现就是重大发现。 考古发现与中国多线文明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的文明面积大，传流历程特别长。古埃及、古希腊罗马文明都中断了，只有中国文明一直传承不断。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文明还是存在，这是一个很大的谜，恐怕和“李约瑟难题”一样需要回答。 第二个问题，即考古的重要发现，特别是近年来最新的考古发现，怎么样在观点方面改变我们的古代研究。 我们对古代研究的总的看法，会通过考古学得到改变。比如殷墟的发掘在观点上改变了国内、甚至世界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大家熟悉，殷墟的发现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光绪25年（1899），北京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和鉴定了甲骨文。由他发现和鉴定甲骨是必然的，因为当时只有他能够做这个工作。晚清时有很多金石学家，可这批人在甲骨发现之时大多已逝世，当时那一辈里面唯一能够工作的就是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甲骨文的发现载入了考古学的历史。古埃及学的建立也是因为一个发现，就是罗塞塔石，这是法国拿破仑进攻埃及时在埃及北部挖掘出来的，这一发现使解读古埃及文字得以成功。罗塞塔石的发现在1799年，100年后，甲骨文被鉴定。甲骨文的发现和解读，直到殷墟的发现，使商代的历史存在成为不可怀疑的，这是极其了不起的事情。这就使关于中国古史的观点发生了改变。 改革开放后开始出现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中国文明的发展是多线的，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是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而儒家传统的观点是“内华夏而外夷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看法是单线的，这样的观点在中国长时期占统治地位，可是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现在考古发现，不管从人类在中国的活动来说还是从中国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来说，都是多线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这一点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过去很多人以为中国历史是单线发展，中心在中原地区，所以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考察，夏县传说和夏朝有关，后来首先发掘殷墟，所以追寻的首先是古代王朝，而且从都城下手，进行发掘，最终取得成功。殷墟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已经具有相当发达文明的社会，但殷墟只是商代后期，那么前期呢？从1950年到1952年，在河南郑州等地发现和确定了早于殷墟时期的商代遗存，这是当时的重大发现，后来确定郑州商城遗址和殷墟差不多大。后来又证明还有早于郑州商城的遗址，1958年以后，发掘偃师二里头遗址，在洛阳北面，从时代和地理位置来看，很可能是夏代都城。到后来，二里头旁边，又找到偃师商城遗址。还可以向前推，到70年代时，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城址，是龙山晚期的，但那时大家不敢论断，因为它太小，每边只有100米，不像传说中禹的都城。最近，在王城岗发现外面还有一个大城。近些年发掘了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是龙山时代在中原最大的城址。这个遗址的时代是公元前2600到2200年，它里面有宫殿基址，出土了铜器、玉器，而且发现了文字，很少，但是明确。从地理位置看，它和传说中尧都平阳非常接近。最近，还发现了可能是天文台的遗存。这是个扇面形的建筑，它有一个中心点，前面有一个有缝的墙，每个缝可以看到外面的地平线和山尖，在冬至、大寒等节气都可以正好看到太阳出山，因此有人认为这很可能是“观象授时”的遗址。 大家可能已经听出，我说的发现是按照王朝发展的轨迹向上推溯，接近5000年的文明史了。我们发现，许许多多的地区都有古代文明的遗迹。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历史的普遍和广阔；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考古工作的扩展。过去，我们只能选择中原的主要遗存工作。现在各地都有考古队伍，这带给我们的是对古代认识的根本不同。中国自古以来确实是多民族、多地区、多线发展的。 近年，有学者提出，中国也有两河流域，我们的两河即黄河和长江。可是这两河还不能覆盖整个广阔的中国文明地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是从商代后期入手的，当时的重要遗物，如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反映了商文化的影响范围。最北的商代青铜器是在内蒙古的克什克腾旗，往东可以到山东的海阳，往西可以到达陕甘，往南到达广西。在湖北湖南出土了大量商代青铜器。1973年，我参加了郭沫若先生领导的一个工作。住在复旦大学，我走到了人民广场，忽然看到一张招贴，是上海博物馆的，有一个青铜器的照片，是豕形的卣，我没见过这样的青铜器，然后到上海博物馆，才知道那件青铜器是从广西选来的。不久之后，在武鸣又出土了青铜器，继而在兴安也有出土发现。商文化所及之地还不止如此。 中国的文明面积大，传流历程特别长。古埃及、古希腊罗马文明都中断了，只有中国文明一直传承不断。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文明还是存在，这是一个很大的谜，恐怕和“李约瑟难题”一样需要回答。为什么中国文化传承久远，影响广大？事实上，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一个文化有共同点的“场”，夏商周时期王朝就是很大的，而且是统一的王朝。 考古发现的影响 在古代研究中，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不能仅仅理解为利用自然科学技术提供的仪器和手段，而是两方面作为学科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知识分得越细，交叉之处便越多，也越需要互相结合。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告诉我们，过去关于历史文化的看法有的不够正确，有些偏见应该纠正，许多不知道的事情需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认识古代历史，追溯文化传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方法和手段。 大家理解，在学术工作中，方法每每决定着结果，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常会决定工作结果的成败优劣。可是新的材料的发现也一定会对工作的方法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会刺激和促进对新方法的寻求和设计，从而进一步推动整个工作。在我们今天谈的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这里说的方法，有的是比较具体的，比如从考古的方法来说，近年得到重视和提倡的聚落考古就是一例。 前面已经谈过，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轫，殷墟发掘是一个重要标志。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随后陆续发掘和论定的商代前期遗址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夏代遗址偃师二里头等，都是都城。还有一些，虽然不是王朝的都城，也是有重要政治经济地位的城邑。这些都邑是特殊的中心聚落，当然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但就当时整个社会而言，它们究竟只是点，不是面，还不能从完整的结构上反映当时的制度与文化。这便需要改变视角，采用新的方法，聚落考古于是应运而生了。 就历史的时代发展而言，聚落考古从人们聚居的形式和内涵如何变迁着眼；就文化的空间分布而言，聚落考古又重点考察人们聚居的移徙和离合，而大型的都邑成为聚落发展演变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对于研究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的演进，有着特别的意义。 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近年已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课程。我曾谈到过，科学有几个起源问题，如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都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有就是文明的起源，而探讨人类文明的起源，不能离开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很难确定中国文明在什么时候就算跨进文明时代，但可以逐渐揭示我们的先人由原始走向文明的过程，一个重要的侧面便是聚落的变迁。 还有一些方法，意义要更广泛些，比如多学科结合，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交叉的方法，这些年为许多学者所强调。大家比较熟悉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科研项目，把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与天文历算、科技测年等结合起来，研究夏商西周时期的年代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个项目，可以说给今后开展与考古有关的大型交叉项目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 在古代研究中，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不能仅仅理解为利用自然科学技术提供的仪器和手段，而是两方面作为学科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举例来说，学者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期间，重新研究和推算了商代武丁时期的五次月食记录，这是属于人文方面的甲骨学（古文字学的一个分支）的研究，也是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学的研究，实际是两者彼此合作结合的例证。客观世界，包括客观的历史，本来是一个整体，人类的知识也应是一个整体，种种学科的划分是人为的。知识分得越细，交叉之处便越多，也越需要互相结合。 类似的，还应该提到比较研究的方法。这对于古代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前几年，我在小文《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中说：“要更加系统地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要以开阔眼界为目的，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法，这种比较法和一般的偶然的比较是大不相同的，如我们讲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时，就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明发展进行比较。……我们有必要了解外国的考古和历史、文化，如没有这样充分的准备和广阔的视野，就不可能对中国本身发展的各方面作出明确的、适当的价值判断。”这也是我在这里希望贡献给大家的。 很多人说当前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我个人以为，如果说是黄金时代，也只是黄金时代的开始，因为中国古代是如此漫长，疆土是如此广阔，文化是如此繁盛，无数惊人的发现还有待于未来，在新世纪中，古代研究一定会有今天难以估量的进展。 （演讲时间：2006年6月13日） 李学勤，1933年3月生于北京。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4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5年至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兼多所大学教授。1984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6年起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1997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解放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