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宋朝多数皇帝的文化水平确实高于历朝皇帝，其御笔数量十分可观，而宋朝君臣也有编纂本朝或前代皇帝御集的传统，但皇帝的御笔并不都是其亲笔所书，也有不少是他人代书之作。宋朝各代皇帝的御笔，多少反映了他们当权和施政的不同个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宋朝历代政治的一面镜子，反映了自宋太宗伐辽失败后，宋朝基本上就一直过着“支倾补漏，循袭故常”的日子，直到宋朝灭亡。 【关 键 词】宋朝/皇帝/御笔/御集 依今人一般理解，御笔就是皇帝亲笔。但宋朝的“御笔”有专门的含义。据南宋初徐俯说：“祖宗朝应批降御笔，并作圣旨行下。自宣和以来，所以分御笔、圣旨者，以违慢住滞科罪，轻重不同也。今明诏许缴驳论列，当依祖宗法，作圣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称御笔；三省奉而行之，则合称圣旨，然后名正言顺。”[1]所谓祖宗法，按宋朝的行政规范，应是皇帝手写后，交付中书门下或三省，“许缴驳论列”，中书门下或三省通过后，“作圣旨行下”。但宋徽宗宣和时，皇帝以御笔直接发令，已不容三省“缴驳论列”，才有了御笔和圣旨的区分。 然而徐俯的说法也只是规范性的，实际上，在天水一朝，御笔和圣旨经常是混淆不清的。就广义而言，凡皇帝手书者，也都可称御笔、宸翰之类。例如宋太宗“一日御笔飞白书(向)敏中及虞部郎中鄄城张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将用之。’”[2]这只是一种提示而已，并非要求宰相执行。宋太宗又“尝御笔题殿柱曰：‘真盐铁陈恕。’”[3] 《朱子语类》卷128说，“宫中有内尚书，主文字，文字皆过他处”，“亦掌印玺，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又明朝王禕《王忠文集》卷17《跋宋太宗御书》也说：“宋制，天子御札付外，谓之内批，又谓之御笔。其词多词臣所拟进，而皆内夫人所代书。所谓御宝批者，则或上批，或内夫人批，皆用御宝也。所谓亲笔者，则上所亲书，或加押字，不用宝也。”皇帝御笔由内夫人代写，肯定是有的。①宋徽宗尽管书法颇佳，“宣和改元后，内降则又时时作吏体，非宫人笔札”。他对蔡京解释说：“宫人作字，旧样不佳，朕教之，今其书颇类男子，良可嘉。”[4]至少部份御笔仍是宫人代书。又如宋高宗吴后能模仿皇帝笔迹，“人莫能辨”。另有“刘夫人，字希号。夫人建炎间掌内翰文字，及写宸翰，高宗甚眷之。亦善画，画上用奉华堂记印”。[5]又如宋徽宗时，有宦官杨球、伶人张补等，也代皇帝书写，以致真伪莫辨，这将在后面详细交待。由此可知宋帝御笔的复杂情况，既有代书者，故今人更难以分辨真伪。 一、宋帝御集的编纂 宋朝皇帝总体上文化水平确实高于历朝皇帝，其御笔数量十分可观，也不像清朝乾隆帝那样，很多文字是教臣僚代笔。关于宋代历朝的御笔和御集，宋人编纂记录如下： (一)宋太祖御集：建隆三年(962年)二月二十三日，内出御札曰：“渴听谠言，庶臻治道，令朝臣以次转对。”南宋绍兴时，洪适進《太祖御笔》六卷。[6] (二)宋太宗御集：淳化元年(992年)七月，“以御制《秘藏诠》十卷，《逍遥咏》十一卷，《秘藏诸杂诗赋》十卷，《佛赋》一卷，《幽隐律诗》四卷，《怀感一百韵诗》四卷，《怀感回[文]、五、七言诗》一卷，凡四十一卷，藏于秘阁。”[7]咸平三年(1000年)二月，翰林侍读学士吕文仲上新编《太宗御集》三十卷。[8]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内出《太宗御札》二十六卷。[9]景德四年(1007年)，时“太清楼藏太宗御制及墨迹石本九百三十四卷轴”，“《太宗御集》、御书又七百五十三卷”。[10]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八月，龙图学士陈彭年表上奉诏编录《太宗御集》四十卷，《君臣赓载集》三十卷，《朱邸集》十卷，《文明政化》十卷，《秘藏铨》三十卷，《莲华偈》、《逍遥咏》、《金刚经疏》、《禅枢要缘》、《识至理篇》、《回文诗》、《心轮图》共五十五卷，《九弦琴谱》二十卷，《五弦阮谱》十七卷，《棋势图谱》各一卷。十一月，出新编《太宗御制文集及御书法帖》目一卷，凡十五部，总三百三十六卷。[11]《宋史》卷208《艺文志》载有“《太宗御集》一百二十卷”。《太宗御集》等藏龙图阁。[12] 《河南程氏文集》卷8《为家君书家藏太宗皇帝宝字后》说：“先臣少师以府僚事太宗皇帝于开封，被眷特异，前后所赐亲笔多矣。……臣恭思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贵，晋王之重，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亲书之，(自来大臣领州，小事多不亲书。)圣心可见矣。”此处的“先臣”是指程羽，他是宋太宗判开封府时的幕僚。程家宝藏的太宗御笔是否编入了《朱邸集》，今人已难以判断。 (三)宋真宗御集：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编“《靜居集》三卷，《玉宸集》五卷，《法音集》七卷，又《維城集》三卷”。[13]天禧四年(1020年)十二月，“辅臣以御书、御制共二十卷进呈，皆帝亲笔及亲作草本”。[14]翌年，“辅臣集御制为三百卷：[凡]《颂铭碑文》十八卷，《赞》八卷，《诗》三十七卷，《赐中宫[歌]诗[手书]》七卷，《赐[皇]太子歌诗箴述》五卷，《龙图阁歌诗》四卷，《[西凉殿]水殿歌诗》一卷，《清景殿[书事]诗》二(三？)卷，《[宜圣殿]四园[歌]诗》三(二？)卷，《三教诗》九卷，《读经史诗》四卷，《维城集》三卷，《奉道诗》十卷，《岁时新咏》五卷，[《歌》十五卷，《词》四卷]，《乐章》一卷，[《乐府集》三卷，《乐府新词》二]卷，《论述》十卷，《序》八卷，《箴》《(文武)七条》各一卷，《记》六卷，《文》三卷，《祭文挽词》一卷，《书》十卷，《正说》十卷，《承华要略》二十卷，《静居集》三卷，《玉宸集》五卷，《法音》前集七卷，《春秋要言》五卷，《试进士题》一卷，《密表、密辞》六十九卷(以上三百零五卷)，又有《玉京集》二十卷，《授时要录》二十四卷。”②《宋史》卷208《艺文志》载有“《真宗御集》三百卷，《目》十卷，又《御集》一百五十卷”。《真宗御集》等藏于天章阁。[15] 宋太宗和真宗在武功不竞的形势下，就必须更加讲究文治和文采，他们的著述确实颇富。宋朝《(三朝)国史•艺文志》载：“儒家以太宗《文明政化》十卷，真宗《正说》十卷为首。”[16]《宋史》卷205《艺文志》则在子类的儒家类中载有“真宗《正说》十卷”，“太宗《文明政化》十卷，真宗《承华要略》二十卷”。他们父子的御集篇幅之大，居宋帝首位，并且还亲自撰写儒家之作，以倡文治。但《文明政化》和《正说》《承华要略》的文字并未传世，今存宋人的记载竟没有对此三部儒家之作有何赞美之语。从两个皇帝的立身行事看来，此三部书也无非是枉己正人之作。 前述“真宗《承华要略》二十卷”，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4天禧三年九月丙子载有“御制赐皇太子《元良述》、《六艺箴》、《承华要略》十卷，《授时要略》十二卷”。范祖禹《帝学》卷3也说：“帝以《青宫要纪》事有未备，因博采群书，广为《承华要略》十卷，每篇著赞，以赐皇太子。”尤袤《遂初堂书目•儒家类》载有“御制《承华要略》、御制《正说》”。《正说》和《承华要略》同为宋真宗的代表作，但《承华要略》是十卷，还是二十卷，只能两说并存。除儒家外，宋太宗的《莲华偈》、《逍遥咏》、《金刚经疏》《禅枢要缘》等应属道教和佛教，宋真宗的《玉京集》属道教。 (四)宋仁宗御集：治平二年(1065年)，编成“《仁宗御集》一百卷；《诗》二卷，《乐章》二卷，《述》一卷，《铭》六卷，《手诏》一卷，《记》一卷，《碑》二卷，《边防》一卷，《挽词》一卷，《观文鍳古图述》十卷，《审乐要记》四卷，《乐府要略》二卷，《乐髓新经》二卷，《迩英圣问》三卷，《钦崇禋祀记》三卷，《洪范政鉴》二十四卷，《洛书五事图》一卷，《风角集占》三卷，《神武秘略》十一卷，《攻守图》一卷，《释门》十三卷，《道门》二卷，《密表词》五卷”。[17]《宋史》卷208《艺文志》载有“《仁宗御集》一百卷，《目录》三卷”。《仁宗御集》藏于宝文阁。[18] (五)宋英宗御集：宋英宗在位时间短，《两朝(国史)•艺文志•别集类》载有“《英宗御制》一卷”。[19]《宋史》卷208《艺文志》也载有“《英宗御制》一卷”。 (六)宋神宗御集：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编中书御笔手诏千三百四十六事(自治平四年至熙宁十年为三十一册付中书省)”。[20] 元祐四年(1089年)，苏辙奏：“神宗御制集凡著录九百三十五篇，为九十卷，目录五卷，内四十卷皆赐中书、密院及边臣手札，言攻守秘计。先被旨，录为别集，不许颁行，仍制集序一篇，以纪盛德，发明大训。”元祐六年(1091年)九月，“诏以边机四十卷，送密院机要库掌之。十月四日，三省进《神宗御笔》一百七十五策”。[21]《遂初堂书目•国史类》载有“神宗御批、神宗学士院御批”。《宋史》卷208《艺文志》载有“《神宗御笔手诏》二十一卷，又《御集》一百六十卷”。《神宗御集》等藏于显谟阁。[22]《古今事文类聚遗集》卷2《图功臣之像》载宋徽宗诏：“神宗御集总九千八百余篇，藏于禁阁，揭以显谟，所以丕昭圣作也。”这当然包括许多御批在内，其统计与前引苏辙之说并不矛盾。 (七)宋哲宗御集：崇宁元年(1102年)十二月，宋徽宗“诏实录院编修《哲宗御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书成，共一百册，凡二千五十七篇”。大观元年(1107年)二月，“诏重加编纂，得五十册，以元祐垂帘为前集，绍圣、元符亲政为后集”。《中兴书目》载“《前、后集》二十七卷，前集《政事》十八卷，《文辞》一卷，后集《文辞》一卷，《政事》七卷”。[23]《宋史》卷208《艺文志》载有“《哲宗御制前、后集》共二十七卷”。《哲宗御集》等藏于徽猷阁。[24] (八)宋徽宗御集：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实录院奉诏编次《徽宗御集》成，上之”。“凡诗百九十有五，宫词二百，赋一，序十二，记十，碑四，策题九，文七，乐章二，挽词二十七，杂文十五，《诗解》九，《论语》解二，《道德经解》八，《南华冲虚经解》二十，《圣济经》十，《科仪》二，政事手札千三百五十，边机手札二百四十四，通为百卷”。[25]《宋史》卷208《艺文志》只载有“《徽宗御制崇观宸奎集》一卷，又《宫词》一卷”。《徽宗御集》等藏于敷文阁。[26] (九)宋钦宗御书：《玉海》卷34《乾道钦宗御书、三朝御书》载：“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吴敏孙楠进一百轴。十月二十二日，刘愈进二轴。八年七月十二日，毛奎孙劝进十轴，毛勒进一百轴。九年二月二日，陈过庭孙述进十四轴，张伯成进诏旨一轴，程邵进御笔八十八轴及东宫书诗、赋各一轴。(并钦宗)”宋孝宗朝，虽然有臣僚的孙子等进钦宗御笔，但宋朝未编成钦宗御集。 (十)宋高宗御集：开禧元年(1205年)七月，“实录院上《高宗御集》一百卷”。[27]《高宗御集》等藏于焕章阁。[28] (十一)宋孝宗、光宗、宁宗御集：庆元二年(1196年)五月，“建华文阁，以藏《孝宗御集》”，[29]“诏详定官许及之编次太上(宋光宗)领尹日御笔为七十一册，总目一册，御笔六十五轴。”[30] 嘉泰二年(1202年)八月，“建宝谟阁，以藏《光宗御集》”。[31] 宝庆二年(1226年)十月，“诏《宁宗御集》阁以宝章为名”。[32]淳祐五年(1245年)二月，“《孝宗、光宗御集》成，上之”。景定二年(1261年)三月，“《宁宗御集》成，上之”。[33]以上三个皇帝御集，不明卷数。 从今存史料看来，南宋晚期宋理宗和度宗的御集似并无编纂。 二、宋帝御笔拾零 经历自北宋亡国到如今的政治和军事变故，尽管宋帝御集不存，而传世的宋帝御笔真迹仍有相当数量，至于史料中所载的宋帝御笔原文就更难有完整的统计。今就宋帝御笔中较引人注目者分述於下。 (一)宋太祖御笔：宋太祖御笔留下记录甚少。《齐东野语》卷1《梓人抡材》载：“观《建隆遗事》载，太祖时，以寝殿梁损，须大木换易。三司奏闻，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一条截用(模枋者，以人立木之两傍，但可手模，不可得见，其大可知)。上批曰：‘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别寻进来。’……《邵氏闻见录》③乃以为晋邸内臣奏请，且文其辞云：‘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乎！’失其实矣。”可知宋太祖毕竟有武人的粗悍气质，甚至使用口语写御笔，与前引“渴听谠言，庶臻治道，令朝臣以次转对”形成了鲜明对照。此后的宋朝皇帝们就不会有此御笔。 (二)宋太宗御笔：宋人对本朝太宗皇帝御笔中最称道者，当然是著名《戒石铭》。《容斋续笔》卷1《戒石铭》说：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太宗皇帝书此，以赐郡国，立于[厅]事之南，谓之《戒石铭》。案成都人景焕有《野人闲话》一书，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颁令箴》载，蜀王孟昶为文，颁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踰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僣伪之君为可称也。但语言皆不工，唯经表出者，词简理尽，遂成王言，盖诗家所谓夺胎换骨法也。” 后蜀孟昶是个“专务奢靡”之主，[34]却能写出此篇文字，这也反映了许多帝王枉己正人的两面性。宋太宗其实是抄袭孟昶文字，又加以精简，虽流传甚广，而对整饰吏治所起的作用，只能是天晓得了。几千年来，古儒一直强调“教化”，其实效对很少量士大夫是有作用的，对绝大多数贪官污吏竟如何？道德规范一般是由统治阶级制订的，却也由他们中的大多数率先违反。 宋人曾为此反其意，写过两首打油诗。其一是《瓮牖闲评》卷8所载：“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其二是《吹剑续录》所载：“尔俸尔禄，难称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投便著，上天难欺，且待临期。”本朝皇帝的圣训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却出现了将本朝的圣训篡改为打油诗的笑柄，这不仅是对圣训“教化”的一个绝妙的讽刺，更是对宋朝官场贪腐现实的忠实描述。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端拱元年二月庚子载宋太宗以“手诏戒谕”其子诸王说： “朕周显德中，年十六，时江、淮未宾，从昭武皇帝南征，屯于扬、泰等州。朕少习弓马，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踣者甚众。太祖驻兵六合，闻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从周世宗、太祖下瓦桥关、瀛、莫等州，亦在行阵。洎太祖即位，亲讨李筠、李重进，朕留守帝京，镇抚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权，岁馀授开封尹，历十六、七年，民间稼穑，君子、小人真伪，无不更谙。即位以来，十三年矣。朕持俭素，外绝畋游之乐，内却声色之娱，真实之言，故无虚饰。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民庶艰难，人之善恶，必恐未晓，略说其本，岂尽余怀。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励精，听卑纳谏。每著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朕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礼接群臣，无非求于启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守富贵，而保终吉。先贤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此不可以不察也。” 这份手诏固然有自我吹嘘的成份，但对“生于富贵，长自深宫”的诸皇子，确实也是叮咛告诫备至，反映了他培育皇储的一番苦心。然而按照中国古代财产和权力世袭制的遗传规律，龙子凤孙辈也是决然做不到的，他们只能充当败家子。 (三)宋真宗御笔：人们谈论宋真宗，自然会联想到他对辽用兵的保守和胆怯，为掩饰澶渊之盟的羞辱，又装神弄鬼，推崇道教，虚夸盛世等失政；但从另一方面看，宋真宗又确实力图将本人打扮成以文德和文治化天下，教导臣民的圣君。就宋真宗本人而论，他认为装神弄鬼和教导臣民不仅应是相通的，甚至是一致的。且看《玉海》卷28《天禧真宗御集、注釋御集、天章阁御集》所载御集的若干细目： 歌：《闵农》、《阅兵》、《修身》、《恤黎民》、《念农》、《喜雨述怀》、《观麦》、《喜丰年》、《恩政》、《太清楼阅书》、《奉先》、《喜春雨》、《观龙》、《瑞雪》、《学书》。 吟：《轸田夫》、《贵廪食》、《劝学》。 箴：《自戒》、《守官》、《为政》、《六艺》、《元良》、《内侍》。 论：《勤政》、《为君难为臣不易》、《崇儒术》、《思政》、《守道》、《宽财利》、《恤刑》、《明谏》、《设官思贤》、《建官》、《守官》、《欹器》。 述：《奉天庇民》、《奉神》、《元良》、《钦承宝训》。 从以上篇目看，可知宋真宗为竭力打扮自己，也煞费苦心。宋真宗御书题写的文、武臣七条，在宋朝是很有名的。《宋大诏令集》卷191《文臣七条》(并序，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丙辰)说： “列辟任人，治民为要；群臣授命，奉法居先。朕勤择循良，抚绥黎献，虑万方之未泰，每终夕而疚怀。示以诏条，仰惟旧典，守而勿失，政则有成。无旷庶官，期善修于职业；慎乃出令，爰亲述于训词。勉副予心，各扬尔事。今赐诸道牧守及知州、知军、通判、知监、知县七条如左。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必专尚威猛；四曰责实，谓专求实效，勿[竞]虚誉；五曰明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曰劝课，谓劝谕下民，勤于孝弟之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谓求民疾苦，而厘革之。”④ 《宋大诏令集》卷191《武臣七条》说： “夫礼存九法，传载七德，皆将帅之任，军旅之政。朕以虽臻治定，敢怠武经。常训习于戎昭，用安和于师律。缅惟彝典，实著昌言。因取则于前文，俾特颁于明制。言不尽意，聊举于大纲；令出惟行，聿期于可久。凡司兵柄，共体予衷。今赐诸[牧伯洎诸司使而下，任部署]、钤辖[知州、军、县]、都监、监押、驻泊巡检等七条如左。一曰修身，谓修饬其身，使士卒有所法则；二曰守职，谓不越其职，侵挠州县民政；三曰公平，谓均抚士卒，无有偏党；四曰训习，谓教训士卒，勤习武艺；五曰简阅，谓阅视士卒，识其勤惰勇怯；六曰存恤，谓安抚士卒，甘苦皆同，[当]使齐心，无令失所；七曰威严，谓制驭士卒，无使犯禁。”⑤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正好是宋真宗捏造天书降临的翌年，他颁降文、武臣七条时说：“群臣奏事，朕以职业戒之。因念汉制，刺史以六条问事，齐有五条，晋亦有六条，武臣有诸葛亮七戒。朕今参求要道，以儆励群臣，又思先朝以《儒行篇》赐近臣，今可以并赐一轴。”[35]这当然也是他立治道，饰盛世，而费了一番心思。陈峰、邓小南先生等也注意到文、武臣七条，并作了评价。[36]总的说来，文臣的七条，其相当部份直到21世纪，竟也有某种继承的价值，例如“公直洁己”、“勿[竞]虚誉”之类。《孙子兵法•计篇》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早已对古代的为将之道作出了相当全面的阐述。相比之下，武臣七条根本就不提《孙子兵法》倡导的武将必须具备“智”与“勇”，正是体现了宋太宗和宋真宗的驭将之道。若无谋略与勇敢，又何以为将？然而在宋太宗和宋真宗的眼里，却把武将的谋略与勇敢视为无足轻重，依此种规范拴束武将，又必然严重扼制军事干才的脱颖而出。这正是体现了宋朝军事保守的家法。史称“真宗慎兵事，凡边事，必手诏诘难，至十数反”，[37]典型地体现了宋朝将从中御的积弊。 宋真宗另一对后代影响颇大的御笔，就是《劝学吟》。明朝高拱《本语》卷6说： “偶过一学，究见其壁上有宋真宗劝学文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予取笔书其后云：‘诚如此训，则其所养成者，固皆淫泆骄侈、残民蠹国之人，使在位皆若人，丧无日矣，而乃以为帝王之劝学，悲夫！’” 他对此段文字的批判是正确的。尽管宋真宗确是写过《劝学吟》，大致是南宋晚期的《东谷随笔•劝学文》中，引用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之句，但并没有说是宋真宗的御笔。元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第一折，虚构范仲淹说：“兄弟也，你是看书的人，便好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前贤遗语，道的不差也。”也没有说是宋真宗写的。由此看来，是否确是宋真宗的御笔，姑以存疑。 (四)宋仁宗御笔：在宋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者是宋仁宗和宋理宗。宋仁宗的著述却显然不如乃祖乃父丰富，而御笔就难找到有何代表性者。当庆历三年(1043年)，因西夏战事的失败，加之辽之乘机敲诈，宋仁宗一时似乎有点奋发图强的意思，特别给范仲淹、富弼等新提拔的参知政事下手诏说“今来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韩琦暂往陕西，范仲淹、富弼皆在两地，所宜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避。兼章得象等用心忧国，足得商量。如有当世急务可以施行者，并须条列闻奏，副朕拔擢之意者。”[3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卯所载手诏文字有所差异： “上既擢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赐手诏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事国，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 当时的宰相是章得象和晏殊，枢密使是杜衍，枢密副使是韩琦。史称“仁宗锐意天下事，进用韩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经画当世急务，得象无所建明”。[39]撇开宰相，单独命参知政事条陈“当世急务”，当然是很少见的，此手诏确是反映了宋仁宗在一时冲动下，对范仲淹和富弼的器重和期望，求治心切。宋人讥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40]这个懦弱的，处理军国大事并无多少主意的皇帝，用俗话说，是耳朵根软，听了一些谗言，就将范仲淹等废罢了，短暂的所谓庆历新政便告夭折。北宋就继续维持着因循苟且的政局。 (五)宋英宗御笔：宋英宗在位时间短，且多病，故御集仅一卷，传世很少。周密《过眼烟云录》卷1载：“英宗旧名宗实，监押、侍禁私书及齿药方云：‘生干地黄、细辛、白芷、蛀皂角各一两，去黒皮，并子入藏瓶内，用黄泥固。济用炭火五、六斤煅，令炭尽，入白僵蚕一分，甘草二钱，并为细末，早晚用。揩齿牙坚固，并治衂血动摇等疾。’”可能是他本人有牙病，常流牙血。 (六)宋神宗御笔：宋神宗力图振兴宋朝，富国强兵，《能改斋漫录》卷14《神宗御制祭狄青文》记载： “神宗自为文祭狄青曰：‘惟天生贤，佑我仁祖。沈鸷有谋，重厚且武。昔居校联，功名自喜。既登筹帷，益奋忠义。惟是南荒，有盗猖獗。陵轹二广，震惊宫阙。群公瞻顾，莫肯先语。惟卿请行，万里跬步。首戮骑将，大振吾旅。金节一麾，孰敢龃龉。遇贼于原，亲按旗鼓。彼长排枪，我利刀斧。马驰于旁，捣厥背膂。驱攘歼絷，如手探取。奏功来朝，遂长右府。 旋升外相，均逸邦畿。如何不淑，早弃盛时。逮予纂服，弗睹音仪。因览遗略，又观绘事。缅怀风徽，感叹无已。遣使临奠，用旌前勚。灵而有知，当体兹意。’初，青子谘奏事延和殿，神宗问：‘青征南，尝有遗书存否？’于是谘上《平蛮记》及《归仁铺战阵》二图，神宗乃自为是文祭之。方是时，神宗春秋正富，文已如此。” 这篇祭文反映了宋神宗思得良将的急切心情。王安石变法后，宋朝财政状况大为改善，这主要得益于青苗钱、役钱和坊场钱三大笔司农寺(后为户部右曹)的新法收入。元丰时，设元丰库，宋神宗前后题诗，“一字一库以号之”，其诗如下： “五季失图，玁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41] 两诗也同样反映了宋神宗强烈的愿望和苦心。 今存宋神宗处理政务的大量御笔，搜录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都是作为“御批”和“上批”，李焘有时在注中说明是抄自“御集”。李焘显然只是摘录了小部分较重要的御批，从此类文字的内容看，确是事无巨细，证明了宋神宗的勤政和劳神，却也应了《尚书•益稷》所说：“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与宋仁宗相比，可以说他是不会做垂拱和省心的官家。又如《欧阳文忠公全集》卷93也保留两份“神宗御札”。如前所述，“神宗御集总九千八百余篇”，大多数应是关于政务的御批。 宋神宗欲圆强兵梦，但他所遭遇的基本障碍，正是宋朝保守文官政治下的各种军事积弊，也包括他本人不懂军事，却要将从中御。他听从蔡挺之议，实行将兵法，加强训练。京西第五将陈宗上报宋廷，说“昨奉诏，遣教头二人教习马军，各已精熟”。宋神宗派人“案试”，结果却是“弓箭手马、步射不应格”。这不能不使皇帝感到愤慨和伤心，宋神宗御批说： “朝廷比以四方[骄悍]为可虞，选置将臣，分总禁旅，俾时训[肄]，以待非常。至于部勒规模，悉经朕虑，前后教告，已极周详。使宗等稍异木石，亦宜略知人意，今尸禄慢命，既顽且慵。苟遂矜宽，实难励众，可并勒停，札示诸将。”[42] 又如他颇为信任宦官李宪，“上批付王安石：‘已差李宪往熙河勾当公事，今军行，豫议其坐次，可依奉使例进呈。’安石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则王韶节制于景思立。长子帅师，弟子舆尸，凶，则李宪又同三军之政。如此任将，恐难责成功。’上言：‘韶自要宪。’安石曰：‘军中岂乐有此辈，但不得已耳。’”[43]他引用了《周易》中“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一语，予以劝戒。王安石是政治家，不是军事家，从今存记载看，他虽然提出一些强兵主张，也不能说完全抓准了矫治积弊的强兵要略。但在对待宦官的问题上，他无疑是清醒的。宋神宗信用宦官李宪、王中正等人主持军事，又如何强兵？ 熙宁时，“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御批减去此条，余悉可之”。王安石表示不同意，出面力辩，说：“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孙乃百姓制百姓，不得止，当如此，岂有天下主亦为孙家所为也？”但皇帝还是没有收回御批。[44]但从今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看来，在宋神宗和王安石争辩的大多数场合，宋神宗还是听从了王安石的意见。 宋神宗自将王安石罢相后，喜欢独断，将大臣当摆设。沈括“帅鄜延，阅月纔十有六，承密诏至二百七十三道”，当然只占其御批的一小部份。后“元祐编裕陵(宋神宗墓名)御集，悉已上送官”。⑥他颇有振作之志，却又无其才，虽然给沈括的手诏如此之多，却正是犯了将从中御的古代兵家所忌，最终则是灵州和永乐之战的惨败。宋神宗本人也因此受到很大的精神刺激，不久便与世长辞。这个尚有雄心的皇帝，最终竟是“心劳日拙”的悲剧式的下场，也有其必然性。 (七)宋哲宗御笔：从今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搜录看来，宋哲宗的施政“上批”和“御批”之类，要比其父少得多，其中也因有《长编》缺帙的因素。李焘有时在注中说明是抄自“御集”。他在位，前后横跨九年时间是高太后掌政，元祐末、绍圣和元符的亲政时间横跨八年。他心胸褊狹，亲政后就对元祐臣僚实施过度的报复。宋哲宗患前列腺炎、肺结核等病，纵欲过度，却向臣僚隐瞒病情。[4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9绍圣四年七月戊辰载： “御批：‘入内押班冯世宁、蓝从熙今月十三日夜内中救护遗火有劳，及统部亲从官等出入禁中，别无疏虞，可特各与使额上转一官。冯世宁除宣政使，蓝从熙除宣庆使。’(《御集》七月十七日事)” 此为奖赏两名救火宦官，蓝从熙后在宋徽宗朝仍得到重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0元符元年七月乙卯载： “御批：‘贤妃刘氏亲弟景年可特补右班殿直。’” 刘贤妃是宋哲宗宠爱者，她通同宦官郝随、刘友端等，给孟后制造冤狱。宋哲宗为此亲下“御批”，命董敦逸“录问”，董敦逸还是上奏，为孟后辩白。[46]但宋哲宗却执意废立孟后。刘氏则於绍圣四年(1097年)九月，从婉仪超升贤妃，元符二年(1099年)九月，立为皇后。[47] (八)宋徽宗御笔：宫廷生活造就了宋徽宗天生的花花皇帝，他固然是古代皇帝中首屈一指的天才艺术家，而处置军国大事，却时而表现出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昏聩。《宋大诏令集》就刊载很多宋徽宗的御笔，或称御笔手诏。《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7大观三年“夏五月，制违御笔法。诏中外官司辄敢申明冲改御笔处分者，以大不恭论。政和三年，诏应承受御笔处分，无故违限一时者，徒二年，一日加一等，三日以大不恭论。旧制，凡诏令皆中书、门下诏，而后命学士为之。至熙(崇)宁间，有内降手诏作御笔手诏，违御笔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焉。有不类上札者，而群下皆莫敢言也。”宋徽宗还为此专设编类御笔所。[48] 当时最麻烦的事，是御笔太多，而真伪莫辨。《宋史》卷352《吴敏传》载：“(蔡)京荐之充馆职。中书侍郎刘正夫以敏未尝过省，不可。京乃请御笔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笔自此始，违者以大不恭论。繇是权倖争请御笔，而缴驳之任废矣。”蔡京“患言者议己，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繇是贵戚、近臣争相请求，至使中人杨球代书，号曰‘书杨’，京复病之，而亦不能止矣”。[49]杨球或说是“睿思殿文字外库使臣”，[50]即小武官。事实上代御笔者并非杨球一人，尚有“伶人张补”。⑦以文学侍奉宋徽宗的曹组，曾“以《回波词》对曰：‘只臣便是曹组，会道闲言长语，写字不及杨球，爱钱过于张补。’’⑧此外，大宦官梁师成“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多择善书吏，习仿帝书，杂诏旨以出，外庭莫能辨”。[51]陆蕴对御笔曾有所讥评，说：“御笔一日数下，而前后相违，非所以重命令。”[52] 台谏官黄葆光陈奏时弊，“士论翕然，而蔡京怒其异己，密白帝，请降御笔”说： “当丰、亨、豫、大之时，为衰乱减损之计。”⑨ 所谓“丰、亨、豫、大”，源自《周易》，大意是财多德大，可以放心享受，无所阻碍。蔡京创此说，又由宋徽宗以御笔之威颁发。这是典型的歪曲儒经先王之道，却使皇帝奢靡的生活享受变得天经地义，名正言顺，而不得非议。此语成了宋徽宗御笔的名句。 宋徽宗耽溺道教，直到金军南侵，他还亲自向玉皇大帝敬献青词，《梁溪全集》卷83《道君太上皇帝御制青词一首》所载如下： “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阳三五、璇玑七九、飞元大法、都天教主：臣[佶]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阳、总真自然金阙下，臣曩者君临四海，子育万民，缘德菲薄，治状无取，干戈并兴，弗获康靖。以宗庙社稷、生民赤子为念，已传大宝于今嗣圣。庶几上应天心，下销兵革。所冀遐迩归顺，宇宙清宁，而基业有无疆之休，中外享升平之乐。如是兵贼偃戢，溥率安康之后，臣即甘心守道，乐处闲寂。愿天昭鉴，臣弗敢妄[言]。若将来事定，复有改革，窥伺旧职，获罪祸大。已上祈恳，或未至当，更乞重降灾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群生之福，五兵永息，万国咸宁。伏望真慈特赐省鉴，臣谨因神霄值日功曹，赍臣密表一通，上[诣]神霄玉府玉清，引进仙曹，伏[俟]告报。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以闻。”⑩ 这份青词反映了他的悔过之意，却悔之晚矣，虚幻的玉皇大帝事实上也不可能保佑宋徽宗。 (九)宋钦宗御笔：宋钦宗是个标准的苦命皇帝，当了横跨三年，其实一年有余的皇帝，却沦为三十年的俘虏。其实，在正常情况下，他倒是个循规蹈矩、恭俭守成之主，似未得其父的丝毫遗传基因。他不仅与其父有很深的嫌隙，也力图更新朝政，但宋徽宗既然留下了军政腐败，军队不堪金军一击的烂摊子，加之他本人处置军国大计的失措，终于走上了“北狩”的不归路。宋钦宗御笔保存在《靖康要录笺证》、《三朝北盟会编》、《宝真斋法书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 宋钦宗受命于危难之际，其拨乱反正的措施之一，是大量起用被宋徽宗贬斥和流放的人士。他为一个曾上书力谏的安尧臣，下御批说： “安尧臣昨所上书，议论慷慨，爱君忧国，出於诚心。可特转奉议郎，除见缺台谏官。” 但“聘书甫下，而尧臣死矣”。[53]《梁溪全集》卷45载宋钦宗针对李纲请辞知枢密院事所下的《亲笔手诏》： “卿累贡封章，恳求去位，自陈危恳，甚骇予闻。乃者虏在近郊，士庶伏阙，一朝仓猝，众数十万，忠愤所激，不谋同辞，此岂人力也哉！不悦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谅卿之不预知也。前日宰执、台谏沮师败谋，格塞公议，已悉罢逐。方今四海所愿，以为辅佐，多聚庙堂，朕于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自以为庶几焉。卿其深体朕心，亟安厥位，以济国事。付李纲。” 从书面上看，他对当时脱颖而出的李纲似乎是“任贤勿贰”，其实却充满了猜忌。“自(陈东领导伏阙上书爱国运动)后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54]他听信了耿南仲等的谗言，终於罢逐了必须倚重的李纲。李纲的下台，固然是快了耿南仲之流的私愤，但受害最深的，却是宋钦宗本人。待他当上俘虏后，又“啮血书襟诏”说： “宋德不兴，祸生莫测，不幸用非其人，兵未抵京而众先溃，使道君皇帝而[降]，全族驱质，复闻宗社亦非我族，涕泪横流。卫士潜归，播告四方，忠臣义士，奋心一举，犹可为朕报北辕之耻也！[毋忘！毋忘！]”(11) 对自己忠奸不分、亡国害己的行事，做了俘虏后的宋钦宗确实是悔悟了，但同样是悔之晚矣。 (十)宋高宗御笔：与长兄宋钦宗不同，九弟宋高宗近乎完全继承了乃父的遗传基因。正如其亲信的宦官冯益说：“我皇似上皇。”(12)但像乃父那样竭天下以自奉，已绝无可能，而其阴毒和狡狤则又大大超过乃父。他极善伪装，虽做尽坏事，而在许多场合下，坏事并不做绝，又留有余地。 宋高宗御笔保存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宝真斋法书赞》、《铁网珊瑚》书品卷2《宋两朝御札墨本》、《朱文公文集》卷九五《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琬琰集删存》卷1《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鄜王刘公家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光是宋高宗给岳飞的“御笔手诏”，共达“数百章”，[55]而岳霖和岳珂父子辛苦搜求到的“御笔手诏”，仅存八十六件，大部已佚失。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22《宋高宗御札后》记载：“宋思陵、阜陵所赐杨和王及王子枢密公御札，凡三十有九，王之孙文皞稡次刻石，于今二百五年矣。 ”这是宋高宗和孝宗赐杨存中及其子杨倓的御札，共达三十九份。 宋高宗指挥军务的手诏往往是和宰执大臣一起商量，并由他们为之起草。故《朱文公文集》卷95《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载：“赐诸将诏旨，往往命公(张浚)拟进，未尝易一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卯说，宋高宗命刘锜“择利班师”的“御笔”，“其实宰相(秦桧)所拟也”。如《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1高宗宸翰十四，是由参知政事沈与求所拟，即《龟溪集》卷5《赐岳飞诏》。 有时，他赐大将的手诏为一式几份。如《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2高宗宸翰四十七，写明“卿等”。据《宋史》卷473《秦桧传》，在绍兴八年(1138年)宋金初次和议后，“又降御札赐三大将”，可知此手诏并非付岳飞一人，也另付韩世忠和张俊，应为一式三份。《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2高宗宸翰五十一，此手诏亦非发付岳飞一人，又见《琬琰集删存》卷1《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也发付韩世忠，文字稍略，可能是碑文作者赵雄所删。又《鄂国金佗稡编校注》卷2高宗宸翰六十二绍兴十年付岳飞手诏，据《铁网珊瑚》书品卷2《宋两朝御札墨本》，此手诏又另付杨沂中，至少为一式两份，可能还另付刘錡等人。 建炎四年(1130年)，奸细秦桧回到宋廷，就向宋高宗建议对金媾和，当然正中皇帝下怀。但宋高宗因过去屡次亲自向金朝致书求和，对方根本不予理睬，也感到难以为情，便向大将刘光世下达御笔手诏说： “前御史中丞秦桧近自挞辣郎君寨中脱身来归，所得情实及虏中事宜，皆可质据。今令宰执与桧商量，撰成书一通，录以付卿。卿可依此修写，作书五本，自以卿意，十馀日间，累遣五辈，令往通达。彼若审见利害之实，肯以师还，不复侵略，庶几粗获休息。” “挞辣郎君”即是金朝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刘光世遵命作书，“择士以行”，[56]但一时仍未得金方的回覆。 宋高宗在绍兴初年，特别是绍兴七年(1137年)初，得到宋徽宗死耗，也稍有点复仇雪耻之心。及至当年淮西兵变前后，就很快改变为一心一意降金乞和，并且害怕武将权重，力谋削其兵柄。绍兴十一年(1141年)，解除韩世忠、张俊和岳飞三大将兵权，紧接着又对金屈辱媾和，杀害岳飞。《宝真斋法书赞》卷2《高宗皇帝亲随手札御书》载其罢三大将兵权之初的手诏： “韩世忠下亲随人，有三十余人未曾发遣前去，并王权见在此。可令王权管押，速起发前去楚州，此三十余人不系合留人。” 韩世忠不过多占了三十余名卫兵，居然有劳皇帝亲书御批，下令将他们发回楚州，也足见宋高宗对这位当年苗刘之变救命功臣的猜忌。另一御笔，见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1《高宗御书》： “成闵所管人，有见在苏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逸了。共及百来人，见在亲随马拨入背嵬军。付俊。” 此札应比前札稍晚，付与时任枢密使的张俊。成闵和王权都是韩世忠部将。张俊奉命将原韩家军自前沿楚州后撤江南镇江府，以满足金朝所提南宋不得在江北屯重兵的要求，并将原韩家军肢解，以其亲军精锐背嵬军移屯临安。两件罢兵权后遗留的小事，宋高宗居然不惮烦劳，亲自过问，反映他处理罢兵权的极端精心和苦心，真正做到了巨细无遗，并用以配合对金媾和。 当绍兴和议后，秦桧挟金朝之势，成了宋高宗不得罢免的宰相，他不得不吞食这个苦果，还不得不在表面上与秦桧保持亲睦和配合的关系，他御笔题写秦桧画像赞说： “惟师益公，识量渊冲，尽辟异议，决策和戎。长乐温清，寰宇阜丰，其永相予，凌烟元功。”[57] 对“决策和戎”的褒嘉肯定是真心，而“其永相予”分明是无可奈何的假意。直到秦桧病死，宋高宗才在私下对殿帅杨存中说了一句心里话：“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58] (十一)宋孝宗御笔：宋孝宗御笔保存在《周益国文忠公集》、《铁网珊瑚》书品卷2《宋两朝御札墨本》等书中。 宋孝宗即位之初，“恢复之志甚锐”，[59]但在关键时刻却举棋不定，惑于浮议，既不多谋，又不善断，志大而才疏。他听信老师史浩和张浚，导致德顺和符离两次关键性战役之败，又转而起用秦桧的党羽汤思退为相。他随后又发现汤思退专注于求和，甚至发怒，遂亲下御批说： “虏无礼如此，卿犹欲言和。今日虏势非秦桧时比，卿之议论，秦桧之不若。”[60] 尽管如此，却仍不想罢免汤思退。汤思退却仍玩弄阴谋，他勾结宋孝宗的宠倖龙大渊、曾觌等人，居然能在对金谈判中进一步出卖本国利益。待到太学生发动爱国运动，宋孝宗贬逐汤思退，却为时已晚，南宋不得不承受汤思退对金谈判的遗产，在隆兴和议中丧失了更多的利益，宋孝宗也为之后悔不迭。 隆兴和议后，宋孝宗确实在认真整军经武，企图一雪旧恨新耻。《周益国文忠公集•奉诏录》卷3《大石契丹兴兵御笔》： “睹盱眙报大石契丹欲兴兵事。若无，则已。或果有之，在我安得坐视。他日我若径举兵，则违誓约；若因衅，则将何以为辞？卿须深谋远图，俟数日奏来。卿以此密示郭棣，同议之。候回奏，同缴进来。四月二十一日。” 《宣示付吴挺御笔》说： “近得边报，大石契丹假道夏国，侵犯金人，未知然否？卿可分遣间探，明斥堠，以诇其实。若所传虚诞，切不可妄动；果或有之，机会似不可失。宜遣文武兼备之人，与之会议，毋使常材，庶使一见信服，事可有济。然此皆传闻，卿更审察事宜，贵于详密，以副朕怀。故兹亲札，想宜知悉。” 尽管西辽兴兵与金朝作战，为传闻之误，但宋孝宗对此事十分关注，溢于言表。他御书《武经龟鉴》序，赐建康府都统制王彦： “古之有天下国家者，未尝去兵。故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自司马之法坏，后之言兵者必曰孙武。观其消息盈虚，合于天道，横斜曲直，应变无穷，可谓善之善矣。朕于此每有感焉。尝欲考古今之成败，较谋略之短长，以合于武，攽示诸将，庶政方繁，有所未暇。保平军节度使王彦以其所编次《武经龟鉴》来上，采掇前代已然之迹，著其得失，必取武书以验之，诚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斯亦勤矣。噫！文武一道也，三代以六卿命帅，汉以御史大夫护军，凡为将者，安可不学耶？霍去病谓顾方略如何者，此一时有激而云，非万全之计，不当以为法也。彦宜益懋勉，俾无愧于此书，岂不美哉！嘉叹之余，因题于篇首。隆兴甲申岁秋九月甲子，选德殿书赐王彦。”[61] 《周益国文忠公集•奉诏录》卷4《宣示郭杲御笔》说： “朕惟将帅之道，要当爱拊士卒，与同甘苦，故可得其死力。今所闻不然，贪污掊克，劳役不恤，如大籴少支，勒令沽酒，以至请给稍厚者，使掠僦赁、守门、回易，用备赔偿。甚或轻人命，以事游观。若此之类，不一而足，致其饥饿愁叹，为国敛怨，岂朕所以推毂分阃之意哉！卿往在襄、沔，人多称道之，迩来言者谓卿心迹殊异，朕未欲即以为责。然全宥之恩，理不可再，卿宜悉革前弊，终始如一，思委寄之重，服训饬之辞，以副朕怀。故兹亲札，想宜知悉。” 宋孝宗另有賜閻仲御札说： “朕惟将帅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用。故下有沉抑之叹，而上无胜筭之助。殊不知兼收众善，不掩其劳，使智者献其谋，勇者尽其力，迨夫成效，则皆主帅之功也。昔赵奢解阏与之围，始令军中有谏者死，及许歴进北山之策，而奢许诺，卒败秦师。奢为封君，与廉颇同位，果何害焉？卿当以奢为法，毋蹈前弊，用副注委。已尝面谕此意，故兹亲札，宜体至怀。”[62] 乾道七年(1171年)，他“宣引带御器械王明至便殿，御札出诸袖中，亲以授之，令朝夕阅视。未几，差王明统戎池州，继为步帅、马帅”，其御笔《戒谕军帅五事》规定： “主帅唯务廉正，日前弊事，当一切措置革去。 军中财赋，不得循习旧弊，交结妄用，巧作名目，虚破官钱。 诸军器械、衣甲等，除上教一副外，更当桩办两副，专充出战使用。即不得将已造下军器轮转，作见造数目，重迭支破官钱。 遇升差将佐等，当依公选择，不得私受情嘱，或以喜怒行事。 入队战士不得差拨杂役。”[63] 宋孝宗在位期间，对军事一直十分关注，专志于强兵，然而军政日益腐败的总趋势，即使是皇帝有很大的专制权力，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扭转。光是朱熹，就多次揭露军中各种腐恶，“陛下竭生灵之膏血，以奉军旅之费”，“而为军士者顾乃未尝得一温饱。甚者采薪织屦，掇拾粪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涂泽，倚市门，以求食也”。[64]“今将帅之选，率皆膏粱騃子、厮役凡流，徒以趋走应对为能，苞苴结托为事。物望素轻，既不为军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费已是不赀。以故到军之日，惟务裒敛刻剥，经营贾贩，百种搜罗，以偿债负。债负既足，则又别生希望，愈肆诛求。盖上所以奉权贵，而求升擢，下所以饰子女，而快己私”。[65]“主将刻剥士卒，以为苞苴，升转阶级，皆有成价”。[66] (十二)宋光宗御笔：宋光宗在位时间短，后又得类似于精神分裂的严重的神经症。[67]《说郛》• 103引陈思《海棠譜》所载宋光宗《会僚属赏海棠偶有题咏》与《观海棠有成》两诗： “浓淡名花产蜀乡，半含风露浥新妆。妖娆不减旧时态，谁与丹青为发扬。” “东风用意施颜色，艳丽偏宜著雨时。朝咏暮吟看不足，羡他逸蝶宿深枝。” 《四朝闻见录》乙集《光皇御制》：“光皇以广团扇自题圣作二句曰：‘细叠轻绡色倍醲，晚霞犹在緑阴中。’命(吴)琚足之，公再拜，援笔即书曰：‘春归百卉今无几，独立清微殿阁风。’”由此看来，他还是颇有文采。 宋光宗得病后，又与其父宋孝宗发生龃龉，宋孝宗死，他“御批付丞相曰：‘历事岁久，念欲退闲。’”[68]终于导致让位于其子宋宁宗。 (十三)宋宁宗御笔：宋宁宗是个标准的低能弱智者，但书法还是相当功力，今存史料中载有其若干御笔题额，“字亦雅劲”。[69]庆元五年(1199年)，“宁宗御书‘枕戈’二大字，以赐郭倪，刻于石”。[70]郭倪是武将，时为武略大夫、荣州刺史、侍卫马军都虞候，后又升殿前副都指挥使。[71]看来宋宁宗对郭倪颇有期望，而实际上此人却是个草包。 宋宁宗身边不可能没有权臣，前有韩侂胄，后有史弥远。韩侂胄充分利用了宋宁宗的御笔，以巩固和扩大权势，“假御笔，逐谏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72]他还以“御笔除(朱)熹宫祠，不经宰执，不由给、舍，径使快行直送熹家”，[73]将朱熹逐出朝廷。 (十四)宋理宗御笔：宋理宗的御笔，散见于《杜清献公集》、《景定建康志》等书。他登位之初，虽然受制于权臣史弥远，但尚有振作之志。端平元年(1234年)二月，灭金之初，宋理宗下御笔说： “国家南渡以后，八陵逈隔，常切痛心。今京、湖帅臣以图来上，恭览再三，悲喜交集，凡在臣子，谅同此情。可令卿、监、郎官以上诣尚书省，恭视集议。”[74] 他随即与臣僚们商议，部署收复三京之役，企图与蒙古以黄河为界，却遭失败。他的《题赵葵墨梅》詩写道： “溪藤疏影势千寻，笔补春工着意深。止渴调羹归妙手，谁知一片岁寒心。”[75] 也反映了他希望得到称职的辅佐。今存有两份宋理宗在位晚年，即宝祐和景定时的“戒贪吏手诏”说： “朕闻祖宗立法，悉从宽厚，惟赃吏之罚，独不少贷，为其蠹国害民也。朕待遇臣下，未尝少恩，训廉有铭，正欲善诱。不谓迩来贪风转炽，国与民俱匮，而士大夫之家益肥。间有自号清流，而居官之污浊尤甚，朕将何赖焉？自今小大之臣，各宜洗心涤虑，毋徇于货贿。其或不悛，有淳熙之法在，举而行之，非朕得已也。故兹札示，想宜体悉。” “朕於赃吏无所贷，以其惟威惟虐，大为吾民仇。民吾赤子，而仇之，是与寇贼奸宄者同科，而何以为天子之命吏？古人喻贪以狼，以硕鼠，直目以物类之恶者，盖不得复言人矣！惟彼贪夫，憯莫之惩，侵牟矫虔，罔知盈厌。朕夙兴夜寐，忧苦万民，封培本根，每愳弗蔇。郡国之吏，乃淫纵其欲，以蠹厥生。间闻田里凄砭人眼，恻怛以还，又甚自愧。朕惟民生寡乏，由於贪官之肆诛求；贪官充斥，由於监司之不按察。抑无瑕可以戮人，轨度其信，而后可以治人，初亦无以大相过耶？我朝戢贪，家法具在，中兴而后，特为详密。监司不按劾，而台臣弹奏，则坐监司罪，此绍兴十一年九月之诏也。以发擿而为殿最，不劾则重行贬黜，则是年十月之诏也。上下相蒙，习为偷惰，当置重宪，悉具臧否，连衔闻奏，违则弹劾，又十三年九月与三十二年十二月之诏也。又如乾道元年之正月，四年之六月，淳熙九年之三月，十二年之六月，庆元二年、六年之正月，皆有诏，而诏不止是也。率以外台耳目不当蔽塞失察之罪，凛乎其甚严。今监司不廉，问不按发。间一二见，或辄用胸臆，而贪者顾得免，朕独安取此。兹当岁首肆用，咸与惟新，继自今仰诸路监司各举其职，无或以避碍纵[蟊]贼。每半岁，具劾过赃吏若干来上。当视多寡为殿最，视殿最加赏罚，而主之以必行。郡守于民为亲，又当助监司所不及。此当以一岁为殿最，赏罚亦如之。或本路、本州无所劾，而台谏论列，则监司、郡守皆以殿定罚。咨尔部刺史而下，典听朕言，无同于厥辜，自取瑕殄。其有治状廉声孚于众德者，亦须摭实奏闻，以俟甄录，荐贤受赏，朕不汝吝。”[76] 宋理宗晚年，虽然怠于政务，但两份手诏还是反映了他对官场越演越烈的贪腐的焦虑和忧心。当然，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基本政治体制下，皇帝和朝廷虽有极大的权力，而对各官司、各地方的监管，又必然是禁网疏阔，漏洞百出，贪腐的越演越烈，就无可救药，根本不是宋理宗下发两份手诏，即可稍有遏制者。 宋理宗下发的御笔数量也相当惊人，但正如汤汉大约在宝祐时的上奏评论：“御笔之出，上则废朝令，下则侵有司，乡不如是之多也。贿赂之通，书致之操，乡不如是其章也。”[77]也可与前引的宋理宗“戒贪吏手诏”，互相印证。 (十五)宋度宗御笔：元刘壎《隐居通议》卷31记载：“咸淳七年省试，戒饬考试官御札：‘我朝取士之途，惟进士一科，得宾兴遗意，事莫重焉。出为世用者，台莱杞李之材相望也。近年士风盛，而古意衰，习竞浮华，辞昧体要，真材不足以胜謏闻，雷同反得以敝帚倖出。朕甚非之，尝于秋赋澂其原，且令覆引，汰其谬，能者伸矣。比复豫戒春闱，以论策定去取，经赋定高下。此则苏轼所谓以文章言论策为有用意也。兹简儒彦，参典文衡，其既乃心，其详乃视，毋苟且，毋偏执，所置先后惟其当，不必以不自己出为嫌。为国得人，益绵丰芑之泽，则予一人以怿。付方逢辰以下。’”时方逢辰等人为知贡举等考官。 宋度宗“和宋宁宗的鲁钝相比”，“精神发育迟滞更为严重”，“理解能力也很差”。[78]但他从当太子时，就“以春、夏、秋、冬四夫人直书閤，为最亲”。“即位后，万几之暇，批答画闻，式克钦承，皆出其手”。四夫人即“资阳(郡夫人)朱春儿”、“高安(郡夫人)朱夏儿”、“会宁郡夫人、昭仪王秋儿”、“东阳(郡夫人)周冬儿”。(13)故上引文辞相当典雅的御札，大致可视为四夫人的代笔。 宋朝各代皇帝的御笔，多少反映了他们当权和施政不同的个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宋朝历代政治的一面小小的镜子。自宋太宗伐辽失败始，宋朝基本上就一直过着“支倾补漏，循袭故常”[79]的日子。陈亮曾愤怒地指斥说：“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80]中间有宋神宗和宋孝宗两个皇帝，确是企图有所作为，结局却是心劳日拙。宋朝制度和传统的各种积弊，就是皇帝的权力也是无法改变的，更何况即使如宋神宗和宋孝宗，也不得不受各种荒唐的传统制度和观念的束缚，也有宫廷生活造成的能力不足，个人的性格缺陷等。更扩大一点说，历代皇朝的败亡，其祸根也无非是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历代皇朝追求长治久安，也不断做了许多扬汤止沸的措施，却根本不可能釜底抽薪。何谓釜底抽薪？这就是按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以直接选举制逐步取代中国传统的等级授职制，方得走出历代皇朝的轮回。 注释： ①关于宫女代御笔，邓小南先生《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有精细论述，载《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 ②《玉海》卷28《天禧真宗御集、注释御集、天章阁御集》，《职官分纪》卷15《天章阁》。 ③《邵氏闻见录》卷1：“太祖朝，晋邸内臣奏请木场大木一章，造器用。帝怒，批其奏曰：‘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也！’其木至今在，半枯朽，不敢动。” ④《经幄管见》卷4，《历代名臣奏议》卷42文彦博奏，《文潞公集》卷30《奏赐儒行中庸篇并七条事》，《咸淳临安志》卷42，《宋史》卷168《职官志》，六处文字稍异。 ⑤《经幄管见》卷4，《历代名臣奏议》卷42文彦博奏，《文潞公集》卷30《奏赐儒行中庸篇并七条事》，《宋史》卷168《职官志》，五处文字稍异。 ⑥《攻媿集》卷69《恭题神宗赐沈括御札》。《长编》也保留若干宋神宗就永乐之役给沈括的“上批”，卷329元丰五年九月丙申所载：“永乐城至为危急，若不斟酌便宜措置，则恐误朝廷事愈重。今虽发诸路兵赴救，度可齐集，须更十数日。卿可相度，遣间人与贼约，抽退军马，当追回永乐人兵，给还地界。如委可行，即依指挥。若恐益增贼势，即勿施行。今永乐诸将既已失利，事出无可奈何。”按宋时交通通信条件，此类御批到得前沿，实际上都成废物，只是反映了将从中御之荒唐。 ⑦《要录》卷18建炎二年十二月丁巳。谈及杨球和张补的记载尚有《历代名臣奏议》卷151刘克庄《进故事》，卷311牟子才奏。 ⑧《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19曹姓引《容轩随笔》。据同书卷17钱姓引《容轩随笔》，应即是《容斋随笔》。令传世《容斋随笔》佚此条记事。 ⑨《宋史》卷179《食货志》，卷348《黄葆光传》。后一句《朱子语类》卷73作“而为因陋就简之说”，应是记忆之误。 ⑩《靖康要录笺注》卷4靖康元年三月二十日，文字稍异。 (11)《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癸亥，以《会编》卷99《靖康皇族陷虏记》参校。 (12)《要录》卷118绍兴八年三月己丑。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02页作“我王似上皇”，应据广雅本校改。 (13)《随隐漫录》卷2。王秋儿乃王清惠小名，参见常绍温先生《略谈南宋末女诗人王清惠及其诗词》，载《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 【参考文献】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庚午，《玉海》卷64《建炎亲笔诏书》。 [2]《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34淳化四年七月己酉。 [3]《长编》卷40至道二年闰七月辛未。 [4]《宝真斋法书赞》卷2《徽宗皇帝诸阁支降御笔》引蔡絛《国史后补》。 [5]《书史会要》卷6，《清河书画舫》卷10上，《式古堂书画汇考》卷13。 [6]《玉海》卷33《建隆御札》，《乾德亲郊御札》。 [7]《玉海》卷28《淳化秘阁御制》。 [8]《长编》卷46咸平三年二月壬子，《玉海》卷28《咸平新編大宗御集》。 [9]《玉海》卷33《祥符太宗御札》。 [10]《长编》卷65景德四年三月乙巳。 [11]《玉海》卷28《祥符太宗御集、君臣赓载集、朱邸集、文明政化》。 [12]《职官分纪》卷15《龙图阁》。 [13]《玉海》卷28《祥符靜居集、玉宸集、維城集》。 [14]《玉海》卷28《天禧御制》。 [15]《职官分纪》卷15《天章阁》。 [16]《玉海》卷28《文明政化》。 [17]《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十月甲寅，《玉海》卷28《治平仁宗御集》。 [18]《太平治迹统类》卷30，《职官分纪》卷15《宝文阁》。 [19]《玉海》卷28《英宗御制》。 [20]《玉海》卷64《嘉祐编录端拱以来宣敕》。 [21]《玉海》卷28《元祐神宗御集、圣制神宗文集序》，卷34《元祐神宗御笔》。 [22][24][26][28]《宋史》卷162《职官志》。 [23]《玉海》卷28《崇宁哲宗御集》。 [25]《玉海》卷28《绍兴徽宗御集》。 [27]《玉海》卷28《开禧高宗御集》。 [29]《宋史》卷37《宁宗纪》。 [30]《玉海》卷34《庆元光宗御笔》。 [31]《宋史》卷38《宁宗纪》。 [32]《宋史》卷41《理宗纪》。 [33]《玉海》卷28《庆元编孝宗御制》，《宋史》卷43《理宗纪》。 [34]《宋史》卷479《西蜀孟氏世家》。 [35]《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丙辰。 [36]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M].中华书局，2004：320；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79. [37]《宋史》卷258《曹玮传》。 [38]《宋朝诸臣奏议》卷147《上仁宗答詔條陳十事》，《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39]《宋史》卷311《章得象传》。 [40]《北窗炙?{录》卷上。 [41]《宋史》卷165《职官志》，卷179《食货志》，《长编》卷295元丰元年，《文献通考》卷24。 [42]《长编》卷297元丰二年四月庚申，卷298元丰二年五月乙酉，《宋史》卷195《兵志》。 [43]《长编》卷250熙宁七年二月辛卯。 [44]《长编》卷232熙宁五年四月丙子。 [45][67][78]史泠歌.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M].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58，86，173，214，54-56， 53. [46]《独醒杂志》卷5。 [47]《宋史》卷18《哲宗纪》。 [48]《宋史》卷161《职官志》。 [49]《宋史》卷472《蔡京传》。 [50]《宝真斋法书赞》卷2《徽宗皇帝诸阁支降御笔》。 [51]《宋史》卷468《梁师成传》，《东都事略》卷121《梁师成传》。 [52]《宋史》卷354《陆蕴传》。 [53]《玉照新志》卷1。 [54]《朱子语类》卷127。 [55]《鄂国金佗续编》卷13《给还御札手诏省札》，《夷坚甲志》卷15《辛中丞》。 [56]《要录》卷39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丁未，《鄜王刘公家传》卷3。 [57]《要录》卷160绍兴十九年九月戊申，《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 [58]《朱子语类》卷131，《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直前》。 [59]《朱子语类》卷127。 [60]《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0《癸未甲申和战本末》，《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 [61][62][63][75][76]《景定建康志》卷4《御制、御书》。 [64]《朱文公文集》卷11《戊申封事》。 [65]《朱文公文集》卷11《庚子应诏封事》。 [66]《朱子语类》卷107。 [68]《宋史》卷395《赵汝愚传》。 [69]《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99。 [70]《雍正陕西通志》卷98。 [71]《景定建康志》卷26《侍卫马军司》，《宋史》卷38《宁宗纪》。 [72]《宋史》卷393《黄度传》。 [73]《宋史》卷397《项安世传》。 [74]《宋史》卷123《礼志》。 [77]《宋史》卷438《汤汉传》。 [79]《宋朝诸臣奏议》卷21曹辅《上钦宗论不断之过》。 [80]《陈亮集》(增订本)卷28《又乙巳春书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