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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时政府和上海民间社会之间至少有一种中性互动。互动主要有三种：良性互动，恶性互动，中性互动。一个社会如果做不到良性互动，要尽最大可能避免恶性互动，中性互动就是取中间值，正常状态下应该是走中性互动的道路。我们不能指望总是有良性互动，就像下棋一样，你一步，我一步，中性互动曾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正常状态。中性互动是一个朋友多年前说的，我觉得很有价值。 早在1927年10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第2卷第48期就告诉读者，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英国，在德、日、法等国之上。 1931年11月，离“九一八”事变不到两个月，蒋介石与上海社会各界的领袖有一张合影，出现在这张照片上的有出版界的王云五，新闻界的史量才、汪伯奇，教育界的刘湛恩、黄炎培，更多的来自实业界和银行界，如刘鸿生、穆藕初、虞洽卿、郭标，以及各大银行的掌门人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李铭、徐新六、林康候，几乎都是各领域的顶尖人物，共有17人，站在第一排中间的赫然是史量才等人，而不是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意味着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在这一大背景下面，我们不能光看当时的南京政府是如何回应的，蒋介石是如何回应的，我们更要看看普通的中国人，尤其是民间社会的代表人物、各个领域的领袖们如何作出回应。正是蒋介石邀请上海报界、出版界、教育界、企业界、银行界的头面人物到南京讨论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于是有了这张合影。 这张合影上的大部分人有一个共同身份，他们都是民营机构的创始人或者掌舵人。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刘湛恩是教会创办的私立沪江大学校长，黄炎培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倡导者，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中华职业学校董事长。刘鸿生、穆藕初、虞洽卿、郭标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银行界这些人当中，除了张公权当时已不在民营银行任职，钱新之是民营的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是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始人，史量才是《申报》老板，汪伯奇是《新闻报》总经理。合影时，蒋介石没有站在第一排的正中间，而是站在史量才的旁边。这在某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的风气，政治权力对民间社会的精英、领袖还是有一定的尊重，而民间社会在面对权力时也有足够的精神底气。仅这一点就让我们今天很难想象。 这张合影弥足珍贵，它至少有两大意义。第一，表明当时中国尤其是上海这个大都市确实存在着一个相当于类似于西方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这样的民间社会。第二，它标志着“九一八”之后，面对国家的危难，像蒋介石这样居于权力顶峰的人物能放下姿态、身段来倾听民间的声音，亲自邀请民间各路的精英到去商量国是。这样的事情在民国年间至少有过几次。 上海民间社会的出现有其特殊的背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成了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有了“国中之国”的租界，也有了西方西方引入的新生事物，长期以来上海的文明程度领先于中国其他城市，而且成为中国重要的商业乃至政治、文化中心。从北洋政府时期到南京政府时期，中国的中心实际上都在上海。即使南京作为首都，但孔祥熙、宋子文这些达官贵人星期一至星期五如果在南京上班，星期五下午就到上海来过周末了，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家安在上海，而不是南京。北洋政府时期，首都在北京，但上海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政治文化重心，上海随时可以发出反对的声音，最有影响的一次出现在1923年，布贩子出身的军阀曹锟武力赶走合法的总统黎元洪，要用贿选的办法成为总统，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就是上海，上海的总商会甚至要成立一个“民治委员会”来行使政府的功能，不承认北京政府。史称“商人政府”。这样的状态到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势力到达长江流域以后没能持续下去。1927年以后的上海，从民间来说开始萎缩。 “九一八”之后，上海的民间社会又开始抬头，甚至一度造成史量才是上海的真正领袖，而国民政府任命的上海市长影响力都远不及史量才的局面，就是因为民族危机之下，特别是日本“一二八”入侵造成战时上海的权力真空。面对巨大的危机，上海的民间社会突破了国民党所加给它的那些限制，又一次扬眉吐气了一把，当然时间比较短，大致上不到三年的光景。在这期间，史量才几乎成了上海的中心，风头之健，可以说如日中天。从“九一八”之后到他被暗杀这一段时间，史量才达到了他生命的巅峰状态，那也是整个国民党统治时代，上海民间社会自主性最强的一个时期，“史量才现象”迄今还是一个空前的历史绝响。当然当然，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上海，完全有可能出现比史量才时代更成熟的更稳健的民间社会，也会产生出类似于史量才或者比史量才更优秀、更有魅力的民间领袖。那时，中国就真正进入了现代社会，在这个方面上海可能肩负着更大的责任，因为上海是亚洲的、也是世界的超级都市，而且上海有很深厚的历史遗产，这个历史遗产是西方各个发达国家遗留给中国的。我经常想，租界对中国人来说真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因为它们拥有治外法权，建立了“国中之国”。另一方面，从文明的价值来看，租界又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它把法庭、律师、陪审制度、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商业交易自由的规则，用现身说法的方式，近距离地带入了中国的心脏，让中国人都可以去学习，乃至复制、克隆。当时，上海作为一个样板对于中国乃至亚洲都具有辐射效应。1949年以前的上海可以说是整个东亚乃至亚洲的中心，那时香港还没有崛起。只是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香港成了世界的自由港，东亚的中心城市，上海的地位不能与之相比。现在又开始有一些变化。 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尽管是国民党一党专制，蒋介石统治中国，但是由于上海的特殊地位，租界的存在，有长期的历史积累，这些穿长袍马褂或穿西装的中国人，还是上海的主人，他们脸上都闪烁着做主人的那种面光。而党国任命的上海市长、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只不过是为上海市民服务的公仆而已，真正在上海说了算的人是这些民间领袖。这一点告诉我们，至少那时的上海还有一点类似于公民社会的状态。 要真正了解那个时代，需要接触有关那个时代的直接或间接的史料，包括日记、书信、私人回忆录和年谱，因为这三样都是出自个人之手，角度是个人的，作假的可能性要小一点。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书信是写给个别人看的，回忆录是对自己生平的回忆（尽管它的史料价值是不能与日记、书信相比的）。这三种史料我们可以合称为私人记录，它往往与公开记录不一样。了解史量才与上海民间社会的历史，就我个人已经看到的、比较重要的日记有三种：不久前出版的《黄炎培日记》，还有《张耀曾日记》，此人日本留学回来，在民国前十五年曾三次出任司法总长，做过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1928年以后长期在上海担任律师，是上海律师界的领袖，与史量才也有直接交往，他对史量才评价很高，说史量才尚是个“读书人”，今天看来，评价一个人是个读书人似乎不算什么，但在那个时代，张耀曾如此评价一个地位显赫的报业老板，那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比如今天我们评价一个企业家，说他是个“读书人”，要比说他是个富豪更高的一个评价。第三个人就是陈光甫，他也留下了一本日记，他的日记没有黄炎培的日记那么完整，但也有关于这一段的一些记录。书信集，我有印象的是上海档案馆编过一本《上海银行家书信集》，里面也有涉及这一阶段的，上海的银行家之间，银行家与政治家之间的来往书信。这些史料都可以让我们直接的看到当时上海的真实情况。回忆录方面有穆藕初的《五十回忆》、王云五的《岫庐八十自述》、有张公权和陈光甫的英文口述回忆，但是他们的回忆都还躺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室里面没有面世。编得比较好的年谱有王云五、张公权、穆藕初这三个人的，都非常详实，搜罗的史料丰富，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的大量线索。在私人记录之外，还有公开的报刊如《申报》、《新闻报》、《东方杂志》、《生活周刊》、《申报月刊》等，其中以《申报》最为典型，它相当于上海每天的日记，甚至是中国每天的日记。从1872到1949年，七十八年当中，《申报》除了极个别的时段停了几天（1927年），大部分时间每天都在出版，它的内容就像百科全书，非常丰富，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有记载。综合这些史料，从私人记录到的公开的报刊记录，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时代，看到老上海曾经的作为。 上海之所以能出现这样一个民间社会，而且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让国民政府、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这些民间的自主力量，背后至少有这样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上面提及的租界，这是刚性、不可逆的因素。假如没有租界，也许就不会有上海，而且中国的文明程度都有可能要往后退若干年。假如没有租界的因素切入中国，我们要跟上世界的步伐，跟人类的主流文明接轨可能还要晚几十年，甚至要更长的时段。 租界因此有正、反两面的意义，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租界，租界的存在对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一百多年前， “苏报案” 在上海发生，章太炎、邹容被抓捕之后，如果不是租界，两个人的命运一般来说是杀头或终身监禁，这样的结局应该是可以预料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很严重的，但是章太炎、邹容分别只判了三年，两年，那也是在清政府的强烈交涉、要求下面，租界当局只好做一个姿态来应付慈禧太后。假如没有这一层压力，很可能就不会去抓他们。因为按西方的法律标准，言论无罪，无论你说什么都是无罪的，章太炎、邹容不过是一介书生，说了几句话、写了几篇文章而已。 进一步，甚至可以说租界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文明和实实在在的新制度，中华民国的诞生，租界就是它的产婆之一。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破土而出，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放在整个历史上也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当亚洲其他国家还是天皇、君主和酋长的天下时，中国已是共和国，已经把内阁制、总统制、宪法、议会都带进来了。当然后面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恰恰说明了民间社会的重要性。民国之所以走得特别曲折，根本原因是史量才这些人所代表的民间社会未能在中国更多的城市，主要是中小城市得到普及，没有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成熟的民间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社会与国家之间的高度不平衡，国家高于社会、凌驾在社会上面，社会缺乏足够的反弹能力，最后被某一些力量利用，导致了民国在大陆的瓦解。那时，中国要往前走，抵达一个相对较好的社会状态，制度诚然是核心，但是如果这个制度背后没有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作依托，什么好制度也都会变形、扭曲。关键还是人，人首先是社会的人，然后才是国家的人，在社会的人之前首先是自己。胡适经常告诫青年一代，你首先把自己铸造成器。因为国家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基础之上的，不是先有国家后有你个人，而是先有了每一个具体的不可复制的个人，才有了国家。这一质朴的认知，两千五百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就已经解决，他的代表作《政治学》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国家起源于个人，每一个人成为国家的源头。这里的个人是每一个人，而不单单是指有钱的、有权的人，而是包括所有的人。这个个人在本质上是不能以其他类似人民、民众、群众、公众等复合词来替代的，因为抽象的复合词都很可能被小部分人所代表，个别利益集团所借用。当你去一些权力部门说：“我是人民，你要为我服务”，大多数时候，对付会对你嗤之以鼻，“你算什么？你能代表人民吗？”一句话就把你挡回去了，你得不到尊重，而他可以任意地对待你、处置你。原因是人民这个复合词不是单数的，不能变成具体的、单个的。只有把人还原到每一个人本身，让每个人都受到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与尊严都得到保障，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社会。 第二个因素就是租界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新价值，因为有了这些价值作基础，才有了晚清到民初的制度转型。今天看起来我们可能觉得很简单，把满清王朝颠覆了，建立民国是一件小事，其实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秦始皇到宣统帝将近两千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这样一脉相续的君主集权制国家。期间，换了十几个朝代，但都是换人不换制，制度始终是秦始皇定的，只不过是换姓而已。唯有中华民国才从真正意义上把依据血统传承的世袭制为核心的王朝政治打断了，把新的一套政治制度运作模式带进了中国。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变动。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没有中华民国，我们可能还要跪拜皇帝，可能还要自称“奴才”。这个制度转型我觉得跟上海是很有关系的。因为革命的源头一个在海外，一个就在上海的租界。 第三个因素与洋务运动以来在上海形成的那些独立的民营机构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些机构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洋务运动最早办的那些企业都是造武器的军工企业，后来才有了民用企业，大部分民用企业集中在上海或上海周边地区，如无锡、南通、杭州这些长三角地带，后来才慢慢地推到武汉、再是重庆。同时与那个时代的教育也大有关系，我们的新式教育在1902年以后逐渐出现，到1905年科举制废除以后才遍地开花。从大学来说，已经形成了国立大学、教会大学、私立大学三种不同类型的大学并存的局面，光是在上海就有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许多教会大学，当时这些教会大学跟国立大学的地位是平等的。复旦大学最初叫震旦大学，开始也是一个私立大学，是马相伯他们私人办的大学。我个人理解民国的教育最核心的一条就是造人的教育，不是造工具的教育。我们今天的教育基本上是职业教育，受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个职业。职业教育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工具教育，就是把人变成一部机器、一把扳手、一部推车。为什么民国在大陆的短短三十八年间，在各个领域产生了满天星斗一样的人物，无论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三十八年充其量不过两代人的时间，可以造出这么多的人才，关键在于晚清以来的教育。教育在多大程度上有它的自主性、独立性，这个国家的文明就能达到什么程度。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根本面貌是由教育决定的。教育的背后是什么？当然是制度，是政治制度，而不是社会制度。有史以来，全人类只有三种政治制度，一种是君主制、一种是民主制，还有一种是介于两种之间的寡头制，或者叫“僭主制”。世界上最核心的东西往往也是最简单的，把它复杂化的目的往往是别有用心。 在民间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地方，这些民营机构的出现和成长、成熟是一个关键因素。从教育、出版到金融、实业，数一下就知道上海代表了中国。我刚才提到了一些大学，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大学，而是普及的中小学，还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就是中华职业教育社长期推动的。史量才办的《申报》下面就有两个职业教育学校，李公朴这些人当时在做这些事。从出版来说，当时的上海占了全国70%以上的份额，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这些中国顶尖的出版社都集中在上海，很奇怪的是国民党官方出版社一开始没有起来。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正中书局才在政府扶持下慢慢兴起。但是一直到1949年，中国出版业的龙头老大始终是商务印书馆，这是一家完全的民营企业，没有任何的政府资本。从金融来说，尤其是1934年前，上海基本上以民营银行为主，以所谓的“南三行”、“北四行”为代表。“南三行”是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都是民间的商业银行。从企业来说，一开始是外国人办的企业为主，进入民国以后，整个格局慢慢地转变过来，以中国人自己的资本创办的企业为主，产生了穆藕初、荣氏兄弟、刘鸿生这样的大企业家。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企业标志着上海民间社会是有强大经济后盾的。一个没有经济后盾的民间社会是没有力量、没有生命的，持续不了的。有这些因素，“九一八”之后的上海，才会形成让蒋介石不得不尊重、令国民政府望而生畏的这一股民间力量，才会在上海历史上出现这个“史量才现象”。 从“九一八”之后，上海民间社会给国民政府的两个电报可以看出，一是当时民间社会说话时多么有底气，二是他们说的是什么话。第一个电报是1932年1月18日发的，这是“一·二八”事变之前十天，“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几个月，62个来自上海各界的精英，这些人大部分都出现在前面的这张照片上。穆藕初、史量才、刘鸿生、虞洽卿等62位国难会议的上海委员联名提案，这个提案《申报》上发表过，但报道也不是很详细，主要内容是面对日本的入侵，向国民政府提出下列建议： 一，以武力自卫为主、国际折冲为辅，不惜任何牺牲，维护国家及主权完整； 二，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废止与此抵触的有关党部决议和法令，开放党禁，不再用公款支付国民党党务费，实行地方自治，集中全国人才，成立有力政府，并由民选的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 三，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内公布民主主义宪法。 3月15日，就在史量才家中讨论给国难议会的两提案，参加的有黄炎培、钱新之、张耀曾、穆藕初、黄郛等人。第二个电报于1932年4月10日发出，离“一·二八”事变没有多久，署名的共61人（比上次少了一个），他们联名给洛阳国难会议发出“蒸电”，也在《申报》发表过，因为电文很长，我只截取第二段，内容与前一封电报大同小异，但有一些更细致的意见： “其二，同人深感挽救国难，非举国一致不为功，又切念应付国难，非政府健全有力不可，更确信永久防止国难，非实行民主政治不能彻底奏效。主张在宪政未实施以前，由国民政府立即实行左列各项：一、确保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各自由，凡制限上述各自由之党部决议及一切法令，除普通刑事及警察法规外，均废止之；二、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不得再用公款支给任何一党党费；三、实行地方自治，予人民以自由参与地方政治之机会；四、集中全国人才，组织有力政府；五、设立民选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限两个月内成立；六、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内制定民主主义之宪法宣布之等语。” 国民政府也确实接受了它的部分主张，比如国民参政会虽然没有在两个月内成立，但1938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可能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正是在这份电报中最早出现了这个名称。 这两个电报都发在《申报》和其他报纸上，因为当时史量才还担任着上海报业协会和公会的会长，对其他报纸也有影响力。由这两个电报就可以看出“九一八”之后的中国，上海各界的民间领袖们，他们说话时很有底气的，他们说的内容今天看来难免都为他们感到心惊肉跳。 衡量民间社会大致上有两个要件，一个是民间有没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结合成一些社团，一个是民间有没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创办自己的媒介或出版机构，如果这两个标准一个都没有，就没有民间社会。简而言之，一个是结社自由，一个是言论自由。这两者合法存在的可能性，史量才的时代至少还有。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一二八”事变之后，因为应急反应，日本跟中国军队打起来了，闸北成了战场，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上海各界的精英分子、普通民众紧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当时成立的组织的正式名称叫“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6月7日经黄炎培提议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史量才始终是会长，副会长是大名鼎鼎的杜月笙、王晓籁，杜月笙都甘愿在史量才一介书生之下，可见流氓还要服从文人。这种情况恐怕也只在那个时代见过。不是杜月笙愿意，而是不得不这样，因为史量才的声望、地位都在他之上。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之前，史量才已经成为上海民间的中心人物。这有两个证据，一个证据是开篇提到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一二八”事变之前拍的，当时上海的局势已经很紧张了。 战争迫在眉睫，上海的有钱人更紧张，因为除了生命安全还有财产安全，1932年1月中旬，实业家、银行家们不断地聚会，讨论成立一个“壬申俱乐部”，有组织大纲，还推出代表与政府接洽，1月18日推举史量才为理事长，李铭、杜月笙为副理事长，钱新之、王晓籁、虞洽卿、张公权等人为理事。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到了紧急关头，1月31日在企业银行大楼集会，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量才当即被选为会长，其实就是这个“壬申俱乐部”的扩大版。前面提及到律师张耀曾在日记里私下评价史量才“尚为读书人”，这是非常正面的好评。在张耀曾眼里，一般有钱人是不读书的，不学无术的。考虑到这是写在私人日记里，不准备给别人看的，这个评价就是很高的评价。 第二个例子是在1932年4月，史量才是否参与了这个组织，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名单，但即使他没有参与，此事与他也有密切关系，就是上海各界的精英要筹备“民宪协进会”，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宪政，就是上面讲的要让国民政府八个月之内颁布符合宪政条件的宪法，他们要成立一个组织来推动此事，发起人有穆藕初、熊希龄、张耀曾、黄炎培、左舜生等学者、实业家、自由职业者，其中以实业家为核心，实业家、银行家负责筹集活动经费、提供活动场所。6月28日，“民宪协进会筹备会”在银行公会举行成立会，表示上海的银行家们是支持、赞成的。 在史量才的时代，无论是“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还是“宪政协进会”，这些民间组织，无论是地方性组织还是全国性组织，都可以公开地、堂而皇之地成立，而且可以把活动和内容都在报纸上公开报道，这就可以说明那个时代的上海，民间社会还有合法存在的空间和可能性， 史量才为什么能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以及后来的市民协会当会长，成为上海的民间领袖，他的地位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可以将这些信息汇合一下：首先史量才是一个报业大亨，他几乎掌握了作为上海舆论重镇的申、新二报，各发行十多万份，拥有广泛的读者，自1912年以来，他经营了二十年之久。他又用他的资本介入了上海出版业中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中华书局，他还介入了制药行业（五洲大药房）、金融业（中南银行）、教育（《申报》下面有有两个学校、一个图书馆）。他在报业之外介入工业、金融、教育、出版，几乎横跨了所有重要的领域。我手里有一本1929年出版的荣氏企业纪念册，叫《茂福申新卅周纪念册》，当时请了11个上海头面人物作序，包括虞洽卿、王一亭、穆藕初，但是第一个序言就是史量才，在论资排辈传统深厚的中国，这就意味着在人们心目中，当时上海首屈一指的人物就是史量才，虞洽卿、王一亭这些人资格都比史量才老，而且在晚清的时候都已成大名，史量才成名是在民国以后。 还有一条材料，1934年荣氏企业发生严重危机，荣宗敬曾经找史量才，想通过他向金城银行在内的“北五行”借款，史量才答应了，但他提出了两个条件，要对荣氏家族的企业管理机构进行改造，让荣氏第二代子弟包括女婿，统统到国外去留学。荣宗敬做不到，所以史量才私下对人说，荣宗敬的传统观念、家族观念太深了，钱当然没有借成。当时荣宗敬的企业几乎面临灭顶之灾。这件事可以说明，拥有21个企业（9个纺织厂，11个面粉厂）的荣家上海滩叱咤风云，在整个中国的纺织和面粉行业都占有半壁江山，当他面临危机时，首先想到找史量才帮助解决，一方面是他与史量才有交情，另一方面就是说明史量才在上海有面子。因为史量才在上海这样的地位，“九一八”危机之后，特别是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上海市民维持会的领袖。他的死我想与他当会长是有关系的，尽管目前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明。这个会长是独立的，不受管辖的，蒋介石看着很不舒服。 史量才为什么成为上海的核心人物？总的原因是上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这有四个因素可以证明：第一个就是以《申报》为代表的一大批民营报纸的存在。第二是大量的包括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内的民间教育机构、商务印书馆等民间出版机构，第三是大量的民营企业、银行的存在，还有很多民间社团的存在，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在这四个因素中，舆论毫无疑问居于更加中心的地位，史量才掌握着上海最主要的两大报纸，他自然而然地成了民间社会的代言人。有了这样的民间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容忍民间社会的政府，他们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使出现了，也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上海民间社会之间至少有一种中性互动。互动主要有三种：良性互动，比如说政府做了什么坏事，民间提出批评，政府改正了，这就是良性互动。这是双向的、良性的。还有一种恶性互动，就是政府镇压人民，人民拿起武器反抗，这就叫恶性互动，比如太平天国、比如许多流血事件都是恶性互动。一个社会如果做不到良性互动，要尽最大可能避免恶性互动，中性互动就是取中间值，正常状态下应该是走中性互动的道路。我们不能指望总是有良性互动，就像下棋一样，你一步，我一步，中性互动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正常状态。史量才们与蒋介石们之间的博弈是一种中性互动的关系，上海民间社会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是一种中性互动的关系，政府也打压民间社会，但打压得不是很厉害，至少还让他们合法存在，但最后的结局也很暗淡，1934年11月史量才还是被杀死在杭州到上海的公路上。这件事军统承认是他们干的。背景如何？今天还可以讨论下去，史量才被杀的直接原因我们找不到材料。间接原因是可以分析出来的，一是他当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成了民间社会领袖很犯蒋介石的忌， 他的《申报》登过很多反蒋介石的文章，最有名的一篇是1931年12月20日登在《申报》上的宋庆龄大骂蒋介石独裁、国民党是一个反动集团的那篇宣言，那可是白纸黑字登在《申报》本埠新闻版的显赫位置，大标题叫《宋庆龄女士之宣言》。尽管文章发表的那一天在蒋介石宣布下野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以后，但是蒋还掌握着国民党的命脉，大权在握，国民党仍然是牢牢控制政权的党，就在国民党眼皮底下的上海，居然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文章还有一些，都是让蒋介石它们非常生气的。这些原因综合起来构成了蒋介石杀人的动机，但是我个人推测，杀人一定还有更直接的动机。这些不断累积起来的原因不一定在1934年11月杀他，一定有一个直接原因导致了下决心在这个时间杀他。杀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杀史量才这样有重要影响的头面人物，那时连国民党也给他安排了上海参议会会长。在“上海市地方协会”解散后，国民党成立了这个机构，本来有很多人竞争这个位置，但是蒋介石还是要让史量才来当。 史量才的死标志着上海民间社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中性互动基本上走到了尽头，意味着上海民间社会的生存还是脆弱的、没有保障的。当时的中国，从根本上说还不具备有制度保障的公民社会存在的条件。 1932年元旦，穆藕初曾在《纺织周刊》发表《我国纺织业之两大责任》，提出现在全国人民都有两大责任，一是改良政治，二是改良本身业务，同时并进，天下事，唯有自己努力最靠得住。他认为，政府不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自身无组织、无主张，不能监督政府，也就是人民自己放弃了责任。纺织业不振的原因固然极为复杂，但归纳起来，最深层的原因还是人民未尽责任。这句话可以说明，一个没有健康的民间社会作依托的社会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任何自主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是不可能有尊严的。过有尊严的生活要比幸福的生活重要得多，尊严高于一切，没有自主就没有尊严。有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一个不怎么强大的政府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状态。相反，一个强大的政府，一个弱小得不能再弱小的民间社会，一定是一个古代型的社会，用林昭的话来说就是“中世纪的废墟”，哪怕我们可以使用所有现代化的装备，只要我们不具备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特别是公共生活的方式，一切都是没有自主性，那我们就没有幸福，更没有尊严可言。早在1927年10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第2卷第48期就告诉读者，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英国，在德、日、法等国之上，其中美国3500亿、英国1200亿、中国600亿、德国580亿、日本532亿、法国524亿美元。但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值很低，加上战争不断，军费耗资巨大，弄得民穷财尽，事实上只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邹韬奋为此只有慨叹!其实，哪怕经济总量已达到第一，只要当时的公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代表，选择自己的政治生活方式，那么，这样的国家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常听见外国人说，你们要与外国竞争就是价值观的竞争，你们今天缺的就是价值观。回过来来，史量才和他那个时代的精英们能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价值观。他们不仅是上海上层社会的精英，也是中层社会和底层社会可以效法的榜样，因为他们身上有坚定不移的价值观，他们内心的信仰是笃定的，有了这些，他们的生活才是有盼望、有尊严的。没有这些，即使黄金满屋，他们的生活照样也是没有品质、没有幸福、没有尊严。 【2010年4月在上海静安区文史馆讲，根据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