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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非常荣幸到这和大家共同交流，今天的题目“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我搞历史研究几十年了，从十几年前就发现，实际上研究历史主要都是一些政治人物、精英他们的历史，真正的来说，我们看一个历史、一个时代，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才是最重要，他们的历史记录最重要，但是百姓的生活几乎是不被历史所记录的，记录下来的都是英雄伟人或者是所谓的枭雄、江洋大盗，老百姓在历朝历代是怎么样的生活？是说不出来。我认为判断一个朝代、历史时期的好坏，最重要的应该是看老百姓的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因为百姓是在一个社会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所以它的历史是最重要的。 梁启超说过“我们的一部史学，尤其是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一个帝王的家谱、记传，几乎都是帝王将相。。。”这当然有点激愤，但是说明了传统史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包括西方的传统史学也是这样，对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很少问津和记载，偶然的有记载也是为了执政所用，统治者为了了解民间的情况，所以记录百姓民间生活的历史，是不入正史的范畴，正史很鄙视的称之为“稗史”，稗就是庄稼里长的稗子它不是稻子，只是一个很不正统的称号和点缀。但我现在认为这种历史才是我们应该所重视的，卑微者的历史从来就是无足轻重，云云众生的日常生活根本不被记录，一旦对历史做深入的研究或者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有时候史书中的一段话或者几段话，比如“血流成河”的背后是多少无数百姓，一个抽象概念的后面往往是关系千百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我认为这才是历史研究的重点。 现在就举例来说明这一点。比如1953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开始粮食的统购统销，统购统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当时为了计划经济、为了国家迅速的工业化，工业化要从农村积累和抽取大量的资金，我们姑且不论实行这个政策的迫不得已之处，但是我们的史书对这个事件的记载是“统购统销的政策实行为我国的工业化从农村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对工业化做出了多大的好处”，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认为作为历史研究，仅仅这样记载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从统购统销开始的，统购统销的实行就把中国社会的居民从身份上分为城市人、农村人，城里人是叫做“吃商品粮的”，有过下乡经历的、来自农村的就知道叫做“吃农业的”。那时候我就知道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省份上区别是非常之大并且是没办法改变的，尤其是你的母亲是农村的，小孩世世代代就是农村的，我以为城里人天生的就是城里人，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是这样的，我们中国是从1953年起的。实行了这个政策对千百万农村人口造成了什么样的生活和生活状况？我们的史书上是没有记载的。到现在这个政策实行了几十年，形成了城乡的分割，虽然我认为现在废除这个政策条件已经成熟了，但是还很难。我到农村知道农民变得有身份制了，直到现在为什么叫农民工？有的到城里做工人做了十几年、到城里打了十几年工，但身份上还是一个农民，农民和工人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农民变成了一种身份。就是一个身份社会，你是农民往下你的下辈都是农民。当时要改身份实在是太难了，当兵要提干才有可能。路遥的小说《人生》里的高加林，我在农村就看到了很多年轻人不甘于自己的命运要奋斗，但是多数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偶然的有的当兵提干，提干往往就把农村的媳妇踹掉了。关于这一类我们的历史书上对农民没有任何的记载，直到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允许农民进城了、甚至经商，当时有个词是“农民企业家”，“企业家”就是企业家为什么还叫“农民企业家”？是企业家身份还是农民，这就是身份社会没有记载。 统购统销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要把农民牢牢的控制在土地上，统购统销重要的一点我们就是举这个例子来说明，老百姓的历史不被记录。最重要的实行计划经济，首先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固定化才能计划，每个地方也要固定，北京必须是多少人？如果是变来变动按照计划经济是没法实施的，所以实行了粮票制，城里人又粮票而农民就没有粮票。那时候的生活状况就是你有钱没有粮票，没有粮票就没办法生活。这就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根本就没法进城，有病到城里看病住院简直没办法，因为若要到大中城市医院住院，没有粮票患者根本住不进去，陪护者也无法在城里生活。下过乡的都知道，当时对农民最大的好处就是送给他们粮票。我现在收集的困难时期的很多资料就有一个书法家叫康殷，就是画粮票被发现了判了刑。这些就是老百姓的历史，就没有被记录，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记录的就是这个。各种票证越来越多，实际上老百姓的状况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一种表现、是经济越来越困难的表现，在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好的1964年到1965年，商品略微充足，票证开始减少，但在文革的十年间票证达到顶点。我们知道实行票证应该是非常时期才执行的，在中国几十年整体而言是票证越来越多，和我同龄的回忆起来，除了水和空气你想象不出当年还有什么是不要票的？从吃的到日常生活用品，比如说粉丝、袜子、电灯泡等等，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就作废，即使票证规定的东西只能是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这种简单的“一刀切”必然造成生活的复杂、荒诞。我记得在八几年“北京晚报”举办过关于票证回忆的征文，但是后来刊登了几篇就突然停止了，很多人回忆起当年的为了一点布票家里的生活状况，是一个很真实、很幽默的故事，黑色幽默很痛苦。 我现在收集的一些资料，比如我们社科院的一位搞历史的王春瑜（音），他1961年决定结婚，当时是在复旦大学的教师，单身教工没有副食品卷什么都买不了，当时的床都是计划供应的，找了很多人才买到了一个双人铁床、一把暖水瓶、一个洗脸盆、一个痰盂，算是置办了家当，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想象不出这种日常用的生活用品都没有的生活。南开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宁宗一（音）写回忆说，他结婚生孩子，暖瓶打了，那时候的暖瓶是要工业劵的你有钱也买不到，你买一个暖瓶要全家的全年的工业劵，你还要买其他的比如打火石的东西都要工业劵，孩子刚出生需要烫奶没有暖瓶就很不方便，借了邻居一位大姐家的暖瓶，生怕再把暖瓶打了，因为打了不是有钱就可以还的，所以就是做梦都是在担心暖瓶打了，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一位上海的女作家翁美英(音)1961年生孩子时，街道特别照顾，给了她一张铝锅票，使她高兴了好几天。烟票只发给"烟民"，但"烟民"的资格要由个人申请、领导认可，不少人为了给亲友搞烟票也开始吸烟，不想往往"弄假成真"，自己也因此上瘾。花生早成奢侈品，有篇回忆老舍的文章，有一年春节前他和时为北京市长的彭真在一起时说“咱北京人过年就讲究吃二两花生米喝点酒”彭真是大费脑筋，终于在春节搞到一批花生，全市每人二两。从这个状况和细节反映了不是一个宏大的口号说怎么样，我收集的梁晓声永远特别感激他们的街道票证员王姨，就每个月给他们家略微多发一点豆腐票，因为她的偷偷照顾，"那些年我们比别的城市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豆腐"。所以我认为要学历史、懂历史，如果不懂历史的话，现在二两豆腐和那时的差别是很大的，不是过来人是很难想象在当时能多吃点豆腐就可以称之为“恩重如山”。如果家里要买被面或有人要添棉衣，就要集中全家有限的几张布票；为省布票，有人在春天只好将棉衣里的棉花掏出作单衣穿。殷慧芬的妹妹下乡时，舅妈买件衬衣送她，但声明布票要还。现在中央台的敬一丹家里要找块好一点儿的补丁布都很困难。我都是从各种各样的他们在报纸和媒体个方面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收集的，不被历史学家重视，但我认为这很重要，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生活状况。 在所有票证中最重要的是粮票，由于定量极少，多数人家都有浮肿病人。当时的一位作家何满子（音）正在"劳改"，"饿得眼珠发绿，浑身浮肿的人们为了几斤粮票打死人的案子，我就听见过多起；还同一个因抢十几斤粮票和少数钞票而在铁路边打死人的死刑犯一同在宁夏中卫县的公安局拘留所里同呆过。"包括杨沫的儿子老鬼所写关于粮票的亲身经历。但是我说的这些还都是说票证的紧张或者票证给城里人带来生活的种种不便，而农民是没有票证的，但是我看到历史从来没有写农民没有票证自己的生活多么的困难，我是搞历史学的就知道，那么农民的生活的历史实际上是不被历史所记录的，他们被人所代表。比如人家说我们50年代生长的这一代人，都是读苏联小说长苏联歌曲。但是现在我回想当年下乡的时候，农村的像我们这么大的人没有几个人会唱苏联歌曲、看苏联小说，受过教育的最多会一点当时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多数人还是传统的戏剧。为什么说50年代的这一批人是在苏联小说中成长的，实际上是我们代表了那些广大的农民青年，他们是没有历史的，就是农民的历史是不被记载的这是一种悲哀，到现在我也没看到那个农民些过没有票证的困难。只是看到了几篇看到了一些农民没有票证却急得要住院，没有办法他们给了粮票，这从侧面反映了还不是农民自己说的。比如说张贤亮发明的"眼药瓶滴油法"，实际上好多家都是这样。但是这种生活状况是不被记录，事情完全倒了过来，原本只应在短暂的"非常时期"才对少数物品实行定量供应，但在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绝大多数物品都要实行定量供应，干涉到人生活的每一方面。那时候还有很紧张的就是卫生纸，尤其是家里女孩多的就非常紧张了，实际上计划经济干涉到每个人生活的最隐私的方面。计划经济除了使它本身的效率受影响之外，使人没有了个人生活的自由。 日常生活与政治本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在有时候政治非要侵入到日常生活的历史当中，日常生活的记载，往往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状况。在一定要"政治统帅一切"的"那个年代"，政治总是"大规模侵入"、甚至要取代日常生活。所谓"日常生活"就是以"常识"为基础，不过"常识"因太平常普通而常为各路英豪领袖人物所不屑，所以他们往往不顾常识地要压制甚至消灭（如果可能）"日常生活"。起码，要将日常生活压至最低，使"泛政治"中最后一个小小的逃避之所家庭也难逃政治的干预。为达这一目的，当年硬是不顾常识，把千百万农民组成"人民公社"，各家不能生火做饭、必须到"集体食堂"吃"大锅饭"，终酿成巨祸。农民虽无任何高深的理论，但凭常识就知道这一套行不通，食堂不久就不得不解散。在当年我下乡的时候，城里的青年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等等，一到农村发现农民都对“人民公社”牢骚满腹，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后来一问都是贫农，这就是生活对我们的第一个启蒙，一种教育。农民也有抵抗的方式，就是低效率，大家就是干活都不出力效率越来越低，人民公社经过文革后必然就解散了。农民是有常识的，下乡之前老让我们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下乡的四年感觉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干部没有常识。农民虽然没有创造性但很有常识，不会做很荒诞的事情。 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我插队的村子也派进了工作组，贯彻"大寨精神"，要用"记政治分"取代"记劳动分"。就是说，不以每人干活的多少好坏来记工分，而以"政治表现"，即家庭出身、会不会"讲用"等作为记分标准，明确规定"四类分子"不论活干了多少、干得多好都不能记满分。但工作组前脚刚离村，农民后脚就恢复了"劳动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说得再好听也长不出庄稼"。家庭是日常生活的核心，所以大办"公社"的理想状态是取消家庭。这一理想当时虽然未能实现，但十年后"文革"中的"五七干校"却部分地取消了家庭。夫妻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要随工作单位下放，往往是天各一方。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夫妻，也是分别住"男营""女营"（随行子女亦分住男、女营），集体劳动，集体吃饭，根本没有"夫妻生活"的时间与空间。个人的私秘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一旦失去私秘空间，个人的一切都被彻底暴露，如此权力者才有一种完全的安全感。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几乎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甚至直接用赤裸裸的暴力"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规定了红卫兵在街上看到你穿的衣服、发型不顺眼，就可以打，对裤角的宽窄有严格的限定，宽不能超过几寸，窄不能少于几寸。1966年的8、9、10月就是这样的。那时候规定不少私人通信的开头和报纸文章一样，不是"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然后才是个人的"私事"。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买卖东西时顾客和营业员都要或先"敬祝"或先背诵一段"最高指示"，然后再谈"买卖"。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的语言，就这样为一种刻意制造的意识形态语言所强暴。"文革"结束不久轰动一时姜昆的相声《如此照相》，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生活荒诞到这种地步，个人就没有了自己的话语空间。那时每天每人都要各有几十分钟的"早请示""晚汇报"，站在毛主席像前以各种集体仪式"表忠心"（没有工作单位或上学的必须参加街道"居委会"组织的"请示""汇报"）。我看到新华社的一位作家“陈四益”，陈四益先生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他回忆说：我至今记得'大师傅，惹不起'这句话，是因为不知道哪本书或哪篇文章里说，这是毛泽东在什么场合说过的，所以‘文革'之时复旦大学的‘小将'们将它发掘出来当作了‘最高指示'，每进食堂，都要念上一遍，然后‘三呼'万岁。那原因是因为餐前念语录、呼万岁已成程式，而这段‘指示'只有六个字，比其他长长的语录简洁得多。为了能尽快吃饭，居然能"发掘"出这样一条字数最少、其实不知真假的"语录"，如此"务实"而又不触犯"天条"，就反映出海派的特点，不是公开和你对抗，是改良，找了一个最简单的。葛剑雄在1968年冬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后的只第一天早上经过说明被免去"早请示"，但当晚还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汇报"，以后的"请示""汇报"自不能免，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差不多要20多分钟。可怜他每次只得尽量张大嘴（表示念、唱）但压低声音（减轻腹部震动），同时将右手按在刀口上减轻痛疼，幸得医生照顾以"刀口发炎"免去了跳"忠字舞"。 我总认为大家都写出来了、说出来，就印证或形成了历史的记录。我当时在空军，有一度就规定答话和应对的口令必须要先念毛主席语录，最荒诞的是指挥员在塔台和飞行员之间的对语也要先说语录，那完全是荒诞到极点的事，我曾经和别人说过都是不相信的。那时我在的部队有歼5飞机，歼5飞机的发动时前面有一个机械师发动后面一个机械员看有没有发动，如果没有发动起来喷油门就会烧毁发动机，那时候点火了要喊“打倒刘少奇”，一看成功就喊“打倒了”，若果没有成功“继续打”。一般来说很少不成功，一次新的机械员就忘记了喊了“打不倒”，当时好歹他的出身好没有什么。这种事情希望大家都写。 在前一段，我无意中看到了《人民日报》一位老记者金凤她在文革中被关就和我说的空军的这些事有关。她丈夫赵宝桐是抗美援朝的空军战斗英雄，当时是航空兵的一个师长。金凤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因为她丈夫是飞行员，知道这个后果很严重可能会造成机毁人亡，提笔写了三个“内参”，周恩来看到这个内参，几个月的时间就制止了这样做，她的这个事得罪了一些人，找个罪名把她关了好几年才放出来。这些事实在我们的史书上是毫不重要，我现在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日常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有的人写文章都是在中共党史资料，都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办的，有时当时的荒诞超出了人的想象。我看到当时外交部的一位写的回忆，周恩来有时和外交人员的讲话也是很委婉的“革命群众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还是要看场合”1967年周恩来陪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到钓鱼台国宾馆吃饭，服务员上菜前背了一段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巴基斯坦是美国的盟友也是我们的盟友，还是要分场合，这就能看出整个的社会状况。当时任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主要翻译的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这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承祚"提醒"大使，但范氏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专门开会，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后不准让外宾搞‘四大件'"。 在那十年中，人们的日常娱乐只有几部干巴巴、进行政治说教的"样板戏"，非"样板"的一切都被严禁。人们的发型、头发的长短都有严格的限定，梳妆打扮，涂脂抹粉统统是"资产阶级……"。服装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原应最个性化、最丰富多彩，但在"全面专政"的年代却成为"管制"最严的领域之一。服装的式样、颜色只准有单调的几种，裤角的宽窄有严格的限定，宽不能超过几寸，窄不能少于几寸，着装稍微艳丽、稍有不同就是"奇装异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受到严厉批判。1966年"红八月"在一夜之间满城几乎都是"黄军装"，而这，却是以骇人的血腥与暴力实现的。透过服装史研究，透过日常生活史研究，人们对这背后的权力、暴力是如何对"日常生活"进行宰制的过程看得更加具体、生动、透彻。"文革"结束，日常生活一点一点恢复，当然并不完全顺利。在西方音乐被禁十几年后，广播中第一次播出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但前面必须说明"这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乐曲"。最明显的是1982、83年的反精神污染，让各单位的领导检查每个人的服装，比文革还是进步了。当时北京市政府就有规定，对男、女的头发的长度都有规定，喇叭裤、牛仔裤、迪斯科的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批判、禁止。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对胡耀邦有比较深的感情？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是在他的授意下，在青年报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在唐代就有喇叭裤，所以是"民族的"而不是"西方"的；牛仔裤最初是"美国劳动人民"的服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迪斯科是源于非洲黑人的舞蹈，而不是现代西方没落、颓废的表现……今天，这一切无疑令人哑然失笑，因为生活本身就是"理由"，不需要另一种"更高"的辩护。但在当时，这却是为日常生活进行的一种必要而庄严的辩护。因为面对一种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长期侵入与否定，不得不也以意识形态来为之辩护，为日常生活争得一定的合法性。在任何时代都会有少数精英、异端思想和当时主流不一致的，有一种政府是不许人有异端思想的，你有异端思想就镇压掉，但是并不干涉你的日常生活，对普通人来说很难过的日子是当政治侵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最近读很多人的传记，从中里总能发现一般人不注意、所谓的历史学家不注意的反映的历史状况。刘心武在《我是刘心武》书中写到的一个细节我觉得很重要，1970年的时候从同事家里借了一本书《日子》本身这本书就有点犯忌的，在书里发现了原来是云南老家一位亲戚寄给同事两口子的一封家信，信中告诉他们家乡那一片地方在1月5日深夜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都塌光了，压死了很多人，信中还一并列出了与我那位同事及爱人有关的一个名单。有这么一封信说当时发生地震了死了很多人，这在当时是会判刑或受到严重迫害的。最后想了好多办法把信烧了，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私信而产生任何一种心理反应。我将永远守口如瓶，是的，我只看过《日子》，而没看到，也不晓得，那一年的1月5日在云南发生过那样可怕的地震。这个细节就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状态。 生活的恐怖与荒诞往往超出人们的想像，而一些不为人注意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恰能细致入微地反映出时代、社会的氛围。例如，从苏联作家爱伦堡在6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多次提到人们夜里对电梯、电铃声的恐惧这一生活中的细节，便能看出当时恐怖到了何种程度。他这样写道:“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1938年在他住的楼房里，“每天夜里人们都倾听着电梯的声音”，所有人这时都紧张万分，生怕是秘密警察来自己家中，后来他们要求晚上关闭电梯，免得家家紧张。他自不例外:“在1938年3月间，我常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当时我想活下去，同别的许多人一样，我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但“在1949年3月里，我没去想衣服，而且几乎是无所谓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来”，“每夜都等候着铃声”。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著名苏联外交家李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据爱伦堡说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 我记得在2004年，有一次看到凤凰卫视许戈辉采访陈佩斯，他回忆文革时就说最怕听到大卡车的声音，那时候红卫兵抓人都是这样的。他说即使八十年代一听到大卡车的声音就心惊肉跳。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五四的节目许戈辉要采访我，我就让她那把原稿发给我，这就是给历史作记录，也是给很多人做一个历史的见证。历史的细节不记录就没有了，所以我现在理解了胡适不管碰到什么人，哪怕是一个普通卖烧饼的老头，都把他的经历写了一个小小的传记。 要让普通人的历史进入"历史"的确不易。"一将功成万骨枯"青史留名、进入历史的只是"一将"，而那荒郊野岭的累累"万骨"只能无名无姓地任草没了，无法进入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进入"文献"就没有"历史"，或者说，"历史"是由"文献"形成的，因为无征不立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起码要求。然而，某种"历史的局限"却也因此而生。日常生活纷繁复杂，许多方面难以形成文献，有时即便有"文献"，也因"平常"而习焉不察，未加重视，更未作为"史料"保留。如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人数猛增。时处"文革"时期，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于是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学习、熟背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我当时从农村回城探亲，也与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一规定。其中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卷"畅开供应，但中国居民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据传达说曾有人乘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卷"，买线袜要"线票"，这些卷、票发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处分。"规定"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我记得，各种问题中只有家庭人口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老头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这一纸"规定"当时广为下发，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问过许多人，竟无一人将其保留，没有人认识到这种东西很重要，作为历史来说明了当时政府是什么样的。 最近《纵横》杂志2002年的第七期，一位叫刘志军回忆，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1972年中国和美国已经开始交往，一位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要来采访中国一个普通人家的一天，就选了他家，给他的全家办了学习班，这就证明了我从前文章里写的此事不虚。他写的就很详细，正如作者说的“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当时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紧张，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但“《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100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3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 《纵横》，2002年第7期）。那以后历史留下的就是这种，包括我看到的一些外国的学者、中国很早时期出去留学的，现在写文章就根据这个，历史记录下来的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认为历史的记录确实没用不可靠，只有大家都写，才能够形成一个真的。比如有人说档案很重要，确实相对而言是最真实的，但是很多东西还是假的，当年"知青"在招工、招生、参军时"走后门"更是司空见惯，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不过，走完"后门"却都还需要完备"正常"的手续，所以若查档案，群众推荐、表现优秀、基层组织审查批准……各种"合法"手续一应具全。档案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如果以档案为准，就会得出当时基本没有"走后门"的历史性结论。没准过了三、五百年之后，搞研究的人把这些档案整理出来，所以只能是根据这些人的记录和描述，我甚至反驳这些观点，工农兵上学的推荐是毛主席定的，连他最后都为了这个事情辩解说“走后门来的不全是坏人，走前门来的也不见得都是好人”，我认为记录历史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并且很多事情残留的文献和当时的情况正好相反。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绝大多数都是想方设法留城不成后被迫而去，临行的场面哭声一片，凄凄惨惨。但每批"知青"下乡时都要组织一个盛大的"场面"，敲锣打鼓，红旗招展，胸带大红花手捧"红宝书"在毛主席像前宣誓表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于是，报纸上的图片和文字报道，新闻纪录片中全是这种"盛大"的场面，所以我认为这种有很多事是假的。 比如文革期间，中国几乎没有故事片，除了什么《地道战》的很少，当时尽放新闻简报，在当时有一个说法“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当时的新闻简报固定，和现在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差不多，第一就是中央领导人接见什么人，历史就是这样的，包括三年大饥荒你现在看新闻简报，都是一片丰收景象，当时个人没有摄像机只有新闻电影制片厂记录下来的，要不就是大批判、工农业的生产“蒸蒸日上”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莺歌燕舞”，当时迫害标兵的真实情况在镜头中却没有反映，报纸和新闻的相片都是剪辑起来的，都是摆设。我推荐一本晋永权的《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金城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以高度的职业道德感进行专业分析，提供了大量“原始相片、底片是如何‘加工’‘合成’成一张张‘雷人’照片”的珍贵史料，拆穿了这类新闻摄影产生的西洋镜。比如1958年的安排出的4个儿童站在早稻上的相片，这张名为“欢跃在‘早稻’卫星上”的照片被作为典范宣扬。这个相片一出来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其他农业的摄影记者都是这样了，最多的时候是13个小孩在相片上，如果没有他的揭露，那过了千百年以后。。。所以这段历史如果这样下来除了政治因素以外，从技术上说，当时个人也没有摄像，历史的影像的记录是只此一家。不过新技术的发明总是或多或少会引起社会、生活，或者社会体制的变化，现在的数码摄像技术的发达，这对很多事情的记录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很多的普通老百姓用摄像就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记录下来，对社会的反映、历史的书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数码技术的普及，普通人或者民间也开始了争夺历史影像的话语权，一些电视台也播出了民间的DV。 改革开放很重要的“变”就是有社会、有公共空间、有私人空间的产生、公民社会的产生。比如宋庄有美术馆，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做讲座，宋庄的美术馆每年都有一部独立记录片，记录下来的都是当代普通人的生活，把他们的记录和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记录做一下对比，两种镜头两种目的、两种叙事方式，中央台的是俯视传达的是严厉资讯，另外一种是平视的在理性的叙事中传达的某些温情，客观的记录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有一次凤凰卫视的DV展让我去当评委，看到写一个买花女，卖菜和卖花的过程，以及躲城管的镜头。北京台也播了，完全是批评和训斥这些人如何违反了城管，这就是完全两种不同角度，说明了电视台已不能完全垄断一切。以前的摄像机是全世界的传声筒，真相完全被遮盖、掩蔽，真相在时间的过程中将被一点点的吞噬、忘却，留下的是轰轰烈烈、热火朝天，这种景象在被复制、放大，很多真实的家庭生活反而没有被记录。 现在很多家庭都有了摄像机，在文革时期、前后是没有的，要是再有历史学家把现在的普通人的生活和五十年代的作为对比，那我认为就更荒诞了。历史最注重的就是历史的书写、历史的记录、历史是如何形成的？所以我认为了解、认识社会和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不是各种政策、主张、宣言文本的意义，而是这些文本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对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真实的影响。 在DV出现以前，我们传统的镜头只对准领袖、英雄，而群众只是如何响应号召，只是一个被动者，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是没法再镜头中得到反映。DV的出现使镜头能真正的对准普通人，使普通人成为叙事的主体，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记录，是大众生活的原生态，是最真实的历史的记录，保留下珍贵的历史档案。DV打破了权力对历史的影像世界的话语垄断，今后的社会事件都将会有许多不同角度的记录，由某个想垄断重大事件的记录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最近出现的很多社会事件都和视频有关，以后研究历史恐怕要从视频上找文献。如果不是视频起了这么重要的作用，很多事情就不会有后来的结果，网络视频、手机打破了垄断。 在档案或者文献之外还有另外的历史，我刚才讲的老百姓的历史最重要、普通人的历史最重要，实际是只有宏大叙事的历史观早就引起了一些史学家的不满。胡适便是其中一位。１９３０年，胡适在《上海小志序》中写道：“‘贤者识大者，不贤者识小者’，这两句话真是中国史学上的大仇敌。什么是大的？什么是小的？很少有人能正确回答这两个问题，朝代的兴亡，群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争，这些‘大事’在我们眼里渐渐变成‘小事’了，《史记》里偶然记着一句‘奴婢与马同栏’或者一句‘妇子蹑利屣’，这种事实在我们眼里比楚汉战争重要多了。” 因为从中可以引起诸如汉代的奴隶是如何生活、妇女缠足由何而起等有关时代社会生活的问题。"这种问题关系无数人民的生活状态，关系整个时代的文明的性质，所以在人类文化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史料。将来的史家还得靠那'识小'的不贤者一时高兴记下来的一点点材料。" 几乎与此同时，一份名为《经济社会史年鉴》的杂志于192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诞生，提倡一种新的历史学。经过几代人数十年不懈努力，"年鉴学派"终于蔚为大观，成为当今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年鉴学派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关注政治领袖、伟人，关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历史”，在法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伏尔泰，伏尔泰认为历史不应该只是君主和伟人的历史，应当是所有人的历史，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也是西方的第一部文化史著作，他对路易十四时代的经济、文化、社会风尚作了很多的描写。曾经西方也认为历史就是记录了战争、外交，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的一位历史学家基佐对年鉴学派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整个人类过程的文明，这个文明就包括政治、经济；还有一个法国的史学家认为“传统的由杰出英雄人物伟人组成的历史有两个主题，首先在物质方面只看到人们的出身和自由，看不到地理、气候、食物、人的影响，在精神方面只看到君主和政治行为，忽视了观念、习俗和民族灵魂的内在的作用”。有一本书《历史方法与社会科学》里说“历史学要发展就必须打破传统史学的三个偶像，第一个是政治偶像，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政治事件上，夸大战争的作用；第二是个人偶像，是孤立的研究某些伟大的历史人物，而不研究整个社会的状况；第三是年表偶像，把重大的事件排成年表，没有看到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经济状况”还有很多法国的历史学家对此作了一些贡献。所以到1929年自然水到渠成，办了《经济社会史年检》，我主要介绍西方史学或者国际史学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年鉴学派”和我的观点正好一致。 年鉴学派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29年-1945年；第二个阶段1945年-1968年；第三个阶段1968年至今。他们的著作《腓力二世与孔德省：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地理历史学导论》、《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们强调要研究一个国家的长时段，老百姓的生活、经济史、社会史是最重要的，提倡总体的历史研究，认为历史没有大小，所有的生活方式能还原变现出来的生活状况是庞大的。二次大战以后，年鉴学派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其中的标志由原来的《经济与社会年鉴》改名为《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主要的代表作就是《地中海与腓力浦二世时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是以跨国家的文化区为研究对象，对当时的包括人口、劳动力、货币流通、物价、商业、财政、交通、人民生活、宗教等都做了研究。法国的拉杜里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的奥克乡村》，主要研究14世纪初法国蒙塔尤地区异端教派加达尔教教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并大量应用当时对异教徒的审判记录，成为法国几十年来最畅销的历史著作之一。 我认为很有意义，但是我做不了。比如长安街的历史、变迁史，从最早本来的样子当时的天安门广场都是卖菜的什么都有，逐渐的拆了那几座门，逐渐拓宽了路等等；包括三味书屋旁边的马连良故居，马连良故居后来变成花江狗肉店，最近又拆掉；长安街西单一带还是老百姓的市集、西单电影院，是老百姓的一个很浓的状况，现在都变成中央机关；我就注意到如何从一个老百姓生活的日常生活的场景一点一点变化的。要是有档案写出来将会是很精彩的反映老百姓生活的、记录老百姓和国家关系的。 人都是容易健忘的。实际上文革开始不久，北海和景山公园就封闭了，变成了当时领导人的休息的场所。没有把公园的历史档案，记录如何从皇家园林变成公园，在文革中又变成皇家园林，1971年封的-1978年3月开放，北京日报、人民日报都发表了，华国锋的威信比较高和这些都有关系。我看一些材料封起来容易，要重新开放就涉及到很多的方方面面，这个公园的历史就反映到社会的很多。历史要记录下来公共空间、公共生活，中国历史上没有公园、没有博物馆，没有公共图书馆，有的藏书楼不是皇家的就是私人的，是清末新政的时候派一些大臣去考察国外的新动向，在考察各国政治制度的时候发现，都有图书馆，回国内的奏折报告里都有这个，这才成立了京师图书馆。中国的园林很发达，但是没有公园，不是私家的就是皇家的，没有一个公共的空间，也是那个时候开始有了公园。清末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这方面进行了改良和改革。建了北京的第一个动物园，博物馆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反映出中国的公共观念还是狭窄，这也反映出观念的变化。比如一开始有开放公园的时候，面临中国的男女传统观念，陌生的男女能不能同时游？中国人一想到公园就是私定终身，但好的公园就规定单日子男士游园，逢双日子女士游园，从这个就能分析出来中国人观念的演变。当年北京的茶馆非常普及，就是很普通的茶馆，任何地方都是这样，茶馆就是大家聚会交谈信息的场所，这个场所自然会谈到国事，会提醒你莫谈国事，但是64年把茶馆取消了，改革开放之后又恢复茶馆，变成一种很高档的场所，都是豪华装修一壶茶都很贵的，不是老百姓大众日常的休息的场所了。在四川抗日战争的时候，好多的大学生都是在茶馆里写作业。我认为像这种研究茶馆变化的资料都是很有趣的题目，比如像今天的三味书屋本身就有它的历史，什么时候主办的活动，从前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书店就能请人办讲座。我认为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有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逐渐不受干预，对于着装你只要不是在特定的场合一般的没有人干预的，到夏天我看街上好多的露脐装，要是再从前肯定是流氓是有伤风化。现在日常生活对多数中国的老百姓有日常生活，可以安生的过日子，现在看大多数不知名的或者说当时不知名的，写的回忆当时的记录，比如前一段黄永玉的揭发。。。但是现在大多数平凡的人写的回忆录，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互相监督、互相告密。老鬼写的《血色黄昏》最近又再版，完全写实，并且他说“我从前写的不好，我把几个人的坏事加到一个人头上，现在我一个一个写出来，包括我自己”。当时他只是在内蒙插队的知青。 我反复强调老百姓的生活最重要，当时的状况用一句话“咳嗽一声都有人记得”，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反革命， 不许有公民空间是抓的很紧的。1971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其中有一个是反裴多菲俱乐部。最近北岛写的一篇文章，就是70年他们几个人喜欢在一起读书，就引起了一些人注意、有人汇报，包括自己在家里洗相片用的灯光都有人打报告，这就是日常生活当时的状况。还是回到胡适的那句话“每个人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不至于认为整个二十四史都是废话，因为它没有记录老百姓的生活，但是我还是认为老百姓的历史最重要、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 在座的能够把自己的做的事记录下来，不记录下来就等于没有，我曾经和我的学生说过“我当知青前对农民怀有小农意识的看法，下乡就知道为什么农民收割麦子时故意掉一点的麦穗，到地里去捡麦穗是自己家里吃，因为农民种的粮食都要上缴，一年到头吃不上白面，这点麦穗对他们来说就很重要。我和我的一位从农村来的学生交流过，他就说他父亲就曾经讲过去捡麦穗的事。这种细节没有人记录，农民的生活状况没有人记录下来。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片子是记录渔民的，当时规定好的鱼都要上缴，渔民就会故意把好鱼剁碎留下。我认为城里以吃白面为主，就说农民捡麦穗的小农意识，下乡才知道农民只有春节才能吃上白面，最大的感叹就是什么时候能和城里人一样天天吃白面。我总是希望大家把自己日常生活的历史能够记录就尽量记录，为历史留老百姓生活的证据，若果没有是很可怕的。现在有的年轻人对现在社会的一些状况看不惯，再看从前都是记录的很冠冕堂皇、庞大的，就认为还是那个年代好，这样形成历史的记录是很可怕。尤其记录都是伟人，那文革受迫害的都是名人、领袖，实际上有很多的普通人，因为不被记录。我认为判断一个时代、社会的阶段还是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是罪重要的。 主持人：我补充的这个故事也是记录变化，看出我们现在和官员们的距离。我上学是在28中，那时候是可以随便上人民大会堂的高台阶写作业复习功课，没有人过问。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在台基厂一个楼里，除了你要约见某个领导人必须经过办公室的秘书预约登记，平时你有事随时可以出入没有人会拦你。可是现在前些日子，我们的房子是复兴门内大街60号，后来因为拆了很多，重新编号改成复兴门内大街20号，需要去公安局重新登记备案，到西城区分局办手续，可是进不去大门，门房的警察要求我必须约好谁办这个手续？我当然无法和谁约也不知道电话，在大门辩解了半天，最后还是出来一个老警察知道我才让我进去。大家都知道长安街的交通经常被拥堵，可是我们的公仆有时候很忙，需要给他们腾出一条专用道，那个时候如果有这种情况充其量腾出一条道供他们优先通过，可是现在最少要封锁两道甚至是三道，一道他们通过另一道空出保护距离以免威胁到他们的安全。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到，有的是在变化好比如说生活当中的恐惧感越来越少，但是能看到有的很多是在相反方向上变化。 提问1：听你讲历史非常有意思，有一个问题特别困惑？中国1953年以后进入了荒诞没有理性的，甚至是可怕的社会阶段，造成了几乎全国全民的崩溃要消灭掉失败的饥荒，我们改革开放了。一直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有几千年文明的，几千年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一直是大国、强国，是在正常状态下中国本来就应该拥有的这种状态，就是因为几十年在毛泽东领导下，不正常、不理智荒诞才造成了我们的一些损失、落后，现在这三十年的所谓的改革开放，让我们逐渐的恢复了应该有的结果，我们是否有必要歌颂这三十年所谓取得的成就？当一个文明社会恢复理智、恢复正常，不需要政治炒作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理智、更多的回归正常，回归人类本性的东西。 雷颐：你刚才讲的我非常赞同，我认为其实讲的就是要恢复常识，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尊重了常识，农民不愿意人民公社，老百姓就是愿意过自己的的日子，它尊重常识就是应许你过，这是恢复常识，恢复常识中国在几十年形成的状态中在当时都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就知道，开始反对的力量是极大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能够正视常识恢复常识，本身还是很有意义的事，至于应该是否歌颂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来做，我认为前三十年是很荒诞的不顾常识，这三十年所作的就是恢复常识，很多事就像你说的只要恢复常识了自然就发展，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提问2：听了你的讲座很感动，有两个问题。我受到启发，据我了解前些年韩少功办的天涯杂志有一些百姓诉说历史的记录，现在年轻的80、90后，可能舶来的或者是拿来的亲历的东西变成他们的行为模式，再早就是跟主流的史学的教育对立，其实这种亲历历史的对父辈的东西有一种理性的思索，或者做一个史学的教育，我认为是很可贵的资源，但是我们好像是缺失了，最流行是戏说帝王将相，目前国内对这方面的挖掘和系统的梳理都是很分散、零星，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现状？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本书《明朝那些事》我看了还不错，您从史学的观念和角度看，是否撬动了那些因素？或者所有一个独立的评价体系，能从普通老百姓、具体的史实方面挖掘、细说主流的一些真实，导致了发行面的增大。 雷颐：我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我是搞近代史的，没有关注过明史没有看过《明朝那些事》，无法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反复强调历史要有记忆，遗忘是很容易的，三十年的事情很容易就会忘记了，比如说我看邓选里的一篇文章，是回答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问答，谈到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四人帮不同，那是反革命，要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实际上登的是1979年法拉奇问为什么和中国人说起四人帮就伸出五个手指？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当时邓小平的回答我们好多人认为只是当时的一个策略，过一段历史会恢复真相，但是现在我问有些人就是林彪、四人帮，历史就这样形成的。所以历史的掌控它有意识的让你忘记和记住某些东西，这是很可怕的。我作为历史学家写文章反复的强调，它确实是马上就可以忘记作为一个民族一个集体记忆，可能某些人会记忆，但是作为集体记忆就是让你把那一段完全忘记。当年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日常生活中唱歌都受控制，梁晓声说一个很左的人无意哼起了“三套车”，这在当时是犯禁的事，文革前的苏联歌曲都是被批判的，当年拍那些还是比较真实的，但是现在拍的《北风那个吹》，就把它完全轻喜剧化了，现在的人看就觉得挺浪漫的。所以我认为历史很可怕，并且它只有一种，其他的还能拍出那种《今夜有暴风雪》的电视剧吗？拍了能播吗？都是经过严格的掌控。在八几年的时候有一个知青史，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草场失火死了几十个知青，这段必须被删掉，很多这方面的让你删掉，留下来的都是战天斗地、轰轰烈烈的。经历过知青的就知道知青为了招工那种竞争，互相揭发、互相陷害是很激烈的。现在过了几十年作为个人来说认为应该忘记那些峥嵘岁月很艰苦很感慨，但是留下的是给后来的人的记功，知青那时大家都是互相包容、互相关心，完全把很残酷的竞争都没有了。我越来越关注我称之为的历史发生学是如何记忆的，你看看《北风那个吹》和当年的《今夜有暴风雪》这两个做比较，怎样抹去和粉饰一段历史，作为老百姓来说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 提问3：如果要写文革史的你认为要如何挖掘材料？ 雷颐：那个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十年全国人民都被卷入，全国人民大多数都是从开始的主动参与到70年代就开始反感，林彪事件之后就觉得还是文革前好，反对发动批判法规潮的运动，还是应该从政治经济、政治体制各个角度来看。首先文革的受迫害者究竟有多少人？普通人有多少？这根本就无法说清，可悲的就是历史记录下来的都是少数名人，大多数的普通人是没有什么记录的。 提问4：我们的政治理性和现实存在时相互作用和矛盾的，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多样性、地域性和整个事件的阶段性，包括每个阶层的没有充分的讨论和宏观的整体影像。历史要被记录、解构、理解，反过来现在要从什么角度？所所有的历史都有它的现实意义，我们的现实决定了看历史的角度和眼光，我们有怎样的现实存在就有什么样的历史，如何解构它？ 雷颐：第一个是农民的整体的缺失，农民的历史、农民的生活史整体的缺失，少数人的是很重要，但是传统史学相对而言比记录大多数人的多，真正的记录大众的还是少。历史能为今天提供什么借鉴？或者我们看历史的眼光有利于我们看今天的很多弊病，我们回顾历史是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