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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时间：2008年3月30日 ■地点：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 主持人：《先锋国家历史》是国内第一本专注于历史的新闻杂志，今天的“先锋国家历史讲座”是第一期，今年我们将定期陆续举办，邀请著名学者为我们解读和讨论历史问题。 改革共识是怎样形成的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改革开放可能是我们所经历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但改变了我们过往的生活方式，同时可能会持续地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我们知道，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其实并不是缺乏改革的，从早期的商鞅变法，到后来的王安石，以及晚清宪政改革，中国一直都有改革的勇气和实践。但是我们回顾历史却发现，能够平稳地持续三十年以上的改革实践或者最终取得成功的改革是非常少和非常罕见的。那么，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场改革到底经历了哪些路径，它的发展方向会是怎样？又会怎样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我们请秦晖老师来为我们进行深入的解读。 我们国家的改革已经三十年了，这的确是无论在我们国家还是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而且以后也将会长时期的影响我们国家的未来的走向，那么我们国家的改革，如果就经济发展而言，毫无疑问是创造了一个奇迹的。所谓奇迹，我把它理解为一个中性的词，至于褒义还是贬义，大家可以各自有各自的看法，但是这么长时期的经济高增长的确是需要解释的。 走出文革的改革 这个奇迹我觉得可以分为三段讲，第一段是从1978年到1989年，我把这一段奇迹称之为“双重效率争议之下走出负帕累托过程”。我们现在都说改革起源于1978年，但是邓小平在他去世以前曾经讲过，说改革其实1975年就开始了，只是当时叫做“整顿”。邓小平说改革起源于整顿，这可能主要是基于他个人的经历，因为他想纠正文革时候的一些做法，的确是从整顿开始的，但是这个整顿很快就被毛泽东制止了，而且他自己也第二次被打倒。到了1978年，他重新出来以后就又开始搞了1975年的那一套，这个也等于是改革的出发点。无论是1978年还是1975年，我们都可以把这种变革理解为“走出文革的改革”，也就是说，所谓改革，当时人们心目中就是对文革的一种否定。那么到了1979年的时候叫做彻底否定。 因此我觉得所谓改革就是彻底否定文革。可是彻底否定文革到底是要干什么？我觉得这不是人们一开始就很清楚的，应该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改革是走向市场经济，可是在1975年的时候乃至在1978年的时候，人们讲的否定改革其实更多的是恢复计划经济。我们中国如果说要搞计划经济，老实说，那不是1949年以后开始的。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早在抗战以后，中国的经济就已经出现了计划化的趋势，由于战争的影响，当时民营经济和外资在抗战期间基本上都被消耗得差不多了。一方面是战争的破坏，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留在沦陷区没有内迁的，在国民党接收的时候都被作为所谓的有附逆嫌疑的产业被没收了。大家都知道，民营经济如果不到大后方，留在沦陷区肯定是要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国民党一打回来就说你是汉奸，然后几乎全部都收归国有。日本人的外资，抗战以后当然被没收了；英美人的外资，在抗战一开始基本上都撤走了。所以，抗战以后我们国家工商业资本就已经出现了国有化趋势。1946年我们的工商业资本中国有资本就已经占到了百分之五十，我们把它叫做官僚资本，大家知道，所谓的官僚资本并不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它其实是国民党搞的国有资产，所以我们以前讲的所谓官僚资本，包括国民党时期的四大银行，包括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企业等等，基本上是国民党时代的计划经济。无论是国民党时代资源委员会的那些专家，还是建国以后在中国搞156项工程的苏联专家，他们的政党背景不一样，他们的学术经历也各异，但是有一点是很相像的，他们搞的所谓计划经济，那都是带有很浓的工业文明时代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产物，非常强调所谓的专家治厂，所谓的综合平衡，所谓的经济核算，所谓计划最优化，就是大量运用运筹学这一套东西，我觉得是从抗战一直到1956年，这事实上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现象。 可是一直到1956年以后就变化了。大家知道1956年由于赫鲁晓夫的报告，苏联模式在世界上一下子就声望扫地了，那时候毛主席也就立下雄心壮志要另外搞一套，认为他比斯大林更能干，那么他的这一套就是用那种政工治厂的方式来取代专家治厂。 1956：浪漫主义取代理性主义 简单的讲就是1956年苏联模式失色，毛泽东式的浪漫主义就趁势取代了苏联式的理性主义。以“八大”开始提出否定一长制，所谓否定一长制就是用政工治厂来取代专家治厂，因为所谓“一长制”就是厂长责任制，而苏联时期，这里要讲一下，虽然两国都是社会主义，但是苏联的企业管理和我们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苏联企业里头是没有专职党务机构的，它有党委书记，但一般来讲都是兼职，而且厂长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把手，而这个厂长一般来讲都是技术专家，那么苏联时期经济管理的那一套，在五十年代被我们中国人叫做“马钢宪法”。 今天中国人一提到“马钢”就说是马鞍山钢铁公司，可是这个“马钢宪法”可不是马鞍山，是玛格丽特格尔钢铁联合企业，是苏联乌拉尔地区最大的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当时的鞍钢、武钢、包钢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建的。这个所谓“马钢宪法”就是按照玛格丽特格尔的一整套企业管理模式建构起来的一套东西，大意就是第一强调一长制，第二强调综合平衡，第三就是强调评级核算，第四就是强调经济函数最优化，第五就是要强调专家治厂。这一套东西到了1956年就开始被否定，到了1960年中国就开始提出一套“鞍钢宪法”的东西来取代它。“鞍钢宪法”名义上是鞍钢的宪法，但是经济管理工作部门的老同志都知道，实际上并不是起源于鞍钢的，是起源于沈阳一个国防工厂，主要是来自军队的一套东西，这个东西后来以鞍钢党委的名义发出来，后来毛做了批示。“鞍钢宪法”它的传承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这里头每一句话都是针对“马钢宪法”的。所谓加强党的领导就是来否定“马钢宪法”的厂长负责制和专家治厂的；以坚持政治挂帅来否定“马钢宪法”经济核算的要求，以大搞群众运动来否定“马钢宪法”的专家治厂和科学主义的科层管理原则。大家知道，苏联虽然意识形态非常重，但是苏联的这套管理体制的西方色彩很重。他们理解的所谓的计划经济就是西方企业管理的那一套东西，但西方人是用于一个企业内部，而他们是用于整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把整个国家当成一个托拉斯来进行运营了。这一套当然就有一整套科层体制，后来这一套体制就被我们叫做“管卡压”、叫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从大跃进开始就用群众运动来取代它，到文革就更不用说了。 而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上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专家要参加体力劳动，工人要参加技术管理。就是用一整套农民战争式的来取代那一套。我们也知道，改革以前的苏联和中国都在经济领域搞那种意识形态工程，但是中国和苏联有很大的不同。苏联在巨变以前，一直在经济领域反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那就是主张在经济领域搞市场化的那一套。而中国改革以前一直在反修正主义，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反的修正主义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内容是带有反市场化的色彩，比如说“反三自一包”，那显然带有反市场化的色彩，最极端的时候农民养一只鸡到集市上卖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尾巴给割掉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反对修正主义主要的并不是反对这个，主要的是反对苏联搞的那一套，其实就是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我们那时候经常搞“大办”，一下是大办钢铁，一下是大办粮食。当时我们有一个理论，说计划平衡是一种消极平衡，这是要不得的，我们要搞所谓长线平衡。什么叫做“长线平衡”呢？就是“元帅升帐”带动一切，就是五亿人民都去炼钢，只要有了钢就有了一切，那实际上就是不要平衡了。还有反对所谓的“条条专政”，实际上就是反对国家计委的平衡安排，反对所谓的全国托拉斯化。那时候反对全国托拉斯化主要是鼓励各省各自大放卫星，就是你不要管计委的宏观调控，你各自比赛，你亩产13万斤，我亩产10万斤，这个就是反对计委的束缚，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乃至我们在基本建设中搞所谓的“三边工程”和“首长工程”、“条子项目”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反对理性计划的。那么这么一来就使我国的改革面临和苏联东欧完全不同的局面。 苏联东欧的改革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而且这个计划经济走向了一个死胡同。什么死胡同呢？就是这个计划经济有问题，他们就认为是计划不够科学的缘故，然后进一步加强那种所谓的计划最优化，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所谓最优化方程的解。用信息手段来进行计划管理，这是苏联很早就着手的，早在70年代，在第二代计算机，也就是晶体管计算机的时代就已经建立了全国计算中心和三十多个总管理局的计算机网络。苏联在1977年它的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的三千多个经济指标都是通过电脑求解最优化方程制定的。可以说这方面是搞得非常极端。 国企改革：乔厂长为何上任 但是中国的经济学中，可以说改革以前是完全没这套的，改革以前中国的经济学基本上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一套，那一套东西一旦进入改革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仅它的目标和我们追求的目标发生冲突，而且就它的智力魅力或者说学术魅力来讲，也显得很无聊，大家都提不起兴趣。它全部的功能就在于证明资本主义不好而我们很好。至于这个计划到底怎么定最科学，它基本上是不谈的。 中国在文革的十年间基本上就处于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的那种状态，如果要说休克，那么中国已经在这种状态中休克了十年之久，那时候中国不要说别的，就连计委几乎都不存在了。当时大家可能都知道，计委这个班子全部都已经没有了，当时中国分管经济是从军队来的余秋里同志带领的几个军人在那里搞那种军事指挥式的那种经济。那好像叫做国务院生产组，主要的负责人就是余秋里将军。 这种状态就搞得这个国家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邓小平的改革其实一开始就是要走出这个局面。而走出这个局面，老实说我觉得有一种优势，就是怎么做都比会原来好，不管是搞市场经济也会比原来好，你就是搞计划经济，只要搞得比较认真，只要不是那种大轰大嗡、瞎胡闹的，那也会比原来要好。 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的改革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人提出要搞市场经济，那个时候就农村而言一开始就有了市场化的苗头，搞了大包干，农民只要交够了公粮和提留，剩下的就可以在市场上自己处理了，虽然那时候还有很重的国家征购任务，国家的计划安排还是有的，但是毕竟农村改革一开始就开放了一定范围内的市场。 而当时国企改革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国企改革一开始是怎么做的呢？关于这点大家只要看过蒋子龙的一部小说就知道了，就是很有名的《乔厂长上任》，这个乔厂长就是一个自诩为专业很好，而不把党委放在眼里的这样一个技术专家治厂论者，这个人有两个特征：一是所谓的坚持科学管理，不搞虚的那一套，实际上就是不搞政治挂帅的那一套；第二，这个人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观念，他的观念就是只要把上面布置的计划用最少的消耗能够最好地完成就是一个好厂长。这个《乔厂长上任》我们当时看了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非常像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很流行的一种大厂文学。我们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读过比如说苏联“普容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当代英雄”、“你到底要什么”这类小说，普容恰托夫经理和乔厂长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人，基本上不懂得政治挂帅，也不懂得市场营销的那种计划经济时代的技术专家。 这里我还要讲一点就是苏联改革以前的领导构成和我们改革以后的领导构成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苏联改革以前的历任领导绝大部分出身工科，出身于文科几乎没有，出身理科的也很少，像赫鲁晓夫就是学冶金的，叶利钦是学建筑的，安德罗波夫是学内河航运的，戈尔巴乔夫是学农业的，勃列日涅夫也是学冶金的。我们国家改革以前这些工科出身的人都不成气候的，因为当时我们不搞计划经济，是搞命令经济的，因此是一大帮将军在那里指挥经济。到了改革以后，中国出现一个现象，叫做“大清潮、北大荒”（编者注：分指清华、北大），工科出身的人大量进入领导层，这个现象其实是苏联改革以前的现象，为什么是这样呢？原因就在于中国改革以前老实说并不怎么真正的搞计划经济， 改革以后，一方面市场因素有了，另外一方面中国才真的把计划当作一个事情开始着手了。我们的乔厂长，以前一直被压抑，那么现在到了改革时代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所以我们的乔厂长比他们的普容恰托夫经理要幸运，可是这个幸运其实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因为乔厂长比普容恰托夫经理高明，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乔厂长的前任要比普容恰托夫经理的前任要搞得更糟糕。 农村改革：他们没有什么保障可以失去 苏联和东欧原来也是农业国，它也经历了很严酷的原始积累过程，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农民是非常悲惨的。我们知道苏联时期饿死数百万农民的体制性大饥荒就发生过三次。1921年前后、1930年前后、1946年前后都曾经发生过大批饿死人的事。那个时候如果苏联要改革的话，我相信苏联的农民也会创造非常惊人的奇迹，可是苏联的历史没有这样走。他们通过原始积累，用牺牲农民的利益和生命为代价，还是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他们的集体农庄从1966年就开始实行所谓有保障的工资制，实际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界限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从1966年开始，他们的国营农场就是发固定工资的。因此苏联的农民在变革前的体制下是受到严重束缚的，但是他们也得到了和城市的国营企业基本上类似的那种福利保障。因此他们的农民在面对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和我们的农民是不一样的，而与我们的国企工人有点类似。走向市场以后，他们继续摆脱束缚的空间并不是太大，但他们有可能失去一些保障，因此对他们来讲代价很大。可是我们中国农民就不是这样。 大家知道中国农民在改革以前有所谓人民公社制度，手脚是绑得很死的。但是我们中国农民应该说在改革以前一直是处在很极端的低福利状态下。一个典型就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很多人，实际上农村的饥荒状态，根据我们在档案中看到的情况，从50年代统购统销时代，一直到1975年始终就没有断过。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这些福利都谈不上，因此我们有一位经济学家朋友周其仁先生曾经讲过，改革以前中国所谓的农村和城市，我们以前说城市是国有经济，农村是集体经济，他说其实这两者差别不大，都是国家控制的经济，那真正的区别在哪里呢？他说，国有企业是国家控制，国家承担后果的经济，也就是说这个结果不管是好是坏，结果是国家承担的，工人是不承担后果的。即使这个厂办得再糟，工人也还是有工资拿。而农村就不是这样，农村是国家控制，但是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也就是国家虽然控制了，但是控制的后果是国家不管，由农民来承担的。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农民基本上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因此，1978年的时候，改革对于农民来讲，他们没有什么保障会失去，因为他们原来就没有保障。 走出“负帕累托过程” 20世纪90年代，农民的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教育、医疗，都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时候人们就开始说毛泽东时代多么多么好。其实老实说，中国农村的这种公共服务系统的崩溃主要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造成的后果，在80年代，农民并没有感到所谓的公共服务系统的大崩溃的问题。 在所谓改革代价这个问题上，中国和东欧也是很不一样的。在经济学上有一种说法，把所有人都得利，只是有人多一点，有人少一点，但是没有人吃亏这样的一种变化,叫做“帕累托改进”。这个帕累托改进应该说在历史上是难以实现的。我们通常讲，如果一个过程是非帕累托过程，也就是说如果这种过程是少数人得利，多数人吃亏的，那么如果我们改变这个过程，那就会是多数人得利，少数人吃亏。这两种改革人们也许会说有一种是公平的，有一种是不公平的。但是这两种改革都会有人吃亏，因此都会遇到抵制，它们都是“非帕累托过程”。 东欧就是这样的一种局面，东欧原来的这种体制是有人吃亏，有人得利的，改革以后还是有人吃亏，有人得利的，只不过很可能吃亏和得利的都换了一下。中国就有一个很特殊的状态，那就是中国改革以前正好是文革时期，而文革时期是人类历史上很罕见的一个所谓“负帕累托过程”。 什么叫“负帕累托过程”呢？就是所有的人都吃亏，只是有多有少，而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得利的过程。文革这十年把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折腾了一遍。邓小平时代否定文革，人们讲的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的当权派受难、精英受难的故事。现在我们比较年轻的人不了解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正是因为这种否定文革的话语，使他们对文革产生了好感。 而事实上，可以说整个文革，不管是当权派也好，造反派也好；左派也好，右派也好；汉族也好，少数民族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工农大众也好，都给折腾了一轮，到后来的确是上上下下都怨声载道。所以我觉得文革的确是创造了一种很罕见的现象，那就是走出文革成为一种空前的共识。 我们现在说改革共识破裂了，老实说古往今来几乎一切改革都是在争论中进行的，没有争论的改革在历史上很少很少，但是我们1978年的改革就相当顺利。因此，总的来讲，我们国家在1975年到1989年间的经济变化，可以说无论就效率来讲，还是就公正来讲，都没有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很顺利的。 就效率而言，它同时得到了改善计划和引进市场的好处；就公平而言，没有多少人付出失去保障的代价。同时由于它是一场走出“负帕累托过程”的过程，因此它本身就是一场帕累托改进。也就说大家都受益，只是受益有多少的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中，从1978年到1989年，实效是在不断递减。1978年以后，我们一方面搞了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我们也恢复了一些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就是苏式的计划经济。像乔厂长上任搞的那个社会主义，就是普容恰托夫经理式的社会主义。 这两套东西当时都可以带来经济的改善，但是这两套东西本身是有矛盾的。随着80年代的发展，它已经在很多地方都出现。比如“双轨制”造成的腐败，比如承包制造成的短期行为，等等。而且就在1989年到1992年期间，这两种趋势轮流试图主导中国的改革模式。一方面当时有一部分人希望中国走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民主加市场经济。另外一方面，1990、1991年又出现一种所谓的极左回潮，就是当时很多人又想回到毛时代去。 我记得当时有句话，叫乡镇企业要刹车，个体户要罚得他们倾家荡产，当然这个时间很短。1992年，中国的改革又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从1989年到1992年这个摇摆的过程，先后都被压下去了。 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改革，而且这个改革很快就确定是以市场经济为方向的。这个时候毛式的社会主义和苏式的社会主义都不搞了，我们开始搞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从1992年我们又沿着这条路走了十几年，这十几年中国的经济仍然在高增长，而这个高增长就不能用以前所讲的那个方式来解释了。第一，我们以前这种计划和市场都可以带来效益改进的模式到了1992年就不再是这样，因为我们1992年以后明确的是用市场机制来取代计划机制。第二，以前那种所谓的“负帕累托过程”形成的那种记忆也在逐渐淡出，走出文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一桩好事，但是十几年过去了，不能什么时代都说只要比文革好就行。因此就开始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种事情。而且老实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端起碗来吃肉”，改革开始越来越变成一种非帕累托过程，就是有人吃亏，有人得益的过程。 东欧为何没走中国道路 但是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除了在1990年前后曾经有一段下滑以外，始终是在增长的，而且1992年以后又出现了一波高增长。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邓小平有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现在这种体制有一种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的确是一个中国特色。这种状态我们的很多经济学家把它称之为用强权来减少所谓的交易费用。如果一个改革讨价还价多，那就很难进行。我们这种改革就不许你讨价还价，会搞得很顺利。张五常先生早在80年代就有一句话，说社会主义有一点优越性，那不是说它公平，而是它能够减少交易成本。90年代我们有位朋友——盛洪先生，他在美国时，有次在电梯里碰到科斯教授，他请教科斯说：“你对中国改革有什么见教？”。据说科斯只答了两个词：“共产党、产权”。据盛的理解就是用共产党的权力来落实产权。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薛兆丰先生，在9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叫《寄望中的壮举》，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旗帜鲜明地将经济自由与投票民主对立起来，在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领导下，排除各种民主的叫嚣，进行大胆而急速的所有制革命，彻底明确和保障资产和劳力的产权，这是中国早日走出印度之路的不二法门。” 我觉得这里讲的交易费用，和西方经济学中讲的交易费用已经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像这样来谈交易费用、交易成本，这恐怕已经算是中国特色了。不过应该承认的是，正是这样一种歪曲的所谓交易成本最小化机制，成了第二阶段奇迹的足印。 我们以前经常讲东欧国家改革之所以效果没有我们好，原因是他们过于急躁，搞了休克疗法，造成了很大的震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这里我要讲，把整个东欧作为一个整体来讲休克疗法这是很荒唐的，因为东欧将近30个国家，有的左派掌权，有的右派掌权，经济政策千奇百怪。老实说有很多国家改革的步伐远远没有我们快，说他们都是搞的休克疗法，这本身就是莫名其妙的，而且从总的看来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掌权的这些东欧国家，他们的经济都曾经有过一段搞得很困难的时期，不是搞了休克疗法才会困难，不搞的就不困难，几乎无一例外。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东欧的经济有了解的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会归纳为四句话，这四句话据说是中国搞得很好的原因：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这四条就是所谓的东欧的困境，但是这四条中国都没有，所以奇迹就发生了。 休克疗法作为一种理论，很多人都很喜欢，但是一个民主国家是想休克就能休克的吗？波兰最大的钢铁公司，升级米拉钢铁公司的私有化案例，连续有过五个方案，最后都没有谈下来，就是因为工会的反对，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应该是很少见的。我觉得现在东欧付出了这些交易成本，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走过来了，东欧没有奇迹，但是他们赢得了显著的进步。虽然和我们比还是要差一点，我们是从来没有付出他们的这种代价，我们是一直在增长，这段时间应该说为我们创造了一种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我们也成了一个世界上非常难得的投资乐园，而且是一个成本很低的地方。 中国吸引力何在 2001年中国结束了入世的谈判，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同时2001年美国又发生了一个“911”事件，这个事件使得反恐成为西方最大的一个问题，中国和很多国家都在反恐这个问题上跟西方可以合作。中美关系、中西关系在“911”以后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包括入世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在2002年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中国的优势就表现得更明显，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入世以后外向型优势表现得更突出。第一就是中国的外贸总额在入世以前顺差的基础上，入世以后又出现顺差大爆炸，从2004年才320亿美元，去年已经达到了2622亿美元，6年增长了11倍，其中最近三年就增长了8倍，同时流入中国的外资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有些统计数据说是第二，仅次于美国。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有两笔外资涌入中国，一个就是外国直接投资，就是FDI，这是直接的外汇涌入中国；还有一笔就是所谓的经常项目顺差，就是外贸顺差。这两笔加在一起就应该为我们的外汇增加额提供贡献。在入世以前有一个现象延续了十几年，那就是每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增加额都低于这两项顺差的总和。也就是说外资和贸易顺差加在一起要比外汇增加额更大，那这一部分外汇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就是中国当时存在着严重的资本外逃，据说当时中国很多贪官，有些黑钱要跑到国外去，这就表现在误差和遗漏项。可是中国入世以后，2002年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这一年开始，国际收支账目中的误差与遗漏项从逆差转为顺差，也就是说经常项目和基本项目的顺差之和比当年的外汇储备增加额更小，也就是说这一年我们增加的外汇还要比这些顺差更多，也就说是有些不明不白的钱流入中国。由于中国在入世以后，全球的资本争先恐后地再涌向中国，中国也提高了相应的门槛，中国不是说所有的资本都欢迎，因此很多外资就选择了前门进不来就从后门进来， 这些就成了所谓的第三个顺差。这第三个顺差至少不完全是热钱。这种现象我觉得实际上是资本的内逃，就是外国的资本为了逃避他们本国的民主社会压力，第一，他们那些国家工会太厉害，第二，他们那些国家福利成本太高，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福利国家，那种成本高。更重要的是在那些民主国家，跟老百姓打交道的成本太高，他们的老百姓讨价还价太厉害，所以就要有一个逃避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中国。 这样，原来是我们的资本逃出去，现在是他们的资本逃进来。这当然是反映了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应该说还是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否则别人也不愿意进来了。这个进步当然也是和我们最近几年的经济高增长有关的。大家可以看到，短短几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地涌入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地涌入中国，现在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有人说中国是投资乐园，等等。 现在国际上的两种制度都对中国产生影响，第一就是自由贸易制度，它在对中国施加影响，极力使中国增加自由度。第二就是福利国家的影响，它在使中国必须要进一步解决公共服务问题。 大家知道，最近以来由于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赞赏中国的高潮，尤其在经济学界，在全世界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管左派右派都在唱中国颂。左派歌颂中国是因为他们最讨厌自由放任；右派称赞中国，因为他们最讨厌福利国家。因此他们都想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来为他们各自的理论提供证明。可是要学习中国太不容易了，因为不管是他们的左派还是他们的右派，没有中国的这两下子。左派可以搞高福利，但是要搞低自由很困难；右派可以搞高自由，但是要搞低福利也很困难，我们才真正有这个本事。 这两种优势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结合起来，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名词叫“人权”。我们经常讲人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右派理解的人权主要是个人自由权利，反映在市场上就是自由竞争的权利；左派理解的人权就是我们讲的发展权、生存权，可是大家要知道，所谓发展权和生存权在人家那里是老百姓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权利，那意思是老百姓要生存要保障，政府不能不给，而不是说我让你活着。比如我们现在讲生存权有些人比较反感，说生存权是一个左派的观念，说这个生存权就是猪的权利，因为猪是生存者，而且吃得很肥。其实我说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道理很简单，猪是生存者，但是它有生存权吗？猪生存着，那是因为主人让它生存它才生存；主人如果不想让它生存它就不能生存了。所以猪是生存者，但是猪没有生存权。生存权绝不是猪权，生存权就是人权。生存权意味着国家必须保证这些人的生存，而且是所谓有尊严的生存，当然什么叫有尊严是个弹性很大的名词，总的趋势是在发达国家这个边界越来越高。所以我说生存权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生存权也还是需要争取的。 当然，对于他们来讲，还有一个左派右派都认可的权利，那就是政治上的公民权利，就是不管是保守党还是社会党都得承认的政治上的公民权利。那么，不管是左派讲的人权，也就是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讲的人权，也就是个人自由权利；还有左右派都承认的人权，那就是政治上的公民权利，在所有这三个方面，我们的水平现在都还比较低，但是这似乎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优势。我们现在由于这个优势在所有的要素上几乎都有竞争力，比如我们的劳动力，现在人们都说中国的劳动力便宜，其实中国劳动力真正的优势并不在于它便宜，至少我们的劳动力并不见得比印度便宜，但是我们的劳动力比印度更听话。所以有一个现象，前几年印度的塔塔财团都想把他们的汽车厂搬到中国来，宁可付比印度还要高一点的工资，因为在中国他们不会碰到工会的捣乱。 还有一个是通用汽车公司，它在美国的企业没有一个赚钱，在其他国家赚的也不多，甚至在印度也是刚刚能维持，但是在中国的生产线它的盈利是百分之百以上，我这里之所以讲百分之百以上是因为分母是一个负数。整个通用公司这些年一直是大亏损。 我们的劳动力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的土地很少，可是我们圈地的效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外也有很多大酒店，五星级酒店，但是大家如果去过的话就知道凡是在大城市周围地价很高的大酒店，尽管星级很高，但是他们的前厅都很小，大概在美国只有拉斯维加斯那样的地方才有（很大的前厅），他们圈沙漠盖酒店。可是我们现在盖的这种高档酒店就有很多。 资源环境我们国家是比较脆弱的，虽然我们有一个优势，但是这种优势现在开始逐渐丧失了。我们如果要用这些环境资源，不会遇到公民社会或者NGO来捣乱，但是最近开始有了，交易费用开始变高了。 资金，世界各地的资金使用都是要掂量掂量的，我们国家当然也不例外，可是我们国家的公共财政资金很长一段时间在公共福利方面可以说是捉襟见肘，但是国家的公共财政资金有一种使用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那就是用公共财政资金来为招商引资配套，就是我们每在一个地方招商引资，常常是事先大量投入公共财政资金来建设周边环境。像这样的资金投入，他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怎么来跟我们竞争呢？那些转轨国家就更不可能了。 回顾这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当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恐怕的确是到了要改变的时候。 世界为何学习中国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崛起已经是在很明显地和平演变他们，一开始是左派在那里称赞中国，提出一个“北京共识”的概念，说中国由于不搞自由竞争，所以中国的经济很繁荣。但是最近几年，右派歌颂中国的声音非常之响，张五常先生说现在天下大势就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中国的经济比美国都自由。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两次来中国都不断地到处讲这个话题，说欧美人现在都被福利国家养懒了，只有中国因为是低福利的，所以必然是高自由的，中国人都玩儿了命地干，因为他们什么保障都没有。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被福利国家惯坏了。 现在中国的影响就已经很大了，比如说印度，长期以来他们是看不上中国的，但最近几年情况有了变化，一开始就是塔塔财团。后来，他们的左派右派都争相学中国但是都没有学成。一开始他们的右派执政的孟买市长到上海，看过之后就提出15年赶超上海，结果第一个项目就碰了钉子，原因是他们拆迁很困难。他现在也不再提了。然后西孟加拉邦，是印度最左的一派，说要搞经济特区，结果马上就遇到当地农会的反对，结果到现在特区陆续宣布被冻结。 西方国家的政治布局基本上都是二元布局，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但是现在西方有一些人开始觉得他们的自由和福利都需要缩减，就是在这种严酷的竞争面前，说如果不这样就不行。大家知道去年五月份法国总统大选萨科奇上台。萨科奇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你说他是左派，但他是非常反感福利的，上台就要减福利，但是在法国很难减，他们没有我们的“优越性”。但是你要说他是右派也很难说，因为西方传统右派是主张小政府的，就是不给你福利就给你自由，但是萨科奇是主张强化法国的警察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其实对于法国来讲，他们可能是福利和自由太多了，减少一点点也没关系，距离我们还非常遥远。但是从长远趋势来讲这不得不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对于他们来讲，左派右派都在歌颂中国的这样一种状态很快就会出现一种变化，因为实际上他们都学不了，学不了就都会有怨言，左派埋怨中国的低福利，右派埋怨中国低自由。但是我觉得关键的还不是他们满意不满意，而是我们自己满意不满意。 回顾这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当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恐怕的确是到了要改变的时候。以后我们的改革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将来恐怕就要出问题，而且我要断言，中国目前这种全球化的态势，一旦出问题，恐怕就不光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