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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代史上的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可以获得一些对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脉络的启示，那么研究一下蒋介石还是有意义的，他所处的年代内忧外患，战乱不已，蒋究竟以何种思想应对局势，其成败得失如何，颇值得研究。 蒋的思想资源以中国传统为主，他的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涉及到政治、文化与种族。在几十年间，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依靠，应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形势，不管所处的二十世纪各种思潮学说如何花样翻新，蒋自己坚定不移的信条就是《大学》中的三大纲领，八项条目：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大学的八项条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可说是本末兼赅，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 他进而认为，大之救国救民，小之个人的道德提高，只要抓住这些就可以了。 蒋非常感叹：这么好的思想，“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665页。）。 （原先以为蒋就是说说而已，近年来蒋日记解密，始知蒋真是宋明儒学的信徒，他就说过，他从“8岁时读大学中庸，9岁读毕四子之书。在18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28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38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48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 可见，他除了是行动家，还是一位道学家！ 如何解决中国在那个时代的两大问题： 外患是日本； “内患”——蒋认为是共产党， 蒋开出的药方还是：振兴中国固有文化。 对日本： 1932年5月，蒋氏在一次讲演中称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们要复兴中国，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628—629页。） 对中共： 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其精义是“心物一体、知行一体，我们既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对事物的观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对人生的理解，是思惟与存在合一”（<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1894页。）。 其成效究竟如何，要结合历史事实来评价，先说外交方面： 蒋所处的时代，列强环视中国，最主要的是面对日本侵华，苏俄压力，英美对华，也是各有企图。蒋自知中国为弱国，青年时代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提出对中国最大威胁的国家是日、俄、英，提出应特别关注：西藏、满蒙。 对日本：1928，“济南惨案”，蒋采取“不抵抗主义”，“忍辱负重”；1931，“攘外必先安内”，后坚持抗战，直到胜利； 对苏联：对苏扩张有警惕，但希望拉苏牵制日本。1943，苏侵新疆阿拉山口，蒋抗议，后苏收敛在新疆的扩张，压蒋在外蒙问题上让步。战后蒋对苏犯的一大错误，是为了表明对美友谊而拒绝访苏，而失去了与斯大林博弈的机会。 对英美：联英美以制日，但也防英染指中国权益，蒋有时在内部还大骂英帝国主义。蒋在1951年骂英，他说，中国人所恶者乃英人在亚洲殖民，以不平等待黄人耳（1951.7.15日记，大事长编初稿，卷十，页195）。他还说，英对中华民国国民革命的力量特别仇视（卷十，页198）。同时担心美牺牲中国，私下对美有尖锐的批评，批美辱华，侵华权益。1951.7.26日记中记：美国以美援要挟，要蒋的军、经做不合理的紧缩，“悲愤忧伤，竟至夜梦泣醒，此种污辱刺激实为近年来未有之现象（卷十，页235）。蒋并大骂美驻台顾问团欲谋台之军、财统治权，是新殖民主义，有“控置黄种之狂妄野心”（卷十，页241）。 总结起来：在远东和亚洲，蒋完全不起主导作用或主要作用，对几个大国，无能为力，受制于列强，只能因势利导，尽量保卫中国的权宜。 对内部，蒋用“新传统”整合中国，所谓“新传统”：就是大量吸取传统价值和原素，对三民主义进行新解释，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目标。 1、以国民党为中心，走军政、训政、宪政之建国三阶段道路，其实质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政权类似于凯末尔式的民族主义政权，但蒋在文化方面非常传统，较凯末尔保守。 2、蒋也建立了新的行政、军事和经济管理机构，有其成功方面（在大陆时代，初步网罗技术官僚，在抗战中动员民众，举国一致），更有其失败之处（任用亲信和亲戚，忽视社会基层改革，没能建成有效率的廉洁政府等）。 蒋的悖论： A、对军阀，国民党是新的。 B、对共产党，国民党是旧的。国民党意识形态在30年代被儒学化，蒋说的那一套，过于疏空，甚至可以说，完全不着边际，思想制高点被中共占领。 C、对社会：只吸引了民族派知识分子，自由派游离在外，左派另有旗帜。 D、对普罗大众，对社会底层，没有关怀，没有改革措施。 这里还要讲一讲蒋的少数民族观： 坚持省治：绥远、新疆、西康、青海；不设省治的，归蒙藏委员会，由行政院辖，笼络上层人士，警惕英帝国主义，但力不能逮，对于边疆地区，采安抚政策，尽量优容宽厚。对小民族不关心，不尊重，蒋在日记骂龙云是未开化的裸裸。 对新疆： 1943年前，国民政府力量不能进入新疆。 苏德战争后，蒋开始考虑解决新疆问题： 1、派吴忠信考察西北。 2、1942，派其两子去大西北考察三个月，也是为解决新疆问题探路。 3、本人考察西北，到了甘、新交界的地方，当时都没有对外宣传。 1943年盛世才归顺重庆后，中央军入疆，把新疆从苏联势力中解脱出来。 小结： 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有其重大成就： 1、1929，改定新约；1943，列强废除不平等对华条约，领导抗战胜利；1945，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国。 2、1943，新疆回归中央。蒋对盛有安排，为农林部长，派张治中宣慰新疆。 3、收回台湾，在重庆，笼络“半山”，为台湾回归准备人材，如谢东闵、连震东、黄国书、黄朝琴、吴三连等。 4、运用传统价值于民族复兴的动员，对知识分子较为尊重和礼遇，对冯友兰、对马一浮，对贺麟等，对胡适，对竺可帧。 不足的方面： 蒋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以及时代背景等限制，他的所作所为有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他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薄弱。蒋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资源，以复兴国家，但资源贫乏，说来说去就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甚至提出以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治军和整军，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