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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系列讲座之三 主讲人：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时间：2008年5月28日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整理：王蕾） 民国的这段历史很有意思，它的确比我们此前的明朝历史、清朝历史要有色彩。如果真是想“发现彩色历史”的话，这个民国历史最有可能是彩色的。它很多可以呈现出非常截然相反的，面目各异的面目出来，很好看，也很好玩。 现在是民国热，我曾经做过这段历史，翻过一些史料，翻过这段时期的大批报纸，对这段时期的历史有点直观的了解，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民国的三个面相：第一个是制度面相；第二个我要考察一个现代化的面相；第三个我要考察一个思想文化的面相。 制度面相：在下降线行进 民国时期大分起来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北洋时期，一个是国民党时期。但是具体细分，它还有不同的阶段。在北洋时期，分得比较整齐的是“四个四”，即袁世凯四年、皖系四年、直系四年、奉系四年。国民党时期第一阶段黄金十年：1927-1937，然后是抗战时期，内战时期。 袁世凯时期，开始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是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但是大总统没坐稳就开始帝制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考察袁世凯这个称帝，未必是像我们很多历史学家讲得是这个人特想当皇帝，做皇帝梦没做成，等等。 从制度演进的角度来看，他未必想回到所谓的君主专制去。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华民国最初的四年，就已经发生了历史的复辟。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袁世凯从做总统那天起就想当皇帝，所有的论证都是从后面往前推的。当时并没有人想，也没有人说好像他一开始就是一种专制的意图，没有证据。 在袁世凯没称帝之前，人们还看不到这个政权有溃败的迹象，这也是为什么袁世凯依然会称帝的原因，但是称帝以后不到几个月，就溃败了。历史上讽刺他说是“二陈汤”送了他的命。“二陈汤”一个是陈宦、一个是陈树藩、还有一个是汤芗铭。这三个人本来都挺忠于他的，后来都反了，送了他的命。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是开玩笑，就说袁世凯的基本力量，确实在他称帝之后呈现出土崩瓦解的态势。 我认为有一点，不是因为袁世凯想把中国拉回到过去，他的行为是违反了当时中国深入人心的民主共和思想，老百姓都不同意。其实当时老百姓对民国很不感兴趣，发现民国真不怎么样。没有皇帝的日子还不如有皇帝好过，老百姓当时其实是这样想的。这也是后来袁世凯想当皇帝的缘故，他觉得中国没有皇帝镇不住。老百姓在有皇帝的时候不抗税，没皇帝了首先想到的是抗税。所以袁世凯觉得很麻烦，不光老百姓这样想，底下那些地方势力，尤其是地方军人更这样想，所以他就称帝。这样之后发现情况更糟。社会上层在清朝垮台之后，传统的意识形态：儒家伦理、忠孝仁义这一套崩解了。忠于谁？核心的价值没着落了。于是西方的进化论，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就是严复从西方搬来的那一套，它成了我们的意识形态。 袁世凯称帝触犯了这个进化论，触犯了当时整个社会的上层，包括多数的手握重兵的军阀。所以，他崩了。不是蔡锷他们有多大力量，关键是他自己的人心散了。 在孙中山刚刚创立民国的时候，实行的是美国体制，就是总统直接统率内阁。因为孙中山对袁世凯不放心，于是把这个制度改成了法国制，就是半总统制。在总统和内阁之间多了个总理，而政治重心是在责任内阁不在总统。 袁世凯死后是段祺瑞执政当家，他当的是内阁总理，因为是责任内阁。袁世凯死后又重新恢复了民元时的国会。这就开始了皖系统治时期。 皖系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感觉至少在国家政治运行上，很像是一个民主国家。有国会、有参众两院、有议案、有表决、有责任内阁上国会述职、报告，虽然也是国会里头墨盒乱飞，茶杯乱摔，甚至开会打起来了。那时候看起来很像一个民主体制，但是很快就不行了。实际掌权的段祺瑞发现跟国会弄不明白，跟总统也弄不明白，就出现了府院之争。府院之争背后实际上是责任内阁或者说掌权的总理跟国会之间的问题。于是他就把第一届国会废了，宣布它到期了。国会议员觉得虽然我们时间上是到了，但是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履行职务，你应该补。段祺瑞说不能补了，于是就选了第二届国会。从1917年开始酝酿到1918年选出第二届国会，其中有一个叫徐树铮的智囊，操控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就在北京安福胡同的一个地方找了个大宅子，把这些头面人物进行联络，里面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之后又往下派，往下撒钱。民元国会基本上还是选的，虽然选举人投票是糊里糊涂的，一团糟，因为中国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毕竟没有贿选。 到了第二届国会，两种方式，最普遍的一种就是贿选、买票。他们就是两层，第一次初选出来之后再互选，把人选上去，选成国会。大量都是贿选，公开的买票。当然也有比较横的，比如各地军阀，他打开票箱一看选出来的不是所需要的人，马上换票、重写。这事也有，但更多的是柔性的，就是买卖。这样通过买的方式，选出来一个第二届国会，人称“安福国会”。 显然，从制度层面上第二届国会就比第一届国会差了，但是后来皖系被北洋系里的直系推翻了，之后直系又恢复了民元国会。按道理说这个国会不是贿选的应该好一点，但殊不知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些国会议员早就已经很腐败了。当时北京有一个说法，就说逛妓院的，又说是逛胡同的，哪些人最多呢？——就是“两院一堂”，“两院”就是参众两院，“堂”就是京师大学堂，那时候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是特别喜欢逛胡同的。 到了直系的手里，曹锟想当总统的时候，他就开始贿选，那时候总统是由国会议员选出来的，他不像袁世凯，袁世凯不贿选，他是派人把两院给包围了，说我们都是公民，你们必须把符合我们要求的总统选出来，要是不选出来，我们就不让你们出去吃饭睡觉。这是用的硬的一手。曹锟用的是软的一手。他就说你们选吧，一人给你们发点补助，这补助就是五千大洋。当然也有便宜的，关键是看买卖的时候这个交易的结果。一般都是五千大洋。这就可以看到，到了直系的时候大总统就开始贿选了，皖系贿选国会，直系连总统都是贿选的。 到了奉系上台的时候，最初的一年多是搞了一个临时执政，执政府就在铁狮子胡同，现在还在。临时执政就没有国会了，然后临时执政的执政府干不下去了，塞一把草案之后没办法继续了，这时候张作霖就直接出来当家，他变成了军政府，安国军政府，他当大元帅，军政府就更没有国会了。 袁世凯时期，我们后来说他到称帝的时候已经是有点特务统治了，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因为思想犯罪被抓的人少的多得多，报纸还是可以抨击他，章太炎这种人的不满意，在底下骂还不行，还非得跑到总统府去大骂，砸桌子、打家具，最后无奈了才把他软禁起来。这个软禁可是非常优待的软禁，一个月给他发500大洋，好吃好喝。 在段祺瑞当政的时候，当时报纸骂段祺瑞骂的非常难听。但段祺瑞并没有因为这个骂去把人家报馆封了或者把人抓了，基本上没有。直系的时候，这方面也还可以。 到了奉系就开始实行管制了，尤其是还管大学。奉系接班的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是中国比较穷的时候，老师开不出工资来，张作霖说：工资我给你们开，但你们必须听话，不听话就抓枪毙。这个时候开始杀记者了，当时著名的记者林白水和邵飘萍都是死在奉系的枪下。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情况就更糟了，对思想的控制，对文化的控制就更严了，这时候就开始有新闻检查官了。至于制度，国民党的制度虽然不是军政府，但事实上是军政府。它是党国，就是以党治国。但事实上党组织又没有军队发达，国会也没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度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以国民党的党代会来代替国民大会，立法院实际上并不运作。 我们看到民国这两大阶段，它在制度上基本上是沿着一个下降线在进行的。它跟整个社会的黑暗是一致的，越走越不好，人们觉得我们只有不共和，只有远离民主才会好一点。到了国民党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整个的民主状况是要比北洋时期差一大块，但是国民党时期的国家力量有所恢复。可以说，好像在制度上是专制在救中国，不是民主在救中国。 为什么在制度层面上这样走下降线？辛亥革命以后实行的制度，从西方移植的代议制体制，中国人实行起来是非常陌生的。不光是老百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连上层的精英也不甚了了。 我们知道，代议制的核心就是三权分立，而三权分立中主要是两权，就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和制衡，因为司法相对来说要超脱一点，尤其是一般的政治台面上，就是两权在争取。但这两权往往是不知道怎么协调、怎么操作。掌权的人那时候是段祺瑞，一开始他真心想老老实实按西方那个规矩来运作代议制，我去做一个责任内阁。但是他发现，如果按照西方的规矩运行，他处处碰壁。反过来，他不玩这套，他引入军人干政，玩弄权术，纵横捭阖，他发现这时候是如鱼得水。就说你往好了做行不通，往坏了做一路畅通。 民主的招牌、代议制的招牌，没人敢摘下来。包括蒋介石在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时候，他都是在内部讲话里讲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它实际上是一个军人统治，或者说中国的军阀时期。军阀时期是挂着最先进的一个制度招牌，但实际上是军阀。军阀却始终不能直接去统治，除了非常少的阶段或者小区域，像县，包括省，他都不好赤裸裸的去统治，他必须有一个省议会。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从清末以来，尤其是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已经彻底服膺西方的制度。甲午以后，进化论才流行，《天演论》才发行，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在这个进化论的前提下，西方制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价值观意义上的东西。虽然我们不了解它，众人也操作不好它，但是这个招牌没人敢把它摘下来，摘下来就意味着复辟。人们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开始的时候人们还真的想着去尊重它，说我们真的去操练它，操练之后发现不行，就开始阴奉阳违了，开始挂羊头卖狗肉。挂的是这个招牌，我底下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再进一步就像国民党时期有个训政，因为老百姓不懂，我教他们：训，教训，我把他们教会，然后再来实行。说实在的，就这些口号和制度运行最合适的就是训政，就是虚伪程度还低一点。 也正因为意识形态上有了进化论这个因素，有了制度的这种崇拜、迷信，一些西方附带的东西，比如说相对的尊重个人自由，尤其是在大都会里头，相对的尊重个人自由，相对的言论自由，相对的新闻自由，一直到国民党时期，还是有的。就说你到国民党时期，还可以自己办报，但他还是会查你。 真正的政权的运行实际上是在按传统的路数在进行，从帝王时代的皇权和绅权联合统治，变成军人和绅士联合统治，就是加拿大学者的说法。基本的路数都是传统的，只是这个传统有点千疮百孔。军阀们也曾经想修复这个，想祭天、想祭孔、想振兴国学。不仅袁世凯想搞这个，连那个狗肉将军，“三不知将军”：不知自己多少钱，不知自己多少枪，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他也在讲经，也在印十三经，据说中国印的最精美的十三经就是张版的。但是他们实际上做不到，他们并没有能够真的去恢复传统，恢复不了传统，也摘去不了现代民主共和的招牌，所以整个民国的政治确实有一种吊诡，有一种玄幻的感觉。 现代化面相：物质现代化，思想专制化 民国时期的一部分，就说在沿海都市，民族工业确实有很大的发展，后来的著名品牌，比如说“侯氏制碱”、“金星钢笔”，这些都是在民国没有关税壁垒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有自主品牌的民族工业。但是这样的民族工业，在同时代放在世界上并不算什么。 我们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很多新的职业，还有很多文化艺术的繁盛，大学的进步。其实我们可以说军阀本身并不像我们很多通俗作品中讲的，都是坏人，都是些抢男霸女的，毫无爱国心的恶棍，霸道的流氓地痞。我们可以承认，军阀中确实有土匪。但是军阀的主体相当一部分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清末国家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编练新式陆军。新式陆军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北洋系的，就是袁世凯系的；一部分是各省练的新军，这些人后来都成军阀了，他们当初都是怀着一腔报国之志，有一批人在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 日本人允许中国人学军事，但是只许你学士官这个层次，就是最基层的，他绝对不允许你往上学。日本有军官大学，但是不让中国人学。即使这样，中国人还是去学，非常非常吃苦。在军校里，不仅是要接受训练，还要忍饥挨饿，还要受老兵的欺负。后来华北有一个著名的汉奸叫王继堂，虽然臭名昭著， 但是清末他是唯一以进士身份到日本学军事的，到日本之后被军曹揍得实在不行，腿都打断了，最后退学了。像他们这种人，那时候很多，像唐继尧、阎锡山，还有辛亥革命三杰，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都是当年一腔报国之志，学完军事之后把中国先从军事上强大起来。 还有一批是国内军事学校毕业的，一个是保定军校到陆军大学，还有一个是各省的讲武堂，一大批人都出来了。他们当初学军事，并不是单纯的想混个出身，很多人就是想投笔从戎，就是想以身报国。但是非常不幸，到进入民国之后，这些人统统变成了军阀，不管他愿不愿意，要想生存，就要割地自雄。但他们并不是都没有想法，还是想做点名堂。 比如说直系的吴佩孚、孙传芳，他们从个人品质讲都是很不错的人，操守很好，不怎么贪钱，而且练兵练得非常好，军队纪律很严明，而且经常对军队进行讲话，就是我们说的思想政治教育。讲的就是帝国主义怎么侵略我们，挂一个时局图，讲日本人怎么侵略我们，俄国人怎么欺负我们。 还有阎锡山、唐继尧，他们是一方的割据者，但他们都想搞一点建设，搞一点社会改造。阎锡山最明显，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主要学日本，一是军国主义，现在军国主义很臭，当年确是非常好的，因为国家强盛了。再一个就是学地方自治，日本式的地方自治，警察式的社会控制，所以那时候的山西号称是模范省，搞村治特别火。 不能说这些军阀都是大混蛋，他们的确是想按照现代化的途径把中国变好、往上走，无论是整体上的操作，还是局部操作都是这样。只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走到民国的时候走向歧途了。 军阀的治国之道，整体上讲跟制度的下降线是有关系的，他们慢慢就选择学习比较专制的东西，学习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这两个国家是在近代历史上给我们造成最大伤害的国家，但是也是我们向他们学习最多的国家。可以说从北洋时代，甚至再往前推到清末，从甲午以后就是学日本。大量的学，尤其是要学日本的军国主义，学他们整个的社会改造，学日本的专制统治，军人统治，军人至上，但中国没有学像。在国外的研究中，他们把国民党也称为列宁党。国民党学俄国主要是学那些专制，组织控制，思想控制这一套。所以在制度层面上是在下降，在现代化层面上也是往那边走。可以看到，在物质层面上，现代化的因素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整个社会思想在制度文化上越来越往专制方向走。 思想文化面相：因自由而繁盛 不管怎么走，一直走到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败，它并没有实现一个真的专制，或者说是一个立体的专制。而且它的过程很漫长，在这过程中，实际上它给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大学，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思想界，中国的艺术界留了特别大的空隙。所以这一时期，可以看到，确实是思想文化的繁盛时期，是一个教育的繁盛时期。 我前面讲过了，其实一直到国民党时期，蒋介石特别想进大学，特别想里头有党化教育，有个人崇拜，他特别想，但他就没有做到，他穷一生精力都没有实现。 中国大学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始算起，经过二三十年的摸索，的确后来形成了一套，虽然后来有很多野鸡大学，但是人们不在意它，就像现在美国也有野鸡大学一样。但是在众多野鸡大学里有鹤立鸡群的仙鹤，有好大学，而且也不少，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人办大学，历史形成的格局是开放的，从北洋时期到国民党，甚至从清末开始就是开放的，没有人敢对外国人说个不字，必须让外国人进来。而且整个经济是二元的，在北洋时期没有什么国有经济，在国民党时期有国有经济了，但没有强大到垄断的地步。所以总是有一块领域是政府管不到的。这样大学就形成了三种格局：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足鼎立。 像今天的北师大，一个重要的根基就是辅仁大学，它就是天主教的。如果没有辅仁这个底子，北师大不会这么强壮。当年很厉害的就是辅仁大学。北大现在是鹊巢鸠占，原来是燕京大学，也是教会大学，是新教的。协和医学院，当时确实是世界一流的医学院，是中国西医的开创者，也是教会大学。南边的圣约翰、华西等等都是。国立的，最标准的是北大。国民党时期还有中央大学。清华实际上是半国立，因为它始终有一笔庚子赔款在制约它。南开大学是私立的标版。 这样的大学确实办的非常棒，这种开放使得大学只能这么办。因为外面就是这样办的，教会是这么办的，私人是这么办的，受外国资本支持的大学也是这么办的，那国立的大学就只能也这样办，要不这么办就没有竞争力。 在民国，大学运转的过程中都办的像模像样，以至于说某些军阀要来办大学的时候，都要比着这样来。唐继尧办云南大学，当时叫东陆大学；张作霖办东北大学，现在还在，虽然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了。曹锟也办了个河北大学，但是现在河北大学不往那段追溯。他是学校的董事长，每次去学校，他不敢干涉用人；发工资的时候，让他的副官装一大盘子大洋送过去，还是下跪送过去的。教育怎么办？我们讲就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非常简单，只要坚持这点就行。 那时候基本上还是保持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或者说对大学自治的一种基本尊重，于是我们就觉得民国时期的大学真好，而且教授们在抗战之前生活很安逸，只要去到一个好点的大学任教，就能过很舒服的生活。如果是留英美回来的，到一个大学，就能得到四百多块的月收入。是什么概念呢？当时的警察一个月八块。 再就是思想界，大学如此自由，那么基本的言论自由就是可以保障的了。你可以办杂志，只要想办就可以办，《新青年》就是这样自己办起来的，教材也是如此，都是民间自由办起来的。 综合起来看民国的三个面相，它是不一样的，但有内在联系，并不是三个面相互相孤立。不是说制度的下降，或者说现代化的追求和思想文化的繁荣三者之间是矛盾的，也不是说社会的黑暗、国家的衰落跟思想文化是成反比的，说国家越衰落必然文化繁荣，反过来也不是说国家强盛思想文化必然繁荣，也不是这样。 今天，我们最应该是从民国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的明朝也好，清朝也好，实际上是翻的老帐，人们对它感兴趣无非就是权术。真正应该吸取教训的应该是我们操练西方制度，是我们追求现代化的一个历史。我们怎么去操作的？我们怎么失败的？我们为什么失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