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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亥革命，关于百日维新，最近这些年都有争论。比如是不是太过激了，如果用改良的方法，人民付出的代价恐怕要小很多。我觉得仅从主观上说这个过激那个过激，不太妥当。不需要经过激烈的革命，不需要经过剧烈的社会动荡，可以取得革命胜利恐怕是最理想的效果。有很多人从这个角度来反思激进主义，我觉得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反对激进主义，那和近代史的史实是很不相符的。 维新派其实不过激 与其指责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不如冷静客观地分析究竟是谁激进，或者是谁极端，是谁造成了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中国近代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第一次面对着一个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从上到下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林则徐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林则徐是经过了鸦片战争才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敌人。魏源受林则徐嘱托，于1842年编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个观点遭到了绝大部分人的反对，被认为是要长敌人之风。林则徐、魏源提出要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连这都有人指责他们是汉奸，你说是林则徐、魏源过激，还是反对者过激？《海国图志》在国内遭到了反对，但是传到了日本，日本人通过《海国图志》了解了当时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本书对日本明治维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魏源的“师夷长技以治夷”观点提出来后将近20年，才被洋务运动所采纳。 洋务运动诞生的时候，它也被指责为过激。洋务派意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提出来造枪造炮、建铁路，但是开始都实行不了。当时的反对派说，我们中国人崇拜祖宗，电线埋在地下，惊动了祖坟，那就是不孝，不孝就是不忠。李鸿章就说：“我们不争论，我们自己悄悄做”。实际上“不争论”最早是李鸿章发明的。 现在都说洋务运动很温和，实际上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一直遭到指责，说它太激进了。洋务运动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洋务运动后来出现官商勾结等问题，就提出了要政治体制改革。有些人认为戊戌维新太过激了，他们在宣传维新的时候，介绍了开国会、君主立宪，但在具体实施中提出来的变法新政，根本没有涉及到政治体制这一块根本性的变革。因为他们知道反对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只是搞了一个官制改革。但是慈禧用最极端的手段发动政变，杀害了六君子，把光绪帝囚禁起来。因此不是维新派过激，而是顽固派太过激。 慈禧的顽固导致激进 戊戌维新之后，9月份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这个政变之后就有义和团运动，然后就是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慈禧和光绪逃出北京到西安。在1901年这种情况下，她就提出了要搞新政。1898年到1901年才3年的时间，她提出的新政措施已经超过了康有为、梁启超提出来的措施。为什么过了3年时间，她提出来的就是改良，戊戌维新就是激进呢？这从道理上说不过去。问题是慈禧提出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但是人们似乎忘记了孙中山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搞革命的，1894年他找到李鸿章，上书了他改良的办法，后来他发现根本就没有被采纳，这才选择走革命道路。 孙中山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但是广州起义还没正式发动就被镇压了。这次失败，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时风气未开，大家思想都很保守，一听说他要推翻政府、推翻清王朝，人人都骂他，称之为贼寇。到1900年底，义和团起来了，他又发动了惠州起义。惠州起义也失败了，但是舆论开始变化，起码在广东和海外这一带，骂他的人减少了，而同情他、支持他、赞扬他的人多了。才5年的时间，人心观念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原因还是因为慈禧拒不改革。 百日维新之后，慈禧把光绪皇帝抓起来了，支持慈禧的官员就提出来要把光绪换掉，这遭到了很多人反对，重要的是遭到了外国人的反对。慈禧要对付外国人就想起了义和团，义和团就这样进北京了。义和团行动上比较激烈，外国人就提出要派兵保护使馆。慈禧这时候对列强宣战，光绪以及几个大臣坚决反对，慈禧除了光绪没杀，把那几个反战的大臣全部给杀了，这是慈禧的过激，是保守派太极端了。杀了之后就造成了八国联军血洗北京，疯狂报复，镇压义和团。 1900年之后，人们看清了清政府的面貌，但是也不敢支持孙中山。慈禧逃出北京之后，她发了一道懿旨，把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民众觉得慈禧太顽固了，相反的，人们就同情孙中山了。各种力量都开始趋向于激进，那么这个激进是谁造成的？还是慈禧、清王朝造成的。 革命党赢得论战胜利 留学日本的学生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是最开始留日的学生并不倾向于革命，相反是倾向于梁启超的变法。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就采取一个策略，主动向梁启超、立宪派发动舆论上的进攻。1905年，革命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马上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最核心的论战焦点是：中国要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现代政治制度，是通过改良来形成还是通过暴力来形成。从现实来说，通过改良来实现这个目的是最好的。 革命派认为，只有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才能立宪，而立宪派则认为，暴力会导致血流成河导致重大的灾难。所以梁启超认为以暴制暴不会进步，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立宪，这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社会最大的进步，从道理上来说，立宪派肯定更有道理，更符合理想。但是立宪派的理论存在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会让步、会立宪、会改革。如果不存在这个前提，立宪派说得再好也是没用的。 在论战后期，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青年人开始越来越倾向于革命党，清政府1906年说要立宪，很多学生相信了。但是清政府后来说这是很久以后的事，先搞官制改革，并且官制改革也是满族人占了绝大多数。那就证明清政府连汉族官员都很警惕，更加不可能实行根本性变革，这个所谓的改革措施一出，人们都认为是假的，所以学生又倾向于革命党。梁启超说：清政府的改官制有名无实。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倾向于革命党的学生更多了，一大半的学生倾向于革命。他很替清政府懊恼，最后他说，当人们认识到清政府的立宪是有名无实，革命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论战不到一年，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跟孙中山沟通，要停止论战。1907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篇文章《现政府与革命党》。他在这里面有一句话：“现政府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 经过这次论战，革命党的声势空前壮大是一个事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拒不进行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梁启超都这样说了，其他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实际上，清政府从1900年以后，它面临的形势是改良立宪和革命的赛跑，如果它改良得早，革命就会失败，如果它改良得晚了，革命就会成功，但是它一直在拖。 清王朝的愚昧导致覆灭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了立宪上谕，人们张灯结彩上街游行，支持立宪。但是清政府根本不珍视这种民心民意，清政府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符合它的要求。清政府1908年公布了一个立法大纲。如果实行了，清朝皇帝的权力比日本的天皇权力要大。所以立法大纲一出，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立宪是假的。 “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这是立宪派的观点，立宪派都觉得不给政府施压是不行了，立宪派发动了请愿运动，连续发动了很多次。清政府的顽固导致立宪派都开始激进了。 所以，如果真要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要看政府是如何消解激进。最反对激进的是商人阶层，但是在这时候，商人也倾向于革命，也越来越过激。近代洋务运动遇到了很大阻力，清政府也反对民间办新式企业，但是后来李鸿章发现不办新式企业，中国就没有钱。李鸿章发现中国有很多买办，他就提出来，可以让私人办新式企业，但是清政府不允许。李鸿章是最会遇到红灯绕道走的，他就提出“官督商办”。所以新式中国企业就办起来了，企业壮大了，那么产权是谁的？政府说你以政府的名义注册，当然是我政府的，商人认为是我出的钱，应该是我的。清政府对于民营经济没有固定政策，变来变去，比如说李鸿章支持商人，他的意见得到支持的时候，就比较支持发展民营经济，当袁世凯的力量增长的时候，他就说一切要收归国有。经济政策对一个政权来说是基本政策，基本政策都变来变去，社会就不稳定。 清政府修铁路没有钱，就按照李鸿章的办法招商股。1911年，清政府突然说要把这些铁路收归国有，那就要按照市场价买，但是清政府又没钱，各地商人就组织了保路运动。四川的很多人都投资了铁路，清政府觉得股权太多了，它希望以极低的价格买回来，四川绅商发动了保路运动。在群众的一次请愿中，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开枪，打死30多人，这肯定是为革命党制造舆论土壤的，所以商人的态度也趋向于激烈。 清王朝的愚昧导致了它的覆灭。当它还有一点机会的时候，它总是不改革。当它丧失机会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很被动地进行改革。辛亥革命并不是革命者主观的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往往是统治者的原因造成的，统治者有一个很好的调节能力，就可以避免革命、社会大动荡。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形形色色的激进思想，但是如果社会制度开明，有激进思想的人只会在社会的边缘，他不会是社会的主流，只有在社会发生变化，而统治者又不改良的情况下，激进思潮才会渐渐吸引人们，掀起大风大浪，引起社会的动荡。 相对而言，英国的统治者是比较开明的，他们遇到一点压力，就主动改良，清政府就没有这么明智。历史说明，近代中国的激进其实是清政府的极端逼迫出来的，所以与其指责民众的激进，不如批评统治者极端的顽固。 (南都公众论坛每周日上午10时在深圳科学馆三楼举行活动，公众假期除外，活动免费，欢迎参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