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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亚洲主义是一个横亘于幕府末年至二战结束的日本思潮。是一个由早期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组成的“过程”体及由诸多流派组成的“多元”体。 产生于十九世纪的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就主体性质而言是日本应对西方军事入侵与文化扩张的产物，而日本后期亚洲主义的主体是侵略亚洲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形成后，大举侵略亚洲、中国的产物。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存在三个分支：战略亚洲主义（以会泽安、曾根俊虎为代表）、文化亚洲主义（以三宅雪岭、冈仓天心为代表）与侵略亚洲主义（以头山满、内田良平为代表）。日本后期亚洲主义的主体是战略亚洲主义与文化亚洲主义初始性质的“异变”，是极具侵略性的亚洲主义——征亚主义的邪恶发展。 日本后期亚洲主义是日本亚洲主义在其思想历程中，一路右倾下滑，到达的“悲剧终点”，在其内部消长中，最终右翼制霸，获致的“黑暗结局”。 1、关于日本亚洲主义的历史观察 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初期亚细亚主义史的考察》一文认为：日本曾有“初期亚洲主义”，也叫“处于出发点上的亚细亚主义”，其主要内容为“主张亚洲团结提携的兴亚论”。狭间直树说：“为对抗欧洲，主张亚洲团结提携的兴亚论及所谓亚细亚主义登场，其所倡导的团结提携论，从理论与实践的意义上说，乃以亚细亚内部对等关系为前提。处于出发点上的亚细亚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然而随着“（日本）快速达成维新，成为‘脱亚’的先驱”，“亚细亚主义将诸国对等团结的思想抛弃，成为以日本优越论为基本轴心的支持侵略的理论”。 日本《亚细亚历史事典》（1959-1962年刊）这样定义日本亚洲主义：“为抵抗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亚洲诸民族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明治初年以来，关系到日本的独立问题，提出了‘亚细亚连带论’。这样的思想存在于自由民权论者之中，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出复杂的差异性”。“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衰落、天皇制国家制度的确立，对清军备的扩张，大亚细亚主义抬头”，“玄洋社抛弃了民权论，转向为国权论者，这是1887年的事”，以此为标志，“大亚细亚主义虽然继续主张日本同样是被压迫民族，与亚洲同文同种；强调东洋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亚细亚民族联带提携，而在实际意义上已在发挥隐蔽明治政府侵略政策的作用。” 狭间直树、《事典》作者都认定日本亚洲主义是一个“展开的过程”，“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出复杂的差异性”，从而具有“初期”与“晚期”、“早期”与“后期”的可分性，并显示出作为思潮一般特点的多元性与流派性；都对“早期”亚洲主义作部分肯定：“所倡导的团结提携论，从理论与实践的意义上说，乃以亚细亚内部对等关系为前提”。《事典》还强调早期亚洲主义的初始意义是：“为抵抗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亚洲诸民族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 无论狭间直树还是《事典》作者，都提出分析方法上的“过程”论与“转化”论（“异变”），认为日本亚洲主义产生之初，“善”、“恶”杂陈。“恶”元素之膨胀，导致日本亚洲主义异化右转。促成这个转化的原因是“自由民权运动的衰落、天皇制国家制度的确立，对清军备的扩张”。对此，中国学者孙歌的论点似乎颇有同调之处。孙歌评论幸德秋水与内田良平的亚洲观云：“幸德秋水与内田良平，从一开始就未能建立如同中江兆民与头山满那样的理解和友谊，幸德秋水在抽象层面思考帝国主义的问题，而内田良平在实践层面致使亚细亚主义走上了‘向右转’的道路”。孙歌在“向右转”上打了引号，强调了“转化”论。 日本亚洲主义研究家竹内好对日本亚洲主义作如下定义：“亚洲主义既不和膨胀主义与侵略主义完全重合，也不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及国粹主义）完全重合，不用说，当然不和左翼的国际主义重合。”。 竹内好的“非重合”论说明日本亚洲主义，因为没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及国粹主义”发生完全的“重合”故具有多元性与多义性。竹内好也看到日本亚洲主义有一个转化过程，最终与“膨胀主义与侵略主义”发生最大的“重合”。 日本学与中日关系问题研究家俞辛焞说：“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萌芽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平野国臣、佐藤信渊、胜海舟等的‘日清提携论’及樽井藤吉的‘大东和邦论’主张，因欧美列强的侵入而面临民族危机的日本应与中国联合抵抗欧美”，“这些思想与孙中山的亚洲观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主张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和解放以及各民族的独立和平等”。 孙歌在《亚洲意味着什么》一文中说：“竹内好编辑的这本独具一格的《亚细亚主义》，在战后日本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杰作。在日本近代化与侵略扩张的关系、日本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左翼与右翼在民族问题上的误区等等重大问题的交错点上，竹内好推出了亚洲问题的全部复杂内涵。在明治以来讨论亚细亚主义的思想史脉络里，到了竹内好才为亚洲问题的定位找到一个复杂的交错点。”也就是说，在竹内好那里，日本亚洲主义是一个多义的“交叉点”，许多思想在这里发生碰撞。 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说：“兴亚”论“在当时日本朝野乃至中国反清人士中，有广泛的接受层面，而表现为广泛的多义性”，总起来说，一部分民权论者，持“兴亚”论主张，“企望以东亚各国的联合来抵御外侮。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提出了‘大亚细亚主义’，皆属这一体系。”然而，“兴亚”论也有其另外重要的一面，“兴亚”论者中的国权论者，“并不是以争取民族平等为东亚联合的出发点，而都是以为申张日本国家利益作为‘兴亚’的最根本的要求”。既有“联合来抵御外侮”一面，也有侵略的一面。这是严先生对“兴亚”论的“两分法”。 赵军教授早在80年代就开始研究亚洲主义。他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逐渐增强，但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日本的殖民枷锁依然存在，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日本民族的完全独立，巩固维新的成果成为更多的日本人冥思苦索以求解决的时代课题。不少人认为出路只能是与亚洲邻国实行联合。自由民权运动中，一些自由民权主义者把内争民主、自由的斗争和外争国家、民族独立的斗争联系起来，由日本一国延及各国，提出亚洲、非洲被侵略各国合组万国共议政府，以确保各民族享有平等、独立地位的主张。这是日本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为争取本国及世界各国民主与进步所提出的一种最有意义的思想，同时也是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一种萌芽。” 赵军认为，日本亚洲主义在其产生开初，面对西方侵略，主张“与亚洲邻国实行联合”，体现出一种“有意义的思想”。他把亚洲主义开初之时，定在“明治维新之后”，即1868年之后。 日本亚洲主义“既非褒义词，也非贬义词，它是个中性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根据近现代日本亚细亚主义内涵的不同”，“一种是民间理想主义的亚细亚主义思潮，它以驱逐西方白人殖民主义者、振兴亚洲为己任；一种是政府现实主义的大陆政策构想，它以扩张日本在亚洲的利益为目标，时而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互勾结，共同瓜分在亚洲的利益，时而与西方列强兵刃相见，企图独占亚洲利益。两者之间的交错与重叠，形成近代日本的亚洲观”。王屏在《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一书中说了以上的话。此书2004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代表了中国学术界亚洲主义研究的最新的专著式成果。 由上可见，中国与日本学界的亚洲主义研究由来已久，大致共识有三：一、对于日本亚洲主义不宜用“侵略理论”一语概之，它具有复杂的因人而异的多义性，“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姿态”，与因时而异的歧变性（异变）“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二、日本亚洲主义是一个发展过程，宜分为早期与后期，其“早期”为“处于出发点上的亚细亚主义”。三、“主张亚洲团结提携的兴亚论”等属早期亚洲主义范畴，具有一定的“民间理想”性，表现出“以联合来抵御外侮”的思想。四、亚洲主义最终“走上了‘向右转’的道路”，“成为以日本优越论为基本轴心的支持侵略的理论”。 日本亚洲主义在其发生之初，与近代以来出现的许多民族主义的地域思潮，诸如泛斯拉夫主义、伊斯兰主义有着重要的内在精神的联系性与相似性。如何分析评析地域主义思潮，马克思的《泛斯拉夫主义。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的战争》一文，对“泛斯拉夫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文章说：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斯拉夫族的另一个离散的成员，它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后来波希米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马克思说：“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自身足以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它们各自的民族性都已逐渐被种种历史原因的作用所破坏，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种族所并吞，它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和其它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 “波兰人有2200万，俄罗斯人有4500万，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有800万，为什么不把所有这8000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马克思分析这是泛斯拉夫主义出世的初始意义。 然而，议论还在继续，当马克思接触到“俄罗斯帝国”借用泛斯拉夫主义“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的“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原则问题，对泛斯拉夫主义的评判转向严厉。他说这个“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尤其是这个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式的泛斯拉夫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发明最适合于它的目的”。 马克思对泛斯拉夫主义作深刻定义：一、从民族论的意义上说，在其成立之初表现出“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意义。二、从泛斯拉夫主义性质变化的意义上说，揭露“俄罗斯帝国”借用泛斯拉夫主义“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的“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 对日本亚洲主义，也当用辨证分析的方法看问题。一方面认识其早期形态体现的“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地区民族主义特点，另一方面也揭发日本右翼如何“借用”这个“主义”， 贩卖侵略主义，并分析这个原本属于地域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最终如何、为何演化成侵略主义的专用符号。 显然，与近现代世界上出现的其他许多思潮相似，日本亚洲主义有其内在逻辑发展过程：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并演绎出“文化亚洲主义”观点，表现为日本民族主义者要求亚洲“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思想要求。然而，不可忘记在这个“理论之后”，还站着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想把整个亚洲变成日本“领土的野心”，由此后期日本亚洲主义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 2、早期亚洲主义的三个分支：“兴亚”、“国粹”、“征亚”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第一分支是主张“亚洲连带”的“兴亚”论，此为“战略亚洲主义”。 1825年会泽安著《新论》指出：世界局势犹如“战国”。“夫方今举宇内列为七雄，而与周末所谓七雄者，小大无异”， 主张开眼看世界，认清国际形势，意识日本与亚洲共同面临西方侵略的危险，建议日中结合纵之势，以抗西侵。这标志日本早期亚洲主义萌芽的诞生。 1878年，经由曾根俊虎等人的活动，振亚社成立。1880年11月11日，兴亚会成立，创立者为长冈护美、渡边洪基。其中，曾根俊虎发挥重要作用。人员有荒尾精、岸田吟香、草间时福、副岛种臣、榎本武扬、宫岛诚一郎、广部精、大久保利通的儿子保利和、汉学家重野安绎等。\r 宗旨云：亚洲已成“碧眼人掠夺之地”，“白人无道”，亚洲人“同文同种”、“辅车相依”，理当同心同德共振亚洲。此宗旨曾经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过目。何如璋、黎庶昌等中国官员皆为会员。 1883年1月20 日召开兴亚会第三周年大会，兴亚会改名为“亚细亚协会”。正副会长依然为长冈护美、渡边洪基。设议员：重野安绎、宫岛诚一郎、谷干城、岸田吟香、末宏重恭、宏部精、成岛柳北等二十四名。会员据《姓名录》有曽根俊虎、金子弥兵卫、草间时福、桂太郎、东次郎、榎本武扬、牧野伸显、副岛种臣、三岛毅、品川弥二郎、原敬、竹添进一郎等，王韬的名字也见于名册。1883年10月刊出的《亚细亚协会报告》全部使用汉语。 宗旨强调日中“协”好，倡导“日中提携”。与以前不同的是“将通商贸易、确立市场作为日中提携的经济基础”，强调“中日两国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合纵以及收回利商权”。曾根俊虎在会中十分活跃，主张通过兴办事业来振兴亚洲主义。 日本亚洲主义的第二个分支是“文化亚洲主义”。1888年，《日本人》杂志创刊，又由《日本人》杂志同仁组织“政教社”，提倡国粹主义与“日本主义”，进而演绎出文化亚洲主义思潮。 一般说来，梳理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战略亚洲主义”与“文化亚洲主义”之后，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分支大概弄清。然而，继续深究，发现还有一个早期分支不可疏漏，这就是玄洋社与黑龙会。此为日本亚洲主义早期分支的一个旁支，不得不说。 1876年明治新政府发布“废刀令”，不満士族10月爆发“萩之乱”。翌年又有西南戦争，福岡藩士族参加了这次战争。内乱鎮定後，向陽社結成，提倡征韓論。 1881年在头山满的组织下，向阳社改名玄洋社，社長为平冈浩太郎，设福冈本部，提倡天皇主义、国权主义与“大陆进出（侵略）”论。1901年又出现黑龙会，内田良平为创立者，头山满为顾问。天皇中心主义与“征亚”主义成为其中心纲领。我们可以把玄洋社、黑龙会称为“侵略亚洲主义”的代表。 这样，早期日本亚洲主义就具有三重分支：“战略亚洲主义”、“文化亚洲主义”与“侵略亚洲主义”。日本后期亚洲主义即侵略亚洲主义就是从这三个早期“亚洲主义”异变与发展过来的。 3、“早期”与“后期”的三个“链结” 早期日本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存在三个内在联系：其一是思想联系；其二是组织联系；其三是活动联系。三个联系犹如三个链条，维系着一个整体的日本亚洲主义体系。通过这三个“链结”，可以观察日本亚洲主义内在联系，得出日本亚洲主义早期与后期不可分割的结论。 思想的“链结” 日本“早期”与“后期”亚洲主义，都打着三面“旗帜”：1、“中日提携”论；2、“兴亚论”；3、“西方抗衡”论。必须看到，对于早期亚洲主义（“征亚”派除外），这旗帜具有一定的“民间理想”性；对于后期亚洲主义，这三面旗帜，仅成“侵略亚洲主义”分子“拉虎皮作大旗”的三张“虎皮”。然而侵略亚洲主义为其策略的需要，一直将此三面旗帜打到最后。正因为如此，这三面旗帜成为识别日本亚洲主义的重要标识，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连接起来，形成一条有机的思想链。由此，不可轻易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从日本亚洲主义的总体系中剔除。 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宗旨明言：“当今亚细亚全洲大势，国不相依，人不相辅，萎靡偷薄，苟且自安。当此之时，全洲志士岂不愤慨者？”，“夫欧美洲所以致隆盛者”，推究原因，乃言语相通，情事互接，“故有缓急即以相互维持”，“呜呼！我亚洲诸国，若能如此，则振兴颓废，而比隆欧美诸洲，岂有难哉？” 1898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会纲领泽声称：“日清两国之交久矣，文化相通，风教相同，以情而论有兄弟之亲，以势而论，则有唇齿之形。玉帛往来，自古不渝，皆因其出于天理之公，发于人道之正也。岂彼寰宇列国朝婚夕寇，互相攘夺者同矣？何图前年昊天不吊，兄弟睨 于墙，而列国乘隙，时局日艰矣。呜呼！去相互之嫌弃，而防其外侮，岂非今日之急务耶？当此之时，上须求政府执公尚礼，益益固其邦交；下须使两国商民守信共利，弥善其邻谊。两国士大夫，则为其中流砥柱，须相交以诚，讲明大道。” 将兴亚会与东亚同文会的宗旨稍作对照，即可看到两者都提出“中日提携”论、“兴亚论”、“抗衡西方”论，尽管三大理论的背后动机不同，但思想“链接”十分明显，同属日本亚洲主义范畴不可否认。既然如此，就不能说1880年成立的兴亚会的主张不是亚洲主义，而直到 1898年日本东亚社与同文社合并，成立东亚同文会，近卫笃麿提出“保全支那”，才出现日本亚洲主义“萌生”的“标志”？事实是，除兴亚会之外，其他兴亚组织乃至会泽安中的《新论》思想也都具有以上思想特点，同属日本亚洲主义范畴。 组织的“链结” 1880年11月11日，兴亚会成立，这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最初的重镇。力倡“中日提携”论与“兴亚”论。前文说过，创立者为曾根俊虎、长冈护美等人。人员有荒尾精、岸田吟香、草间时福、副岛种臣、榎本武扬、宫岛诚一郎、广部精等。\r 1898年出现的同文会是东亚同文会的前身。据史记载此会成立得到长冈护美的鼎力支持。岸田吟香也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岸田吟香1878年在上海开设“乐善堂”，与玄洋社来往密切。1883年，玄洋社的平冈浩太郎筹办东洋学馆以及头山满来上海，也住乐善堂或招呼过岸田吟香。长冈护美、头山满与近卫笃麿的同文会发生联系，岸田吟香应该说是有作用的。同时，此会又是荒尾精门下的“大陆浪人”与近卫笃麿经营的“精神社”合作的产物。 把1880年的兴亚会与1898年的同文会稍作比较，即可发现两会在组织上的密切连带关系。长冈护美、荒尾精、岸田吟香既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兴亚会的参与者，又是后期亚洲主义组织同文会的组织者。中间只是少了曾根俊虎，多了近卫笃麿。几乎可以说同文会就是18年前兴亚会的重组。 1883年兴亚会改名“亚细亚协会”。正副会长依然为长冈护美、渡边洪基。设议员重野安绎、宫岛诚一郎、谷干城、岸田吟香、末広重恭、広部精、成岛柳北等二十四名。1900年东亚同文会“吸收”合并亚细亚协会。狭间先生说这样的合并是必然的，因为此前，亚细亚协会的长冈护美、岸田吟香已经成为东亚同文会的创立者与参与者。 日本文化亚洲主义即国粹主义也与东邦协会在组织上存在一条“连接链”。1891年东邦协会成立。主要成员竟都是政教社及《日本与日本人》杂志社的成员。陆羯南、志贺重昂、杉浦重刚、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岭等蜂拥进入，并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协会宗旨即由陆羯南参与起草。既然早期亚洲主义的一个重要形态文化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有这么密切的关系，那就没有理由说，以国粹主义为主体的文化亚洲主义不是“亚洲主义”，日本近代不存在“早期亚洲主义”，亚洲主义的萌芽产生在东亚同文会成立之时。 另外，玄洋社与黑龙会是日本亚洲主义早期形态的一支。其和后期亚洲主义，具体说与“异变亚洲主义”有着很大的组织联系。玄洋社社長为平岡浩太郎，头山满为主要组织者。内田良平与头山满又为黑龙会的创立者。东亚同文会的前身是东亚会。东亚会的成立与平冈浩太郎有极大关系。历史记载“1898年春，江藤新作一派加入其中，合同立会”，而“将井上与江藤组合一体的中介是平冈浩太郎”。 该会会员32名，头山满与内田良平的名字赫然见于其中。 活动的“链结” 创办学校是亚洲主义团体常做的工作。由此可见早期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在活动方式上的联系。例如，1884年7月上海成立“东洋学馆”，倡导者中有平冈浩太郎、中江兆民、樽井藤吉等人。岸田吟香（1883-1905年），是东洋学馆的后盾。 东亚同文会也就很注意开办学校，甚至成为它的主要业绩。1899-1922年在东京开办东京同文书院；1900年在南京开办南京同文书院；1901-1945年在上海开办东亚同文书院，南京同文书院并入；1921年与1922-1945年期间，东亚同文会在天津和汉口分别开办天津同文书院与汉口同文书院。 注意中国情报的搜集也是日本亚洲主义的重要活动方式。 兴亚会的曾根俊虎就是一个情报人员，兴亚会曾囊括荒尾精等40余名情报人员为会员。 根津一是日本对华谍报人员，是“日清贸易研究所”（1890在上海开办）的骨干，一向从事情报工作。1900年5月，南京同文书院成立，根津一任院长（后并入上海东亚同问书院），继承日清贸易研究所“传统”，重视情报搜集工作，培养了大批情报人员。如埃德加·斯诺所说：“这次在哈尔滨建立的哈尔滨学院跟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一样。同文书院教给学生几年的奸细之术，然后把学生分配到政府机关或各个公司，有些人扎根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终身做奸细。” 4、“大亚细亚主义”与侵亚思潮的狂泻 “大亚细亚主义”旗号的打出 1900年后日本打起“大亚细亚主义”旗号的侵略主义，如祸水决堤，一路狂泻。 1890年4月，三宅雪岭在《日本人》杂志上发表长文《亚细亚经纶策》，抨击清政府无能，论日本为东洋“盟主”。 1892年2月1日，日本政教社杂志《亚细亚》32号刊登社论，题为《什么是亚细亚旨义》。 1912年10月，日本的国会议员考察团来中国，井深彦太郎在上海《民立报》第752号发表《大亚细亚主义论》，主张“亚细亚者，亚细亚人之亚细亚也”。 1916年11月，小寺谦吉出版《大亚细亚主义论》一书， 1917年，日本《中央公论》4月号刊《何谓大亚细亚主义》。 1945年，平野义太郎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之历史基础》。 由上可见，“大亚细亚主义”概念的主要形成期于1900-1917年之间。 三宅雪岭、陆羯南、德富苏峰等人思想的异变 日本亚洲主义发生急遽变化，原因有三：其一是日本在这个时候已经确定天皇制国家主义“国体”；其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形成，是在这个时候；其三是发生了甲午战争。 其中，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给日本思想界冲击最大，使极端“国家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获得空前的话语霸权。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的国粹主义；陆羯南的国民主义、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等都不约而同地作右翼转折。 德富苏峰“与原来的思想诀别”，转而鼓吹甲午战争是“膨胀的日本实行膨胀实践的最好时机”，“由此而成维新兴国之业”。他说：甲午战争后“我在精神上几成他人”，自己认不得自己！1897年他出任政府内阁官僚，思想转换的特色更趋明朗，被舆论界谴为“变节”者。这样的思想背景同样促成日本亚洲主义右翼化“变节”。 陆羯南认为，英国与俄国共同觊觎的是东洋，而日本恰在“东洋的中心”，面对历史变局，日本危险在即。基于这样的观点，他提出自成一套的中日战争观。他说：甲午战争的目的无非是促成朝鲜的“独立”与中国的“反省”，最后形成“强固的亚洲”。最终目的是对抗英、俄。至于为什么要“促成中国的反省”。他回答得十分干脆：“清朝中国乃是一个不守信义的国家，为了让这个国家履行盟约，就有必要于日常之间体现武力，以加督促。” 日清贸易研究所、东邦协会、黑龙会 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亚洲主义急剧异变“右转”，成为彻底的侵略亚洲主义。此间侵略主义进一步组织化。1890年由荒尾精提议，获松方正义、黑田清龙、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次官桂太郎及退役将校根津一等人协力，日清贸易研究所在上海创立，地处岸田吟香经营的乐善堂上海支部。初有学生200余人。1901年改组为东亚同文书院。不少毕业生在甲午战争时任陆军通译等职。 1891年7月7日，东邦协会成立。发起人为小泽豁郎、白井新太郎、福本诚等。机关刊物为《东邦协会报告》（后改名《东邦协会会报》）。主要成员有副岛种臣（副会长）、陆羯南、高桥健三、大井宪太郎、志贺重昂、杉浦重刚、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岭等。其中，不少为《日本》、《日本人》杂志的成员，故与日本国粹派发生联系。其中发起人小沢豁郎，1848年福州举兵事件的中心人物。另有山県系官僚及以后的国民协会系；板垣退助、中江兆民的自由党系；犬养毅、尾崎行雄等的改进党系；伊东巳代治、小村寿太郎等的官僚系；谷干城等的贵族院系。中野二郎、岸田吟香等“浪人”系也卷挟其中。 川崎紫山起草，陆羯南润笔的协会《设置趣旨》有以下的话：综观世界现状，西洋开拓殖民地与贸易地，紧迫亚洲，当“导引未开之国，扶助不幸之国”，采“连带”之思想，“推动实力之外部扩张”；“东洋人种之未来”乃以“国家实践之王道”，实行日本的亚洲主义，“人人尽臣民之公义，视国家为至高之团体”，“究明国家之大道，以赞育世界之文明与天地之化育”。 1898年4月东亚会成立。此会与东邦协会有密切的组织、思想联系。中心人物之一为福本诚。在福本诚的“渡欧送别会”上，陆羯南、三宅雪岭、池边吉太郎及帝大、早大学生数十名集合，由井上雅二、香川悦次（怪庵）为干事，筹备此会。1898年春，江藤新作一派加入其中，合同立会，而将井上与江藤组合一体的中介是平冈浩太郎。这样进歩党系政治家与《日本》杂志社，再加上学生团体，组织起东亚会。 这个组织的中心活动家井上雅二著《兴亚一路》云：1898年春，日本桥偕楽园，陆羯南、三宅雪岭、犬养毅、平冈浩太郎、江藤新作、香川悦次、井上雅二共商下列数点：一、发行机关杂志。二、研究时事，发表所见。三、吸收横滨、神戸地区的中国人入会。四、许康有为、梁启超入会。 同在1898年，又出现同文会。此会得到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及长冈护美、谷干城的支持，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做了很多组织工作。这是荒尾精门下的“大陆浪人”与近卫笃麿以及他经营的“精神社”合作的产物。机关刊物为《东亚时报》。 近卫笃麿命中西正樹、井手三郎、白岩龙平、大内暢三（近卫的秘書）等人起草“規約书”云：时局变迁，日中问题日益突出，憾无必要之机关，由此创立同文会以作“实地研究”。立于政党之外，专为疏通彼我人士之情意且助成工商之发达。近卫笃麿说：“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处理东洋问题是东洋人自己的责任”，东洋之未来终将遭遇人种之较量，东洋之前途取决于“黄白”较量的结果。为此“人种较量”的胜利，日本与中国共以西洋为敌。 1898年11月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为东亚同文会，会长为近卫笃麿公爵。此会言称：西欧列强东渐，中国被西方蚕食，景遇悲惨，国家危如累卵，值此紧迫状况，当推动中国改革改革，以期中国“保全”与觉醒。 东亚同文会主张将重点置于教育、文化领域，开展中国调查，推进研究与出版事业。东亚同文会出版有《清国通商综览》3巻，明治25(1892)年刊行。《支那经济全书》全12巻，明治40(1907)年刊行。《支那省别全志》全18巻，大正6(1917)年--大正9(1920)年刊行。并于1941—1946年，刊行基于书院学生中国“大旅行”调査报告书编集的《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全9巻。 1901年2月23日头山满等在原玄洋社基础上于东京成立黑龙会，以谋掠中国黑龙江流域。会名由此来。内田为“主干”，头山満为顾问，创会刊《黑龙》。鼓吹大亚细亚主义。 1918年10月以大川周明为首，建立“老壮会”。1919年8月，大川周明一手组织，北一辉出任领导人，建立“犹存社”。1928年11月，“满州青年联盟”建立。1933年，“东亚联盟论”正式出台。1939年产生“东亚联盟协会”。 总之日本亚洲主义，一旦打出“大亚细亚主义”旗号走上侵略道路，即刻失去曾有的“民间”性、“古典”性与“初始”性，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文化“盾牌”、理论“借口”与思想“指导”，发挥任何其他理论都无法替代的，实现侵略目标的障眼法与毒害剂作用。 5、几个“另类”的人物 需要补充的是，即使日本亚洲主义急剧右转，卷入侵略主义的滚滚黑浪，其中依然具有不和谐的声音。这就有必要对关于宫崎滔天、曾根俊虎、尾崎秀实等人言行有所记录与分析。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是日本亚洲主义的重要代表，出生于熊本县，15岁入德富苏峰的大江义塾。又进东京专门学校（现早稻田大学）。他曾有留学的想法，后受兄弥藏影响，接受“革命的亚细亚主义”。弥藏去世，他认识孙中山，加入反清革命。1900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宫崎滔天曾尽力给予经济支持。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宫崎滔天更积极参与。革命后，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宫崎滔天也一心投入，被孙中山引为没有私心的“义侠”与亲密战友。1922年去世，时年52岁。 宫崎滔天1891年到上海学中文，发生经济问题。这时荒野精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同文书院的前身），成员200多人，打着研究中日贸易的旗号，从事间谍活动。荒野精主动提出接济宫崎，但宫崎滔天“见到校长荒尾精等一派人，作为支那占领主义者，结为一团，乃为异己主义的集团，于是不食周粟”，断然拒绝。 荒尾精（1859—1896年），生于名古屋藩士之家，曾接受汉学、英语、数学等教育。入读东京外国语学校，后进陆军教导团，读炮兵术。1878年毕业，被选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日本陆军当局令其入参谋本部中国课，接触中国机密及地图。在参谋本部期间，撰写《宇内统一论》、《兴亚策》，系统阐述“兴亚”思想。其主张“略取中国，然后施仁政，以图复兴亚细亚。”1886年晋升为陆军中尉， 奉命潜入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在上海得到日本商人岸田吟香支持，开办乐善堂汉口支店，成为华中地区日本间谍中心。后又在上海成立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日本间谍。两个机构在甲午战争中，为日本取胜发挥重要作用。1896年，荒尾精于台湾，得鼠疫死。 1905年7月，宫崎对宋教仁说：“现今各国无不垂涎于中国，即日本也野心勃勃。”1906年宫崎在《革命评论》上发表《中国革命与列国》说：“所谓帝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吞并主义，伴之而来的是扩军备战。” 孙中山为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的梦》作序，有对著者的基本评价：“宫崎寅藏君者，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摰。方之虬髯，诚有过之！惟愧吾人无太宗之资，乏卫公之略，驰驱数载，一事无成，实多负君之厚望也。君近以倦游归国，将其所历笔之于书，以为关心亚局兴衰，筹保黄种生存者有所取资焉。吾喜其用意之良，为心之苦，特序此以表扬之。壬寅八月支那孙文逸仙拜序”。 “日忧黄种陵夷”，“襄成兴亚之大业”，“关心亚局兴衰，筹保黄种生存者有所取资焉”，说明宫崎滔天是一个“关心亚局”的亚洲主义者，是一个“襄成兴亚之大业”的“兴亚”论者。这样的亚洲主义不是侵略主义，这样的“兴亚”论也不是侵略论。 宫崎滔天提出“支那革命”论。在日本亚洲主义后期，“支那革命”论虽然不占主体地位，但宫崎滔天对侵略主义的疏离立场与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支持态度，真诚可信，应在历史上给予正面记录。宫崎滔天“支那革命”论是日本“初始亚洲主义”于二十世纪的延续，是对“侵略亚洲主义”的反动，说明即使到日本侵略亚洲主义最猖獗的时代，日本亚洲主义中依然具有多元性与内在的斗争性。宫崎滔天的“支那革命”论影响甚大，是日本亚洲主义中的重要一支，评判日本亚洲主义而不说它是片面的。 曾根俊虎 曾根俊虎（1847—1910），号啸云，米泽藩（今山形县南部）人。“兴亚活动家”。幼习汉语。1871年入日本海军省。1873年，为交换日清修好条规的批准书，作为“判任随员”，首次来华。此后多次来华收集情报。1878年回到日本。1880年，创立“兴亚会”，为干事长。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也曾入会。1891年退职，从事民间“兴亚”活动。1910年5月31日，病死于东京。2007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其《北中国记行》（包括前编与后编）和《清国漫游志》两书。其中《北中国纪行前编》，是作者1875年第二次在清国旅游（实为侦探）的日记。（杜鱼：《曾根俊虎及其在窑洼的侦探活动》） 提起曾根俊虎人们会想起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的革命“因缘”。据孙中山回忆，1895年惠州起义失败，亡命日本的陈少白因曾根俊虎的介绍认识宫崎滔天的哥哥宮崎弥藏，此后宫崎滔天加入反清队伍，与孙中山结为至交。 曾根俊虎曾在日本海军任职，最初是一个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侦探家”，曾把自己在大陆进行情报活动的情况写成《清国近世乱志》、《诸砲台图》等“献纳”于政府。然而中法战争之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认为日本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固然无可厚非，但应建立在与亚洲国家平等的基础之上”。为此，他在1886年上书伊藤博文表示不再想当“侦探家”，而要做一个“兴亚家”。他积极促成振亚社的成立与创立兴亚会（1880年），说明在此之前已经把思想变为行动。 1886年，发生长崎事件。中国北洋舰队来日访问，所谓行为“骄慢”，引起日人“愤慨”，日本为此舆论哗然。曾根俊虎立时发表意见，认为日本人“愤慨”得没有道理，初看是中国人“骄慢”，其实乃日本人长期轻蔑中国，激怒中国，自取其咎，自取其辱。日本人取笑中国人为“牛豚”在先，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以“假鬼子”回敬？ 他认为对待中国与朝鲜，应取平等态度，这样的关系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自上而下的。出兵朝鲜，祸及中国，“肆无忌惮”，“嗚呼！积怨深怒何日而泄？”。他为今后的日中关系担忧。日本侵略台湾，向中国强索50万两白银，他在《清国漫游志》前言中批评本国政府：这样做将使中日两国“意想悬隔亦甚”，积怨愈深，终将爆发。他主张将此作为一个重要课题交由兴亚会研究。 日本亚洲主义组织，即使曾根俊虎的兴亚会，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既有曾根俊虎这样的兴亚家，也有荒尾精、岸田吟香那样的政府间谍。不同的思想人物混同在一个组织内，这是当时亚洲主义的组织表现。 曾根俊虎在《清国漫游志》、《法越交兵记》等书中批评政府的作为。他的“兴亚”思想总与政府气味不投，结果非但没有当上外交官，还被罢官。他在1891年退出军队，晚年从事商业，但一无所获。1910年5月31日在东京寓所去世。死前一变既往“兴亚家”之“豪放快乐”，“形容枯槁，两鬓斑白”。王屏说：“曾根俊虎所走过的路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日本古典亚细亚主义在与日本政府追求‘国家利益’的亚洲战略发生矛盾时，其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改变性质，要么走向消亡。”王屏的话接近历史的真实。曾根俊虎堪为日本“初始亚洲主义”的典型，他的思想与日本的侵略“利益”发生冲突，最后的人生结局说明了这一点。 尾崎秀实 尾崎秀实（1901-1944），1922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1926年于朝日新闻社工作。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撰有《暴风雨中的中国人》、《现代中国论》等政论性著作。又在朝日新闻社的东亚问题调查会从事研究，是日本新闻界的一个“中国通”。1937年6月，为近卫文麿首相的顾问兼私人秘书，进出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 他1939年于《中央公论》发表《“东亚协同体”的理念与它成立的客观基础》，披露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在于确立日本亚洲霸业，为其披上温和的外衣，以遮掩将大陆变成原料供应地的本意。 在日本，“经营与开发，大陆建设被当作首要问题被提出”，然而这不是“开发”，而是资源掠夺。作为“大亚细亚主义”主干的“东亚协同体”思想，在名与实的问题上发生冲突，与所谓的“大义名分”也大相背离，终将成为无法实现的一个“梦”，一个“现代神话”。 尾崎秀实指出，想把中国变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地，不仅存在道德上的问题，现实操作及资金方面也有问题。随着在华（侵略）战争的深入，矛盾将日益突出。日本推动所谓亚洲经济组织化，困难巨大，而阻挡日本经济侵略计划实施的重要因素，则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1941年，尾崎秀实因佐尔格案被日本军部逮捕。日本《检事询问调书》记载他的话：这场对中国的战争，将使“日本本来脆弱的经济被削弱”，将给日本带来致命的打击。他预言：日本侵略亚洲主义给日本带来的不是好运，而是破灭。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中的“兴亚”论、“联亚”论，主体上体现为日本民族主义者抵抗西方军事侵略，要求亚洲“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思想要求，反对文化上的“全盘欧化”，建立日本与亚洲自尊自信的意识主体的精神愿望，且透露出希求结成亚洲经济共同体以抵制西方经济压迫的初始意念。然而即使是这个时期的亚洲主义，也在组织上、思想上，隐含着侵略主义的元素。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体制的形成，右翼势力的嚣张，民主力量的消解，军阀权力的登台，这些“元素”快速膨胀，遂使早期亚洲主义性质发生根本异变，蜕变为日本现代最具代表性的侵略主义理论。 综上可见，日本亚洲主义存在于世，是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考察这个“演化”，将使我们对日本侵略亚洲主义的形成有更明晰的洞察，对日本侵略亚洲主义内在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有利于中日人民一道反对“右翼”，杜绝侵略。 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现在发表略有改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