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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在读，专攻中国政治史，日中关系史。 1939年2月10日，日本海军以在海南岛建立飞行基地，从空中切断河内、缅甸的援蒋物资通道的名义攻占海南岛，其后，控制海南岛6年有余，直至1945年8月15日战败。蒋介石曾痛斥海南岛作战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1]。日占时期，日本海军试图通过多种方式将海南岛演化成第二个台湾[2]，其对海南岛的领土野心可谓昭然若揭[3]。有关日本海军的海南岛作战，从研究史上而言，主要有三种视角。第一，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揭露战前日本侵略野心的视角[4]。第二，从日本海军研究出发进行政治分析的视角[5]。第三，从远东国际国际关系出发的视角[6]。就海南岛问题而言，中国学者强于第一种分析方法，而在第二种及第三种分析方法上略显不足。当然，研究视角以及侧重点的不同，研究结果会有所差异。 事实上，战时日本的内政并非铁板一块，即使是所谓暴走的军部之内也存在想法相异的各种集团。因此，日本国策或是海军战略、政策的演变均是建立在日本诸多集团之间相互博弈、妥协的基础之上，并且，还存在与变化的国际政治发生相互作用。本文试图以海南岛问题作为焦点，从日本内政、国际关系演变的角度，对日本海军在1930年后半期的政策以及战略决策进行考察。本文关心的问题在于，海南岛作战为何会在1939年2月此时间段实施？是由何种势力、出于何种战略考量、如何具体推动？海南岛作战与海军的政策以及日本的南进国策是何种关系？海南岛作战具有何种意义和影响？本文试图在批判、慎重地甄别史料的基础上，使用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中心以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的第一次史料，并结合运用相关人士的日记以及回忆录，对以上笔者所关心的问题作出解答。 一、日本海军的十字路口 1920年代，受《华盛顿海军军缩条约》10（美）：10（英）：6（日）的军舰比例以及美国《排日移民法案》的影响，日本海军内部出现了对英美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满的声音，但是，当时基本认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日本政府及海军高层控制了这种的反英美风潮 [7]。伴随着1921年12月13日华盛顿会议上《英美日法四国公约》的成立，在近代史上象征着日本联手欧美列强的英日同盟成为了历史。英日同盟的结束给日本社会带来了长期性的情感冲击，特别是对于一直以来从人才、技术、思想等多方面受惠于英国海军的日本海军而言[8]。当时在会议现场进行采访的日本《时事新报》记者伊藤正德如此描述当天的场景，“实在是寂寞的葬礼。象征着东洋和平的常青树一旦根部腐朽，一阵弱风之下便毫无抵抗地倒下了”[9]。而英国在英日同盟结束的当年，即开始着手强化其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新加坡，这无疑加深了日本海军对英国的不信任感与受害者意识。这种负面的对英认识一直遗留至1930年代，当时日本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英美两国为了颠覆日本在东亚的支配性地位而联手展开的秘密外交[10]。但事实上，英日同盟终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在中国大陆的侵略性行为——特别是对华21条的提出，使美英认识到英日同盟成为了日本在中国扩张的工具[11]。当然，日本并没有如此理解。 1930年4月22日，英美主导的《伦敦海军军缩条约》再次没有满足日本10（美）：10（英）：7（日）军舰比例的要求，导致日本海军军令部（下文略称军令部）对英美的强硬姿态开始彻底反感[12]。1936年1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退出第二次伦敦海军军缩会议，加上到1936年12月为止，《华盛顿海军军缩条约》以及第一次《伦敦海军军缩条约》到期失效[13]，这意味着历来被人们称作“海军假日”（Naval Holiday）的时代就此终结。从1936年末开始，世界各国都将不再受任何海军军缩条约限制，日本也正式进入无限制造舰的海军时代。这一年，日本海军将其定义为“1936年危机” [14]，日本海军也走到了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 面临全新国际形势下的“后海军假日时代”，海军当局认为“面临当下内外紧迫的新事态，特别是考虑到军缩条约失效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帝国维持东亚稳定的重大使命，首先要迅速确立稳固的国策，将国家之全体意志归于其一，并以此为主轴向国家百年大计迈进，此乃帝国当下之急务” [15]。在此种危机感之下，代表海军新战略方向的海军文件《国策要纲》于1936年4月出台。文中强调“北守南进”，并首次将“南进论”定义为国策，提倡“从移殖民、经济等两方面向南洋渐进……（中略）面对必然而至的英、美、荷等国的压迫阻碍，需时常慎重对待，并且完善实力以应对万一”[16]。“北守南进”的提出，不仅存在限制陆军主导的大陆政策的意图[17]，更有将国力的主要投入方向引导至海军建设以面对“后海军假日时代”的含义。另外，文中的对美事项强调“以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作为基调，努力确立亲善关系”，而对英事项则强调“对英慎重警惕的同时，利用欧洲微妙之政局和英殖民地政情，抓住英国在东亚权益中的间隙，极力谋求我势力的进入”[18]。1920年代以来一直将美国作为主要假想敌的日本海军，已经有将假想敌的主次顺序进行调整的意向，而主要矛头直指英国。 然而，陆军与外务省方面对海军提出的《国策要纲》，抱有极大异议[19]。1936年8月7日通过的政府文件《国策之基准》部分性地吸收了海军的主张，例如，南进问题。《国策之基准》强调“在东亚大陆确保帝国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谋求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我民族之经济，努力避免对他国刺激的同时，采用渐进的和平手段谋求我势力的进入”[20]，形式上确立了一种陆军在东亚大陆维持现状，国家发展开始向南洋拓展的“北守南进”态势。但是，在对英问题上，《国策之基准》并没有接受海军的主张，而是强调“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有足够兵力掌握西太平洋的制海权”[21]，而对美备战实际上是日本海军于1920年代以来不变的目标，也就是说政府的认识在此问题上没有质的变化。总体而言，政府文件《国策之基准》的通过，意味着历来散落于社会层面的南进思潮正式成为日本的国家政策[22]，日本海军因此而获得扩张军备的合理理由，海军系统在日本国内政治中的发言权也将因此增强。并且，《国策之基准》中强调的使用经济手段南进，而不是武力手段，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基本认可欧美主导的远东殖民体系，因此，《国策之基准》中所强调的南进国策并不具有从正面挑战欧美主导的东亚殖民体系的性质。 日本海军的战略认识却没有因为政府文件《国策之基准》的出台而有所改变。而是按照海军自身的逻辑——《国策要纲》进行展开。出于经济式南进成为国策的影响，海军从自身的战略判断出发，认为南进必将导致英日冲突，这与政府文件《国策之基准》强调对美备战的思考存在很大差异。海军元帅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认为，“随着帝国在南方的发展，和英国的利害冲突将很难避免” [23]。海军中央的中坚层干部也认为，“日本采取南进政策，使用经济手段进入荷兰殖民地时，荷兰必将依靠英国，其对日态度转向强硬在预想之中”，“一直以来的美、苏、中三个假想敌的基础上，必须要开始考虑在东亚有复杂利害关系的英、荷两国的敌对性”[24]。 为了深化日本军队在“后海军假日时代”的战略改革，从1936年1月开始，日本陆海军抛开政府，秘密地开展了全面性调整1923年以来从未变更过的《帝国国防方针》与《帝国军之用兵纲领》两项军队纲领性文件的工作。海军出于自身兵种战略的考虑，强烈建议在日本军队的假想敌名单——苏联、美国、中国的基础上添加英国。1936年2月13日，围绕军队战略改革问题，陆军参谋本部（后称参谋本部）与军令部进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谈。会谈中，英国被如此定性——“对于帝国在东亚之经略最为妨碍的即为英国”，“英国必将采取狡猾多变的政策，利用帝国与他国的争端以及日美相争之机，企图以实力的手段，确保、增进其在东亚的现有势力”[25]。1936年5月1日，参谋本部与军令部达成内部协定，确定添加英国作为假想敌，但是对英作战要领（作战细节）的讨论被搁置[26]。随后，在海军方面的影响下，海军航空兵部部长山本五十六起草了对英作战方针的补充意见，并被接受 [27]。1936年6月3日，天皇亲自裁可的《帝国军的用兵纲领》中强调“以国防方针为基准，帝国军队作战由陆海军协同，抢占先制之利，采取攻势，以图速战速决”[28]，并且假想了与英国开战时，“迅速将敌之东洋舰队消灭”，“占领英领马来、英领婆罗洲岛的要地，进攻香港与新加坡的敌之海军基地，捕捉战机消灭敌之前来支援东洋的舰队”。这是日本海军首次正式将英国列为假想敌，英日关系迎来了一次重大转折。这种战略变化即是海军出于实施南进国策的需要，也是日本退出海军军缩会议之后强烈的危机感与受害者意识的反映。 陆军方面与外务省在此问题上持不同意见。1936年6月31日，陆军文件《国防国策大纲》中强调，“首先全力迫使苏联屈服”，“保持与英美，至少是与美国的亲善关系”，“适时与屈服之后的苏联缔结亲善关系，驱逐英国在东亚的势力”[29]。1936年7月，外务省主导研制的《帝国外交方针》中则强调，“欧美列强在东亚的权益以英国为首，并且欧洲诸国之向背唯英国的态度马首是瞻，因此我国应积极主动地与该国促进亲善关系”，“牵制苏联对我的态度”，“缓和地除去我海外发展的障碍乃极其必要”，“对于调整两国在华的关系亦是极其有效” [30]。相比于海军强调与英国对抗性的侧面，陆军与外务省都出于各自的考量基本主张对英协调。面对陆军以及外务省方面不协调的声音，海军没有改变自身的战略判断。海军方面于1936年9月3日通过《昭和12年度帝国海军作战计划》（1937年度）。与例年海军作战计划相比，1937年度的计划以《帝国军的用兵纲领》为基础，亦首次将英国列为假想敌[31]，对英作战细节亦沿袭了《帝国军的用兵纲领》中的规定。这显示了海军坚持自身战略判断的决心。 通过对1936年形成的几个重要文件的考察，可以看到，面临“后海军假日时代”的日本海军做出了两项重要的战略选择。一、为了将南洋以及海军确立为国家发展的主要方向，海军将强调经济手段的南进论演变为国家政策。二、在坚信对英冲突不可避免的基础上，海军首次将英国添加为假想敌，并有将其替代美国成为主要假想敌的意向。并且，海军的战略判断排除了陆军方面、政府系统特别是外务省的异见，正如当时研制海军政策的海军政策制度研究调查委员会强调的，“作为海军自身，应坚持以《国策要纲》为基础，迅速具体地研究国家方策和海军政策，建设一支必胜的海军”[32]。需注意到，海军主张的对英作战构想处于缺乏细节的初始阶段，而正在此时，海南岛问题浮出水面。 二、海南岛问题浮出水面 1935年末至1936年夏季， 日本陆军的华北分离工作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本海军负责的华中、华南等地频繁发生抗日事件。例如，1935年11月上海日本水兵被杀事件、1936年1月汕头日本巡警被杀事件、1936年7月上海日本商人被杀事件、1936年8月长沙日本商人被杀事件等。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引起了日本海军的敌视，其中以1936年9月3日发生的北海事件为代表。处理北海事件时，日本海军的态度非常强硬，不仅向北海海域逐次增派舰艇组成南遣部队，还出现了占领海南岛的声音[33]。 处理北海事件期间，数位日本海军驻华基层人员向海军中央提议占领海南岛[34]，但没有阐述具体方案和作战意义。海军基层人员处于权力核心的外围，但是可以看到，海军基层对海南岛开始重视，并且态度甚为强硬。而海军中央在军令部第一部甲部员中原义正的推动下也探讨了海南岛问题。1936年9月14日，中原提交草案《北海事件处理方针》。文中建议，“悄悄扶植海南岛的帝国势力”，“即使当地的抵抗排除后，也应在海南岛留下驻兵”，并罗列12条在海南岛扶植日本势力的方法，其中包括“确立事实上的驻兵权”，“扩大领事警察权”[35]。中原的意图在于借解决北海事件，无论中方做出何种对应，日本都应在海南岛建立一个表面为中国领土，实质受日本控制的特权区域，以备将来时局变化[36]。 1936年9月15日，军令部第一部部长近藤信竹与第一、第二课长对中原提交的草案进行审议，形成最终处理方案《军令部北海事件处理方针策定》。最终案在海南岛问题上有所后退。最终案中指出，“国民政府回避责任或拖延解决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其定期排除抵抗并增派兵力”，“如果（增派兵力）无法解决，对北海方面动用武力，但限定在耀我武威及调查能实行的程度内”，“行使武力后，所需兵力驻海口”，“如中方缺乏诚意，反而助长反日，根据情况对海南岛或青岛进行保障占领”[37]。海军最终案的首要意图在于调整中日邦交，海军也在此时从幕后推动了中日交涉，即张群川越会谈 [38]。正如海军最终案指出的“全面禁止反日，促进邦交的根本性调整”[39]，海军高层欲借威慑性地处理北海事件为手段，震慑蒋介石政府，形成日本在外交谈判中的压倒性优势。例如，海军中央向第三舰队发出的《官房机密第597号电》中命令道，“从警备以及对中交涉有利的角度出发，此期间要在海口方面（海南岛）配备足够的兵力”[40]。北海事件时，海军内部实质上不存在攻占海南岛的具体计划[41]，军令部声称占领海南岛之说，与其说具有远大的战略目的，不如说是日本对中国进行外交施压的手段。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军令部的最终案与中原的思考并不相同。军令部高层对北海事件的判断为，“近日频发的不法事件主要源自于（中国）对我警备能力持有轻侮之心”，“对中警备的重点应为航空兵，要有对主要城市进行空袭的能力”，“舰队任务是防患未然”。而中原的判断则是，“一系列反日事件的背后都有英国的存在，如果要根本性地改善，只有压制英国势力，而压制英国的方法就是控制海南岛”[42]。军令部高层的判断从中日关系的框架出发，意在借北海事件确立压服中国的态势。中原义正明确指出海南岛问题就是对英问题，是第一个将海南岛问题与对英问题进行联系思考的人物。中原的思考超出了中日关系的范畴，是立足于远东格局中日英对抗的角度。中原的思想显然与“后海军假日时代”所带来的危机感存在联系，但是，中原的建议此时没有成为主流意见[43]。随着北海事件得到解决，海军省、军令部于1936年9月26日联合发出《对支处理方针备案》，海南岛问题正式被搁置[44]。 实际上，海南岛作战没有进一步探讨的原因有三。其一，海军内部没有共识。军令部部员中原从对英关系的角度提议占领海南岛，但军令部高层却认为应该以解决中日冲突为主。其二，陆海军之间没有共识。军令部颁布最终案《军令部北海事件处理方针策定》的当天，陆军参谋本部也发布《对支时局对策》一文，明确表示陆军在华南不打算动武，注意力应集中于华北[45]，参谋本部第一课长石原莞尔也亲自向军令部第一课长表示，陆军没有在中国全土进行作战的意向[46]。陆军关注的重点在于北方之苏联，因此希望战略上避免南北两面同时冲突。关于海军的作战计划，军令部虽拥有起草的主导权，但需与海军省的海军大臣商议[47]，在立案时需与陆军参谋总长协商后奏请天皇裁可，作战命令需军令部总长与参谋总长共同签署[48]。因此，军令部形式上需争取海军省和陆军方面的认可，或至少是不反对。另外，由于统帅权独立于内阁政府之外，政府无法参与军事计划的设计。其三，对国际关系进一步恶化的顾虑。1936年10月1日，海军省军务局文件《对中实力行使及其国际关系影响的考察》中明确说道，“如果保障占领海南岛，将会大大地刺激英美法。目前为止，避免刺激英美法的侵略性南进政策的假面一旦脱落，将会直接刺激英美法的利害关系，其必将相互联合向我方施压，我国的国际关系将面临极大困难。如果成功使各相关国家能够理解我方在解决北海事件时的暂时性保障占领，那么压力将会缓和”[49]。可见，海军中央顾虑的是时机与作战名义的问题。但是，正如军令部第一课长福留繁所称，“眼下虽没有占领海南岛的企图，但为了扶植我方势力，应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尽可能地向该方面配备兵力，以促进我方势力的进入”，伴随着北海事件的发生，海南岛问题正式进入了日本海军的战略构图之中。 三、中日战争下日本海军的搭便车行为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进入全面战争。借此之机[50]，日本海军的军备在1937年至1938年之间发生了实质性的膨胀[51]。随着战线扩大至华中、华南地区，原本在中国问题上没有立足点的日本海军开始插足。1937年8月上海事变后，日本海军开始实施长江巡航及封锁华南沿海作战，这导致日本与英国之间的技术性摩擦开始增加[52]。例如1937年8月下旬，发生了英国驻华大使的乘车受到日本军机的扫射，大使哈格森（H.K.Hugessen）重伤的事件[53]。 在南海方面，日本海军于1937年9月3日占领了东沙群岛。针对此事，英国向美方告知，英法两国均认为日本有在东沙群岛建设机场，并且占领海南岛、西沙群岛的企图[54]。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 Hull）认为日军的行为已经远离中国战场，需唤起日方的注意[55]，但是英美法三国均没有针对此事提出外交抗议。1937年9月11日，日本海军的军舰集结在广州湾及海南岛附近海域，法国驻日大使亨利（Charles Arsène-Henry）向日方提出抗议[56]。1937年9月17日，日本海军对海南岛海口进行炮击[57]。事后第二天，法国驻日大使亨利、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莱琪（Robert L. Craigie）立刻造访日本外务次长堀内谦介，表示严重关切日军在海南岛的行动，克莱琪表示海南岛离英国重要权益地区很近，如果日方占领该岛，英方不可能毫不关心[58]。日本外务次长堀内谦介于1937年9月24日以及1937年10月4日，分别向亨利以及克莱琪回复，表示日方没有占领海南岛的意图[59]。针对海南岛以及南海诸岛屿的问题，英美法三国除了不断地重复外交抗议外，均没有采取任何制裁性的行为。相反，为了防止日本做出更加过激的举措，远东地区实力不足的英国开始寻求对日妥协。1938年5月，迫于日本压力，英国将占据中国海关总税收一半的江海关税收存款从中国中央银行银行账户转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账户之下[60]。 与此同时，日本皇宫内以及内阁参议方面并不希望与英国发生冲突，认为处理对英工作是当务之急[61]。受此影响，1938年2月28日，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三机关的次长召开会议讨论调整英日关系。在外务次长堀内谦介改善英日关系的呼吁下，陆军次长梅津美次郎与海军次长山本五十六表示没有异议。最后，堀内外务次长提出四条具体意见。主要为“避免发生纠纷事件”，“公正解决英国关心的重大问题”，“华北华中的经济开发对英招商”，“极力控制国内舆论，禁止反英活动”[62]。并于1938年7月26日，由致力于改善英日关系的日本外务大臣宇垣一成[63]开始与驻日英国大使克莱琪展开实质性会谈[64]。关于海南岛问题，考虑到英法受到刺激反而会形成国际共同战线，宇垣一成向英方重申了没有领土野心的立场[65]。英日正式会谈之前的1938年6月27日，宇垣一成对克莱琪表示，如果日本军队下一步向汉口、广东前进的时候，将有可能进攻海南岛，但不是基于领土的野心[66]。克莱琪明确回答，“英方对于占领海南岛一事持有种种异见”[67]。可见，外务省在处理对英问题上非常慎重，关于海南岛问题也极力避免刺激英国。 陆军方面在此问题上与外务省的看法趋向一致。1938年7月3日，陆军省文件《陆军关于时局外交的希望》中强调，“行使武力之外，应依靠外交交涉切断海外对华武器支援”，“对于英国在华中、华南的权益表达善意”，“期望慎重地对待英国在华权益，避免无谓的摩擦”，“整顿帝国朝野上下的对英言行” [68]。中国政策部分则强调，“帝国需实质性支配华北及蒙疆的国防资源开发”，“有关华中的产业开发事业，帝国需与列国保持并存”。显然，陆军在宣称确保陆军系统在华北和蒙疆的利益的同时，暗示海军应该与列强共享华中、华南的权益，避免与英国发生无谓的摩擦。 然而，当时日本社会甚嚣尘上的反英氛围某种程度上牵制了宇垣一成与克莱琪的会谈。例如，中日战争爆发初期的1937年10月至11月之间英国驻日大使馆前频繁爆发反英游行，日本民众要求英国政府停止向中国提供武器援助。1938年1月15日，在日本社会颇具影响力的外交时评杂志《外交时报》在卷首语中指出，“英国式的世界观、人类观支配着全世界，英国正在压制着日本人的海外移民，并且对日本人关上了市场的大门”[69]。1938年3月5号，《东洋经济新报》刊登了石桥湛山与《伦敦时报》东京特派员拜亚士（Hugh Byas）的访谈。石桥向拜亚士提出的代表性问题即是，“英国自己在全世界拥有广大的领土，为什么要残酷地封锁日本对外经济和平式的发展”。强烈的反英情绪同时也反映在日本外务省内部的中坚层。1938年7月30日，针对宇垣一成与克莱琪的会谈，外务省的中坚层外交官集体拜访宇垣外相，激烈地批评英日会谈，认为“关于东亚问题，不认为在此时有和‘盎克鲁撒克逊’进行妥协的必要”，“公然与援助蒋介石的英国政府代表进行会谈，只是在向世界表明日本的软弱”[70]。 海军方面在此时选择了与政府、社会上的反英情绪进行合流，这也是海军对英美法的外交阻扰，以及外务省、陆军无视海军战略的反弹。海军方面无视陆军、外务省方面强调控制反英言论的意见，在1938年9月之中接连采取了多项行动，维护自身强调对英强硬的合理性，并进一步对海南岛作战进行合理化解释，最终逐渐在话语权上占据了优势[71]。 1938年9月1日，军令部发出《对英感情为何恶化》一文。文中列举了英国对日态度傲慢无礼的28个事例，强调“关于卢沟桥事变，不得不断定英国对我持有敌意”，“英国的对日态度桀骜不驯，把我国当成三等国家对待，犹如在用明治初年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公使的恫吓、压迫般眼神在对待60年后的今日之日本”， 并在主要事例中提出海南岛问题，认为“尽管海南岛是中国领土，在该岛的问题上，英国与法国一起无礼至极地发出恐吓性通告”[72]。“恐吓性通告”显然指前文中提到的发生于1937年9月17日的海口炮击事件。实际上，对海南岛问题持高度敏感态度的莫过于坐拥印度支那的法国，法国就海南岛问题向日本提出抗议的次数也最为频繁[73]，不仅如此，为了对抗日本在南海的行动，1938年7月4日，法国向西沙群岛派出行政长官以及巡警，并开始设立灯塔、浮标、无线电台[74]（7月6日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即刻向法国强调西沙群岛的中国主权）。但是，海军文件《对英感情为何恶化》却将主要矛头有意识地指向英国，而不是法国。这是为了将对英强硬论与海南岛问题进行概念连接，从而使海南岛作战得以合理化和理论化[75]。另外，《对英感情为何恶化》中宣传的香港事例称，“英国号称为了保护在港日本人，要求日本人进行集中，这给日本人的经商带来极大不便，无论怎样善意地去理解，都不得不说这是反日援华的行为”[76]。但是，军令部内部所获取的情报却显示，“香港政府禁止煽动抗日的新闻、严格调查针对台湾人的暴力事件、对反日运动人士施以严刑，通过这些事实基本可以看出其在极度努力防止发生针对日本人的事件”[77]。以及，《对英感情为何恶化》强调已经高度自治的英领加拿大实行反日宣传与对日经济制裁，却只字不提英国所管辖的殖民地新加坡严格取缔华侨的反日行为、没收华人学校的反日教科书、取缔华人反日纠察队的情况，而这一情况当时军令部也已经掌握[78]。综上所述，可见《对英感情为何恶化》是心口不一的宣传性文件，其目的在于，巧妙地唤起人们对于英日同盟终结后的集体性伤痛记忆，片面的使用部分事例进行论证，从道德上指责英国为傲慢挑衅一方，与日本政府、社会中存在的反英情绪进行合流，从而使海军的战略意图得到充分的支持。 同月（1938年9月），海军省调查课提交报告《占据海南岛问题对法国的法律关系》。报告彻底否认了《清法海南岛不割让照会》、《日法协约》、《九国公约》等涉及海南岛的国际协定，认为“如果占据海南岛，受冲击最大的应是法国和英国……（中略）日本帝国对海南岛实施的自卫行动，在条约及国际法上没有任何障碍” [79]。占据海南岛在何种情况下可称之为“自卫行动”，显然任由日本海军解释。并且，全面否定涉及海南岛的有关国际条约，显示了此时海军在对待海南岛问题上，已经无惧国际压力的思考特征。 另外，同在1938年9月，远离日本本土的台湾总督府，在驻台海军武官福田良三的主导下，制定了《海南岛处理方针》等系列草案。方针中称，“鉴于海南岛在军事、经济上的重要性及地理、社会上的特殊性，该岛的处理主要为，确立帝国的全方位统治实权，扩充帝国外地的统治精神……（中略）以该岛为中心，作为帝国南方政策的前进据点，促进和强化我国的国策”[80]。方针中还非常详细地阐述了统治和开发海南岛各产业的对策，单方面地将海南岛视为囊中之物。另外，该系列文件中的《南方外地统治组织扩充强化方策》称，“掌握海南岛统治实权的同时，应确立对东沙、西沙、南沙群岛的有力支配权……（中略）在海南岛设置海南厅，将东沙、西沙、南沙群岛归属其下”[81]。可见福田的目标不仅是海南岛，还包括南海的诸多岛屿，但是福田主导制定的草案性质上只能代表台湾总督府的意见，而不是海军中央的最终决议。但是，需注意到，起草人福田良三为1938年4月设置的台湾海军武官府的首任负责人，此人事安排由海军次长山本五十六亲自协调[82]，海南岛作战成功后福田即转任海南岛根据地司令[83]。而居其幕后的台湾总督小林跻造（预备役海军上将）亦是海军方面为控制台湾推动南进政策而插放的人物。海军方面的人物成为台湾总督实属自1895年初代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以来的首次[84]，而小林跻造本人在就任台湾总督后也曾多次向中央建议务必要占领海南岛[85]。因此，从人事的角度来看，福田起草的系列草案在细节上可能代表台湾方面海军势力的思考，但是，总体思考方向上基本源自海军中央，而这显然也是日本海军于1938年9月展开的各项策动中的一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1938年9月7日，讨论广州作战计划的御前会议中，军令部直接提议“既然决定进攻广州，不如一鼓作气拿下海南岛”[86]。虽然由于陆军的反对导致海军的提议被否决，但是，军令部在会议结尾的说明中成功添加了“考虑将来对海南岛进行作战”的补充说明事项[87]。这是海军首次在御前会议正式提出海南岛作战，并收获了阶段性成果。这在1938年9月海军的各项策动当中，实为关键性一步。 但是，海军在1938年9月展开各项策动的根本理由并不是像《对英感情为何恶化》中宣称的——由于中日战争导致的英日在华利益的矛盾激化，而是源自日本海军坚信与对英冲突不可避免的认识，以及率先行动夺取有利态势的战略判断。这是1936年南进成为国策后，英国成为日本海军假想敌，以及《帝国军的用兵纲领》强调“抢占先制之利”的逻辑延伸。例如，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仅一个月后的1937年8月，当时英日在华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并未完全激化，但是，日本海军的局势判断为，“我国与美国直接利害冲突很少，与美国作战没有任何好处”，“利害冲突在于英国，以英国为目标扩充军备是我国紧要课题”[88]。同月，海军省临时调查课提交的秘密文件《临调资料秘第八十八号》中提出日本膨胀理想线的构想。并指出大陆方面日本应控制 “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海洋方面应控制“新加坡、苏门答腊岛以东的海域”，还强调了“我海军应把目标集中在英国，而不是美国”，“联合德国和意大利，甚至是苏联，有计划地对英国进行分割” [89]。此文件揭示了日本海军希望控制南海以针对性地对抗英国的意图，以及对外膨胀的进攻性思想。在此种认识下，自然就发生了前文提及的海军于1937年9月3日占领东沙群岛，1937年9月17日炮击海口的事件，而这引发英法对日本的外交攻击。也就是说，此时日本与英法的矛盾激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矛盾激化主要源自于日本海军为夺取对英有利态势的率先行动。另外，《临调资料秘第八十八号》指出，设定膨胀理想线的意义在于，“有计划地为偶然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寻找意义和设置目的”，“有必要给国民灌输伟大的理想”，“国力才能集中发展，国民才能在国家雄心之下奋勇前进”[90]。《对英感情为何恶化》一文的逻辑显然与这种认识一脉相承，也就是如何使自身的战略获得日本民众的支持而实现正当化才是其真正的目的。 再加上，外部条件的形成也促进了海军1938年9月的强硬态度。1938年7月19日五相会议上通过的《日德意防共协定研究方针》强调，“通过强化对英的牵制，迅速、有利的解决支那事变……（中略）对于意大利，主要将其作为牵制英国的力量”[91]。防共协定强化的实现，实质上为日本海军在南方海洋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盟友保障，也意味着不满国际现状的国家集团在逐步形成一种雏形。 综上所述，1938年9月，面对外务省和陆军的对英妥协态度，海军旗帜鲜明地坚持对英强硬，并大胆地的提出海南岛作战的举动，无法用“刺激——反应”的逻辑进行解释。相反，日本海军借用了中日战争带来的英日矛盾，进一步推动了自身的既定战略——南进、海军扩张、英日对抗。在此基础上，海南岛显然是首当其冲的战略据点。时任军令部第一部部员扇一登（负责政策）如此回忆道，“将海南岛作战看做将来对英美作战的准备，这在当时海军中央是一种常识” [92]。随着之后中国战局的变化，海南岛作战被推向实施。 四、军令部的谋略与海南岛作战的实施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欧美诸国向中国输送物质的香港通道因此而被切断，中国西南方面的河内以及缅甸路线开始活跃[93] 。急于解决中日战争的日本认为欧美从正面妨碍了日本的行动[94]，但是，日本在华南沿海的机场只有三灶岛（今珠海市西南）。从三灶岛起飞的战机因飞行半径受限，无法有效切断河内、缅甸的援华物资通道。此时，军令部因势利导地再次提出海南岛作战，建议在该岛建设军用机场，以延伸战机向西南方向的空中作战半径，有效地覆盖河内、缅甸的援华物资通道[95]，并认为这是向国际社会解释占领海南岛的一个正当理由[96]。 1938年11月12日，海军省副官横山一郎在外务省进行了一次以海南岛为主题的演讲。横山强调了海南岛作为飞行基地的价值，并认为在海南岛设置基地可以有效地牵制新加坡及香港的英国舰队[97]。横山作为海军省副官[98]，直属于海军大臣以及次长之下，可以想象此次演讲是得到海军省高层的首肯后，通过演讲的方式说服外务省。1938年11月25日的五相会议上，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多次提出“在作战必要的情况下攻占海南岛”，最终使提案成为会议备案[99]。五相会议是日本国策协商机关，军事行动需要由参谋本部总长、军令部总长商议，在天皇亲自参加的御前会议进行裁决。因此，海南岛作战在五相会议上形成备案，并不意味作战能够实施，但表明某种程度上内阁已经接受了海南岛作战计划，这是1938年9月7日讨论广州作战的御前会议之后，海军获得的又一次阶段性成果。 1938年11月30日的御前会议中海南岛问题持续发酵，会议通过的《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强调“在华南沿岸的特定岛屿设立特殊地位”，“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及相关地点驻屯若干舰艇部队”[100]。华南沿岸特定岛屿暗指海南岛[101]。实际上，在陆海外藏四相于1938年10月29日商谈《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预备案时，海军的意见是“在中国沿岸特定地点、华南沿岸特定岛屿，包括南海诸岛设立特殊地位”[102]。在外务省和陆军方面的反对下[103]，海军没有得到希望的答案，但是相比于1938年11月25日五相会议，外务省与陆军方面进一步向海军妥协，这是因为外务省和陆军方面认为以海南岛为跳板切断中国西南方的援华物资通道有助于早期结束中日战争。 海军的真实目的却并不在此。日本海军内部积极推动海南岛作战的军令部第一课长草鹿龙之介（负责作战策划）认为海南岛实际上是日本在南方的跳板[104]。草鹿的积极策动事实上得到了军令部高层的默许，甚至得到了天皇的关注[105]。拥有“人和”的草鹿因此而不断地试图说服陆军[106]，但参谋本部表示对华南沿海兴趣不大[107]。陆军的反对态度对海军有极大的牵制作用。草鹿如此回忆道，“陆军自己毫无节制的取得满洲和中国的领土，但是对于海南岛作战却表示反对。特别是陆军省。一旦陆军表示反对，海军省就变的消极，军令部的领导层也因此被夹在中间，不知该如何是好”[108]。实际上，陆军是担心海军会在海南岛建立一个横跨政治经济领域的势力范围，而这必然会导致中日战争的解决变的更为复杂[109]。 1938年12月上旬，海南岛作战悬而未决，驻华前线的日本陆海军之间却出现相互争功的迹象。驻广州的日本陆军第21军对海南岛作战流露兴趣，向当地的日本海军表示该作战仅靠陆军即可，无需海军参与[110]。当地海军将此事汇报至军令部，军令部立即向参谋本部提出抗议。此事的刺激，使得海军推行海南岛作战的意向变的更加强烈和明确[111]。军令部担心陆军率先行动， 便擅自向海军内部宣称海南岛作战已取得五相会议同意，开始准备御前会议的工作，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知道后立即向军令部提出抗议[112]。实际上，在海南岛作战未通过前，军令部已大胆地向海军内部通知了准备作战的命令[113]，并数次出动战机对海南岛进行空中侦察[114]。 同月，军令部的对英作战准备工作也在细化之中。1938年12月，军令部内部首次进行了对英作战图上演习，推演了在南海海域与英国进行舰队决战的过程，海南岛三亚在此次演习中被定位为日本海军前线的飞行基地[115]。该月的海军文件《英国远东预想兵力》中，详细推算了英日冲突时，英国可能在远东地区投入的海军、航空兵、陆军的战斗力，还细致报告了英国海军各类舰船的技术参数，包括正在制造中战舰数据[116]。另外，该报告还计算了英日双方盟友的海军战斗力，预估了“英法对德意”、“英法苏对德意”两种战斗态势下各国在远东战场中可能投入的海上兵力[117]。可以想见，1938年12月，军令部在想方设法策动海南岛作战的同时，几乎已经做好了对英作战的心理准备，并且海南岛已经是对英作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1938年12月23日，日本内阁通过《外甲116号阁议决定》，正式决定将南沙群岛纳入台湾总督府高雄市的管辖之下[118]。此决定直到日本占领海南岛后的1939年3月30日才首次对外公开[119]，并于1939年3月31日通告了法国政府。此种前后顺序的安排显然是为了以海南岛作为据点，有效地保障占领南沙群岛的既成事实，因此没有在占领海南岛之前进行公开。然而，内阁于1938年12月23日通过此决定，已经意味着海南岛作战势在必行，否则南沙群岛的占领将缺乏足够的军事保障。 此种局面之下，军令部的草鹿采取了谋略，对陆军进行欺骗。草鹿对于陆军担心海军独霸海南岛的忧虑心领神会[120]，为了消除陆军的忧虑，他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协议中承诺海军部队在海南岛建立基地只是为了配合当下作战情势，占领后不会进行任何政治、经济相关工作[121]。在此基础上，陆军方面表示同意。军令部随即于1939年1月13日晨派参谋在东京车站知会了内阁总理大臣平沼骐一郎，平沼没有表示异议[122]。当天下午1点开始的御前作战会议中，海南岛作战获得通过。 1939年1月19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向陆海军发出联合指示，强调“为设立飞行基地，对华南进行空中作战及封锁作战，大本营决定进攻海南岛的重要区域”。附件《北部海南岛作战陆海军中央协定》中指出作战目的在于，“在海南岛北部建飞行基地进行空中作战以及封锁作战，占领海口附近的重要地区”，因此，“占领区的军队除驻兵及自我生存的必要以外，不在当地实施各种政策性工作”[123]。作战命令显然延续了陆海军之间秘密协定的内容，这是日本陆海军相互牵制与妥协的结果。但是，如果考虑到攻占海南岛后海军意欲长期掌控海南岛的领土诉求，草鹿龙之介所提出的秘密协定显然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谋略。 1939年2月10日，陆海军联合进攻海南岛。进攻作战前，日本海军掌握的情报显示，海南岛的中国守军分别有保安第5旅第1团900人、第2团700人，新编守备军1750人，共产党的独立大队300人，秀英炮台部队250人，共3900人，步枪1800支，轻机枪110支，重要港湾敷设了水雷[124]。面对武器装备落后的海南岛防线，日本海军却在作战中派出数量庞大的舰队与海军航空兵（战舰30艘以上，航空队5队，飞艇队1队），编队中还包括航空母舰“赤城”号[125]。第一运输梯队运载陆军兵力达1万2千余人，另外，4个海军特别陆战队（人数未知）从三亚方面登陆，军令部第一部部长宇垣缠、皇族高松宫宣仁亲王也亲自到海南岛督战[126]。海军大规模地在海南岛投射兵力含有在南海海域进行实战演练的意图，而实战演练之目标显然为英国。例如，“赤城”号航母没有投入实际作战，而是环绕海南岛及北部湾航行，对各重要海域进行了勘测工作[127]。海军攻占海南岛后，《昭和14年度帝国海军作战计划》（1939年度）于1939年2月27日获得通过。作战计划的说明中称，“本年度首次制定了中日战争情况下，爆发对英战争时的作战要领和相关策略”，并详细地设计了对英开战时日本陆海军可能派遣的具体部队番号、战时海军编制、各舰队的作战任务及攻击、埋伏地点（新加坡、婆罗洲岛、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印度洋等）[128]。可见，日本海军占领海南岛之后，进一步强化了对英开战的准备。至此，在军令部的积极策动之下，占据海南岛作为南洋据点，以确保对英作战的战略优势这一日本海军的夙愿，就此达成。 五、政策战略的得与失 围绕海南岛作战问题，前文对日本海军在1936年至1939年之间的政策演变和战略选择进行了一定的考察。在此过程之中，日本的南进问题、对英关系问题、中日战争问题、海南岛问题等因素以极为复杂的方式相互缠绕。我们可以看到如此一种历史场景。在1936年“后海军假日时代”即将开始的国际背景下，日本海军出于强烈的危机感和扩张海军军备的需要，提出南方海洋才是国家的正确发展方向，并成功将经济式南进演变为国家政策。围绕南进问题，海军从自身兵种的战略考量出发，认为与远东的英国势力发生冲突将不可避免，因此开始谋划对英备战，并逐步将之深化。为抢占先机创造对英有利战略态势，海军意识到海南岛是有效的前进据点。然而，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外务省、陆军的不同意见迫使海军有所妥协，其中北海事件即为一例。随着中日战争的展开，外务省认为通过会谈拉拢英国有利于早期解决中日战争，因此不希望夺取海南岛而刺激英国。陆军方面坚持北方之苏联才是最大威胁，也不希望海南岛成为海军独占的势力地盘，因此倾向对英绥靖。并且，外务省、陆军都认为占领海南岛会加大解决中日战争的难度。但是，海军借用中日战争之下英日两国在华利益摩擦的事实，与日本社会、政府中延续于1920年代的反英情绪进行合流，排除了外务省、陆军的意见，在舆论上占据道德制高点。并且，随着战线扩大至华南沿海，援华物资通道转移至缅甸、越南方面，海军方面获得了以解决中日战争之名，实行南进之实的良机，并通过欺骗式承诺获得了陆军的同意。最终，海南岛作战得以实施，日本海军获得了通往南洋的战略据点。 在此历史进程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日本海军因为政策与战略上的缺失带来的三方面影响。第一，以统帅权独立作为背景的海军军令系统——军令部在战略选择上缺乏柔软性，并且将海军系统的战略独立于国家全局政略之外。1936年，“后海军假日时代”到来之际，海军内部弥漫着对海军建设的危机感和增强军备的紧迫感。这种认识之下南进成为了海军发展的旗帜，英国威胁论也随之占据主流，海南岛问题亦由此衍生。围绕英国威胁论衍生出来的海南岛问题，日本海军的判断并不是缓和地排除矛盾，而是在坚信英日矛盾不可能回避的基础上，逐年强化对英作战的准备。这意味着，从1936年开始，在日本海军的战略选项中，只存在与英国诉诸军事对抗和正面敌对这种排他性的选择，并且这种认识没有随着日本内外局势的演变然而改变方向，而是借用时局变化推进既定战略方针。不仅是外务省、陆军表示不同看法，甚至海军内部也曾出现过反对海南岛作战的声音。例如，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海军次长山本五十六都出于日本可能将陷入更深的国际孤立这种考虑而不赞同进攻海南岛[129]（随着中日战争在华南沿海展开所带来的作战借口使得米内、山本不再公开反对[130]）。可是，无论是外务省，还是陆军方面，或是海军内部的反对派，都没有在事实上改变日本海军整体诉诸军事对抗和正面敌对的趋势。不仅如此，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日本军力深陷中国战场无法自拔的情况下，海军反而在深化与英国对抗的战略。并且，在英日外交会谈的同时，与日本社会、政府中存在的反英情绪进行合流，大肆鼓吹海南岛作战，这实际上给实行国家全局性政略的外交工作构成了极大阻碍。坚持海军系统内部既定方针的军令部还通过使用以退为进的欺骗性手段，向陆军承诺不在海南建立海军的势力地盘，从而决定性地推动了海南岛作战走向实施。海军的战略判断从事实上成为了制造矛盾的原因，这背离了1936年确定南洋作为国家发展方向的政府文件《国策之基准》中强调的经济手段，避免国际摩擦的政策。并且，《国策之基准》中明确规定，“为了使外交机关的行动圆满而有利的实施，军部应该努力在背后进行援助，而避免在台面上工作”[131]。而海军强硬地坚持自身判断而进行的种种策动，显然违背了《国策之基准》的要求。日本海军出于坚信对英冲突不可避免的基础上而采取攻势，执意将海军的军事观点与利益强加于国家意志，这不仅将造成了国家内政的混乱和对外政策的迷失，还使对英强硬成为日本内部政治气氛的主流，极大地压缩了之后关于南进问题国家决策的选择与讨论空间，可以说自日本海军占领海南岛开始，进一步向东南亚地区进军的态势已经形成。因此，也可以说海南岛作战实为日本南进的重要一步。 第二，为获取南方海上据点而执意推行海南岛作战的日本海军在对中国认识的问题上也存在严重缺陷。历来日本海军的指挥官们的目光只专注于欧美先进国家，对复杂的亚洲大陆，特别是对中国的内情缺乏认识，几乎完全依靠陆军方面的情报[132]。海军的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均没有设置专门的中文课程，海军内部的中国专家也人数稀少，被主流的欧美派轻视，几乎没有升职空间[133]。这使得日本海军无法正确地评估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中国的实际抗战能力。 关于中国问题，海南岛作战时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曾经在1933年7月24日的笔记写道，“征服中国全境逼迫其签下城下之盟恐怕是不可能的”，“中国海军当然是敬畏日本海军的，不仅是在军事上，恐怕在所有领域日本都占据了优势”，“拥有如此实力的日本，为什么对中国不能抱有宽大之心和大国胸怀呢”，“日本应该努力以大国胸怀积极地领导中国” [134]。可是，在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前夕，当米内得知中国空军重创日本海军在中国的象征性旗舰“出云号”（也是米内任第3舰队司令时的旗舰）之后，米内的对中态度随之一转，暴怒之下开始极力支持全面扩大对华战争[135]。通过米内的笔记，我们看到米内的对中认识是建立在日本优越——中国羸弱的逻辑之上，这是强者傲视弱者的怜悯姿态，当作为弱者的中国表现不屈服于强者日本的态度时，特别正面挑战日本海军的权益时，米内即刻成为了对华战争扩大派。另外，参加海南岛作战的“赤城号”航母舰长寺冈谨平的认识也倾向于轻视中国的能力。寺冈认为，“任谁都可以想象，对于忠勇的日本军队来说海南岛作战是极其容易” [136]。寺冈的看法忽视了中国长期抗战的政治动员能力，仅看海南岛的情况，抗日武装力量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抗战，特别是共产党的部队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逐渐将根据地发展壮大，而日本海军的陆战队对此几乎束手无策[137]。最后，海南岛作战的主要策动人草鹿龙之介又是如何认识中国问题的呢？草鹿于1938年3月阅读成吉思汗传记后认为，日本可以借鉴成吉思汗拿下北京的方法[138]。1938年4月，川岛浪速向草鹿推荐《大清会典》。草鹿在读后感中写道，“不管经过怎样的抵抗，汉民族终究被同化了。有趣的是，清末能称为忠臣的人当中，汉族占据了相当的部分”[139]。可见，草鹿是以王朝更替的认识看待已经进行民族国家转型的中国， 这忽视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低估了中国的抗战决心与政治动员能力。 从以上三名具有代表性的海军将领的认识来看，海军的中国观显得轻率和浅薄。海南岛军事上的薄弱或是中国军事上的薄弱对日本海军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诱惑，日本海军认为战略需要时，在合适的时机下可以无需代价地将海南岛收入囊中，成为其向南洋前进的据点。然而，前进的据点实际上也是对英作战或南洋作战的后方基地。日本海军轻视中日战争的难度和复杂性，意味着对英作战或南洋作战的后方基地——中国战场成为了日本海军的战略盲区，这将导致日本国力投入方向走向中国、南洋两种分叉。也就是，在原有的大陆方面苏日矛盾、中日矛盾的基础上，又可能增加南洋方面的英日矛盾。一旦南洋的战争爆发在中日战争胶着之际，正如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及川古志郎所怀疑的那样——“如果陆海军的军备同时发展，日本的国力可以支撑到何时”[140]，国力不足的问题将会暴露无遗。 第三，日本海军对英日矛盾中衍生出美日矛盾的情况估计不足。针对海南岛问题，海军一直尝试拉拢美国，对英国实施孤立，并且也相信与日本毫无利害冲突的美国不会插手远东的事务[141]，日本商界向海军提供的情报更认为英美两国存在通商上对立等问题，不可能实行合作[142]。日本海军的作战计划中，英国作为假想敌的重要性快速上升的同时，对美备战基本没有产生变化。另外，前文中提及的海南岛作战前军令部内部的图上作战演习，预估了英法对德意、英法苏对德意两种局面下的作战情况，但是没有将美国计算在内[143]。可见，日本海军对于美国不会参战有十足的信心。 确实，针对日本海军的海南岛作战，英美法三国出于各自利益或是实力不足的考虑[144]，除了外交抗议以外，没有马上采取对抗行动。但是，英美法三国实际所抱有的警惕认识超出了日本海军的预判。日本海军认为切断缅甸、越南的援华物资通可以成为敷衍国际社会的借口，但是，英美法三国却从全球政治变化的角度密切的关注海南岛问题，甚至认为这是与德国、意大利密谋的行为。英国外长哈利法克斯（Viscount Halifax）怀疑，海南岛作战是日本将英领婆罗洲岛、马来半岛纳入日本经济自给圈这个长期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可能存在日本舰队在东亚攻击英法，德意在欧洲出击的联合计划[145]。法国外交部东地中海局局长拉加德（Lagarde）向美国阐述日本的行动是柏林——罗马轴心计划的一个环节，继英国政府之后，法国政府会提出外交抗议[146]。法国的情报网还掌握到海南岛作战前，日本曾知会了德、意两国，并将此情报转发美国[147]。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C.Grew）于1939年2月17日明确向日方表示，“全面留意在太平洋地区拥有重要权益的美国及各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种种国际协定的基础上形成的关系”。格鲁在向本国的报告中写道，“如此一来，日本获得了一个能够建设航空兵、海军的强力基地，日本对美英法以及荷兰领土的作战行动距离进入600迈。香港将被阻断，马来也将被轻松地覆盖。这是日本实施的南进政策中，最有逻辑性地一次布局”[148]。 紧接着，欧洲局势发生动荡，英美法三国，特别是美国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1939年3月15日，德国进军并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全境。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吞并阿尔巴尼亚。面对欧洲局势的紧张化，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在笔记中如此写道，“日本对菲律宾西南方700里的南沙群岛以及其他无数的岛礁提出了主权要求。日本领土扩张的轮廓逐渐变的明朗，此时人们都在关注欧洲的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日本采用一如既往的手法，利用欧洲纷争的机会提升自身的国运[149]。加上紧接着在1939年6月发生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封锁天津英法租借事件的影响，美国政府的对日方针转向强硬。在继1937年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禁止美国政府船只运送军火、军事装备、军用品前往中国或日本，以及1938年6月的对日道义禁运之后，1939年7月26日赫尔通知日本大使，美国政府要求中止1911年订立的日美商约，条约将于6个月后失效[150]。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将日本海军的海南岛作战以及接连发生的德国、意大利在欧洲的军事行动作为相互关联的事件在看待，这意味着世界形势的突然紧张。美国对日本的海南岛作战的威胁认识显然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欧洲形势的紧张化致使英国无法将武装力量投入远东地区，特别是在1939年3月至4月之间，英国向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做出共同防卫承诺，东地中海的防御任务进一步加重的情况下[151]。因此，针对日本海军在远东地区的军事行动，英国多次要求美国将主力舰队转移至太平洋，以填补远东地区的防务真空，并提出英美划防计划——英国海军负责欧洲防务、美国海军负责太平洋防务[152]。最终，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威廉.莱希（William Daniel Leahy）主张优先太平洋问题的强烈建议下，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英国的划防建议做出了肯定回复，于1939年4月15日正式决定将加勒比海的美国主力舰队转移至太平洋方面[153]。虽然美国主力舰队[154]转移至太平洋并不意味美国与日本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英美两国沟通协商之后实现的分区划防计划意味着，日本的对手将不再是英国，而是美国。换而言之，远东国际关系中的对抗构造构已经由英日转移至美日，而海南岛作战正是关键的切换点，这超出了日本的预想。 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海军占领海南岛，强行掠夺了各种相关的资源和经济利益[155]，并且，为之后日本侵占法领印度支那以及东南亚各国提供了军事基地的保障。从中长期视角出发，海南岛作战作为一种战略选择，实为日本海军向南洋扩张的重要一步，南进与对英问题衍生出来的海南岛作战，其推动实现的过程以及实施后所带来的国际影响事实上压缩了日本下一步的决策空间，意味着避免战争扩大的可能性大大地下降。特别是日本在没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远东地区的对抗构造转向美日作为基础这一变化，将使日本的处境陷入更深的困境。 1887年，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明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指出了绅士君的民主和平乌托邦和不抵抗主义，豪杰君的武力扩张大国主义，南海先生渐进式改良和防御主义等三条日本的未来发展道路。在中国问题上，豪杰君主张“有一大邦，我偶忘其名。它甚博大，甚富实而甚劣弱”，“割取彼邦之半或三分之一作为我邦，我成大邦” [156]。历史的发展不一定总是呈现为直线性前进状态，国家在历史重要转折点上所做出战略判断和选择将决定国家发展路径的直行、变向、或是逆转。并且，国家内部某个集团的选择对国家的命运也存在重要影响。国家整体的合理选择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内部某集团的合理，国家内部某集团的合理也不一定意味着国家整体的合理。也许，对于日本海军而言，诉诸军事对抗和正面敌对的基础上采取攻势的选择是一种“合理”，但是海军的“合理”判断实际上使国家走向了更大的困境。这是战时日本的悲剧，不可谓不是读史者之鉴。 [1]《申报》1939年2月13日，第3版 [2]原海南特务部民政局长藤原喜代间回忆，海军希望将海南特务部建设成与台湾总督府一个级别的独立机构。原支那方面舰队参谋山本善雄回忆，海军想在海南岛建立一个王道乐土。原参谋本部参谋井本熊男回忆，海军的海南岛构想可谓雄心远大，堪比陆军在满洲建立的王道乐土。引自：「中国方面海軍作戦（2）編纂経過概要」、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③大東亜戦争―中国―2，「支那事変回想録井本熊男」、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支那―支那事変全般―319 [3]张兴吉：《论海南沦陷时期的日本占领政策》，《日本学论坛》2002年8月 [4]主要研究有，张兴吉：《论海南沦陷时期的日本占领政策》，《日本学论坛》2002年8月，王键：《抗战时期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对广东、海南的经济侵掠》，《近代史研究》2011年3月，许金生：《从石碌铁矿看日本侵占海南岛时期的开发重点》，《民国档案》，2004年11月，斉藤日出治「日本の海南島侵略（1939－1945）軍事占領から空間の総体的領有へ」『大阪産業大学経済論集』2004年6月，藤原彰「海南島における日本海軍の三光作戦」『戦争責任研究』1999年第24号 [5]主要研究有相沢淳「海軍の海南島占領決定経緯」『海軍史研究』2000年3月，相澤淳「海軍良識派と南進」『軍事史学』1990年，吉田昭彦「海南島攻略作戦と海軍の南進意図」『軍事史学』1992年，笠原十九司『海軍の日中戦争――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へ自滅のシナリオ』平凡社、2015年 [6]主要研究有長岡新次郎「日中戦争における海南島の占領」『南方文化』1978年，小磯隆広「1941年日米交渉と海南島駐留問題」『日本歴史』2013年，相澤淳『海軍の選択』中央公論、2002年 [7]後藤乾一『昭和期日本とインドネシア』勁草書房、1986年、21頁 [8]細谷千博編『日英関係史 1917—49』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5—8頁 [9]伊藤正徳「日英同盟の擡頭」、『改造』1934年11月、58—59頁 [10]神川彦松「近代国際関係史における日本」、『国際政治』1957年3号、17頁 [11]細谷千博編『日英関係史 1917—49』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5、44頁 [12]細谷千博、斉藤真編『ワシントン体制と日米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364—365頁 [13]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海軍軍戦備（1）』朝雲新聞社、1969年、475頁 [14]1933年11月，海军省军事普及部第一课长关根郡平出版《皇国的危机——为1936准备吧》一书，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军事参议官海军大将加藤宽治、第2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末次信正等军方重要人物为书作序。书中直接指出1936年的海军军缩会议是日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日本将面临大陆、海洋两面威胁的非常时期。最重要的对策就是通过充实军备，防止战争的爆发，如战争爆发也能迅速取胜。引自：關根郡平『皇国の危機 一九三六へ備よ』兵書出版社、1933年、1—8頁 [15]島田俊彦、稲葉正夫解説『現代史資料8 日中戦争1』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年、351頁 [16]島田俊彦、稲葉正夫解説『現代史資料8 日中戦争1』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年、354-355頁 [17] 时任海军军令部第一课长的福留繁回忆，《国策要纲》存在对抗陆军优先重视满蒙的北进政策的动机。引自：福留繁「反古に帰した『帝国国防方針』」、『別冊 知性』1956年12月号、176—177頁 [18]島田俊彦、稲葉正夫解説『現代史資料8 日中戦争1』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年、354-355頁 [19]島田俊彦、稲葉正夫解説『現代史資料8 日中戦争1』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年、359頁 [20]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157900「国策ノ基準」 [2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157900「国策ノ基準」 [22]关于如何评价《国策之基准》的意义存在争议。例如，矢野畅认为从南进的意义上来讲，《国策之基准》是日本近代史的一大拐点。与此相反，也有观点认为《国策之基准》仅仅只是海军为了谋求扩大对美作战军备以及确保其在华中、华南的发言权而已。引自：矢野暢『日本の南洋史観』中公新書、1979年、164頁，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6 南方進出』朝日新聞社、1963年、148頁 [23]这是1936年5月4日伏见宫博恭王对驻英大使吉田茂的谈话。引自：「嶋田繁太郎大将備忘録」、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①日誌回想―827 [24]这是当时参与谋划海军政策的军令部第一课长福留繁、军令部第一课课员中泽佑的回忆。引自：福留繁「反古に帰した『帝国国防方針』」、『別冊 知性』1956年12月号、176頁，中澤佑刊行会編『海軍中将中澤佑――作戦部長?人事局長の回想』原書房、1979年、14頁 [25]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121168200「昭和11年2月13日第1次会合（2）」 [26]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121168000「帝国国防方針及帝国軍の用兵綱領改定に関する陸海軍共通記録」 [27]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121166600「帝国軍ノ用兵綱領 改訂案」 [28]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121166700「帝国軍ノ用兵綱領 御親裁」 [29]島田俊彦、稲葉正夫解説『現代史資料8 日中戦争1』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年、357頁 [30]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155800「帝国外交方針」 [3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121175600「第5篇 英国に対する作戦」 [32]島田俊彦、稲葉正夫解説『現代史資料8 日中戦争1』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年、351頁 [33]军令部内部首次出现占领海南岛的声音是在1936年8月24日的成都大川饭店事件之时。引自：島田俊彦「川越張群会談の舞台裏（一）」『アジア研究』第10卷1号、54—55頁 [34]1936年9月11日，驻南京海军武官中原三郎密电中央，建议借用北海事件占领海南岛。9月14日，巡航北海的“嵯峨”号舰长向中央建议占领海南岛以监视南京政府的态度。引自：島田俊彦「川越張群会談の舞台裏（一）」『アジア研究』第10卷1号、56-59頁，長岡新次郎「日中戦争における海南島の占領」、『南方文化』1978年、64頁 [35]島田俊彦「川越張群会談の舞台裏（一）」『アジア研究』第10卷1号、60-61頁 [36]中原在个人笔记中写道，“刚开始不实施海南岛占领。用警备的方式，实质上操控”。引自：「島田文書68 成都北海事件」、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図書館蔵 [37]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中国方面海軍作戦（1）』朝雲新聞社、1974年、199頁 [38]1936年9月21日军令部文件《北海汉口事件经过概要12》中写道，海军方面得知“日中外交交涉中，外务省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此次交涉实际上受海军胁迫的信息”，海军军务局长丰田副武要求外务省东亚局长“要向中国展现日本举国一致的强硬态度”。引自：島田俊彦、稲葉正夫解説『現代史資料8 日中戦争1』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年、216頁 [39]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中国方面海軍作戦（1）』朝雲新聞社、1974年、199頁 [40]島田俊彦、稲葉正夫解説『現代史資料8 日中戦争1』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年、218頁 [41]1936年9月25日，军令部第一课长福留繁在意见书中写道，“目前没有考虑保障占领海南岛，留下若干兵力主要为了给予威慑性效果”。引自：島田俊彦、稲葉正夫解説『現代史資料8 日中戦争1』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年、219頁 [42]「島田文書68 成都北海事件」、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図書館蔵 [43]藤原喜代间回忆，但当时海军高层没有决定用武力方式南进，中原的南进论没有左右海军的大势。引自：「中国方面海軍作戦（2）編纂経過概要」、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③大東亜戦争―中国―2 [44]《对中处理方针备案》中，取消了海南岛一项，而只留占领青岛一项。引自：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大本営陸軍部（1）』朝雲新聞社、1967年、418-419頁 [45]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大本営陸軍部（1）』朝雲新聞社、1967年、418-419頁 [46]島田俊彦、稲葉正夫解説『現代史資料8 日中戦争1』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年、216頁 [47]《海军省军令部业务互涉规程》规定，“兵力量，以及有关军机的舰艇部队的派遣、任务，舰队作战的任务及行动，海外警备部队的派遣等由军令部总长起草，与海军大臣商议，交天皇裁定”。引自：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3427100、「海軍省軍令部業務互渋規程」 [48]《帝国军的用兵纲领》中说明，“以本纲领为基础，参谋总长与军令部总长对各作战计划进行立案，相互商量协议后奏请天皇裁可”。引自：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121166700、「帝国軍ノ用兵綱領 御親裁」 [49]土井章監修『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 海軍省資料第二卷』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0年、461-469頁 [50]原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1938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英美向我询问造舰计划的虚实，我方回答此事不在做答范围之内。借此次事变之机，海军似乎进展的很顺利。”引自：著者石射猪太郎、編者伊藤隆、劉傑『石射猪太郎日記』精興社、1993年、252頁 [51]1937年度海军临时增加军费为3亿9995万日元，1938年度飞跃至11亿6530万日元，1939、1940年度回落至9亿日元左右。1936年度日本海军军人人数为107461人，1937年度增加至134013人，1938年度则飞跃至195132人。引自：笠原十九司『海軍の日中戦争――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へ自滅のシナリオ』平凡社、2015年、271－333頁，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海軍軍戦備』朝雲新聞社、1969年、638—639頁 [52]原支那方面舰队参谋山本善雄回忆，封锁沿海作战常和英国船只发生矛盾，日本苦于应对。引自：「中国方面海軍作戦（2）編纂経過概要」、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③大東亜戦争―中国―2 [53]細谷千博編『日英関係史 1917—49』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158頁 [54]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The Far East, Volume III ,p.523 源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电子数据库 [55]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 The Far East, Volume III ,p.524 源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电子数据库 [56]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6 南方進出』朝日新聞社、1963年、3頁 [57]土井章監修『昭和社会政治経済史料集成 海軍省資料第四卷』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2年、145頁 [58]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6 南方進出』朝日新聞社、1963年、5-6頁 [59]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6 南方進出』朝日新聞社、1963年、6頁 [60]步平，北冈申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9页 [61]原田熊雄『西園寺公望と政局6』岩波書店、1951年、214頁 [6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5969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各国ノ態度』 [63]1938年6月1日，宇垣一成在日记中写道，“对英关系的调整是收拾时局的先决条件”。引自：角田順校訂『宇垣一成日記2』みすず書房、1970年、1241頁 [64]由于英日利益不一致，以及日本社会的反英情绪的制约，宇垣于1938年9月30日辞职，此次谈判毫无成果的结束。引自：細谷千博編『日英関係史 1917—49』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28頁 [65]臼井勝美、稲葉正夫解説『現代史資料9 日中戦争（2）』みすず書房、1964年、279頁 [66]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8 The Far East, Volume III ,p.207 源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电子数据库 [67]臼井勝美、稲葉正夫解説『現代史資料9 日中戦争（2）』みすず書房、1964年、279頁 [68]臼井勝美、稲葉正夫解説『現代史資料9 日中戦争（2）』みすず書房、1964年、263—265頁 [69]「日英関係の近情」、『外交時報』1938年1月15日号 [70]角田順校訂『宇垣一成日記2』みすず書房、1970年、1253-1256頁 [71]法国方面对此问题亦有所洞察。1938年10月13日，法国外交部远东局局长奥普诺（Henri Hoppenot）向美国表示，日本海军一直以来都希望占领海南岛，日本外务省方面担心与国际势力的冲突而持相反意见，目前看起来海军占据了上风。引自：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8 The Far East, Volume III,p.318 源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电子数据库 [72]土井章監修『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 海軍省資料第六卷』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3年、133—141頁 [73]军令部的一位部员将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间法国对海南岛问题的抗议进行统计列表， 围绕海南岛问题法国的外交质疑最为频繁。引自：土井章監修『昭和社会政治経済史料集成 海軍省資料第六卷』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3年、199-202頁 [74]赤松祐之『日本国際協会叢書第209輯 昭和十三年の国際情勢』、日本国際協会、1939年、118—119頁 [75]相澤淳「海軍の海南島占領決定経緯」、『海軍史研究』2000年3月、26-27頁 [76]土井章監修『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 海軍省資料第六卷』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3年、137頁 [77]英国情报来自1938年2月9日军令部第三部的《英情报第47号》，时间上相对于《对英感情为何恶化》早7个月，但很难想象如此短时间内英国调整了各殖民地对待反日行动的态度。引自：土井章監修『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 海軍省資料第五卷』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0年、136頁 [78]土井章監修『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 海軍省資料第六卷』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3年、140頁，土井章監修『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 海軍省資料第五卷』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3年、137頁 [79]土井章監修『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 海軍省資料第六卷』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3年、196―198頁 [80]角田順解説『現代史資料10 日中戦争（3）』みすず書房、1963年、451頁 [81]角田順解説『現代史資料10 日中戦争（3）』みすず書房、1963年、464頁 [82]福田良三在任横须贺镇守府防备队司令时，曾因训练事故问题而降职为马公港副司令。降职仅10天后，即被任命为台湾海军武官府负责人。福田认为任职台湾是被边缘化，而萌生了退出海军的想法。海军次长山本五十六亲自劝慰其道，“将来要进行南方作战，这是重要的人事配置”。引自：「海軍中将福田良三談話収録」、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⑨その他―依託―536 [83]1939年11月15日，福田良三转任海南岛根据地队司令。引自：「海軍中将福田良三談話収録」、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⑨その他―依託―536 [84]1895年以来，初代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为海军将领，其后7任总督均为陆军将领，之后则一直由文官担任，海军将领小林跻造于1936年9月2日成为台湾总督是打破常规的人事安排。引自：角田順解説『現代史資料10 日中戦争（3）』みすず書房、1963年、1xxxviii頁 [85]寺岡謹平「支那事変随筆6 海南島遠征記」、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中央－日誌回想－289 [86]「橋本群中将回想録 二分冊の二」、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中央―戦争指導―重要国策文書―662 [87]「橋本群中将回想録 二分冊の二」、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中央―戦争指導―重要国策文書―662 [88]土井章監修『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 海軍省資料第四卷』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2年、20頁 [89]土井章監修『昭和社会政治経済史料集成 海軍省資料第四卷』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2年、49-57頁 [90]土井章監修『昭和社会政治経済史料集成 海軍省資料第四卷』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2年、49-57頁 [9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3488700「日独伊防共協定関係一件 防共協定強化問題」 [92]相澤淳『海軍の選択』中央公論、2002年、139頁 [93]广州沦陷后，国际援华物资通道还有依靠飞机运送苏联物资的西北通道以及依靠走私船只运送物资的华南沿岸通道，但此时物资通道主要集中在西南方面的河内与缅甸通道。引自：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大本営陸軍部大東亜戦争開戦経緯（1）』朝雲新聞社、1973年、44—45頁 [94]寺岡謹平「支那事変随筆6 海南島遠征記」、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中央－日誌回想－289 [95]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中国方面海軍作戦（2）』朝雲新聞社、1975年、91頁 [96]参加海南岛作战的赤城号航母舰长寺冈谨平回忆称，“问题是进攻的名义……（中略）针对法国经由法领印度支那向中国输送武器，帝国则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自卫手段，占领海南岛进行监视，正当的理由就成立了”。引自：寺岡謹平「支那事変随筆6 海南島遠征記」、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中央－日誌回想－289 [97]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130983200「海南島ニ就テ、横山中佐談」 [98]横山一郎1934年任海军省军务局局员时，即提出占领具有战略价值的南沙群岛。1935年出任研制南进政策的对南洋方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引自：横山一郎『海へ帰る 海軍少将横山一郎回顧録』原書房、1980年、46頁、246頁 [99]稲葉正夫、小林龍夫、島田俊彦、角田順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 別卷資料編』朝日新聞社、1988年、268頁 [100]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543200「日支新関係調整方針ニ付御前会議ニ関スル件」 [101]时任海军军令部第一部乙部员的扇一登回忆称，“南支沿岸特定岛屿就是海南岛的概念”。引自：相澤淳「太平洋上の満州事変 日本海軍による海南島占領?統治」、『防衛研究所紀要』第2卷第1号1999年6月、120頁 [102]土井章監修『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 海軍省資料第六卷』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3年、225頁 [103]《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的立案说明》有军部与政府两份。关于海南岛问题，陆海军联合说明的最后一段称“为确保获取资源的南洋航路，需要在南支沿岸若干岛屿设定战略据点，在对英作战的情况下，此据点将成为日中共同防卫的要冲”，此部分与全文强调对苏问题的主旨不符，笔者推断是海军强行添加。政府说明中，全文未提及派兵驻屯“特定岛屿”一说。可见，陆军和外务省并不倾向海军的意见。引自：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548700「日支新関係調整方針立案ニ関スル御説明（統帥部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548800「日支新関係調整方針立案ニ関スル御説明（政府側）」 [104]「元海軍中将草鹿龍之介談話収録其の一」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⑨―依託―510 [105]当时，天皇侍从武官平田升中将曾悄悄地对草鹿透露，“上面对海南岛问题有兴趣，你要好好干”，并希望草鹿不要将此消息扩散。引自：草鹿龍之介『一海軍士官の半生記』光和堂、1973年、283-284頁 [106]草鹿回忆，当得知天皇对海南岛问题抱有兴趣时，信心越来越坚定。引自：「元海軍中将草鹿龍之介談話収録其の一」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⑨―依託―510 [107]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芙蓉書房、1978、330頁 [108]草鹿龍之介『一海軍士官の半生記』光和堂、1973年、283頁 [109]「橋本群中将回想録」、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中央―戦争指導―重要国策文書―1228 [110]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芙蓉書房、1978、330頁 [111]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芙蓉書房、1978、330頁 [112]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芙蓉書房、1978、330頁 [113]寺冈回忆，“ 12月30日某人来访我家，告诉我海南岛作战已经决定了”。另外，时任横须贺镇守府副参谋长黛治夫回忆，1939年1月6日接到军令部电话，被告知将进行海南岛作战，需迅速准备。引自：寺岡謹平「支那事変随筆6 海南島遠征記」、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中央－日誌回想－289，「中国方面海軍作戦（2）編纂経過概要」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③大東亜戦争―中国―2 [114]笠原十九司『海軍の日中戦争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への自滅のシナリオ』平凡社、2015年、302頁 [115]时任军令部第八课（负责对英情报）课员大井笃回忆了此次对英作战图上演习。同时间段海军省文件中，存在《对英支作战兵力配备图》两幅，图内详细规划了与英国的海战，海南岛三亚标注飞行记号。引自：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大本営海軍部連合艦隊（1）』朝雲新聞社、1975年、389-390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121188000「第6図対英支作戦兵力配備図」，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121187400「第7図対英支作戦第2段作戦兵力配備図」 [116]「英国極東作戦予想兵力」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⑨その他―霞が関―50 [117]「英国極東作戦予想兵力」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⑨その他―霞が関―50 [118]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2030022900「新南群島ノ所属ニ関スル件ヲ決定ス」 [119]「州、廳ノ位置、管轄區域及郡市ノ名稱、位置、管轄區域中改正（號外）」臺灣國史館文獻館、0071033542e001 [120]「元海軍中将草鹿龍之介談話収録其の一」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⑨―依託―510 [121]「元海軍中将草鹿龍之介談話収録其の一」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⑨―依託―510 [122]「元海軍中将草鹿龍之介談話収録其の一」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⑨―依託―510 [12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60926900「中央┳鲬橹笇Т箨懼俯12」 [124]海南岛的情报来自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引自：「登号（Ｙ）第二十一軍第五艦隊間作戦協定」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②戦史―支那事変―175 [125]越智春海『華南戦記』図書出版社、1988年、100—101頁 [126]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芙蓉書房、1978、332頁 [127]寺岡謹平「支那事変随筆6 海南島遠征記」、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中央－日誌回想－289 [128]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121205900「昭和14年度帝国海軍作戦計画及同戦時編制に関する御説明」 [129]寺冈回忆，“据传闻，米内海军大臣非常反对海南岛作战”。 海军省官房调查课长高木惣吉在1938年11月3日的笔记中写道，“反对海南岛作战的根源性人物是海军次长山本”。引自：寺岡謹平「支那事変随筆6 海南島遠征記」、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中央－日誌回想－289， 「高木史料3 昭和十二年起 政界諸情報」、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⑨高木―3 [130]寺冈回忆，“帝国政府多次向对外声明没有领土野心……（中略）以实施南进国策为名义进行占领（海南岛）有点说不过去。帝国海军的做法不能和政府声明持相反态度，（米内）作为海军大臣更是如此”。另外，生出寿的观点认为，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压制了米内、山本的意见，但是没有提供史料来源。引自：寺岡謹平「支那事変随筆6 海南島遠征記」、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中央－日誌回想－289，生出寿『海軍人事の失敗の研究』光人社、1999年、240-241頁 [13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157900「国策ノ基準」 [132]池田清『海軍と日本』中公新書、1994年、88頁 [133]池田清『海軍と日本』中公新書、1994年、89-90頁 [134]実松譲編『海軍大将米内光政覚書』光人社、1988年、9—13頁 [135]相沢淳『海軍の選択』中央公論、2002年、106—110頁 [136]寺岡謹平「支那事変随筆6 海南島遠征記」、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中央－日誌回想－289 [137]日占时期，日本海军海南岛警备府的作战报告中多次显示，对抗日武装力量非常苦恼。例如1943年1月3日的报告中写道，“他们（抗日武装）的行动极其机敏，难以捕捉和消灭”。引自：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121134000『海南警備府機密第44号 海南警備府部隊作戦及警備概要申告覚書』 [138] 草鹿龍之介『一海軍士官の半生記』光和堂、1973年、279－280頁 [139] 草鹿龍之介『一海軍士官の半生記』光和堂、1973年、280－281頁 [140]1936年3月27日，及川向海军中央发送的密电中陈述了他反对南进的意见。引自：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121093700『第3艦隊機密第85号』 [141] 1938年1月，《改造》杂志刊登了时任内务大臣末次信正（原海军大将）与记者山本实彦的对话。对于日本与英国战端一开，美国将如何进退的问题，末次如此说道，“很难相信美国会受英国指挥，日本与美国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所以这种事很难想象”。引自：末次信正、山本実彦「時局対談」、『改造』1938年1月号、269—270頁 [142]土井章監修『昭和社会政治経済史料集成 海軍省資料第四卷』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82年、111-113頁 [143]「英国極東作戦予想兵力」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⑨その他―霞が関―50 [144]1939年2月13日，英国外交部向英国海军咨询向远东派遣主力舰队威慑日本一事，英国海军认为欧洲局势紧张化，无法派遣主力舰队。法国海军为了向吉布提地区集中，反而减少了远东的法国海军（因为意大利于1938年12月单方面废除《法意罗马协定》，为预防意大利占领吉布提）。海南岛作战前，法国已向美国表示，不会为此与日本开战。引自：相沢淳『海軍の選択』中央公論、2002年、142頁，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6 南方進出』朝日新聞社、1963年、10頁， 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Volume III,1938 The Far East, p.319 源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电子数据库 [145]相沢淳『海軍の選択』中央公論、2002年、141頁 [146]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9 The Far East, p.104 源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电子数据库 [147]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9 The Far East, p.105 源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电子数据库 [148]相沢淳『海軍の選択』中央公論、2002年、141頁 [149]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 大本営海軍部大東亜戦争開戦経緯（1）』朝雲新聞社、1979年、346—347頁 [150]步平，北冈申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9页 [151]細谷千博編『日英関係史 1917—49』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160頁 [152]相沢淳『海軍の選択』中央公論、2002年、144—146頁 [153]相沢淳『海軍の選択』中央公論、2002年、145—147頁 [154]这支移动至太平洋方面的美国舰队正是1947年12月7日在珍珠港遭受日本袭击的舰队。引自：相沢淳『海軍の選択』中央公論、2002年、147頁 [155]需注意到，资源的掠夺是日军占领海南岛之结果，却不是实施海南岛作战的原因。实际上，广州沦陷后，推动海南岛作战的草鹿龙之介曾在中山大学地质调查部做过资源调查，虽然掌握了海南岛田独铁矿的情况，但认为海南岛缺乏重要资源。二战时期日本在整个南洋地区投入最大的开发工程海南岛石碌铁矿是占领一年后的1940年4月才被发现。引自：元海軍中将草鹿龍之介談話収録其の一」防衛研究所戦史センター蔵、⑨―依託―510，河野司編著『海南島石碌鉄山開発誌』石碌鉄山開発誌刊行会、1974年、8、49、456-457頁 [156]中江兆民著、桑原武夫、島田虔次校注『三酔人経綸問答』岩波書店、1965年 原载《战略与管理》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