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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和平队是美国政府应对苏联挑战的重要举措之一，肯尼迪建立和平队的初衷就是要利用美国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整体优势，同苏联争夺广大的中间地带，并通过和平队向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纳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期待的轨道。显然，和平队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美国政府对和平队的投资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基本上实现了成立和平队的目的。通过志愿者在受援国的工作，和平队为受援国带来了一些现实的或长远的利益；加深了受援国特别是受援国的基层民众对美国的了解；而通过志愿者这一媒介，同样增强了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除了上述美国政府公开宣称的目标外，和平队作为美国对外关系的“软权力”，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向海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 和平队；志愿者；肯尼迪；第三世界国家；软实力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将国家实力分为两种：一种是“硬实力”（hard power），指“一国进行购买和聚合的经济军事能力”；另一种是“软实力”(soft power)，指一国“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感召而加以吸引的能力”[1]24。他认为，这两种实力均至关重要，在信息时代，“软实力”甚至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其实，不仅在信息时代，即使在冷战时期，尽管尚未有学者或政治家明确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但美国已有政治家认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并将其运用到美国对外关系领域，和平队[①]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 一、建立和平队的初衷 和平队成立于1961年，它是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并被视为1960年总统大选中的一个亮点。按照肯尼迪的构想，和平队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各种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不良形象，增强美国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并以此向这些国家传播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每况愈下。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特别是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涉和颠覆活动；以及美国外交官低劣的素质和不当行为。 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显然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国外交史学家斯帕尼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在这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非白人的世界上，美国顽固地推行种族隔离和对南方和北方黑人的剥削，公然地违背了它如此经常标榜的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民主原则。不发达地区的人民不仅要求得到作为国家的平等地位，还要求有做人的平等权利；当他们听到美国实行种族隔离时，就会联想到过去只是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白人就把他们当作劣等民族一样来看待的历史。”[2]147帮助制定和平队第一个训练计划的斯洛尼·科芬在回顾1960年非洲之行时说：“小石城好象是美国最有名的城市。”同年秋天，他邀请一名加纳学生在耶鲁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其中谈到亚洲和非洲的外交官在美国经常被冒犯：房东拒绝出租房屋给他们，他们的家属被禁止进入海滩，学校不接收他们的孩子，商店不允许他们试衣服。这名加纳学生还特别提到，在联合国的非洲外交官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住所，苏联大使已经宣布为他们提供房屋。更让美国感到难堪的是，访问美国的加纳财政部长在餐馆被拒绝提供服务，险些酿成外交争端。而随着非洲独立运动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在华盛顿和纽约建立大使馆或领事馆，但种族问题在国外产生的影响使很多非洲外交官对美国望而却步，一位多哥的外交官甚至要求总统将他派往德国而不是美国，以免冒丢掉性命的危险。和平队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向那些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展示，美国并不是一个“怪物”，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白人是可以在和谐与公正的氛围下，与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共同生活的[3]28-29。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坚持僵硬的冷战思维，不承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经常打着“反共”的旗号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如中央情报局策划危地马拉和伊朗政变，派遣军队到黎巴嫩，帮助训练南越的反革命分子等，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反美浪潮此起彼伏，突出地体现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尼克松访问拉丁美洲时的境遇。尼克松每到一个国家，都会遇到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迎接尼克松的除了官方预备的鲜花和美酒，更多的是来自民间反美示威群众的石块、唾沫、臭鸡蛋及烂番茄。尼克松拉美之行的境遇，是美国当时国际形象的一个缩影。对此，和平队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萨金特·施莱弗曾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已经脱离了国际社会的主体，特别是在那些年轻的和没有经验、处于贫困和被压迫状态的国家里，“共产党人，尽管是虚伪的但确是有效的，赢得了同情和理解的名声，当共产主义在一些遥远的国家昂首挺胸时，它看起来就不再是一个外部事务了”[②]。 美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的素质更是加深了人们对美国的恶感。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外交人员有50%不会说任何一种外语；1960年，美国新参加工作的外交人员70%没有受过外语培训。在新德里，没有一个美国外交人员能说印度土语，在巴黎，美国大使甚至不会说法语。而且，美国外交人员专业知识贫乏，对所在国的文化一窍不通，整天沉迷于上层社会的宴会和舞会。对此，50年代末风靡美国的《丑陋的美国人》一书作者呼吁，“我们需要一支精悍的力量，参加这个行列的人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经过仔细甄拔，工作勤奋、热爱事业的职业外交家。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舍弃舒适的生活和--在某些地区--宝贵的健康。他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去推行由一个头脑清醒的政府所制定的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他们必须精通驻在国的语言，他们必须比当地人更清楚这个国家的问题”[4]284。 在谈到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时，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战后良好的生活条件使得美国人不能适应国外的生活，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美国人不能食用当地的食物，也不能过当地人的生活，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特殊的生活方式招致了当地人的不满。而这一点却正是共产党人的强项，他们与美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汤因比认为，“如果今天在国外代表美国的是征服美国西部的那一代美国人，这一差距将会弥合”[5]77。 肯尼迪在竞选中也激烈地抨击那些真正“丑陋的美国人”，谴责这些人“缺乏同情心……却被派往海外，在那些标志着疾病、贫穷文盲和无知的国家里代表我们，可是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并不与我们一致，也不去对它们作斗争”[6]85。肯尼迪希望改变美国对外关系队伍的人员结构，让那些能够体现美国优良特性的人充实到美国外交队伍中，重新树立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良好形象。正如他所说的，“在我看来，和平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强调我们美国特性中十分不同的另一方面……这是美国特性中十分重要和真诚的部分，这些特性激发了我们很多国际政策”[③]。因此，肯尼迪对和平队寄予厚望。正如他在接见第一批即将踏上异国他乡土地的志愿者时所说的：“有数以亿计的人民散居在世界各地，你们将只与其中一小部分接触。但是，在那些国家里，对于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们的强烈印象，取决于他们的判断，取决于你们的表现。你们将成为青年美国人特殊组织的一员，如果你们在对自由承担义务、增进各地人民的利益、为你们的国家和它最好的传统及所代表的一切感到自豪等方面能够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其影响将会是深远的。”[④] 另外，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和平队还具有向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展现和输出美国价值观念的功能。和平队的首任长官萨金特·施莱弗认为，在核武器时代，战争可能带来的破坏限制了对军事力量的使用，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发现和使用一只使我们最强大的力量--美国思想和理想的力量-我们民主生活的生命力：庞大的私人志愿组织网络，从父母-教师协会到红十字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工作，我们的工会组织，我们的服务俱乐部，我们的商业企业，我们的镇、市、县和州政府的全部力量，以及我们的联邦项目如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的个人自由、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这些奠定美国的力量，这些民主行动的力量至今尚未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充分认识或被我们充分介绍”[7]7。 和平队就是要向世界展示美国的这些“软”性实力：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美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平队志愿者……以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行动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代表着我们的社会。”也正因为如此，国务卿腊斯克非常贴切地形容和平队：“和平队不是对外政策的工具，因为那样对待它将湮灭它在对外政策上的贡献。”[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肯尼迪总统高级幕僚小施莱辛格在谈到和平队的作用时也说：“看到那些志愿人员把谦逊、友好、勤恳和乐观精神的榜样传到穷乡僻壤去，人们会问，对于迄今尚未接近过民主思想的地方，他们难道不会带去民主社会的某些模糊的概念吗？对于未来的尼雷尔们和塞古·杜尔们，也许还有未来的恩克鲁玛们和卡斯特罗们，难道不会从他们的生气勃勃和献身精神中受到启发吗？”[8]609 作为民主党内的自由派政治家，施莱弗十分重视公众外交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谈到美国的冷战对手时说：“对于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哲学的、政治的和文化思想的力量促进共产党帝国内部的和平演变。为实现拯救所有遭受共产主义统治的人民这一根本目标，我们应该利用一切机会缓和国际紧张状态，同共产主义世界建立一种新型的公众与公众之间的联系，通过政府间富于建设性的谈判达成协议。”[7]28-29在另外一个场合，施莱弗又谈到，“枪炮并不能改变世界，这是这个血腥的世纪所得出的伟大结论之一。美元也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单纯的良好愿望同样不能。今天能够改变世界的与过去已经改变世界的是同样一种事物：一种思想，以及对这种思想承担义务的、具有奉献精神的个体的服务……和平队就是奉献于这种精神的一个群体” [7]48。 施莱弗同样笃信美国的榜样作用有着强烈的天赋使命思想，他认为，那些奔向海外的和平队志愿者并不仅仅是作为志愿的和熟练的工人，“而是作为最强大思想的代表和活生生的典范：自由的和承担义务的男男女女可以跨越甚至超越文化和语言的界限、风格迥异的传统和财富的巨大不平衡、古老的敌对和新兴的民族主义” [7]50。（提供引文具体的页码）在1963年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中，施莱弗多次强调，“引导我们和平队志愿者前进的精神同他们所具备的技能同样重要……他们不仅是被要求去帮助那些年轻国家的人民取得经济独立；他们还被邀请去重申我们对所有人民所承担的基本义务--一个公正和自由的社会；他们还被邀请去展示我们民主社会的革命天性。 这比击败共产主义或者赢得新的财富资源甚至对世界人民的影响更为重要”[7]45。 然而，在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和平队时，为减少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疑虑和说服发展中国家接受和平队，肯尼迪和施莱弗都希望人们不要将和平队看做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和机构。肯尼迪在签署建立和平队的特别命令时特意强调，“和平队并不是被设计为对外政策、对外宣传或意识形态冲突的工具，它被设计为在世界发展这一宏伟事业中，使我们的人民更充分地承担他们的义务”[9]72。施莱弗也希望人们不要将和平队与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冷战联系在一起，他更多的是强调和平队的利他性。他说：“在当前事务中，他们并不被期待代表美国官方的观点，他们没有得到指示；很自然，他们是谨慎的。他们是相当自由的男男女女，是自由社会的产物，被派往国外服务，以如此的奉献精神和技能去做分配给他们的工作，通过这一示范，将培养他们的社会的本来面目展现给东道主”。[10]259不过，施莱弗私下也承认，“我们不能对世界的现实视而不见，和平队是美国对外政策努力的一部分，即使它有特殊的作用和独立的身份” [10]258。 可见，美国决策者建立和平队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和平队志愿者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通过向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提供某种帮助，展现美国社会的优良文化传统，为美国赢得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好感，最终达到传播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的目的。 二、和平队实现“软实力”目标的途径 和平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这两个特点有助于实现美国决策者创建和平队的初衷： 第一，和平队队员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他们只从美国政府那里领取基本的生活费用，其数额较所在东道国社会的生活水平略高。另外，和平队还向志愿者提供全部的医疗费用及往返美国与东道国的交通费用。除此之外，两年的和平队工作结束后，志愿者还能够领取6 000美元，用于回归美国社会的基本需求。但是，和平队志愿者并不从第三世界国家领取任何工资和津贴，第三世界国家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即可。这种基本上是免费提供的工作人员，不仅易为第三世界国家所接受，更容易为美国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好感。 第二，和平队志愿者大多数是工作在东道国的基层社会，特别是边远及落后地区，有些地区甚至所在国的大学毕业生都不愿去。如占志愿者比例最大的和平队教师，除少数是在城市教大学外，大多是在农村教中小学或职业学校；医生或护士则是活跃在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至少是在城市的基层医院；而那些技术人员更是深入到农场、畜牧场、建筑工地和工厂里。和平队志愿者在日常工作中所接触的基本上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公众，从志愿者工作中受益的也是这些公众。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和平队成立以前美国对外援助的模式，即在对外援助中增加了直接面向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因素，将关注焦点部分地转向了第三世界的公众，转向普通的老百姓，由美国公民直接向第三世界国家公民提供援助和支持，从而避免重蹈以前“赢得了政府，但却失去了人民”的覆辙。这种“公众外交”正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两个方面只是实现和平队争取第三世界国家民心的基本条件。和平队能否取得第三世界国家的认可，能否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能否增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更主要还要看它的工作成效，即它是否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积极变化，或满足当地人民的基本需要，或对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和平队的工作成效如何，不仅关系到这个组织能否在第三世界国家立足与发展，更关系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涉外志愿者组织是否具有存在价值。 从和平队的工作性质来看，其工作成效确实难以量化。而且，从1961年到2005的44年间，和平队工作过的国家和地区先后达136个，工作的领域也涉及教育、农业、卫生保健、社区发展、家庭经济、小企业经营管理等多个方面。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和平队工作的不同领域，其工作成效也有很大的差别。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归国志愿者，在被问及他们的工作对东道国的发展发挥多大作用时，他们的回答往往是含糊不清的，有的志愿者干脆拒绝回答；也有些志愿者认为，和平队的工作成效不会马上显现出来，也许要过上很多年才能发挥作用，所以不能根据现在的情况对和平队的价值作出评判；很多志愿者对自己的工作成效持肯定态度，但也承认，他们只是对自己所在的社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东道国的影响则谈不上；另有部分志愿者认为，和平队的工作成效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除非志愿者在某个地区的工作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否则这些微不足道的工作成效也会很快消失。然而，同样是在60年代，在埃塞俄比亚的96%的和平队志愿者认为，他们的工作对“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文化或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11]312。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类别志愿者的不同感受，说明了和平队工作的特殊性。 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和平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成效也很关注，他们不定期地委托美国大学或民间评估机构到第三世界国家对和平队的工作进行评估。从美国大学或民间评估机构发表的评估报告来看，尽管和平队的工作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看，和平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给东道国带来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和平队实施的技术类项目中。 1966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调查协会对和平队在菲律宾的工作进行了调查和评估，结果“发现了志愿者影响的明显迹象，接受我们调查员采访的92%的地区确实引进了教学设备和新的教育技术，在53.1%的和平队社区创立了奖学金，并以各种方式的物质援助帮助当地居民改善生活条件。比例较小的和平队社区认可了和平队其他的创新：社区发展项目（51.3%），各种方式的志愿者组织（42.3%），娱乐设施（38.9%）” [10]285。该调查队得出的结论是：“志愿者确实对所在社区产生了影响”。而同期康奈尔大学的调查报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康奈尔大学的评估组对活动在秘鲁安第斯山区的和平队进行了追踪调查，认为有志愿者工作的社区比没有志愿者的社区发展要快三倍，“和平队项目对其所针对的社区确实取得了可以衡量的影响”[10]285。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布兰奇福德“新指针”的实施，和平队更加强调志愿者的工作经验和技能，强调满足第三世界国家的迫切需要，和平队的工作效果更加明显，也更加实在，给东道国的一些地区带来了可观的变化。一份调查显示，仅1978年，由于和平队志愿者的努力，18780人受到包括健康、教育和企业管理等专门领域的培训，这使得他们有可能在上述领域就业，并满足发展中国家对专门训练的人力资源的需求；182 600人接受志愿者的理论和职业技能培训，主要涉及英语、数学、动力机械、铅管品制造、木工工作、打字等方面；为实施对当地人民的粮食、饮用水供应及就业安置，志愿者完成了180项包括营养、经济计划、环境等方面的调查，并为490项水资源发展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建立了270块示范或试验田，向当地的农民展示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技术；建造及改良了390座鱼塘；为250项公共基本设施工程提供技术支持；为82200头家畜接种疫苗[12]55-57。 上面的数字只是和平队可以量化的工作，但在和平队所从事的各类项目中，活跃在各级、各类学校讲台上的志愿者数量是最大的，然而他们的工作恰恰是最难以量化的。因为你很难确定这些美国教师的教学水平有多高，他们的学生学得有多么好，和平队从事的基础教育或职业教育给当地的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带来了多大变化等等。但有些单纯的数字大致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如对于和平队工作从未间断的加纳来说，从1961年至1991年，大约有67.5万名加纳人曾经受过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教育，这一数字大约是加纳人口的5%。此外，在加纳的白领阶层中，很难找到一个人，在其学习生涯中没有遇到过和平队的教师[3]179-180。 和平队教师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扩大了教育范围，尤其是为数以十万计的穷孩子提供了上学的机会。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那些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不仅从事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教师奇缺，而且政府也不能为本国的基础教育投入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和平队教师就成为填补这些新兴国家教育真空的重要力量。如1962年，300名和平队志愿者充实到埃塞俄比亚中等教育领域后，使得埃塞俄比亚从事中等教育的教师人数翻了一番；在其他6个非洲国家，和平队志愿者也占拥有学位的中等学校教师人数的一半[⑥]。塞拉利昂教育部长甚至认为，如果不是和平队，他们的学校很大一部分要关门。正是由于和平队志愿者在上述新兴国家的教育领域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平队在这些国家的地位也最为稳定。 和平队志愿者除了传授英语、物理、数学等科学知识外，还带去了美国的教学方式，尤其是鼓励学生打破课本的教条和框框，采用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特别是强调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客观讲，不同教学方式的融合，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掌握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此外，志愿者来自世界上教育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他们发挥着向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如广播电视教学、多媒体教学、网络课程等现代教育技术和教育手段的作用。 如前所述，尽管无法将和平队在第三世界国家教育事业中的贡献同其社会发展直接挂钩，但是大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诚如1980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所指出的，“在早期，没有石油但发展快速的国家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更好的教育能够帮助最穷的人们从贫困中解脱出来” [12] 60。从某种角度看，和平队从事的教育工作就是发挥着这样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和平队毕竟不同于世界银行，也不同于美国政府的国际开发署，它不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技术或设备支持，因而不可能直接导致第三世界国家GNP的增长。它的视点在于那些被一般发展援助机构所忽视的乡村和小城镇，在于增强人们的自立能力，帮助相对弱势的群体增加农作物产量，改善生活条件等等。因此，和平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体或某一地区这一层面上，和平队所带来的主要是微小的量变。然而，正是这种微小的量变，却能带来美国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美国的理解和好感。 三、和平队的“软实力”功能 在20世纪50年代，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眼里，美国大兵、企业家和富有的旅行家构成了美国人的主体，他们的形象代表着美国的形象，即美国人是什么样子，看看上述这些人就可以得出答案。因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眼里，美国人富裕、傲慢、难以接近，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则是霸道、蛮横无理的，其推行的对外政策是维护少数富裕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少数富人的利益。这样的美国人或美国的形象显然不是肯尼迪所希望看到的， 肯尼迪建立和平队，其主要意图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和平队志愿者所表现出来的奉献精神，改变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美国人和美国的基本看法或印象。 从根本上讲，和平队志愿者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以往所看到的美国人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不是传统的美国大兵，更不是趾高气扬的、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志愿者与上述美国人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如20世纪60年代的泰王国外交部长他那所解释的，和平队志愿者“不是与我们的人民一起生活在宾馆里，也不是在奢侈的住宅中，而是在农民的小棚屋里，与他们共享食品和茅舍” [10]289。（提供引文具体的页码）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也认为，树立这样的形象也许正是和平队最持久的贡献，“它体现了我们所代表的不是一个自私的社会，而是一个关心其他人的社会”[10]289。美国的决策者希望透过和平队志愿者，让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看到美国及美国人的另一面。 和平队志愿者初到第三世界国家时，当地人对志愿者的行为并不完全理解。志愿者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经常被当地人问及，“你们到这里来的使命是什么？”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和平队志愿者放弃在美国的富裕和舒适的生活，来到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感到很不理解。如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当地人怀疑这些志愿者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就是美国新教传教士[13]73。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志愿者在日常工作中的表现逐渐改变了当地人对志愿者的看法。坦桑尼亚的和平队志愿者经常被当地人称赞，认为美国人比英国人好多了。印度的教育工作者也认为，和平队志愿者比富布赖特学者更有价值，因为志愿者总是试图多做些事情，而富布赖特学者则是尽量少做。 对于和平队开展工作的大多数地区人民而言，志愿者可能是他们接触到的第一批美国人，因而志愿者的形象基本上就是美国人甚至美国的形象。对大多数和平队国家而言，和平队为他们展示了美国“乐善好施”的形象，给当地人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并使当地人对美国及美国人心存感激。如20世纪60年代，和平队在塞拉利昂帮助一个部落修建了一条公路，这是一条几千年来第一次把这个国家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与外界联系在一起的公路。在庆祝该公路建成的典礼上，一个部落酋长兴奋地对施莱弗说：“施莱弗先生，你的和平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从不知道存在着的世界，我们从来就没有见过一辆汽车，外面的人也从没有想过要帮助我们。我们以前听说过美国，但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意味着什么。”[⑦]对于这个部落而言，美国就是愿意无私帮助他们的国家。 和平队工作强调与当地人民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布兰奇福德的“新指针”实施后，东道国官员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和平队项目中，和平队在东道国的管理人员也是以当地人为主。到1979年，志愿者80%的活动是在东道国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指导下进行的，75%的志愿者经常同当地的管理人员商讨工作。1979的一项调查显示，40%的志愿者是与东道国的同事一起工作。1980年，东道国为和平队项目拨出的配套资金达到了500万美元[12]71。对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和平队与东道国成功的合作得益于和平队的工作成效，同样得益于东道国对和平队及其志愿者的理解。与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公司或在拉丁美洲的联合果品公司等相比，和平队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道风景线加深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美国和美国人民的理解与好感。多米尼加发展部部长在谈到和平队的这一功能时说：“当和平队来到我们的国家，他们带来了一缕清新的空气。他们来到这里与我们的人民打成一片，他们与我国人民肩并肩地劳动，他们弥合了鸿沟，打破了障碍，由于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他们为我们的人民铺平了理解的道路。”[⑧]哥斯达黎加总统卡多佐·奥迪奥也认为，尽管和平队在帮助哥斯达黎加社会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它真正带来的是理解，那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正在建立不同与以往的相互关系的基础，我确信，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样的国家里，和平队志愿者有助于替代曾经到达过这里的军人（指1965年干涉多米尼加内政的美国军队--引者注），呈现美国人民的另一面”[14]182。 可以说，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于美国频频派遣军队干涉他国内政，中央情报局利用暗杀、政变等手段颠覆他国合法政权有很深刻的印象，并对此而深恶痛绝之。和平队的出现多少可以减弱对美国热衷于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印象，这也是以往美国任何援外机构或官员所难以做到的。因此，尽管和平队有过被第三世界国家驱逐出境的经历，但是被逐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该国与美国外交关系出现问题，或和平队作为一个政治足球，成为国际政治的牺牲品，很少因为和平队本身的工作而被驱逐出境的。即使在1965年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事件中，多米尼加人民在高呼“美国佬，滚回去”的口号时，还特别加上一句“和平队，留下来”[15]73。在他们看来，和平队志愿者与其他美国人是不一样的。 和平队及其志愿者以其实际行动体现着这部分美国人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爱心，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受援国对美国人民的理解与好感。然而，这种理解和好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私人生活的范畴内，爱心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在公共事务中其作用就要大打折扣。发展中国家人民对和平队志愿者的理解与好感并不完全等于对美国的理解和好感，他们往往会将和平队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区分开来。1979年，萨尔瓦多人非常明确地对当地的志愿者表示，虽然他们不满美国干涉萨尔瓦多内政，但他们相信，和平队是“怀着良好的意图，去帮助他们并与他们一起工作，不是代表美国政府及其政策”[12]73。一般来说，美国政府在其对外事务中的霸权行径及在国内的种族政策，往往会抵消和平队志愿者所带来的正面作用。在西亚和北非，穆斯林青年经常对和平队志愿者讲，他们喜欢美国，但是不喜欢美国政府。从和平队项目中受惠较多的加纳人和尼日利亚人也认为，和平队是美国对非洲大陆所有政策中唯一对非洲人有利的，所以他们只认同和平队，对于美国对非洲的其他政策，他们并不认同。这样，和平队志愿者通过辛勤努力所换取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美国的理解，往往被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所抵消。这正是后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所担心的美国“软实力”的流失。 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平队的终极目标是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尽管和平队不会像美国国务院那样，公开为美国对外政策进行辩护；也不会像国际开发署那样，利用手中的资金和其他经济资源服务于美国对外政策；它也不会像美国之音等传媒那样，公开宣传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念；更不会像美国军队那样，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随时出手。和平队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支“隐性”力量，这种“隐性”的力量与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不同，它不是通过秘密活动如暗杀、金钱收买、策反甚至策动军事政变等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通过公开的、从表面看来是“利他性”的活动中，加强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作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软实力”，和平队对美国外交的贡献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和平队作为美国外交的“软实力”，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战略。和平队志愿者作为美国文化的载体，把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渗透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并帮助这些国家抵御共产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传播。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代表的乔治·舒斯特认为，美国在冷战中有三大任务：一是维持一个共同的军事防御体系；二是“从两方面去抵消俄国的宣传影响，即显示美国人民对和平所承担的重大义务，同时告诉贫穷国家的人民，美国拥有无比的技术力量，只要办得到，美国随时准备把这种力量交给需要援助的各国人民使用；第三个任务是使其他国家熟悉美国民主所维护的那些准则”[18]17。而和平队正是通过人员交换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了人格化的报道——经验和了解两个方面的交流，从而使得美国有机会向其他国家人民介绍它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的优越性，让第三世界国家更多的人对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产生兴趣，并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家也能拥有这样的文化、这样的社会制度等等。 另一方面，和平队工作有助于帮助美国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背景，从而使得美国的外交决策更具有针对性，也更富有成效。杜鲁门政府的国防部长助理、曾长期担任亚洲基金会主席的罗伯特·布卢姆认为，“为了有效地执行我们的国家政策，对有关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此外，为了使我们的政策有效，这种环境也是我们必须加以影响的要素之一。”[16]3因而，绝不能把和平队单纯地看做是一般的对外援助，它是联系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媒介，也是更好地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途径。而且，如果能够从第三世界国家的角度来看美国，就可以更好地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利弊得失。 不用枪炮，不用高压政治，甚至没有赢利动机，和平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加强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传播了美国的文化及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1] Nye, Joseph S.,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1999,Vol.78,July-August, pp.22-35. [2]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Ⅱ, Washington, D.C.: CQ Press, 1988. [3] Hoffman, Elizabeth C., All You Need Is Love: The Peace Corps and the Spirit of 1960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William J. Lederer and Eugene Burdick, The Ugly American, New York: Norton ﹠Company, 1958. [5] Ashabranner, Brent, A Moment in History: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eace Corps,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1971. [6] David Burner, John F. Kennedy and the New Gener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8. [7] Shriver, Sargent, Point of the La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4. [8]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5. [9] Schneider, Nicholas and Rochhill, Nathalie S., John F. Kennedy Talks to Young People, New York: Hawthorn Books, Inc., 1968. [10] Rice, Gerald T., The Bold Experiment: JFK’s Peace Corps,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5. [11] Paterson, Thomas G.,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61-196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2] Rice, Gerard T., Twenty Years of the Peace Corp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1. [13] Cowan, Rachel, Growing up Yanqui,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5. [14] Viorst, Milton, Making Difference: The Peace Corps at Twenty-Five,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1986. [15] Schwarz, Karen,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An Oral History of the Peace Corp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91. [16] Blum, Robert ed., Culture Affair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63. 注释：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资助项目（05JJD770118） [作者简介] 刘国柱，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对外关系史（浙江 杭州 310028）。 [①] 国内学术界对和平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到目前为止，只有寥寥数篇文章，其中多为笔者博士论文的前期成果，如《和平队与肯尼迪政府的冷战战略》，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54－60页；《美国学术界对和平队的研究概况》，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第146－155页；《后冷战时期和平队的历史走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8期，第54－59页；此外，王慧英的文章《评述美国和平队计划的建立》（载《南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51－54、58页）也是从冷战的角度探讨了肯尼迪政府建立和平队的背景；笔者的博士论文《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和平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并未将和平队在冷战中的软实力功能作特别分析。 [②] 参见Sargent Shriver, "The Peace Corps’ First Two Years", John F. Kennedy Library, Box86。 [③] 参见Sargent Shriver, "The Best Job in Washington", John F. Kennedy Library, Box86。 [④] 参见"Kennedy’s Speech to Peace Corps’ Volunteers", John F. Kennedy Library, Box86。 [⑤] 参见Shriver, "The Peace Corps’ First Two Years", John F. Kennedy Library, Box86。 [⑥]“New Initiativ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uly 18, 1966, p.95. [⑦]参见Shriver, "The Best Job in Washington", John F. Kennedy Library, Box86。 [⑧]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3,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4, pp.293-294. 本文原载《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