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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苏联盛衰史，就是一部秘密警察从兴旺走向灭亡的历史，特务政治保证了苏联领导人在权力顶端指点江山，最后也彻底埋葬了这个政权——可谓成也“特务”，败也“特务”！对此，我们不妨就苏联特务从“契卡”到“克格勃”的演化来看个究竟。 所谓“契卡”乃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全称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该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这是以列宁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保卫其刚刚得到的政权，制止一切颠覆活动所建立的特务组织。其首任主席就是大名鼎鼎的恐怖之王费里克斯?爱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建议，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于1917年12月4日通过了《关于建立肃反委员会的决议》；12月28日，契卡号召各级地方苏维埃成立肃反委员会。1918年苏维埃政府在运输部门、军队和边境地区成立专门的肃反机构。 契卡是取得政权初期为保卫和巩固政权而建立的镇压机关，主要职责是对内的，反间谍以及情报工作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职能。捷尔任斯基形容它是“一个用革命的手段来对付反革命的机构”，所谓反革命是用来称呼所有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和“阶级敌人”的名称。他还特别强调：“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他们用不着做什么侦察或暗探的工作……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捷尔任斯基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他厌恶并不情愿把这个机构降低到沙皇暗探局的水平，他被流放和监禁的经历，使他特别憎恨奸细。然而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又迫使他采取特殊的调查手法。所以他规定这个机构可以利用秘密侦察人员。比如那种放鸭入笼的方法——把密探扮成犯人送入牢房探询犯人在审讯时不肯招供的情况——就是他开始实行的。对政治事件的调查，他要求一开始就利用特情关系打入敌人的内部卧底的办法来进行。告密者、“线人”、密探，是侦察的主要工具。因为契卡拥有很大权力 ，可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并且任意枪杀，苏联建国之初，依靠这种恐怖很快巩固了政权。也因此，契卡被称为“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和破坏活动的利剑。”当时，普通民众对契卡的工作还是比较配合的。苏联宣传品中曾介绍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外国间谍在苏联境内活动时，不小心将文件掉在地上，被当地居民发现后报告了契卡。间谍被捕后很不服气，认为是自己马虎才被捕的。当时，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说：“你被捕是必然的，因为你面对的不光是契卡，还有广大群众雪亮的眼睛。”然而，不受约束的权力终究会导致胡作非为，契卡很快也成为普通民众的噩梦——上世纪30年代，契卡在“肃反”期间也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有很多普通民众成了契卡的枪下鬼，就连苏联红军情报机构格鲁乌的领导人别尔津在内的大批将领也在劫难逃。当时，一提捷尔任斯基，苏联人做梦都会害怕。 契卡这把所谓“苏维埃出鞘宝剑”的任意砍杀还形成了所谓“契卡主义”，其实质就是“根据一个臆造出来的方便公式，经常不断地寻找敌人”，其思想体系不是与法律，而是与现实意识形态完全融合在一起。契卡主义“把恐怖与不法行为提高到国策的高度”。这种“契卡主义”之所以能在苏联畅行无阻，不仅仅是因为契卡机构手段无微不至、作风神秘恐怖，还因为它得到整个意识形态的帮助。许多人为情报机构工作，负责地监视他们的同事、邻居、朋友，真诚地认为这乃是为祖国尽着神圣的义务。教师们日复一日地让学生牢记敌人无处不在，敌人必须被消灭；新闻工作者则言不由衷地歌颂着层出不穷的成就，根本不理会社会制度的缺点。任何一个普通人，要么照领袖或“人民”指示的那样，“像大家一样”生活，要么就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进入不存在状态。萨哈罗夫曾指出，在这种气氛下，“社会沾染上了这样一些风气：冷漠、伪善、巿侩的利己主义、毫不掩饰的残酷无情。社会最上层的大多数代表人物──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一帆风顺的最上层知识份子的大多数代表──顽固地抓住自己或明或暗的特权，对违反人权、进步、安全、人类的未来利益漠不关心”。 被契卡机构控制的，不仅是普通公民。随着契卡机构日益成长壮大，它像一切官僚机构一样，成了自身利益的维护者。苏联制度给予契卡机构无所不在的特权，契卡机构则负责为这个制度提供合口味的服务。契卡机构垄断了国家领导人赖以作出决策的情报，社会信息通过契卡机构的过滤，才能流向制度最高层的人物。在这种情报的传递中，契卡机构使整个国家的决策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其头目根据个人倾向，决定哪些信息应该提供给领导人，克里姆林宫事实上被契卡洗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契卡的玩偶。 到1922年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伯乌”，隶属于苏维埃内务部人民委员会。1954年3月13日，再次把家情报和安全工作从内务部中分离了出来，成立了形式上隶属苏联部长会议，而实际上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和苏共总书直接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此，大名鼎鼎的“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俄文字母的音译）就正式登场，成为维系苏联政权打击异己和争霸世界的有力的工具。 克格勃主要机构有“对外谍报局、国内反间谍局、军队管理局、边防军管理局、总务局、克洛勃驻外站组等。克格勃系统工作人员曾一度达到50多万名，总部机关有1万人，间谍、反间谍和技术保障等部门有20万人，边防军30万人，此外，在全国有150万线人，在国外有25万谍报人员，年预算为100亿美元。克格勃一直是苏联对外情报工作、反间谍工作。国内安全工作和边境保卫等工作的主要负责部门，是一个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之上的“超级部”，是一个超然的机构，它只对中央政治局负责。就其职权而言，克格勃的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在19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涉及国内所有领域，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在国际上也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 对克格勃，苏联民众有种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克格勃在苏联享受特权，有回忆文章称，当时克格勃第一总局停车场上的车比苏联任何地方都多，而且其中有很多属于私人所有。即使坐班车的特工也能享受警车开道的特权。类似特权使得特工成为人们羡慕的职业。现在的不少俄罗斯政要在接受采访时称，他们当年都是先问情报机构招哪些专业的毕业生，然后才决定自己要报考大学的什么专业。另一方面，特工在当时的苏联无处不在，他们还具有凌驾于国家机关和领导人之上的权力，经常能决定别人的生死祸福。因此，克格勃一度成为“恐怖”的代名词。有两个苏联时期的笑话很能反映当时老百姓的心态。一个笑话是，伊万看电视，播的是苏联领导人演讲。伊万觉得无聊，换了一个台，还是那人演讲，又换了一个台，还是他。伊万一连换了几十个台，最后累了，准备关电视。这时候电话响了，一个自称是克格勃特工的人怒气冲冲地喊道：“你再换？再换就让你蹲10年大牢！”另一个笑话是苏联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具木乃伊，可花费了很长时间也无法弄清木乃伊的年龄。他只好请了几位克格勃特工帮忙。几位特工忙了一早上，最后满头大汗地走出来了：“查清楚了，3147岁。”考古学家非常震惊：“你们是怎么知道的？”特工指着木乃伊说：“很简单，他招了！” 克格勃的实质，我们不妨借助曾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克格勃头子雅戈达他在被捕后留下的一段精彩的供词来加以说明——“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人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掌握一切权利的人就像在舞台上一样作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肮脏的勾当，他们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奴颜卑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杨卡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的崇高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的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演俏皮的时事讽刺剧一样，真是莫名其妙！” 值得指出的是，导致苏联帝国最后解体的“八一九事件”（又称“苏联政变”），其真正的发动者正是当时的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1991年8月18日下午，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正在莫斯科郊外苏联总理帕夫洛夫的别墅里参加庆祝帕夫洛夫的一个儿子返回莫斯科举行的晚会。晚会的气氛正浓的时候，克格勃打来电话，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和克里姆林宫其他领导人需要马上开会讨论一项可怕的紧急事件。亚纳耶夫和帕夫洛夫立即驱车前往。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会上说：“发生了重大灾难”。他说，克格勃得到消息，有人要发动武装起义。但他没有说企图搞武装起义的人是谁。他还说，那些人就要包围首都的一些战略要地，其中包括电视台总部、火车站和议员们居住的两个饭店。他还发现一个黑名单，黑名单上列有与会绝大多数人员在内的一些政府官员的名字，这些政府官员和家人都将被处决。同时，苏联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总统病势严重。他和其他几位刚从戈尔巴乔夫的克里米亚福罗斯湾总统别墅回来的人说，他们看到了戈尔巴乔夫，医生不让打扰。博尔金还说：“他可能是心脏病发作或中风。”接着，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告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由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总理帕夫洛夫、副总统亚纳耶夫、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等8人组成。于是，“八一九事件”正式登场，并最终把苏联送入坟墓。 对政权而言，秘密警察固然可以起到稳定和巩固的作用，但如果只是依靠这种特务政治，则最终会葬送这个政权——从“契卡”到“克格勃”这段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