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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17年10月（儒略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注1]在列宁、托洛茨基等人领导下，几乎是不费一枪一弹就推翻了俄国临时政府，夺取了政权，成为执政党。第二年，苏共领导的俄国与德国签订了一个向德国作出了重大让步的合约，退出战争，此举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此后，苏俄在苏共领导下，致力于国家工业化并推行了农业集体化，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使苏联一跃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工业国。到1936年底，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从此，世界大家庭中又有了一种全新的国家类型。苏共和苏联的意义在于，它以事实向世人昭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至少还有另一条道路——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中流砥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卓绝不朽的功勋。战后的苏联，经济飞速发展，国力和军事实力极大地增强，成为仅次于美国、并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世界第二大国。此时的苏联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楷模，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在20世纪的整个50、60、70、80年代，苏联与美国同时被世人称为“第一世界”，“超级大国”，“两霸”，“两强”，“两极”。此时的苏联可以说是发展到了顶峰，和美国一道，操纵和控制着整个世界，对世界上的几乎一切大事有着最终的决定权。世界大事，美苏两国一经商定，其余国家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末。 1982年11月，在位18 年的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继任；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在位仅15个月，契尔年科继任总书记职位；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在位仅13个月。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苏联三位最高领导人连续去世。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总书记。他时年54岁，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层中最年轻的一员。戈尔巴乔夫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他思想新派，作风时尚，思路敏捷，能言善辩，且朝气勃勃。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使多年沉闷的苏联政坛开始活跃起来。 果然，戈尔巴乔夫就位伊始，就在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情况急转直下，到了1980年代末期，苏联的情况发生了突变，整个国家陷入全面危机，苏共和苏联随即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一步步走向灭亡。 我们按下快进键，跳过过程，直接来看结果： ——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了“关于暂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的命令”。8月24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同日，他还发布命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在苏联武装力量、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护法机关、铁道部队、其他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暂停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并将苏共的财产和档案交由内务部负责处理。在此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或被中止、禁止活动，或被迫自动解散，或被禁止在共产党的基础上改建新党，有的共产党甚至被宣布为非法。这样，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从1917年10月革命后即成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在执政74年之后结束了其执政党的地位，正式下台。 ——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11个加盟共和国抛开联盟中央政府不顾，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集会，签订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正式宣告“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并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停止存在。”[注2]；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至此，1922年12月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在存在了69年之后正式消亡。 ——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之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些国家纷纷开始改变国家各项根本制度，经济上实行全面的私有化；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并且几乎都是激进民主派上台执政；外交上纷纷向资本主义国家靠拢。总之一句话，原苏联境内的国家在独立之后，纷纷走上了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 综观苏共和苏联历史，真可谓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特别是其亡，是那样的突然、迅速、彻底，世人无不为之惊愕。好好的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并且看上去是如此的威猛雄壮，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苏共为什么会有如此下场，现提出一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体制方面的弊端一直不能革除是苏共下台的最根本原因。 苏联共产党不仅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模式，这个模式后来被是人称作“苏联模式”。由于它确立于斯大林时期，并且斯大林是该模式的主要设计者和架构者，所以它又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称为“斯大林模式”。 概括起来，所谓“斯大林模式”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由国家掌控全部资源和一切事务，靠行政权力强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尽可能快地提高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国家实力的制度模式和发展模式。 斯大林模式曾经极大地促进了苏联在现代化起步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经济中也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是，一旦国家进入正常发展期，它的优势就成了劣势。 政治方面，斯大林模式实行高度集权的全能政治，表现为一党执政，被执政党一手掌控的国家权力对整个社会的完全渗透和绝对控制。经济方面，斯大林模式实行绝对的政府统制，表现为政府对国家的一切资源乃至整个经济完全彻底的控制。在国家发展上，以建设大国、强国为最高目标，国家的一切资源首先用于保证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在处理国民经济内部关系时，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化成了重工业化，军事工业放在发展的首位。经济的具体运作方式是：计划经济；命令经济；消灭私有制；不仅严格限制个人的经济行为，甚至几乎全部掌控了居民的谋生手段；财富由国家全部掌握，福利的分配完全由国家决定；执政党和政府在不受任何监督的情况下对国民财富任意支配；社会成员个人利益被强制性地要求绝对服从“国家利益”，等等。 在斯大林模式下，国家权力日益强化，呈现出无限扩张的趋势。而个体的人则越来越受到蔑视，作为独立主体的公民被替换为无生命、无意识的、被完全工具化了的“群众”，个人权利表现出被无限缩小的趋势。 正是由于体制方面的这些特点，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从一开始就与社会处于日益加深的紧张关系中，这种紧张关系为危机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这样的弊端如果不能得到克服，至少是缓解，必然会导致社会危机的爆发。1956年的波、匈事件，1956年中国的所谓“右派进攻”以及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爆发出的大规模的群众反政府运动，1989年的苏、东剧变就是证明。 1939年，斯大林发表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其中写道，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注3]。这里一个“完全适合”，实际上就把苏共当时的一整套做法固定化、模式化、绝对化了。这样的认识极大地限制了共产党人的眼光与思路，阻止了他们去认识现行体制的缺陷与弊端，造成了他们对存在问题的漠视，也使得共产党人不能理性地、不带偏见地对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进行比较。而这一切，必然导致体制方面的弊端越来越严重，国家的各种内在关系越来越紧张，国家与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领导与被领导的冲突越来越剧烈。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有了客观的认识并想有所改变，但为时已晚。 （二）苏共思想陈旧，观点保守，在许多重大的认识上发生了严重失误。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思想理论方面，苏共长期以来把马、恩、列著作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预测，有些甚至是估计和猜测绝对化、教条化，奉之为圭臬，不允许有丝毫违背与修正，这种极端顽固和僵化的教条主义，对苏联现实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阻碍。比如： ——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商品和商品生产的预测绝对化、教条化，不承认苏联乃至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应该存在商品和商品生产，强行消灭商品经济，这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造成停滞是不可避免的； ——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观点绝对化、教条化，过分追求所有制方面的一大二公，并且强行推行单一的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只允许“全民”（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存在，还一味地追求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度。这极大地扼杀了经济活力，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计划经济的观点绝对化、教条化，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模式，给市场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否定和排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实践中，计划经济又畸变为统制经济和垄断经济，结果是越计划，比例越不合理；越否定价值规律，经济效率越差，经济的成长性越低；特别是在个人专断盛行的情况下，所谓的计划经济彻底失去了科学性和客观性，成为完完全全的胡闹经济； ——片面理解列宁提出的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集中，忽视民主，结果使民主集中制变成了极度缺乏民主的集权政治，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所谓的民主集中，最后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变成了最高领导人个人独裁。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一再出现领导方面一旦发生失误就会几乎毫无阻碍地很快扩张为全局性错误的灾难，与这种“民主集中制”的特殊作用是分不开的。这种以“民主集中制”为幌子的集权制使共产党吃尽了苦头。 其二，在对国情的认识方面，苏共不能实事求是地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来正确地判断本国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进程，总是过度高估本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从而不能正确地思考和应对发展方面的诸多重大问题。 1932年，苏联一五计划完成，当时苏联经济中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据此，斯大林宣布苏已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1936年11月召开的全苏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苏联新宪法，新宪法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苏联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的认识，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没有改变。 由于有了苏联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仅次于共产主义的非常先进的阶段的判断，就完全排除了对现实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弊端的认识，以及对现实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否相适应这样的问题的思考，当然也就完全排除了对改革问题的思考。结果是经济、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得不到纠正，从而造成这些弊端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越来越大，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三）苏共在政治方面高度集权，这使得它越来越脱离人民。 集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苏共在这方面的问题特别严重。主要表现为： 第一，权力高度集中，政治行政合一，执政党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党的领导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整个国家处于党的绝对控制和支配之下。 社会主义国家，一党独占政权的共产党到底应该怎样执政，这是一个至今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有苏联一代，立法、行政、司法、监督等一切大权汇集于苏共一身，党的领导被绝对化、直接化、表面化，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成了一个行政机构，并且彻底被官僚化。议会（苏维埃）只不过是一个把党的意志国家化的中介和转换环节。政府则成了党的办事机构。议会和政府都由党任命或罢免，它们完全听命于党，并都对党负责。苏共高度集权，且又不受任何监督，国家治理运作服从政治需要，不能实现制度化，完全无规律可循。 第二，夸大阶级斗争，大搞特务政治。 阶级斗争是苏共维护执政地位、对内治理的重要工具，在阶级斗争这根大棒之下，苏共以及各级官员大耍淫威，专横跋扈，为所欲为，民众则俯首帖耳，噤若寒蝉，任由宰割。 所谓的阶级斗争就是，谁不服从苏共的领导，谁就是“阶级敌人”，苏共就有权动用国家机器对其施以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大多都经历过一个政治上极度恐怖的时期，苏联上一世纪的三十年代，中国上一世纪的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大致就是这样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中，每个人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彻底屈服， 生存；二、不顺从，灭亡！这之后，整个国家，全体人民就完全匍匐在了执政党脚下。当然，一旦使全体人民都吓破胆之后，这样的手段就不再用了，转而使用用福利换取哪怕是表面的忠诚，这种手法对新进的那些出身贫寒的中下级官员和中小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集权政治是一种邪恶的政治生态，在集权政治之下，整个国家政治关系紧张、诡谲，政治生活残酷、险恶。这种情况如果长时间不能改变，那么，国家的每一个政治主体都必将在这样的环境中沉沦，灭亡。苏共及东欧各国共产党的下场再明白不过地证明了这个结论。中国目前似乎也到了这样的关口。 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苏共还在国内大搞特务政治。苏共一手控制的“克格勃”是特务政治的主要工具。“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它是被严格地置于苏共控制之下的、世界上最大的秘密警察和间谍、情报组织，是苏共控制社会和人民的最厉害的工具。这个组织有广泛的调查权和司法权，并拥有一支装备现代的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同时在全国的工厂、政府机关以及军队、学校等等几乎所有的系统、部门、机构、组织中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对几乎所有公民实行全面的监控和侦查。克格勃是由“契卡”演变而来，最早的职能主要是负责国家安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则主要成为党的安全的保卫组织。克格勃共有九个局，其中第二局负责对苏联公民和侨民进行监视和间谍活动；第五局负责对“有嫌疑”的苏联公民进行“特别活动”；另外还有专门负责监控军队的机构；克格勃部队约有30万人左右。从许多已经揭露的案子看，克格勃在揭发、抵制和消除持不同政见者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克格勃的控制下，苏联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日益减弱，人民普遍受到党的提防和监视，同样，人民对党的敌意也日益积累起来！ 第三，干部的层层委任制和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党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 在苏联，虽然在原则上还是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但是这种选举制度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实际生活中，党政领导干部都是自上而下任命的。这就造成各级干部都是（或首先是）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广大选民负责。他们只代表上级，而不代表人民。这种委任制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如脱离群众（甚至欺压群众），官僚主义，领导干部的独断专行，无法监督，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拉帮结派、假公济私等等，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干部和群众的对立，甚至是敌对。 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和至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体制内基本上没有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因此，这种绝对化的权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腐败，其结果就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领导层逐渐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有着自己特殊利益的、离普通民众和现实社会越来越远的特权阶层。这样的一群人如果掉入大海，人民绝对是不会向他们扔救生圈的。 （四）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一直存在对速度要求过急，经济结构中重工业、军事工业过重的问题，这严重地影响到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在经济发展方面，共产党国家普遍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比如：社会主义必须彻底消灭私有制，全面实行公有制；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优先发展轻工业，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计划经济的具体体现就是一系列指令性计划；等等。 苏共就是遵循这样的一些原则在进行经济建设，事实证明这样搞建设效果并不好。 第一，脱离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现状，盲目追求生产关系方面的“大”与“公”，结果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结果造成效益低、质量差、浪费大。1980年，根据苏联自己的计算，苏联每生产1卢布国民收入，所需投入比美国多50%。据统计，苏联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比发达国家高出1-1.5倍，燃料和能源的消耗高出50%。用高消耗来强行堆砌高速度，即使是资源大国，时间长了也难以维持； 第三，整个经济以重工业为中心，经济结构极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正常提高，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据统计，1953年与1913年相比，苏联的重工业生产增长45.5倍，轻工业增长7.8倍，而农业仅增长0.46倍，人均谷物产量反而减少20%。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的重工业产值占苏联整个工业产值的75%以上，消费资料的生产只占到20%左右。70年代初，苏联的战略核力量与美国达到了战略均势状态，但却是用比美国沉重得多的代价换来的。70年代苏联的军事开支已超过美国，但当时苏联的GNP总量则只等于美国的一半。美国的军事开支占美国GNP的5-7%，而苏联占到16%。到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的军工生产已占到国民生产总量的40%。 苏联的经济就是这样一步步陷入危机，积重难返，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这一点，想要扭转，但非常艰难。因为经济结构和利益格局是紧紧黏合在一起的，改变经济结构必然会导致某些人的权势与福利减少，这势必会招来既得利益集团的拼死反抗。在苏联，势力庞大、盘根错节的军工集团是谁也撼不动的，赫鲁晓夫曾经有过尝试，但在碰得头破血流后被赶下了台。苏联和苏共的结局表明，只有结束一党专制，并彻底摒弃集权政治，经济结构才可能根本改善。 （五）苏共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有失于简单化，导致苏联国内民族问题日益恶化。 由于历史原因，不同的人群在种族、风俗、心理、价值观、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和宗教信仰方面形成了差异，当这样的差异影响到了不同的人群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合作，甚至造成了不同的人群之间各种各样的冲突，这样的问题就成了我们一般所说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都难免遇到的问题，只是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苏共忽略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更想不到这样的问题居然与苏共和苏联性命攸关，在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方面，简单粗暴，终致酿成大祸。 第一，苏共对国内民族问题视而不见，在民族问题上自欺欺人，认识严重脱离实际。 斯大林认为，由于剥削阶级的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民族平等法令的颁布以及少数民族自己的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区的建立等等原因，苏联已经不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宗教问题也迅速消亡。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报告中就指出：苏联已经“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共所关心的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各民族正在全面接近和达到完全一致。”勃列日涅夫认为，苏联的“民族问题不但解决了”，而且，“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各民族的利益已经和谐一致地结合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对国内民族问题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承袭着前几届领导人所持的盲目乐观态度。1986年2月，他在苏共27大的政治报告中说：“苏联人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一致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构成的。” 事实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就世界整体看还是一国内部看，民族和宗教问题已经越来越取代阶级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而成为政治方面的首要问题，所以，美国已故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在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文明的冲突。当今世界大多数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包括恐怖活动）很多都与民族和宗教问题有关。就苏联国内的情况看，也绝不是像苏共领导人所说的民族问题已经“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而是相当严重，苏联的解体，因为民族问题没有解决好而导致的民族分离主义是重要原因。苏共的认识，不符合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相悖。 第二、简单粗暴地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人为地激化了矛盾。 由于不承认苏联国内还存在一般意义的民族、宗教问题，所以，苏共长期以来都把属于这一范围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问题和敌我问题来认定和处理。 比如，在1937-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领导干部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而受到清洗和镇压，大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遭到迫害甚至杀害。在1941-1944年间，苏共借口某些少数民族中出现了向希特勒德国投降的叛徒，把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克里米亚和北高加索等地的11个弱小民族约500万人赶出家园，强行迁移到哈萨克、中亚和西伯利亚等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50年代，赫鲁晓夫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关闭了大约2/3的教堂、70%的神学院和大部分修道院。这些简单、粗暴甚至残酷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苏联境内各民族的感情，增加了民族离心倾向。事实上，没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团结。 第三，过于强调民族共性，忽视甚至否定了各民族的特殊利益和实际上存在的民族差异，违背了民族平等的原则。 为了杜绝民族分离主义，苏共强行推行了一系列武断的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措施，这造成了各民族的反感，结果适得其反。 这里仅举一例。众所周知，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首先宣布独立，脱离苏联，成为始作俑者。究其原因，还是在于苏共那种简单粗暴的民族政策。三国原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居民生活水平与北欧诸国如瑞典、芬兰相近，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也更接近于北欧诸国。1940年三国并入苏联后，苏共对三国居民中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实行镇压，并从外大量向三国移民，强行推行俄语，希望以这些措施来缩小差异，对三国实行同化。实际结果怎样呢？实际结果是，本来这三国加入苏联就带有强迫性质，在遭到这样的不平等待遇后，就更加不满。在高压政策下，这种不满被压在心里，但压力稍一放松，立即就爆发出来。这三个国家成为脱离联盟的领头羊，并不稀奇。 第四，国家体制中的内在矛盾诱发和助长了分裂危机。 首先，苏联宪法规定国家实行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宪法也规定了各加盟共和国的诸多自主权，但实际上建立起来的是权力集中的、单一制的国家。表面上看，加盟共和国拥有主权和自治权，事实上一切必须听命于莫斯科。这样的事实导致了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关系之间早就潜伏着的危机。这种情况还衍生出了对民族平等问题的格外敏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长期流行着一种说法：我们的情况不断恶化，原因是俄罗斯联邦利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自然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民族分离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这种对中央在“主权”、“自治”方面的欺骗而产生的愤怒，和对“家长”的“偏心眼儿”发出的愤愤不平。 其次，在多民族国家实行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国家体制对国家的统一是否有利，值得研究。 苏联宪法中包括了关于各加盟共和国可以分离和独立的条款，正是这些条款使联盟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缺乏必要的法律纽带，使联盟各部分之间的法律联系变得非常脆弱，并为1990年代的联盟解体提供了法律依据。所以，研究苏联解体，必须讨论其国家体制。 从世界范围看，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基本上都是实行的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即打破民族界限，以地域为自治的前提与依据。而不稳定的多民族国家，大多实行的是以民族为基础的民族区域自治体制，自治的依据和前提是不同的民族。从实践上看，地方自治仍然是多民族杂居，有利于淡化民族意识，消除民族独立性。而民族区域自治，在客观上则有利于民族意识的强化，激发民族独立自主倾向。一旦出现社会动荡，民族区域很容易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 苏联的解体，自始至终相伴随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分离运动。可以说，如果没有民族分离主义推波助澜，苏联的解体、苏共的下台就不会那么快，结果也将大不一样。从苏联的情况看，民族分离主义之所以能成气候，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苏联实行的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国家体制，对民族分离主义的酿成与发展起了助长作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这是毋庸置疑的。 （六）苏共的改革脱离国情，不仅没有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反而严重地动摇了苏共的执政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改革，一定要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妥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并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从经济方面来说，苏共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苏联全面改革，但是，在整个改革时期，苏联经济始终处于混乱状态，国民经济的发展呈下降趋势， 人民丝毫没有尝到所谓“改革”的甜头！短短五年时间，就走上了绝路。仔细分析，可以看到苏共在改革方面确实发生了重大失误。 比如我们以上谈到的苏联经济结构长期存在的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发展被忽略，军工生产过度发展，军工产品积压过多，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就影响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必然就影响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通过经济改革应该得到解决。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1985年4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27大正式确定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这一“加速战略”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仍然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并且还特别强调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首先是机床、电机等工业部门。这个方案既不利于革除原有经济模式的弊端，又不利于本国产业的升级换代。所以，这个“加速发展”战略仍然是一种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传统战略，是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延伸。 结果也是如此，“加速战略”没有能够解决苏联经济中存在的那些深层次问题，在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上，苏共宣布放弃这个战略。此后，苏共和苏联政府又连续提出了三个改革方案，意图摆脱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这三个方案的方向从经济发展战略又转向了经济体制，实质其实相同，那就是实现国民经济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建立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1991年1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原则法》。该法规定，在5年内完全实现企业私有化。分两个阶段完成：在第一个阶段结束时（1992年），属于联盟所有的企业固定生产基金的40-50%将脱离国家直接管理范围；到1995年即第二阶段结束时，这个比例将上升到60-70%。国营企业可以改为租赁企业或集体企业，也可以改造成股份公司，招标出售或拍卖，本企业职工有优先购买权，其他苏联公民或外国公民和法人也有权购买。 这一系列以“私有化”和“完全的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首先，当时苏联那些在整个经济中居主干地位的、巨型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其中占相当大部分的军工企业）要很快找到买得起、并愿意买的买主非常困难，而这部分企业不能实现私有化和市场化，整个经济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根本就无从谈起。即使是实行股份制，这样的巨型企业上百、甚至上千亿资产拆股卖，也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事情。搞不好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或成为一个烂摊子；其次，改革时期经济状况极不稳定，国家是否能在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全面自由放任的私有经济之后，在一个不伤到国家经济元气的时期中建立起一种能使整个经济进入有序运行的经济秩序？基于这一点来考虑，私有化和市场化也不该进行得那么快，那么彻底。可控的市场与完全自由的市场相比，显然前者至少在改革初期更能保持国家经济相对平稳运行。所以，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应该有一种“半市场”经济作为过渡；再次，占人口多数的民众的观念跟不上这样快速、剧烈的转变。结果是民众中普遍产生了怀疑、不合作、甚至敌对的情绪。认同方面出现了巨大危机，改革的合法性、执政者执政的合法性都受到质疑。 一番折腾之后，苏联出现了生产严重衰退，经济陷入巨大困难。这一时期，整个苏联都出现了消费品的空前匮乏，人们陷入极度的绝望之中。 从政治方面来说，共产党—党执政的国家，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特点、社会进步的要求和历史任务的变化，适时地改革现行政治体制，特别是要改善党的领导，因为党的领导能否改善，是党的领导能否坚持的前提。 苏共的政治改革一开始就是被动的。我们知道，苏共的改革起初主要是放在经济方面，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顽固，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和习惯于旧的计划体制的社会阶层的阻碍，经济改革难以深入。于是，从1987年初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的讲话起，苏共开始把改革的目光转向了政治体制，矛头首先对准党的体制。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出台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主张党政分开和改革选举制度，并重提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苏共的改革重点从经济改革全面转向政治改革。 由于政治改革来之匆匆，各方面准备都不充分，特别是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没有做好接收政治大变革的充分准备。结果是政治改革一开始实施，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局面，局势急转直下，整个形势越来越乱，苏共也逐步分裂，并且在各类选举中节节败退，逐渐丧失政权。1991年8月，苏联爆发了“8·19事件”，但紧接而来的则是局势完全失控，最终导致苏共被停止活动，彻底瓦解。分析起来，苏共的政治改革失败有以下一些重要原因。 第一，思想混乱导致行为混乱，进而致使整个社会一片混乱。 比如，对改革的目标的设定。政治改革一开始，苏共领导人提出的目标是：坚持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完善社会关系，消除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就是“要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组织形式……。”后来变了，提出改革的目的是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人道”？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定义，甚至相同的意识形态理解也不一致。所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缺乏科学性，其基本涵义含混不清。这个概念的抽象和不确定性使得它可以被随心所欲地诠释和使用，甚至反过来可以被反对派用作攻击苏共的武器。多党制、三权分立、意识形态多元化、党的指导思想多元化、把党改为议会党等观点后来都成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可见，这个庞杂的理论是难以指导政治改革和党的活动的，它在实践中大大削弱了苏共的思想领导作用。 又比如，对改革的动力的认定。苏共领导人认为人民会无条件地支持改革，完全放任群众的自发力量。结果是改革失去了领导和指导，民众越来越失去理性，无政府主义大行其道。 再比如，对改革的手段、途径与方式的规定。苏共领导人开始还强调党的领导，主张改革要自上而下有序地进行。后来对党的领导就不再提及，而只强调民主化、“公开性”、“透明度”等等，完全放任自流，局势很快陷入失控。 由于在以上这些关系改革成败的关键认识上出现偏差与混乱，改革的结局可以想见。80年代末，苏联国内政治基本情况是：一方面，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主张自由主义和全盘西化；另一方面，苏共党内结成一股坚决维护斯大林主义的派别，抵制改革。两种力量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这一时期，整个苏联国内政治呈现“三无”状态：党内无主流，国内无主导，民众无主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舸争流。竞争导致极端主义盛行，各派势力都在大搞街头政治，竭力展现自己的羽毛与歌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相互攻击，相互踩踏，绝对没有丝毫宽容与妥协。当时的苏联，怎一个乱字了得！这种情况的持续使得民众逐渐对苏共失去信心，认为这伙人根本驾驭不住局势，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领导和管理这个国家，苏共的社会支持率一落千丈。 第二，无序民主导致党分裂。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总结了60多年的历史教训，批判和揭露了苏联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他指出，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建立了一个专制极权和行政命令的官僚体制，随着这种体制的消极因素越来越严重，最后形成“障碍机制”，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都在于这一体制。戈尔巴乔夫认为，专制极权和行政命令的官僚体制核心就是民主集中制。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严厉地批评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戈尔巴乔夫说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违反党员关系的平等原则，并强调党的工作要“具有开放性”，宣布在党内没有不受批评的人和没有不受批评的禁区。之后，1990年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全面修改了民主集中制，以“保护少数”为由，允许党员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不同意各级党组织决议的意见；允许各级党组织实行“自治原则”，下级党组织的决议只要“不超出党纲和党章的范围”，上级党组织无权改变；在对待党内派别活动方面，允许党内横向组织活动。苏共从此取消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些思想、观点和看法并没有错，但是，一旦付诸实践，在当时苏联那样的国家内和苏共那样的政党内，就完全成了另一回事。 苏联国内政治和苏共党内政治的基本特点是集权（宣传上的表述是“民主集中”），这使得苏共党内和苏联国内上上下下对民主政治完全陌生，虽然对民主的谈论甚至比西方民主国家还热闹，但真正的民主谁也没有体会过。改革使民主突然降临，面对这个“民主实物”，同时也是“民主怪物”，所有人都表现出不适应和手足无措。 国内基本情况上面已经谈到过，现在看看党内情况。由于苏共党内从来强调纪律和一致，党组织和党员已经习惯了被“牵”着走，并没有自主思考和自主行动，现在突然失去牵引和控制，一下子就没了方向，这个组织严密的党转瞬间就成了一群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党也开始逐渐分裂，形成了激进改革派、中间派、保守派等派别。各派又在自己的阵营中程度不同地分化出一系列政治集团，形成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派中分流的混乱局面。党组织沦为喧嚣吵闹、争论不休的政治俱乐部。严肃的政治生活变成了儿戏与娱乐。当时的苏共，同样是怎一个乱字了得！ 第三，对多党政治的不适应使苏共在新的政治竞争形式中陷入极大被动，毫无胜算。 在政治改革中，苏联社会出现了一股结社组党的狂潮。据《莫斯科新闻》估计，1989年，各种形式的政治性组织已达6万多个，政党约2000-3000个。这些组织在羽毛丰满之后，提出了和苏共在政治上平起平坐的要求，主张实行多党制，取消苏联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地位的第六条。苏共最初断然拒绝了多党制的主张，但是，从1990年起，面对迅速发展的各种政治组织和它们提出的实行多党制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尽管他指出多党制不是“灵丹妙药”，但他又表示，如果多党制是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并且符合社会需要，就可以并应该接受。随后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明确地站到了多党制的立场上。最终，在1990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第六条进行了修改，多党制原则在苏联正式确立。 当然并不是说一搞多党制共产党就必然下台，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一旦置身于真正的多党政治中，苏共几乎完全丧失了生存能力。因为苏共长期雄霸政坛，唯我独尊，俯视天下，习惯于居高临下的发号施令，完全没有在多党平等竞争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并取胜的本领和技能，突如其来的多党制使苏共发挥作用的传统方式方法骤然失效，全党上下都茫然不知所措，在激烈的党派竞争中招架都有困难，更谈不上还手！结果是，在实行多党制之后的各类重要选举中，官气十足、愚笨乏味、说起话来一本正经、咿呀哼哈的苏共候选人频频落选，而那些伶牙俐齿、口若悬河、来自于民众的反对派候选人则节节获胜。在人民代表的竞选中，那些与苏共候选人竞选的独立候选人一开始还心虚气弱，但获胜后感慨道：“没想到击败苏共提名的候选人竟是如此轻而易举！”这其中，苏共这个党已经不得人心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整个党对民主政治的不适应，党员素质低下无疑也是原因之一。 第四，想革除党过分集权的弊端，结果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否认党的领导。 戈尔巴乔夫与他同时的苏共领导认识到了苏联政治体制中党过分集权的弊端，也认识到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苏共领导人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失误。 1988年6月28日-7月1日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宣布开始进行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和内容，会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性方向，是保证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全权”，“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在政治体制各个基本环节之间，首先党与国家之间正确分配权力具有原则意义”。会议决定：“权力中心应该由共产党转向苏维埃，要自上而下地恢复苏维埃的全权，党不能对苏维埃和社会团体进行直接的领导”，“党委会不能作出含有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直接指示的决定”。 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大力提倡“多元化”， 把“多元化”与“民主化”、“公开性”一起视为苏共提出的“三大革命性倡议”。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把“多元化”引进政治体制，建立起“表达和形成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意志”的机制，也就是说，政治体制中要形成“多元化”的机制。会议还正式承认了日益增加并影响越来越大的各种各样的民间团体，认为这是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民首创精神的出色表现”。 由于第19次代表会议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之后，苏联社会在政治方面发生了一些新情况（详细情况以上已经有过介绍，这里作一归纳）：一是民间政治团体大量增加，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力量。其中特别是1989年7月，苏联人民代表中的300名激进派成员成立了“跨地区代表团”，并选出叶利钦等5人为主席和由25人组成的协调委员会。这样，在议会中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二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迅速削弱，多党制已成气候。宪法修改后，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不复存在。三是苏共内部，特别是中央领导核心内部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权力斗争加剧，这导致了党内人心涣散，特别是最高领导层，由于频繁的、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四是民族矛盾和民族分离加剧。最主要的事件是：1990年2月15日，拉脱维亚宣布独立；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1990年3月30日，爱沙尼亚宣布独立。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独立，推倒了联盟解体的多米诺骨牌。很快，苏联这座雄伟的摩天大厦就像“9·11”事件中的双子座一样，轰然垮塌。 第五，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分离、脱节，没有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改革反而使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物质利益受到损害。 社会主义改革的最终总目标是什么？邓小平的看法是“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无论你怎么改，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最终、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管你怎么改，只要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有保障，并且不断有所提高，就不会有大问题，出大乱子。在中国，至少在改革初期，政治改革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整个改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目标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这样简单的道理苏共却似乎没有什么领悟，苏共始终就没有明确地提出过把发展经济摆在中心位置这样的提法。总的来看，苏共的改革始终没有一个中心，也没有一个最终的鉴别标准。更有甚者，到改革的后期，无论苏共还是反对派都只顾争权夺利，对经济问题视而不见。明显的例证就是1990年苏联粮食丰产，但由于苏共和苏联政府对动员和组织秋收工作不闻不问，结果使得丰产不丰收，最后还不得不向国外大量购买粮食。在其他经济领域问题同样严重，工业生产大幅萎缩，商品奇缺，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社会劳动生产率连年下降。在经济混乱与政治动荡中，广大人民群众饱尝了失业和社会动荡之苦，生活困苦不堪，逐渐对改革、对苏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大批党员退党，最终导致苏共下台解散，苏联解体灭亡。 [注1] 1918年起改称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5年起改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为叙述方便，后文一律称此党为“苏共”。 [注2] 苏联共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这次集会格鲁吉亚没有参加，原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已于1991年3月宣布脱离苏联独立，也没有参加，此外的11个加盟共和国全部参加。 [注3] 《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4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