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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耶酥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许多百姓跟随着他，其中有些妇女痛哭不止，耶酥转身对她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1]”人将上帝之子钉上十字架，他们得意地对耶酥戏弄且凌辱——你不是能在三日内建起被拆毁的圣殿吗，呼唤你的神来救你吧。却并不知道这昭示着自己的灾祸。耶酥悲伤地看着人群，他对耶路撒冷女子的劝告并没有多少人能够领悟，为什么“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呢？ 廿世纪是人类制造死亡的世纪。在三十三个国家十五亿人卷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伤亡人数达三千余万人，其中死亡一千余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六十一个国家，卷入战争人口十七亿，参战国军民伤亡人数达九千万，其中中国伤亡三千五百万（其中死亡2100万），苏联伤亡两千七百万（军人死亡866.84万），德军伤亡一千一百七十万（军人死亡442.2万），波兰死亡六百万（平民死亡540万），日军伤亡二百一十六万（死亡180万），英军伤亡一百三十万（死亡50万人），美军伤亡一百一十一万（死亡40.73万人），意大利人死亡57万（军人死亡38.9万），法国死亡五十八万（抵抗力量死亡21）万；欧洲犹太人被害六百万[2]。 谁是胜利者？美国人、苏联人、中国人？当人们走向街头欢呼战胜法西斯胜利的时候，静夜里母亲们凝视着自己儿子的照片，他们永远告别了世界，胜利能补偿失去儿子的痛苦吗！；谁是敌人？德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他们在他们母亲的眼里永远是儿子，不是敌人。“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妇女们悲伤地说，夫子，如果让我看见我的儿子，我愿意信你让我信的一切。 死亡是人类最伟大的老师，它教诲力量的不可辩驳性使任何人的狂妄自大都显得可怜，从而使人们发自内心地呼唤那最高的存在者。战后联邦德国（西德）的重建是从修复人们的信仰开始的，信仰是内心的，但需要通过物质做中介。首先从废墟上修建教堂。当宏伟的教堂建立起来，看到尖顶上的十字架，泪水汇集成溪流流淌在德国的土地上：上帝，饶恕我们，我们错了——，痛哭的德国人获得了信心，不是狂妄的、蔑视上帝的信心，而是从上帝信仰中获得的诊视生命的信心。 我没有忽视发生在廿世纪的另一场战争，就残酷和野蛮程度、死亡的人数来看并不逊于两次世界大战，它就是阶级战争，冷战只是外观，而没有硝烟的战争发生在集权主义国家内部，以阶级属性和政治观念剥夺他人生命的随意性是人类有史以来对道德和天法的最恶毒的违犯。唯物论剥夺了生命作为灵魂居所的神圣性，也使杀人者泯灭了自己杀人有罪的良知，对“科学历史规律”的盲目信仰使他们对任何“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罪恶阶级”的死亡非但没有任何怜悯，而且报有极大的幸运感，“阶级敌人”被认为比病菌还有害，对作为人的他们的蔑视比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蔑视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类的行为都是思想支配的行为，相对而言，动物的行为大多出于本能，本能的恶由于动物没有意识到所以是非恶，但人类的行为，大规模历史性集体犯罪行为则是有意识的行为，当非理性以貌似理性的“科学真理”出现的时候，世界就出现了末日的征兆。为什么在人类自恃创造高度文明的时代却出现人类历史中空前的反人类行为呢？问题可能就出在文明本身之中，——这是斯宾格勒思考文明兴衰的起因。他的观点是，欧洲文明的危机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几个世纪欧洲文明酝酿已久的历史性事件[3]。罗兰•斯特龙伯格教授（Roland N.Stromberg）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现代西方思想史》的导论中第一句就引用伏尔泰的话：“了解前人是如何思想的，比了解他们如何做的更重要”[4]，分析人类历史中何以发生如此重大的罪行，就必须分析人类的近代思想史。近代历史的主角是欧洲文明，廿世纪世界发生的两种大规模历史性集体犯罪——种族大屠杀与阶级大屠杀——所渊源的是欧洲，而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公产集权主义的产生并非是尼采与马克思大脑里忽然产生的怪念头，而是欧洲文明自身逻辑的演绎，事后诸葛亮地论是——在劫难逃。但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具有亡羊补牢的智力，从这个意义上，思想史的总结尽管枯燥，但由于其与鲜血生命相联系，因此是重要和迫切的。 （二） 在宇宙中人类是伟大的生物，也是渺小的生物。他们很伟大，因为他们的理性照亮了宇宙；他们很渺小，因为他们作为被造之物永远不能到达上帝。作为一种有死的生物类，人不会长久地在宇宙中存在，他们要么是某种更伟大生物来临的前奏，要么是凄凉的绝响，宇宙恐怕不是为我们地球人专门设计的。——人类需要自信，更需要谦卑。但尼采的哲学，把超人意志看作宇宙的主宰；和马克思的哲学，把人类看作实现历史必然规律的工具，二者都误解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把近代欧洲唯意志论和历史主义决定论两种哲学放到整个西方思想史的背景考察，不难发现二者在表面的差别下掩盖着非理性的同一性——破坏主义，欧洲文明在近代产生祸害欧洲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破坏主义思潮表明欧洲文明存在严重的历史性缺陷。 分析唯意志论与历史决定论思潮的缘起、尤其破坏主义造成的历史性危害，在斯宾格勒的历史观看来，欧洲文明在世界文明历史上的悲剧段落如同季节的轮回一样，是不可逆转的。斯宾格勒的反省精神使他试图从一个远处的制高点观照人类不同文化圈和文明史，通过诸文化圈的比较，他对欧洲数世纪以来文明的进程是悲观的，两种惊世骇俗的破坏主义来临在悲观主义哲学看来就不值得惊奇，而是具有宿命论的意义。比斯宾格勒更渊博的阿诺德•J•汤因比教授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也写出了自己比较历史学的鸿篇巨制，而他对欧洲文明在主导精神上失败的预言与斯宾格勒不谋而合。欧洲文明的危机像一个即将出轨的列车，坐在车里的斯宾格勒、汤因比，乃至稍晚的诗人庞德、T•S•艾略特等人都感觉到巨大的颠簸所预示着的不幸。庞德把欧洲文明比作衰暮之年的妓女，而艾略特看到的则是种植着尸体、生长着死亡的荒原。在世界近代历史中，欧洲文明最强大，大战前的欧洲是全世界羡慕的奇迹，是日本、中国乃至印度的榜样。但历史的戏剧性如此突然，欧洲起源的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损害。种族屠杀论和阶级屠杀论都是欧洲文明所孕育出的畸形儿，而人们曾一度把破坏主义哲学当作精神的兴奋剂，把畸形儿看作是将给世界带来无限光明的使者。 尼采是哲学家中的诗人，他的敏感使时代精神集中体现在他身上，他的“疯话”显露的就不仅是他个人的精神危机，而是欧洲文明的精神危机。尼采关于上帝死亡的寓言久久地回荡在历史的天空，人们并没有反省一个暴躁的愤世者对文明的诅咒预报了时代危机的即将来临，而以崇尚尼采哲学傲人，以为不如此便体现不出新时代人格的阳刚之气和挣脱迂腐教条的叛逆性，人们毫不以自己背弃父辈言行的谨慎和上帝十字架前的谦卑为危险，自由的人应该敢于藐视天庭、卑睨上帝、颐指气使地像对待群畜一样对待庸庸碌碌的小人物；真理的表达必须如尼采哲学那样滔滔不绝、气势汹汹，甚至离经叛道、蛮不讲理。尼采崇尚希腊阿波罗（太阳神）和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但他变形了二者，希腊人理性的热情被他扭曲为理性的狂热。狂热的理性即没有荷马竖琴中悲凉的沉雄，更缺乏泰勒斯追问世界本原的冷静；他即不理解摩西律法的普世性意义，也不懂得耶酥关于爱人如己为最大诫命的世界意义。 人类是宇宙中理性的动物（起码在地球上是最具理性的动物），正是在这种理性动物目光的观照下宇宙历史才获得了秩序性的历史描述。什么是“理性主义”在理性主义者不是一种标榜，而是自我反思的开始。与古代希腊半岛相呼应，近代德国是哲人的故乡，哲学的德国是近代欧洲理性精神的发源地——判断并不错，但与此鲜明对照的是，哲学的德国是近代欧洲动乱的策源地。那么“哲学”也就不是理性主义的代名词，当愤怒让诗和理性工具泛滥自己，愤怒的能量就容易使理性主义变态为它的否定形式。德国并不是弱肉强食的始作俑者，但他们一旦成为弱肉强食的受损者他们就会把弱肉强食的逻辑推演到极至。我注意到辜鸿铭先生对德国人的评价：对不义的极端仇恨使他们对不义者采取极端的不义。一个人打了你右脸，耶酥说，你就把左脸让他打，尼采说，这是奴隶的道德，德国人认为尼采是，他们决心杀死那个打他们右脸的人。——但这显然不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者不是无能的哭泣者，也不是暴虐的复仇者，他需要必要的忍耐，但他还有对天法的信心，并能把信心转化为实现天法的力量。 欧洲为什么丧失了对天法的信心呢？英国的殖民主义如果是不公正的，那么民族主义就是必要的，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有民族主义意义，尼采的哲学也就是合理的；如果资产阶级以繁重的劳动虐杀童工是不合理的，那么无产阶级的起义就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战争论就有历史的合理性。问题是不道德的世界是否要用更不道德的世界代替。是否因为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中国的义和团就应该到伦敦和巴黎街头强奸妇女杀戮孩子（所幸没有）；是否因为资本家的工厂有非人道主义就该把所有工厂的资本家和他们的孩子消灭肉体。并且消灭后的世界是否比杀戮前更公正？用罪恶代替罪恶显然并不就是善的世界。正义具有相对性，但正义还有绝对性，即使凡尔赛和约有不合理成分并不能证明德国人的侵略、集中营、大屠杀的正义；布尔什维克强行征收“富农”的粮食使数十万农民饿死比贫富差距的恶更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想法是，如果使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四千万人免于饿死，换取袁世凯的子孙做皇帝，我也投票赞成。问题是历史没有供后悔的投票箱，历史的章节不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历史理性只有在长的历史段落才能被人类后验地有所体察。 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不能同时作为观众观看自己，历史中的大众不能站在远处反思自己。由于时代意识不断更新又不断遗忘，人类似乎永远在幼稚与成熟之间轮回，人类今天反省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阶级战争的疯狂，就有一种成年人回顾自己狂热幼稚时代的感觉。人类是一个总体的集合类，在这个集合类中，人类当然不能因非理性主义者的反人类行为而认为他们不属于这个集合类，不仅马克思、尼采（乃至列宁、斯大林、齐奥塞斯库），而且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都是这个集合类的分子，并且纳粹法西斯极权主义和公产极权主义也应该视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人类的任何思想都不是人类文明之外的天外来客，尽管它们之于人类文明的人道主义传统具有异质性。 哲学家的判断可以作为人类思想的先驱，也可以是人类思想或时代精神之气候晴雨表，作为后者的尼采敏感地体察到了人类信仰的危机，他期待着神殿倒塌，道德倾覆，一切价值重估，他以查拉图斯特拉的嘴向所有人宣布超人哲学；他期待着危机以一次大规模的爆炸释放出来——尼采说“我不是人，我是炸药[5]”。尼采直率地表达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十七、十八、十九世纪人类思想的无神论能量不断积聚[6]，像将到的大洪水那样传来轰鸣的隆隆声，欲冲决传统信仰——否定上帝的意识从来没有像彼时那样汹汹奔涌。来自何处的力量会动摇人类对上帝的信心、狂妄自大到否定上帝呢？回答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尼采蔑视上帝的超人的自信正是得自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怂恿：既然思辨理性可以在自然中把上帝驱逐，那么道德领域必定也可以驱逐上帝，我们何必要悬设一个上帝呢，我们的逻辑思维足可以取代道德上帝了。自然科学取得了在当时人看来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二十世纪以前，人类科学的发展主要可以简略归纳为两个：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 古希腊人尽管有探索宇宙奥秘的理性想象力，但他们的观察和数学知识还不足以建立宇宙图景的数学模型，尽管他们有自己的粗浅模型；到中世纪，人类的形而上学尤其以上帝为中心的形而上学唯理论尽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宇宙论并没有重大进展。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动摇了以地球中心的中世纪宇宙论，欧洲人便开始了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描述宇宙图景的努力，从开普勒、伽利略，直到牛顿，完美的宇宙数学模型建立起来。这个模型出奇地优美、精确、完善，以至于人们有充足理由认为，上帝并没有什么玄妙的奥秘，他的奥秘都可以通过科学家的研究写在纸上，物理学定律就是宇宙方程，就是上帝的全部奥秘。 可是人们这样思想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包括在宇宙模型中， 人类的社会活动，他们的自由意志和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在这个完美的牛顿力学的宇宙模型之外。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后，问题似乎有了进展，人类也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生物，他们的智力是地球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一步步进化来的。 牛顿力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使唯物主义无神论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当旧时代的问题已经解决，而新问题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就容易认为——我们的科学知识已经达到了全知的边界，剩余的问题只不过是些次要的修补工作，宇宙中任何现象不仅都可以得到物质运动的解释而且解释的精度可以达到完全决定论，宇宙中没有什么现象不可以通过数学精确地计算出来。这种时代意识的情境中，就营造了一种人类已经、或者起码是即将获得全部宇宙定律的信心，于是费尔巴哈、马克思唯物主义成为大众信仰的通俗哲学，“历史规律”不假思索地滥用，因为人们相信古老神学的命定论已经变为“科学”；到了尼采，他已经可以轻松地说：“出于本能，无神论是不言自明的。[7]”他不能意识到无神论应该是动物的本能，动物们都是无神论者。 牛顿的宇宙学模型是机械的，但牛顿本人远没有科普作家们乐观，他深知自己模型的局限，他坦言自己不知道万有引力的原因，他的一句话也未被人们注意，他说：决定机械运动的东西绝对不是机械的，这个判断的深刻性被牛顿时代忽视了，如果决定机械运动的东西也是机械的，那么不仅“人是机器”，而且上帝也是机器，上帝的内容就是数学-形式逻辑；但这与精神的意志自由相矛盾的，如果数学-形式逻辑能进入自由，那么自由就不存在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证例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和行为时刻体现出意志的自由性）。所以历史主义决定论的非理性并不比唯意志论者的非理性有更多理性，我将说明，是牛顿、达尔文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使时代逐渐产生了唯科学主义，但又是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否定了科学主义的历史决定论。 （三） 中学教师出身但很渊博的历史学家的斯宾格勒开创了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尽管他之前的莱布尼兹、伏尔泰、歌德、黑格尔对世界各种文明的兴趣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从事了文化（或哲学、思想）的比较工作。文化和文明在斯宾格勒有概念含义的截然不同，我们忽略这种不同只对我们自己的行文是方便的，因为在我们一般理解中，文明肇始于文字形成的时代，而对于文字形成以前的时代，我们往往也称那些具有充沛创造力的先民的生活遗迹为“文化”，如中国的“仰韶文化”[8]、“河姆渡文化”[9]，希腊文明所渊源的米诺斯文化[10]，等等。而在斯宾格勒的用语中文化的意义是指诸如中国先秦、古印度、古埃及、希伯莱、苏美尔、古希腊、墨西哥的玛雅时代、前印加帝国时代等文字形成后的创造性的文化群；而文明是指物质文明，是各文化圈在文化成熟后的衰败阶段。在西方文明是指文艺复兴后的现代文明，这个文明丧失了文化的原创性。“西方的没落”也就是“文明”这个词——在斯宾格勒——本身的意义：文化的衰败。与西方一般历史学家的观念相背，斯宾格勒认为中世纪是西方文化的高峰，文艺复兴以后就开始了没落，到现代已经达到几近崩坏的程度。人类是一个逐渐进化的历史（从黑铁时代到黄金时代）还是逐渐堕落的历史（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是在差不多各种文化圈都曾产生的问题，当然二者之外还有循环论，三者都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自己的历史观是正确的，因此都有理由说其他二者是错谬的。对于斯宾格勒来说，他眼里的历史——不仅是西方历史——就是人类文明退化和衰败的历史，当然他关于文明发展春夏秋冬轮回论表明他同时也是历史循环论者。在斯宾格勒看来，没落的意义不是文明不够强大，恰相反，近现代文明的强大是其衰落的证据，因此其重要性和价值就远不如遥远的古代文化时代。可以对斯宾格勒做一点通俗的简化，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不是希腊的文艺，而是另一种东西的独大的开始——科学理性发扬所带动的物质文明的膨胀，所以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文明没落的肇始。 或者可以说，研究历史学的思想家都是古代先知、智者的现代遗存，他们对历史的诠释包含着对历史的预言，但就人类接受历史学家的预言来说，预言本身所造成的影响可能并不与预言的内容一致，修希底德说——雅典人认为自己不可避免地与斯巴达会有一战的看法成为雅典与斯巴达开战的原因；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对文明没落的预言成为刺激文明更新的力量。我的分析表明，科学理性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在斯宾格勒等于文化的没落——会反过来对文明以刺激，“没落”也就意味着新生。 文明的危机最终还是要归结为心灵的危机，人类精神-“心”可以划分为三个构成：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理性。不求太严格地表述可以用比喻来代替，所谓思辨理性就是我们大脑用来做数学题的思维力，或曰逻辑思维与理性想象力；所谓实践理性，就是个人行为即为人处世的方式，或曰道德；所谓判断力理性，是我们欣赏美好事物的思维力，或曰审美[11]。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理性三者还可以翻译为大众语汇，就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本欲和能力。危机正在于前者的独大，而后二者被前者僭越。 逻辑-思辨理性-求真——这一人类理性层面的发达是西方文明昂然崛起于世界各种文明的标志，也是近代欧洲人以自我为中心（欧洲为中心）看待世界的骄傲心理之所原，欧洲人求真精神使他们的思辨理性-科学理性在认识论中开辟了其他文化圈所没有的深度，因此而使自己的物质文明获得超越地位，于是才有力量像世界的主人翁一样去征服和教化物质文明不发达的地区，他们以自己的文明为中心的骄傲心理似乎理直气壮，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重强力而慢道德的心理会反过来伤害自己。 我们不能否认道德与审美也蕴涵着思辨理性，正像思辨理性也不是完全与实践理性与判断力理性无关一样，因为人类理性总是综合运用的，但以前者代替后二者无论如何是思维的误区。当人们不假思索地说“科学的道德观”、“科学的艺术理论”名词时，是在很大程度上对人类理性自身三种层次区分的误解。人们相信：科学认识论可以科学地制订出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科学的人生观”——没有比这个词再明显地表征出人类对自身理性的科学主义认识倾向，科学主义把人类生存和宇宙存在都作为自己的领地来开发，认为人类形而上学的领域总可以被科学代替。拿破仑曾问物理学家拉普拉斯，你的理论为什么没有上帝，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不需要，这种看起来显示科学家自信的戏剧性场景影响了更多的观众，谦卑地在自然力面前、谦卑地在造物主面前默默祷告被年轻的学子们嘲笑迂腐；自信，要像第欧根尼命令亚历山大一样命令上帝——走开，不要挡住理性的阳光。——这种狂妄在显示人类理性胜利的同时也蕴涵了人类文明即将到来的悲剧，人类以及人类自恃骄傲的理性是从哪里来的，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父母亲生育了我们，但不是他们创造了我们，我们是谁创造的？我们只是宇宙理性使宇宙历史展开的时空序列中在偏僻的一个叫地球的小星体上的果实，宇宙理性-上帝先于人类理性，尽管宇宙理性的被感知以“我”存在为前提。人类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宇宙中，也不知道出现在宇宙中的意义，“科学的世界观”——就思辨理性可以推理人是什么“what”、人的原因“why”、人的归宿“where”意义而言——是不可能的，或者说“科学的世界观”如果存在的话那就是认为不存在“科学的世界观”才是科学的世界观。把物理学运用于物理学之外而认为上帝观念是愚昧的渊薮从而取消作为道德根基的上帝，否定传统价值观，听从“超人”重新规划世界的新的“科学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会怎样？种族战争和阶级战争在廿世纪的规模和损害生命的程度当然可以使理性人类傲视大自然中野兽的狩猎行为：你们的牙齿太原始了，我们有先进的方法，如果“文明”使道德重新回归为弱肉强食逻辑，并且“先进”是征服工具的高效率，那么斯宾格勒对欧洲文明赋予没落的意义是再精辟不过了。 由此我们看到了认识论对存在论的影响的重大：火车汽笛的咆哮把远古先知的枯骨震的粉碎，对世界中一切存在物的格致（格物致知）的物理学使任何不死的“灵魂”丧失了避难所，牛顿力学的“灵魂”是数学-逻辑，而不是造物主；微妙的善恶因果报应（耶酥说在尘世的善行将使其享天堂的宴席）被大炮的震耳欲聋之声消解，大炮射程可以通过几何学和物理学的简单原理计算出来，所炸死的人并不区分善恶••••••，——世界并不神秘，一切都可以换算为数学、物理学的完美解释，上帝，我们已经不需要你了，“我”的智慧和双手足以认识和改变世界，我等人类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已代替你成为宇宙的主宰者，吾人的意志力只要充分结合自己的智慧就可以征服世界。这是书斋里走出的浮士德的想法，这个想法作为近代欧洲意识也传播到东方，这种把“我”看作宇宙中心向外扩张的意识可以称作浮士德精神。 人类不是宇宙的主宰者，正像地球和太阳都不是宇宙的中心，但当人类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主宰者，他们就容易把自己的意志等同于世界理性，这种人类（尤其近代欧洲人）的浮士德精神使他们自大狂般地认为：人类彻底改变道德律。把道德理解为超越上帝律条而可以人为制订——这种狂妄是浮士德精神的进一步的非理性膨胀：浮士德已经成为天上地下惟我独尊的查拉图斯特拉了。超人概念的尼采意义可以理解为那个具有人类群体中充沛意志力的枭雄，也可以理解为经过数百万年进化已经很自信的现代文明人群体。这种“超人”把自己的意志等同于天理（历史决定论者读作：社会科学家发现了历史必然规律）——重新制订道德律令的危险性直到现代的我们才看清楚了：那种标志驶向人间天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实际上是一辆通向地狱的死亡列车。 由此不难看出，唯意志论和历史主义决定论可以如何被轻而易举地互相转换，超人意志认定破坏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规律”决定的破坏的必要性，只是在用词上略有差别。尼采与马克思的思想像风向标一样反映了欧洲文明的危机：狂暴的时代就要来临，欧洲需要铁锤、需要炸药，砸拦腐朽的旧世界、炸毁堕落的旧文明，涅槃后才能重生，一切价值必须重估，人作为宇宙主宰的新世界将完全不同于唯心主义时代上帝主宰的旧世界。新世界的道德就是对旧世界道德的颠覆：杀人是合理的，如果他们是不配与人类同类的卑贱种族或落后的资产阶级；抢劫是合法的，如果财产属于堕落的犹太人或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甚至强奸也能以美好的形式出现——在新的、纯洁的、没有不平等剥夺行为的公产世界，人类要实现普遍的共妻制[12]；做假见证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为了建立大同社会的崇高目标而扫清前进的障碍。《共产党宣言》的号召使全世界无产阶级热血沸腾，他们的人数巨大，怀着改造世界、重新规划宇宙和创造崭新的科学价值观的神圣的目的。历史的疯话只有在后辈反思历史的人才会感觉到，而对于当时经历的人来说，是再理性不过了——还有什么比听信伟大真理更理性的行为吗！他们听从了重新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带来了人类的不平等，而一个彻底平等的来临必然是家庭与私有制的消失，这个美好的新世界是建立在地上而不是天上的公产主义理想国。 我们注意到德国人民对希特勒讲演所呼唤起来的高尚情感和拯救世界的精神并非虚假，德国人认为他们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他们实在厌倦了一个徒具民主形式但软弱无力的政府，它除了制造失业和听从外界强力承诺战争赔款还能做什么，按海德格尔的话是人民顺应了历史的“天命”。而“天”的意义正是上帝，那么，在某种暗喻的语境中，尼采的超人就有了上帝之子的意义，上帝之子是耶酥，但“天兄”也可以是另外的人，救世主与上帝和圣灵三位一体，德国人看见了异象——希腊的酒神变形为上帝又变形为希特勒。那个祖辈信仰的上帝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类中的超人坐在他的高位上。 如果我们把善恶的评价抛弃，只把行为看作一种完全无道德审美的对象，在尼采的超人形象被希特勒演绎为历史的活剧中，希特勒身上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其意志中有使德国人如痴如狂的吸引力，语言斩钉截铁、表情刚毅顽强，挥手间挟持风雷、决定他国的生灭，由于讲演中夸张的表现力过于充沛，我们甚至看出他有某种诗人般的天真。当希特勒还没有表现出他灭绝人性的魔王身份时，德国人有理由认为希特勒是德国的超人。尼采哲学的特点是文学性的诗化，与希特勒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超人表演的文学性诗化相对照， 可以看出二者在语言艺术和表演艺术的相通，二者都营造了一种使人迷醉的癫狂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一种自以为超人的想象力可以将自己激发出巨大的勇气来，这可以解释希特勒的军队一时间为何所向披靡。 但艺术想象力的滥用是危险的，因为世界不会在一切方面听命于人类的艺术性诗化幻想，人的髑髅不像牛头的颅骨可以装饰艺术家的房间，道德的力量在人类理性的幽深处，疲乏的士兵会在战争中的间歇想念母亲、厌恶死亡、反思侵略。所以如果诗化的主体不与善和正义并行，就将导致自我毁灭。什么是善和正义呢？你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善和正义的标准，是的，正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条文，善和正义观在不同的人群肯定有所差别；但我不认为人类的传统道德与法律出现这样截然相反的情况：在一个民族的严重刑事犯罪行为而在另一个民族是高尚行为（马克思、尼采与此认识截然相反——美好新世界与罪恶旧世界的道德和法律是完全对立的）。就是说人类有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这个基础仿佛是天生的，一个孩子生来就有渴望正义、厌恶邪恶的本能，这种“天生”的意义的“天”就是“上帝”，天生的正义观意思是——上帝赋予人性的观念。如果你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你要寻找善和正义的根据，你就总有一天认识到，除了上帝（或天、道）理念再也找不到其他根据。 尼采死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1900年），尼采预言了世界大战，他言中了。他说“一切旧社会的权力产物会被炸的粉碎——因为它们是靠谎言起家的。一定会有战争，有一场地球上从未有过的大战。从我开始，世界将会有伟大的政治出现。[13]”“是我首先发现了真理。”尼采的真理是可怕的，因为他的真理就是破坏，他通过查拉图斯特拉说：“想在善和恶中做造物主的人，必须首先是个破坏者，并砸烂一切价值。[14]”十九世纪欧洲两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马克思和尼采，他们的性格不同，研究方向各异，但在这一点完全一致：破坏、砸烂、斗争，他们二人分别推崇阶级战争和民族战争；更大的相同表现在：他们都是无神论者。马克思与尼采的确当得起爆破人类文明炸药的称号，他们的志向是炸毁神殿，冲决道德，淹没秩序。作为无神论的马克思和尼采，二人语言直率、通俗易懂，不拐弯抹角；他们没有康德、黑格尔的学究气，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思想武器，尼采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破坏旧道德的锤子。他们是思想家中的罗马决斗士，嗜血如命，喜欢红色，希望天下大乱；他们的哲学的确如凶神恶刹，仿佛是斯大林与希特勒形象的先在的观念形式；希特勒和斯大林分别对应了尼采和马克思，是思想的形式演变为政治形式的两个平行轨道。 没有人有能力偷看未来一眼，形式逻辑的科学并不能使任何人偷看到未来，相信人的强力意志是世界历史的主宰的尼采哲学认为超人的强力意志决定历史的未来；而马克思则似乎是用比尼采更理性的语言表达非理性的破坏之必不可少的“科学”意义，通过砸烂旧世界而获得美好的新世界如牛顿发现的宇宙规律一样是颠覆不破的科学真理。尼采对专制甚至进行了惊世骇俗的赞美：“专制，这是伟人的特性：因为伟人要愚化庸众。[15]”在对“庸众”的作用上马克思与尼采截然不同，但关于专制的历史作用却与尼采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好新世界必定以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砸烂旧世界然后专政，让旧时代的道德家去哭泣去吧，铁的历史规律是无情的，注定要把卑贱的人种和罪恶的阶级成员消灭干净，只有如此，伟大的政治、光明的新世界、无限美好的大同社会才能降临。 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讲演或报告中对人类伟大前程的许诺是激动人心的，他们的超人形象在某种情境中也的确可以做无道德的审美对象。但抛弃善恶、无道德地审美对人类来说是不道德的，除非希特勒和斯大林只作为舞台上的演员，而不在历史中；但不幸的是他们的确曾在历史中出现，无道德的审美就必须终止，因为道德地观看历史，人类就必须谴责历史中的不道德。冬天，一个母亲带着她高矮不一的三个孩子走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孩子稚嫩的声音在问他的母亲——妈妈，我们现在要去什么地方？听天由命吧，孩子们。他们走进了那个有着诗意名字的叫做“白桦林”中的毒气室，孩子们的童年终结了，他们幼稚的骨骼增加了焚尸炉火苗的旺盛，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在东方，陈布雷先生的女儿在廿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从高楼纵身跳下，砰然之声年轻母亲的鲜血飞溅，因为她不能为自己的清白辩诬——她已经与罪恶的父亲划清了界限，悲剧的悲剧性表现在悲剧本身的荒诞性：没有犹太人对法西斯的明确诅咒，而是对“科学意识形态真理”之忠心的以死申辩。尼采并不能偷看到未来，如果他能看到的话，他是否认为人类儿女情长是庸俗的？对一切价值的重估是否意味着母子四人的生活因其庸俗，没有任何价值，应该被消灭！尼采说：“最普通人则无权生存，在较高级的人看来（普通人的生存）乃是一种不幸。[16]”而马克思则说，要在每个资产者家庭的门窗上贴上中世纪恐怖主义集团“菲默法庭”（Vehmgericht）暗杀者所帖的灭绝本户人口的标记[17]，他是否想到资产阶级分子可以同时作为母亲和女儿！如果尼采和马克思的“伟大真理”被孔子、耶酥、释迦牟尼这些怀着悲悯心灵注视人类的伟大觉者听到，该作何感想呢？——“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四） 在一般思想史中，与斯宾格勒相反，历史家认为欧洲人从文艺复兴后从上帝信仰转入崇尚科学理性是欧洲文明的觉醒，这种历史线索的总结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总结地看，历史的辩证法的确存在；但觉醒的理性的过分自信已经包含了自身否定性的增长，否则无法诠释近代欧洲文明的历史现实：以崇尚理性为标志的科学时代为什么是非理性、反理性最猖獗的时代？ 上帝信仰的危机来自于科学对于宇宙的认识论，而在尼采之前最先否定上帝存在证明完备性的却发源于康德，他认为思辨理性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以本体论、宇宙论、自然神论三种方式证明上帝都是不可能的[18]，而上帝存在的证明尽管被中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儿一再挖掘但都没有超出这三种方式之外；康德认为，上帝只能作为实践理性的道德假设。这样的论述似乎是挖了上帝神殿的墙角，习惯于接受现成思想的人们不愿意去直接面对康德哲学艰深的文字，他们并不区分“上帝存在证明的不可能”和“上帝不存在”之间的关系，后世的唯物主义似乎就从康德哲学得了法宝——瞧，连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都认为上帝不存在。这样，那种唯物主义阐释康德哲学的倾向就使人们心目中的康德哲学变形为唯物主义神灭论。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一种现象，一种原初的观念具有向多种观念发展的可能性，以回溯的目光看，一种观念可以向善变形，也可以向恶变形，而我们以变态的善恶来判断原态的善恶往往就不够全面。举个例子，我的一个朋友有着威武英俊的容貌，他的脸部特征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可是他的兄弟突然来访，却吓了大家一跳，这位兄弟有着与他兄长相似的体貌特征，但却把这种特征极端为出奇的丑陋，以致当这位兄弟走后，我再看他兄长的体貌竟然也寻出有丑恶状态的倾向。在这个比喻中，英俊的兄长就好比是康德哲学，而丑陋的兄弟好比是马克思和尼采的无神论哲学，在这之间，还有不甚丑陋但已经向丑陋变形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哲学。而另一支发展的线索在比喻之外，这就是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数理逻辑哲学和语言分析哲学，他们发展了康德美好的一极，但与康德哲学的英俊比起来略显文弱。 或者说否定上帝存在的近代无神论正是在试图证明上帝存在却力所不能的过程中缘起的，没有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安瑟伦（Anselmus，1033-1109）、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乃至笛卡儿的上帝证明，也就涉及不到对上帝证明的反驳，证明本身似乎说明上帝存在是可以通过思辨理性解决的问题，而康德看出上帝存在不能通过思辨理性来证明，这一点康德并没有错。这样就给思想界乃至基督教世界提出了问题，康德的论述似乎为无神论找到了根据：人类理性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证明上帝存在，上帝只不过是实践理性的悬设；上帝不在时空中。但是，人们没有深思康德说上帝这个理念没有自己对象的意义。如果认为我们不能在时空中找到对应上帝的存在者，那么物自体不是也不在时空中吗，康德为什么认为物自体（或自在之物、物自身）存在呢？康德如何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在之物存在呢！如果他能证明自在之物存在，我们也可以以康德的哲学反驳康德，他的证明肯定也不会超出本体论、宇宙论和自然神论的三种方式。实际上在人类的语言中，并非只有在时空中的存在才被认为是“存在”概念的唯一含义，比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可谁见过自己的自我呢，自我并不是我的长相，也不是我的躯体，它是指我的精神、我的灵魂，但“我的精神、我的灵魂”并不在时空中，我们意识到自我存在，但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自我存在，而只能采取笛卡儿的方式：“我怀疑，我思维，因此我存在[19]”。存在并不一定是时空中的存在，不在时空中的存在者也并不需要思辨理性的证明，上帝存在、自我存在、世界本体存在的判断与几何学问题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的判断不是一种类型的判断，后者的确可以证明（但证明依然是在公设的前提下的证明，至于公设本身依然来自信念而不可以证明，此不多论），而前者不可以证明。就像康德用物自体意指现象的原始根据一样，人类用上帝意指整体世界和自我的根据。时空中并没有善，也没有正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说：善存在、正义存在。当我们说善存在、正义存在的时候，就是在说上帝存在，因上帝是善和正义的根据。善和正义的存在无须证明，上帝的存在当然也无须证明。就像我们用“原因”表达事情发生的先在条件一样，我们用上帝理念表达“最终原因”，这种最终原因只不过是一个形而上学理念，我们说“上帝”这个词并不表示我们知道了最终原因的具体内容，如果上帝是具体内容，那么也就不应被称作上帝了。因此，“世界”并不仅于意指时空的现象世界，还意指观念世界，上帝高居于人类理念论的观念世界中。 可是自从牛顿力学唱响科学的凯旋，人们由对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威权的怨怼而迁怒于形而上学的上帝观念，时代意识中一个普遍性的诘问是：即使可以认为上帝存在于第二重纯粹理性构造的观念世界，但这观念世界与时空世界相比毕竟空洞虚无，遵循简单化原则，将其从思维中删除又有何妨？而康德哲学晦涩中的暧昧又对人们的误解推波助澜，诗人海涅在其诗歌中就以诙谐的口吻说，康德悬设上帝存在只不过是为了慰藉自己的老仆人安度余生。由于哲学史还没有到达廿世纪理性主义对否定形而上学哲学（如维特根斯坦、石里克等人把“形而上学”与“胡说”划等号）的否定，科学家与教士的诉讼的火刑判决的历史悲剧也还没有被大屠杀的历史悲剧取代，严肃的回答也就没有早于今日降临：删除观念世界则人类只能回归禽兽。道理并不复杂，动物没有关于上帝、灵魂、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因此没有善恶、正义非正义的区分，它们作为最彻底的唯物论者的唯物论是：对食欲、性欲渴望的悲鸣和满足后的叫号。如果认为这种彻底的唯物论值得人类效法，那就应该认为动物的条件反射才是最高级的哲学（如患淋病的日军看见中国农民就生出生吃其温热脑髓的唾液便值得赞扬[20]）。若与禽兽道相反，则人类为维护其形而上学之人道就必须斩钉截铁：拥有形而上学上帝观念世界乃是人类与动物（乃至机器人）区别的标志！动物有微弱的自我意识，机器人“有”严格的形式逻辑，但它们“内心”都没有上帝。理性哲学的二元论不仅同时承认物的世界与心的世界，而且明确物的世界是在心的世界中获得规定性的，观念世界的纯粹理性概念（上帝、自我、世界本体）不是比现象世界的经验概念（时间、空间、物体）更少真实，而是现象世界之经验概念的根基：形而上学是科学之母。 而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反过来说也成立：脱胎于形而上学的科学可以把其母改造成科学？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显示出康德哲学的内在矛盾——同时影射了思想史的矛盾。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区分了经验概念和理性概念，即时空中有对象的概念和时空中没有对象的理念的区分，这个区分是后来的卡•波普尔关于科学与形而上学分界标准的雏形；但康德又模糊了这种区分，他在为《纯粹理性批判》所写的通俗本的题目竟然是《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21]，“科学的形而上学”是一个多么鲜明地违背他的理性批判哲学的概念！ 他似乎忘记了自己哲学的最伟大成就——在理念世界的判断中永远存在着不可克服的二律背反；而按照康德“科学的形而上学”设想，“在未来”的“科学”——等于形式逻辑系统——一旦进入形而上学，使形而上学变成科学，不就等于说科学完全占领了形而上学的领地了吗？二律背反消除了，理念世界被知性概念世界占领，世界完全变成了数学-形式逻辑的世界，哪里还有上帝的地盘呢！伟大的哲学家也可能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而康德历史理性论文似乎完全背弃了自己的纯粹理性批判哲学，天真地说，自然科学已经产生了自己的牛顿，而历史学至今还没有产生自己的牛顿[22]。康德希望，像牛顿发现天体运动规律一样，有一天人类历史中出现发现人类历史必然规律的人。这是时代的意识（牛顿力学）给予康德的影响，当他认真思考问题时他深知人类理性的局限，当他不假思索地泛泛而论时便滥觞了科学主义，泛滥了后来的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历史主义决定论”。如果不在乎什么是科学的检验标准，而把自吹自擂看作“科学”之为科学的依据，那么后来历史的历史学中的确产生了自己的牛顿——一个自称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江湖家。 当一个自信自己是理性主义者的人把自己的知性应用于理念世界，他自信的所谓“科学研究”就是非理性的反科学，因为他把自己的知性用错了地方，比如数学家如果自信可以用方程描述爱情就是如此，但现实世界很少有数学家这样妄想；但其他的“科学妄想”——非理性的想象力——往往被大众误认为是理性的想象力，比如如果有人说，在未来的理想社会，自由和必然的矛盾将完全解决，人们就可能相信这个判断是科学判断，而不能想到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意志自由都可以作为必然出现，那么一种取消自由与必然矛盾完全解决的意志自由能否成为必然？无论肯定或否定回答都与自由与必然的矛盾消除的判断相矛盾，也即悖论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二律背反不存在被消除的可能。不仅在理念世界，就是在经验世界，逻辑自洽也具有相对性，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表明，任何数学的公理系统都存在即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的问题。 非理性、反理性只是我们今人看历史对破坏主义的命名，而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们认同的破坏主义非但不认为是非理性，而是代表了最伟大的理性。在科学时代，尤其科学刚刚出现飞跃性发展的时代，人们对科学的神奇作用的惊奇远胜过他们对科学内涵的了解，科学主义是不知不觉中进入人们意识中的。人们不假思索地认为，科学既然可以使工业生产产生飞跃性发展，科学地规划人类社会也必然是可能的；既然“社会科学家”宣称只要进行对传统价值观的破坏就能够彻底改变人类社会一切不合理现实，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呢。人们不能意识到，自然科学的检验标准是实验，但“社会科学”的检验标准则阙如，如果模仿自然科学的实验，一旦让人类社会去实验检验超人宣称的历史科学，实验本身就构成了历史，落后种族与反动阶级的人头落地，不管千年帝国-理想国是否能到来——也就是实验的结果成功与否，都已经是历史，不可重来了。“人类社会”太巨大，不是狭小的物理实验室；犹太人和资产阶级也都不是实验室里的白鼠。——这是廿世纪初被“历史科学”搞的亢奋的人群所不能认识到的。 这当然绝不是说人类社会不允许有任何制度性改进，卡•波普尔的意见是：人类社会的制度性建设与改进都是“社会零碎工程学”施工的结果，人类理性不具有整体性大规模改进自己社会结构的能力，或者把大规模破坏误作为大规模改进，只能使破坏之后的社会结构的重新秩序化的过程因经历波折而浪费更多的时间。 随着科学在大众中声誉的划时代增长，一切非科学和反科学都愿意叫嚣自己颠覆不破的“科学性”，而把非科学和反科学当作科学正是科学主义的特征，在科学主义的语汇中，科学就是真理的同义词，所谓在四个海洋检测都绝对正确；而真正的科学——自然科学——反倒没有那种找到绝对真理的自信（后来卡•波谱尔对科学命题的总结是——科学命题具有被证伪的可能性）。破坏主义对自己破坏的合乎历史理性的辩护是——我们已经洞悉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奥秘，而开辟这个历史必然道路就需要圣战——伟大的种族战争和阶级战争，难道还犹豫吗！马克思比喻说，只有用骷髅做酒器才能畅饮人类文明的玉液琼浆。历史中存在天命、必然规律的信念是十分古老的，人们认为伟大的规划早在人类产生前就存在，这一切都是神安排的；而时间到廿世纪，修辞发生了转换，命定论被“科学规律”取代了，既然“科学规律”命定了犹太人和寄生阶级的命运，难道及早结束他们灭亡的命运不是加速推动历史车轮的运转吗！ 代表欧洲哲学最高成就的康德哲学受了两个人的激发，一个是英国怀疑主义者休谟，另一个法国社会契约论者卢梭。卢梭对于大众的影响要多于对哲学家的影响，卢梭思想的启蒙意义当然不能完全否定，但其启蒙思想乃至他影响的启蒙运动中却有着太多蒙昧主义元素——这并不矛盾，一如他本人残酷地放弃自己做父亲的责任却津津乐道儿童教育，而他思想的实践者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1758~1794）以实现人民主权的名义屠杀人民。在论不平等起源中，卢梭认为是文明的发展妨碍了平等，他认为自然状态的人因为少文明的污染所以纯洁和高尚、人与人之间也是平等的，而文明使人类肮脏堕落了，文明是不平等的根源。卢梭这种平等观在启蒙运动中有矫枉过正的意义，但“过正”之后便导致了蒙昧主义的群氓崇拜，下层社会中固然有许多质朴高尚的品质，但人与人之间的残酷程度并不亚于甚至有过于上流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卢梭不能认识到，人的无知的愚昧状态的平等和自由程度远不及一个道德法律束缚的文明社会。卢梭厌恶文明社会，回归原始状态的平等的呼唤也就自然地激发出把破坏文明做手段的各种蒙昧主义。 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国家主义早在卢梭和卢梭对应的罗伯斯比尔时代就已经在酝酿自己的诞生了[23]，这些不同名目的主义都有一套重新规划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伟大的理想，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破坏，或曰破坏是重新规划世界的前提。用破坏实现伟大历史天命，建立崭新的新世界！浮士德情结之征服世界的雄心在破坏主义维度的日陷日深已经到了非产生超人不可的程度。希特勒和斯大林之产生在廿世纪是因为廿世纪的人类需要希特勒和斯大林，是人类的普遍意识造就了他们，呼唤他们以超人的形式现身。时代的意识似乎水到渠成地使非理性主义的号召——破坏和砸烂为其宗旨——的哲学以理性科学的名义出现。 破坏是否毫无意义呢？当然不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尼采精神，因为我们人类不是从温室里培植出来的，是在宇宙这个大熔炉里锻炼出来的。宇宙的历史是什么？创造，破坏，再创造，再破坏，以至无穷。我们地球的物质没有哪一个原子不是原始古老星体尸体的骨灰，组成我们每个人身体的物质当然也都是破坏主义的遗产，如果人类的品格没有破坏性那倒是令人奇怪的。但通观人类文明史，破坏主义所破坏的毕竟是人类文明本身，你可以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说正是希特勒的种族屠杀主义给人类带来了种族平等理念，也可以说正是马克思的阶级屠杀主义给人类带来了各阶层人民的和谐相处，但作为过着伦常生活的人类集合体的人民来说，他们还是不希望有人鼓动新的破坏主义，毕竟种族优劣论和阶级优劣论给人类文明造成的空前巨大破坏不应该受到鼓励。比方说，罪犯总是激发人类的法律建设，假如社会没有了罪犯，也就没有了法律建设的进步，但我们却不能因此鼓励大家去犯罪以激发法律建设的进步，辩证法的形式逻辑运用总是带来极端背谬，这里也容易看出黑格尔-马克思把自己辩证法当科学运用的巨大危害所在，你不能因为恶对历史的激励作用的确存在，就把鼓动恶的破坏主义作为真理。 所以仅有破坏是不够的，比如炸弹爆炸不会“碰巧”使爆炸物结合为一台机器，生物更不可能在爆炸中产生。寒武纪的“生物大爆炸[24]”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说法，而在实际历史中，生物进化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平静岁月的持续，寒武纪动物门类从3~5个猛增到30多个，但毕竟是在七千万年内发生的缓慢过程；人类历史中的暴力革命尽管总不可避免，但人类文明大多是在和平时代人类理性想象力的创造成果。对人类的平静生活报以仇恨的态度，厌恶市民社会的安定和谐，把崇尚人类普遍之爱的思想看作庸俗哲学，把暴力革命看作是常规行为，——必须认识到：这种破坏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敌人！ （五） 在廿世纪，与种族战争和阶级战争以及它们背后的意识形态种族屠杀论和阶级屠杀论的哲学相对照，还并存着另一种值得人类骄傲的理性胜利，这种理性胜利表征了人类是宇宙中伟大的精神性的物质集合，这种理性胜利的成果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轰隆炮声中，科学家的划时代发现被广为传播，1919年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报道甚至压过了人们对凡尔赛和约了解的兴趣，廿世纪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科学发现足以使人类不丧失自信，它们是人类沿着古希腊人时空思辨的思维方式所结出的在近代最伟大的理性成果，只此发现，廿世纪的人类就不会觉得与希腊、先秦灿烂文化时代相比自惭形秽。 科学的发现当然属于认识论，认识论不是与人类生存的存在论无关的，认识论对人类的存在论的影响是巨大的，现代科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完全决定论的超越改变了人类既有的成见——对时空无限连续性的认定，时空非无限连续性表明历史主义决定论的“历史运动的普遍科学规律”是虚妄的观念。时空的非完全连续性表明因果律丧失了绝对必然性，现象世界不存在康德所谓的一劳永逸的“先天综合判断”，休谟的怀疑主义的胜利就不是否定上帝，而是重新确定了上帝作为宇宙和人类根据的地位，因为这足以说明人类科学永远不可能完全占领上帝的统治地盘。何以言此呢？ 如果时间和空间都是无限连续的，人类的思辨理性就可以决定论地解释一切，那的确就不需要上帝了，人类就是宇宙的上帝。因为如果时空是无限连续的，那么历史就是无限接续的，那就一定存在“科学的历史学”，这是历史主义决定论相信历史中存在牛顿定律的依据。历史主义决定论一般都是波普尔所谓拥自然主义者，拥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决定论相信可以用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历史，认为“科学的历史学”——发现“人类历史运动规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人类历史运动的普遍且必然的客观规律”存在。 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使康托尔时空无限连续统假设破毁了。在微观的物理世界，上帝没有安排完全决定论方程供人类发现，量子的运动是随机的。也就是说，在纯粹的微观物理世界不存在机械运动，这表明，那种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是必然，只有人类具有自由，自然的必然与人类的自由截然对立的世界观被扬弃了，量子力学的世界观意义是：自然界以随机性蕴涵着自由。当然这种随机性的自由不是物活论或斯宾诺莎主义把世界与上帝等同的泛神论意义，随机的自由不是人类意志的自由，更不是上帝的绝对自由，尽管前二者是被后者赋予的。因此牛顿式的严格的完全决定论非但不是科学的标准，相反牛顿系统是狭隘的不完备的科学范式，而非完全决定论才是更高级的科学范式——“科学”是什么也存在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范式。时间是不对称的、不可逆的、不完全连续的，因此历史是一次性的和不可重复的、非完全必然的，量子力学表明上帝不是严格决定论者，他可能并不知道自己下一时刻的想法，或者即使他知道，而我们的思维也不能达到，这对应着宇宙历史的创造性是不能被人类预知的。 以狭义相对论（不考虑物质对时空的扭曲）而论，我们不能像切开西瓜一样，在“一刹那”把宇宙切开，然后如同观察西瓜的瓜子一样说宇宙的星辰都在自己各自的位置上，因为没有那种想象中不花费时间切开宇宙的“飞快”的刀片，所有的物质运动都不能超过光速，即以光速之刀为宇宙做切片也要花费150亿年，不幸的是当150亿年过去后宇宙又膨胀了150亿年，这样光速之刀永远也不能做出一个完整的宇宙切片；你自然可以想象，宇宙在某一时刻每个物质集团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但这只是你的想象，没有任何探测器可以超距地探测到“某时刻宇宙中物质形态”，或者说“某时刻宇宙中物质形态”根本就是一个违反狭义相对论的词。既然没有“某时刻宇宙中物质形态”又何谈“下一时刻的宇宙中物质形态”，也就是说，那种表征“宇宙规律”的严格决定论的宇宙方程是不可能的。时空的相对性意味着不仅整个宇宙不存在想象中的同时性，而且大到太阳系小到地球也不存在同时性， 甚至一个橘子内部的物质当然也不存在一种在每个原子里均匀流过的时间，同时性只有对宇宙物质的最小单位时空量子才有意义，也就是说，时间都是空间量子个体的“私人”时间，牛顿时代的“某时刻宇宙中物质形态”包含着的绝对的错误只是由于人类生活的地球比较小显得不明显罢了。也就是说，宇宙的形态和我们看它的方式有关，因此没有纯粹的客观，宇宙本身是什么样子是我们的思维不能达到的，只能假设上帝知道。 时空的非无限连续性使严格决定论的破毁使历史主义决定论失去了自然科学类比性的根据。即你不能再说，自然科学中存在物质运动的运动轨迹，类似的轨迹（所谓社会发展规律）也必定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尽管现实的宏观世界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条河流不会突变为刺猬，一匹马也不会突变为一阵风，但关于历史事件的一系列不确定的随机因素的复杂性比量子的不确定性更复杂，从大处说，比如我们并不知道假如使恐龙灭绝的因素不发生，人类是否还能从地球上产生；从小处说，比如数学家肯定不能以数学计算出诗人明天的灵感内容。即使不考虑广义相对论效应，牛顿三体运动已经是复杂性结构，而多体运动就更为复杂，宇宙存在秩序尽管是没有疑问的，但浑沌更为普遍。类比地说，人类个体精神之间互相联系比多体的浑沌结构更复杂，数学要进入人类精神领域的计算没有能行性。科学地预言未来人社会状况的设想之可能性的前提是：你知道未来人怎么想，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连自己下一时刻怎么想都不知道，你可以决定明天去爬山，但你现在不能知道你明天爬山时产生的想法、不知道你明天理性想象力的灵感。以此而论，也就说明人类的优秀人物的发明创造不可能在他们发明创造前被数学家先行计算出来，比如爱因斯坦的发现和他的发现对人类文明与社会状况的影响不能在爱因斯坦出生前计算出来；同样我们今天也不能计算出未来人的科学发现以及他们的科学发现给社会状况带来什么重大影响。如果你计算不出人类未来的创造性灵感和该灵感的社会影响，而你却说知道人类命运，就是不诚实的、荒诞的；对未来人的社会状况的分析也就只能停留在短时间不会太大变化的常识方面——比如未来人肯定喝水、吃饭、性爱等，这些人性的基本方面的稳定性不是不重要的，相反，它们是抑制那种把自己的空想当科学之妄念的原始力量。历史更不会被“历史规律”局限在所有制形式方面，因为一个生存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时代的人可能把所有制形式看作最重要，但它可能并不是未来人最重要的；或者即使很重要，未来人的所有制形式肯定超越我们今天的想象力范围，就像现代人的股票是超越山顶洞人的想象力一样。历史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更有随机性和创造性，创造性意味着历史不断产生新的内容，新内容的“新”意味着不存在那种把一切创造性都包括在自身中的千古不变的逻辑“规律”，因“规律”也在不断更新，如果宇宙的更新和人类的创新可以以形式逻辑计算出来，那就应该存在一种逻辑机，不仅可以像生产产品一样自动地批量生产诗歌、戏剧、小说，而且可以自动地批量发现科学定律，还可以计算出人类历史未来任意年的编年史，甚至以电视剧的形式让我们提前观看到万年以后子孙的历史场景。但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可以用“杀婴悖论”来证明：某人根据“历史逻辑机”计算出某婴儿将成为希特勒第二，于是将该婴杀死，接受杀婴诉讼案的法官发现自己处在判案的两难中：既然该婴必然犯罪理应提前杀死他，故杀婴无罪；可是他已被提前杀死，他没有能力犯罪了，说明他的犯罪并非必然，故杀婴有罪。可见历史预言总是扰动历史，被扰动的历史反过来说明预言的非必然性，结论是精确计算历史的逻辑-计算机不可能存在。对“不可能存在计算历史的计算机”还可以用反证法证明：假如有这样的计算机，它一定能预言它的程序何时被删除，而我在知道了它的预言后，就提前或滞后删除，而能确保它的预言破产。由此可见，那种一劳永逸地以“客观规律”预言历史未来的“历史科学”总是虚妄的，把“规律”这个理念当成知性概念在历史学中运用的误会是原于人们对历史运动与物理运动的混淆，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把历史性事件和物理性事件统一起来的公式，比喻地说，上帝用来创造世界历史的“规律”是无限高次函数，无论你求导多少次也不会得到一个常数。 正像人有死，宇宙也可能有自己的终结，但我们所谓人的历史或宇宙的历史是指“我”活着或宇宙存在着的时间区间的情况。“我”是宇宙历史的产物，我-心的意识活动肯定表征了宇宙的历史性性征，“我”的意识流会因意识的反思改变意识流本身，也就是说，在严格意义上，“我”不能“客观”自我。如果人类个体作为小宇宙是我们生存的大宇宙的缩影的比喻不错的话，宇宙也并不知道它自己下一刻的发展的路数，即创造或选择什么样的历史，宇宙历史的“过去”肯定对“未来”有所影响，但“未来”绝对不是被“过去”完全决定的，世界的未来包含多重可能的世界，可能的世界之成为现实的世界具有随机-自由性。我们人类对自身生存并非没有作为，预言家也并非不允许预言将来，但预言家的预言对社会或大或小的影响足以说明预言本身不是如预言家所言是什么客观必然的，一般说来“客观必然”是指不受预言影响的运动——如行星的运动。而某些预言家把自己的文学性叙述说成是“科学”并宣称“人类历史的普遍的科学规律”被发现云云，如果不是严肃学者的泛泛而论，就一定是江湖骗子的花言巧语；而以“人类历史的普遍的科学规律”号召人们通过消灭某些种族和阶级的人群去实现历史天命云云，则是赤裸裸地鼓动犯罪。 （六） 历史非理性之恶与理性成果之善一样，当其成为“过去时”都已成为“现在时”的历史资源。廿世纪的战争教训了人类；廿世纪的科学新范式使人类认识到了科学主义的危害。只有在这两种历史资源之上，人类恢复传统的价值观才获得了起点，文明在危机后获得了拯救。人们认识到，由于地球不是外星人的殖民地，如果“人类”这个词的确代表了一种类型的地球生物整体类的话，把其中一些种族和阶级命名为敌人来损害他们的生命，并因他们的生命被损害而深感庆幸，就是自虐心理作祟，汹涌的破坏主义潮流除了伤害人类自己还能伤害谁呢！ “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2005年10月30日，德国易北河畔德累斯顿圣母大教堂在被炸毁后60年重新被建立起来，欧洲人在这一天把目光投向德累斯顿，内心中回响着耶酥的主祷文。耶酥曾说，“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25]”历史事件具有惊人的暗喻性，德累斯顿圣母大教堂在人类战胜法西斯三个20年后重新屹立在欧洲大地是一个历史性象征：欧洲人已经重建-恢复了父辈的上帝信仰。当年谁破坏了德累斯顿，使易北河畔佛罗伦萨之称的德累斯顿和她引为自豪的圣母教堂化为一片废墟，是英国皇家空军？应该说是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而今重建教堂的是谁？德国人。有意味的是，教堂尖顶上巨大的镀金十字架是出自英国金匠施密特之手，而施密特的父亲是当年轰炸德累斯顿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 随着战争的创伤逐渐平复，欧洲文明逐渐恢复了自信。不仅上帝的磐石教堂和教会得到重建，而且上帝的法律——摩西十戒[26]又回到了人类心灵： 1、不许杀人。人类中没有天生的敌人，以种族属性来判决该人种个体的死亡，以阶级属性判决该阶级个体应该被肉体消灭，都是罪恶的世界观，而不是“科学的”世界观。人种优劣论和阶级优劣论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被人类传统价值观彻底否定了。 2、不许抢劫。上帝的物归上帝，恺撒的物归恺撒[27]。人的道德向善，就像他们渴慕上帝，人类道德应该鼓励同情心、怜悯心，人应该帮助弱者和贫穷者；但在人世间，人的物不能被任意地剥夺，人的私人财产所有物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以权力任意剥夺私有财产违背上帝的法律，集权主义的法律违背天法！人权的遭践踏必定是社会秩序的紊乱，没有私人财产所有物的法律保护，人类社会将丧失自我激励机制，结果必将是普遍的贫穷和道德的沦丧。苏联的集权主义瓦解，东德归并到西德，东欧纳入到欧洲自由主义秩序，经过两千年，雅典终于战胜了斯巴达。 3、不许奸淫。从柏拉图到近代乌托邦主义者，无论以何等美妙的言辞描述理想国，建立在公产制上的共妻制都是违背人性的，甚至连动物都不是普遍的共妻制，爱欲的“自由与必然矛盾的完全解决”的“科学乌托邦”的实现大概只能在有性繁殖的细菌中实现，只有它们接近“普遍的共妻制”。 4、不许作假见证诬陷人。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都不能作为人类背弃良知诬陷他人的理由，人类经历大规模历史性集体犯罪终于认识到，廿世纪集权主义国家汹汹奔涌的意识形态使人们之间互相诬陷成为日常行为，违背了天理；无论何种为理想国理想奋斗的目的都不应该去栽赃、陷害、无限上纲地试图消灭他人生命，斯大林主义是集权主义国家冤狱遍地的罪魁祸首，必须彻底否定。 让我们对上述做必要的解释。人类为什么可以屠杀非法律保护的动物（牲畜）却不可以滥杀同类？——这不是科学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科学根据”为摩西的律法辩护，不许杀人——是上帝颁布的律条，我们只能相信，却不能获得思辨理性的“科学根据”。不许抢劫、不许奸淫，不许作假见证诬陷人，也是如此。这样，尼采与马克思所宣称砸烂旧世界的叫嚣声逐渐消歇了，人类文明在经历危机和动荡后，旧世界没有被砸烂，“超人”对价值的重估最终没能动摇人类的传统价值观。尼采和马克思作为有限的人类个体死了，但上帝又回到了人类心灵，我们的山河大地并没有被“超人”改变颜色，人类文明从狂暴时代恢复到宁静，可以想象，人类在第三个千年将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文明。 注释： [1]《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23章，“耶酥被钉十字架”节。 [2] 数字来自1、胡德坤、罗志刚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李巨廉《血碑——震撼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在诸资料中，数据不尽一致。如一些统计数据将战争造成的饥荒统计在内，则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为7000万人；苏联军人一说死亡866.84万，另一说死亡1360万，差距大的原因是军人与平民的界定不尽一致。此外由于篇幅，没有将所有国家的战争死亡人数记录在本文之内，如南斯拉夫军人死亡30万，平民死亡120万。 [3]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4] 罗兰•斯特龙伯格（Roland N.Stromberg）《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3页。 [5]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99页。 [6] 一般认为欧洲思想的现代历史是从十七世纪开始的，罗兰•斯特龙伯格教授也这么认为，见《西方现代思想史》第一章。 [7]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22页。 [8] 我国黄河中上游流域新石器时代重要文化，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绳池仰韶村，其彩陶上彩绘的符号（几何图案与动物形花纹）有向文字过渡的倾向，但还没有形成文字，整个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约为公元前5000~3000年。 [9] 河姆渡文化遗址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村东北，是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类型不同；河姆渡一、二层与嘉兴马家浜、吴兴邱城下层和青浦菘泽等处相似；河姆渡文化以三、四层为主，约在公元前4800年左右。 [10] 米诺斯文化遗址集中反映了爱琴文化的最高成就，在克里特岛北部的诺萨斯古城。20世纪为伊文思发现。 [11]这样的划分只是突出我们理性的三种不同运用方式，而实际上我们的理性总是综合运用的，比如一件古希腊雕塑给予我们直观的美感当中，我们已经在审美中加入了逻辑思维，如头与身体的比例，身体重量在视觉上的均衡，以及曲线变化的量度等；而我们的实践理性的道德判断中也有审美和思辨的综合运用，我们权衡一个事件行为是否符合道德，主要根据我们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但同时运用形式逻辑分析事件的起因后果， 乃至当事人为自己辩护运用语言的美好与否；一个物理学理论在数学表达方式上的优美简约也使我们能直觉到理论很可能经得住实验的检验，这说明思辨理性运用时也可能综合审美的判断力理性。 [12]《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主义不仅共产而且共妻：“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见《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13]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100页。 [14] 同上。 [15]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115页。 [16]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121页。 [17] 马克思1856年《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德国曾有过一种叫做菲默法庭的秘密组织。如果某一房子画上一个红十字，这所房子的主人就受到了‘Vehm’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法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见《世界经典讲演词》，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49页。 [18] 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第二部分，第二编，第二卷，第三章，第四、五、六、七节：“上帝的存在之本体论证明的不可能”、“对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的不可能”、“自然神学证明的不可能”。 [19]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页，“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在感觉的东西。”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笛卡儿在哲学中发现了大陆，这个大陆就是一个怀疑和思维着的自我，他的存在是不能被怀疑的。人们一般用“我怀疑，我思维，因此我存在”——我思故我在——来概括笛卡儿“我在”哲学。 [20] 见《史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日人下坂清的供述，日军曹长条川曾多次指使士兵杀中国人以食其脑髓，来治疗他的淋病。 [21] [德]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22] 见[德]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根据这种自然的目标被创造出来的人虽则其行程并没有自己的计划，但却可能有一部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这就要看，我们是否可以成功地找出一条这样一部历史的线索，而留待大自然本身去产生出一位有条件根据它来撰写这部历史的人物。大自然就产生过一位开普勒，开普勒以一种出人意表的方式使得行星的偏心轨迹服从于确切的定律；大自然又曾产生过一位牛顿，牛顿便以一条普遍的自然原因阐明了这些定律。”载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1~3页。 [23] 社会主义，在欧洲一般指19世纪30年代的空想社会主义，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关于“公产制”的设想中可以说已经有社会主义思想，而斯巴达的军事共产主义则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灵感源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就把“大众民主”作为狂暴的意识形态，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倾向；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否定“旧世界”上一致；法西斯主义的思想颇芜杂，有欧洲传统的反犹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参合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 [24] 寒武纪距今5.1~5.7亿年，三叶虫繁盛，动物门类从3~5个猛增到30多个，被称为生命大爆炸。 [25] 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洁净圣殿”。 [26] 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十戒。13.不可杀人；14.不可奸淫；15.不可偷盗；16.不可作假见证诬害人。 [27] 这是耶酥的话。关于这句话的有不同的诠释，一般解释为上帝的法律和人间的法律可以并行不悖，本文的解释是说人们向善（上帝的物）去帮助穷人，但人间的财产权（恺撒的物）必须是明确清晰的。 （该文曾发表在《书屋》2006年第四期，发表时编辑作了必要的修改，作者授权天益网全文发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