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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公历11月），俄国共产党人通过发动工人和士兵进行武装起义，用暴力推翻了二月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建立了“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发动农民革命，经过22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49年驱逐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塞入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框架，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来解释这两次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形态更替理论引起的问题比它能够解释的问题还要多得多。更重要的是，1990年代发生的苏联东欧巨变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使众多学者力图对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进行彻底反思。不过，由于“唯物史观”理论的影响，人们很难摆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线性因果关系框架的束缚，所以这一反思至今没有取得系统性成果。 本文运用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所应用的“经济人选择史观”的基本原理，引入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五大“外生变量”，力图对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结局作出客观分析。这些分析是否做到了“客观”，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敬请读者给予评判。我要预先求助于读者的宽宏大量，请您在阅读本文时尽量平心静气，不要被那些不合常规的评述所激怒，以至于难以读完全文。如果您实在不能接受笔者的评述，那么不要紧，您先放下来，等204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再看看能不能接受它吧！ 一、三大问题的轻重缓急 笔者把从战国时期到鸦片战争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称为“传统社会”。解读当代中国革命，必须从研究传统社会入手。从宏观上看，传统中国的最大特点就是人口众多、资源贫乏、农民穷困，所以历朝历代的后期都有解决百姓穷困这一大问题。在鸦片战争后，又产生了维护国家民族独立以及顺利发展工商业两个大问题。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社会分为不同的利益阶层，不同阶层对问题的看法大不相同。所以对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1840年以前中国本来就完全是自主独立的，那时政治自立问题并不存在。只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才在鸦片战争中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结果逐步丧失了政治自立的能力（形式上还保留完全独立）。民族独立（实际是指国家政治自立）处于逻辑的最高层，政治精英当然最关心这一问题。 但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自立问题呢？中国的政治精英早就认识到，发展工商经济是中国强大自立的根本，于是洋务派官僚利用国家财力引进外国的机器设备在中国办工厂，发起并实施了一场力图自强的“洋务运动”。按照洋务运动加快发展工商业，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都可以从中直接受益，也存在具体实施的办法（用法律术语说就是具有可操作性），所以洋务运动得到普遍拥护。这样，国家政治自立和发展工商经济这两个问题在精英们看来完全是一致的，他们都力图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上通过渐进的发展来解决中国面临的两大问题。但是精英们并没有找出解决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广大农民的贫困问题。实际上，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在现实中并没有切实可行的途径。但是对于广大贫苦农民来说，不管有没有现实的途径，首要的都是解决自己的贫困问题，而工商经济是否发展，对他们却无关紧要。至于国家是否能够实现政治自立，则更是无关痛痒。这样，虽然笼统地说中国面临三大问题需要解决，但精英们与贫苦百姓所关心的问题，轻重缓急次序根本不同。百年中国的悲剧就在于，贫苦农民的生存问题，只能走毛泽东的“平民主义道路”，用“劫富济贫”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的“劫富济贫”，不是现代社会对富人多征税而补贴穷人，而是用暴力手段直接剥夺富人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富人，这就必然要破坏传统社会秩序，与精英们力图在秩序范围内发展工商业的努力发生矛盾。既然穷人群体与精英群体所选择的道路无法协调一致，这就必然产生摩擦、斗争以至于发展到最后的大决战，结果1949年国民党在大决战中失败，被迫退守台湾孤岛。 中国革命出现贫苦农民完全胜利这样一个结局，可以说古今中外都没有过。何以出现这样的结局？直接原因当然是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根本原因则是“精英阶层”的力量敌不过“贫民阶层”的力量。几十年来我们常说，1949年中国人民抛弃了反动、腐朽的国民党政权。不过严格说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经过军阀混战、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国民党政权从来没有在广大乡村稳定地扎根，所以贫民阶层从来就没有受过国民党政权的“恩惠”，没有衷心拥护过国民党政权。在退守台湾后的几十年中，国民党对台湾小社会的治理也颇有成效，事实说明，在几十年中，我们对国民党政权的定性并不准确。因为国民党既不反动，也不腐朽。所以更正确些说，不是“中国人民”抛弃了国民党政权，而是“人民”中的“贫民阶层”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而没有选择国民党，最后国民党因决战战败而退出了中国主要的政治舞台。 依靠贫民阶层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彻底打败代表富人利益的国民党，是因为中国贫苦农民的人数太多。贫苦农民何以太多？这就需要追溯中国的人口问题。 二、千年历史遗产：人地矛盾危机 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是，人口生存需要食物，食物生产需要土地，而土地却是有限的。当某一地区不再有可供开垦的土地时，人口增长就会引起劳动报酬递减，导致生存状况恶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可开垦的土地已经基本开垦完毕，人民生活逐渐陷于贫困。贫穷人口太多，社会秩序就会趋于混乱。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五蠹》中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货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那些文明发展较早的地区，都是由于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因而能够供养较多发人口。但是，人口增长终究会达到环境条件所能够容许的限度，出现人口饱和。一般情况下，中心地区的人地矛盾可以通过向周边地区移民得到缓解。但如果遇到严重天灾（中国的自然条件，天灾频繁，并且波动幅度大），食物产量无法供养现存人口，那就不是向周边移民所能够解决的，这就必然出现农民起义和社会战乱。历史上由人口饱和和自然灾害引发农民起义的事例，最明显的就要数反莽的绿林、赤眉大起义了。王莽代汉前，西汉人口已处于严重饱和状态（近6000万）。大官僚王莽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因而具有很高的社会威望。他代汉称帝后的改革，也是有利于下层民众的，所以应当得到下层民众的拥护。但公元17年发生的大面积的旱灾却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王莽本人在农民起义打击下落了个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王莽的活动及其结局说明，在古代社会中，天灾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当人口饱和再遇到大范围天灾（在中国主要是旱灾）时，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农民起义的爆发，再英明的统治者也无法挽救王朝衰亡的命运。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多地少产生的所谓“民生问题”已经存在。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末清初，中国人口生生灭灭，周而复始的波动状况没有多大变化，有时降到一两千万（三国时期），有时达到六七千万。经过一千三百多年，到明代仍然回复到西汉末年的六千来万。这一情况说明，在气候、动植物等自然资源不变的情况下（用经济学术语就是“没有外生变量的掺入”），中国土地最多也就是能供养六千来万人。但是到清朝康雍乾时代，人口却几乎直线上升，鸦片战争前已经达到4亿多人。这就使人感到不解：同是中国这一块土地，清代（及以后）为什么能够突然供养多几倍的人口呢？ 美国费正清教授在其《美国与中国》、中国中山大学的何博传教授在其《山坳上的中国》中，都谈到了引起清代人口成倍增长的“外生变量”，这就是明代中期由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的推广。这两种作物适应性强，丘陵地带也能种植，在传统生产条件下它可以利用更多的土地，结果同是中国这一块地方就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 人口过度增长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导致人们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化。不少历史学家看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就是由农民生存条件严重恶化引起的，而与1840年以后资本主义向东方的扩张并没有多大关系。由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人口问题，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我们在对中国革命产生原因的探讨中，人口问题是我们需要充分重视的一个因素。 三、传统社会的阶级和谐与冲突 传统观点认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大对立的阶级，他们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最近有不少文章突破了这一教条化的观点，认为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根源于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阶级对立从来都不明显，社会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政治权力，其表现就是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对立。 很明显，这一突破并没有跳出矛盾（斗争）是事物（历史）发展动力的宏观框架，这一框架要求在任何社会中都要找出所谓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解决过程，就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这一理论在哲学上并不成立，用它指导现实则会产生十分有害的结果。 笔者认为，不论是把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看成是根源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而产生的阶级地位的对立和斗争，还是看成是由政治权力产生的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对立和斗争，都不能涵盖复杂的社会生活。恩格斯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职能是镇压被统治者的反抗。许多人都熟悉这一理论，但却没有人能够用这一理论令人信服地解释当代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实际上这一看法太过绝对，它本身就缺乏科学性，所以我们不可能利用它来客观地认识国家和社会。 如果我们大胆抛开这些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容易发现人类社会产生和运行的原理其实十分简单。当原始时代人口十分稀少时，只要采摘自然界现成的果实和猎取现成的野物即可维持正常生存。但是当人口增长使得现成的自然资源难以供养现有人口时，人们便设法让自然界产生自己所需要的资源，结果创立了动物饲养业（畜牧业）和作物种植业（狭义农业）；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人类所需要的食物更多，于是只好减少“昂贵”的动物产品而增加“便宜”的植物产品，结果逐步过渡到定居农业。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的粮食种植业就几乎完全排挤了畜牧业而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 对个人来说，自从进入定居农业以后，就可以有两种方法获得产品，一种是自己生产它们，另一种是把他们偷来或抢来。作为群体，农民当然不能依靠偷抢，所以只能依靠生产。但个别偷抢行为仍会发生。为使生产和生活能够正常进行，农民必须为防卫投资。 从防卫这一角度说，单独居住的农户要有效防止盗匪偷抢，所付出的代价往往会大大超过其全部财产的价值。但如果聚居为村落，每个农户所分摊的保护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所以农民都结村而居。但结村而居之后，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中的摩擦和纠纷也会增加，这就需要有人调解、处理（农村人称为“说事儿”），也就是要有人提供公正。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所谓“乡绅自治”，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外向乡村提供保护、对内向百姓提供公正的制度。现代经济学把保护和公正等不通过市场交换，而主要由政府提供的“劳务”称为公共产品。不过，再大的村落也无力对付大规模的抢劫或侵略，这就需要由更大的政治单位提供宏观保护。宏观保护也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即政治单位越大，每个居民所分摊的保护成本就越低，结果统治者的收益就越大。因为保护成本大致与边界长度成正比，而收益却和受保护的人数成正比。假定人口密度相同，那么总人数就与地域面积成正比。而面积扩大100倍，周长才扩大10倍。所以政治单位的规模越大越好。但古代由于交通条件限制，统治范围过大反而不便于公共产品的提供，也不便于实物赋税的征收，所以中国在武王伐纣后就分封了许多诸侯国，让诸侯国的国君在其统治范围内为其居民提供公共产品。随着铁器的推广应用和交通工具的改进，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位的适度规模进一步扩大，于是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直到公元前221年终于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秦帝国。 史学界有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实行高度集权统一的专制制度，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社会实际上是高度松散自治的。这两种意见看似冲突，但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认识中国社会的结果。从宏观上看，中国历史上的几大专制王朝，都是高度统一的中央政权；但如果深入到国家的具体政权结构，则可以看到，向下层百姓提供基本公共产品的各级组织，实际上又是分散和软弱的。在多少世代中，中国基本的政治单位只延伸到县一级。而代表中央政府进行统治的县衙，往往也只有少数几个官员和最多几十个衙役组成。 中国形成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结构，也是与中国的客观环境想适应的。中华文明的中心和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这一地区土地平坦肥沃，适于耕作，所以早就出现了较为稠密的人口和村庄，有组织的盗匪团伙丧失了藏匿的空间，而对付单个盗匪偷抢并不需要太大的力量，所以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可以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结果早在秦统一以前，这里就形成了由县衙掌握少量武装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制度。作为地区统治者，县衙的另一项任务就是解决农户、宗族或村庄之间的纠纷，为辖区居民提供公正。在中国的等级结构中，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是一体的。民间的民事、刑事案件，都由县域的行政长官（百姓往往称为县太爷）一手处理。但是一个县往往有上千甚或几千平方公里，一般民间纠纷或小偷小摸都报县衙处理，显然很不方便（经济学术语就是费用太高），于是就形成了由宗族首领（族长）和乡绅（组织）为农户提供简单保护和公正的制度。为了便于征收税赋，国家在县以下实行乡、里、保、甲制度，保长、甲长往往都由族长和乡绅担任。所以就中国基层社会来说，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是合二为一的。 中国的文化精英都是严格由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所以基本成份非常单一。儒家思想主张维护君、臣、夫、妻、父、子等身份等级关系，这一思想对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非常有利。所以汉武帝就重用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正统思想。统治者都以儒家思想教育社会，并利用科举考试吸收文化精英补充官僚机构。古代接受教育的成本很高，所以文化精英也大都出身于基层社会精英或高层政治精英的家庭，这样，从全社会看，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从“社会分工”角度看，平民阶层为社会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政治精英为社会提供宏观和中观的公共产品，社会精英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微观的保护和公正，文化精英则为社会生产简单的精神文化产品。这样，社会各阶层实际上是“各司其责”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传统社会各阶层“各司其责”“分工合理”，那么历史上何以发生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呢？ 根据“经济人选择史观”，社会变迁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如果把引起环境变化的因素划分为“内生变量”（因变量）和“外生变量”（自变量），那么容易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引起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是“人口增长”和“气候波动”两大外生变量。外生变量是指在社会体系之外“掺入”了社会变迁而起作用的因素。“气候波动”显然来源于社会的外部，但一般人很难理解“人口增长”是社会的“外生变量”。可以这样理解：人口具有自然增长的趋势，这一趋势根源于人的“生物人”属性，由生物人属性“引起”的人口增长，当然应当看成是社会的“外生变量”。 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是，人口具有无限增加的趋势，人口增加而土地面积大体不变，这就必然导致劳动报酬递减，而土地价值上升，结果依靠劳动为生的农民状况恶化，而依靠土地为生的地主的状况则好转，就有可能加重对贫民的剥削，从而集中起大部分剩余。这当然会使得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有所激化。但是在中国，以地主阶级为基础的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矛盾冲突，从来也没有激化到危及王朝生存的程度，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灭亡，都不是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矛盾激化引起的（只有国民党政权在平民阶层与精英阶层的冲突中陷于失败）。从群体意识看，在历史正常运行时期，精英阶层都是愿意维护社会秩序的，因为他们从稳定的社会秩序中获得了较大的“收益”。平民阶层也不反抗社会秩序，因为他们也因安居乐业而获益所以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并不对立。但是在遭受严重天灾（在中国主要是旱灾）打击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果天灾导致自耕农民无法正常生存，他们只能采取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等手段谋生时，就会感到社会秩序是他达到目的的障碍，为了扫除这一障碍，就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如果愿意这样行动的人很多，就会酿成大规模的起义。这种劫富济贫的农民起义，其对象只能是集中了社会剩余产品的精英阶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平民阶层与精英阶层就处于严重对立的地位。从经济学上说，当劳动报酬递减时，正当谋生手段的（相对）价值就会大大下降，而不正当手段的价值就会大大上升，成本收益比较使他们选择了不正当的手段。从哲学上看，在人性中“善”“恶”并存，在特定条件下人性中“恶的倾向”就会压倒“善的倾向”。农民起义的发生，实际上是客观条件促使人性中本来就潜藏着的“恶的倾向”的聚合和爆发。我们当然不能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从抽象正义的立场出发来谴责这种“恶的倾向”。因为说到底，人的生存具有最基本的价值，基本百姓难以生存，还谈什么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以我们不能站在历代统治者的立场上谴责农民起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恶的倾向”的聚合和爆发没有也不能创造新的社会财富（经济学术语说是不能增加蛋糕的总量），不仅没有创造，还大大消耗了社会财富的存量（毁灭了财富）。农民起义所起的直接作用，最多只不过把社会财富的存量进行了重新分配罢了（共产党统治下的学界正好相反，长期无原则地推崇各种各样的造反和起义）。从历史结局看，以“恶的倾向”聚合起来的势力也从来没有取得多大政治成就，事实上它们不同集团之间也互相摩擦和斗争，力量逐渐消耗或相互抵消，最后都被代表秩序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潜在提供者所消灭，此后社会又逐渐进入正常运行状态（新王朝建立）。历史上汉末（黄巾）起义、唐末（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清朝（洪秀全）起义都是如此。等到新王朝建立以后，灾荒和战乱已经使人口大大下降，天灾也已经过去，人地危机缓解，于是正常谋生手段的价值上升，此时利用“恶的倾向”谋生的人大大减少，努力增加蛋糕总量的人数大大增加，于是社会又开始了稳定上升的阶段。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我们可以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分为两类，那些力图建立社会秩序的属于一类，而从根本上破坏秩序的则属于另一类。黄巢力图推翻的唐朝、李自成力图推翻的明朝、洪秀全力图推翻的清朝，都是在几百年中代表秩序的长寿王朝。他们既然想推翻秩序的代表，那就只能利用人性中潜伏的“恶的倾向”。在多少世代中，人们把力图破坏社会秩序的起义者如黄巢、李自成、洪秀全都称为“贼寇”，而那些力图在混乱社会中建立秩序的“起义”者，即使失败也没有被称为“贼寇”。例如人们不但没有把最后取得胜利的刘邦、刘秀、朱元璋称做“贼寇”，而且也没人把失败者项羽、刘玄、李密、窦建德、张士诚、陈友谅等称为“贼寇”，（窦建德至今还得到河北人们的敬仰，不少地方至今还建有窦建德庙）。过去人们常说“胜者王侯败者贼寇”，可见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人们判断“贼寇”的标准实际上只有一条，那就是看他的势力是否利用人性中“恶的倾向”所组成。而那些被人怀念的历史活动家，都是力图将人性中“恶的倾向”纳入社会正常发展的轨道，力图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统治秩序的人。 从这一角度看，人民群众和历代统治者都比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识问题更为客观和正确，因为他们并不象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根本不区分历史人物活动的微观动机，而笼统地推崇一切破坏社会秩序的农民起义领袖们。 四、毛泽东类似于刘邦、朱元璋，还是类似于黄巢、李自成？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刘邦、朱元璋和毛泽东三人真正是依靠农民的力量，扫平了天下而做了最高统治者的人。据说朱元璋刚当皇帝时到历代帝王庙祭拜，对其他帝王只拜一拜，但特意对刘邦塑像连拜三拜。因为他认为，他和刘邦都是没有任何家庭根基，单凭手提三尺扫平群雄而获得了天下，所以比其他帝王尤为困难。毛泽东也非常欣赏出身于下层的大老粗刘邦，大概也认为刘邦和他一样，只依靠自己的力量扫平了天下。 但毛泽东真的类似于刘邦、朱元璋吗？在我们分析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背景及其依靠力量以后，却得出了很不相同的结论。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次农民起义，其中算得上全国规模起义的，依次有秦末陈胜吴广大起义、反莽的绿林赤眉大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大起义、唐末黄巢大起义、元末大起义、明末李自成大起义和清代的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共八次。按照传统的阶级斗争范式，这些起义都是贫苦农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但是许多人发现，秦末起义、反莽起义、隋末起义和元末大起义时，有许多地主阶级成员及其文化精英（儒生）参加，而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明朝末年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以及清朝后期的太平天国起义，却很少有地主阶级成员及其知识分子参加。我们把由社会各阶层参加的起义称为“社会起义”，把只有贫苦农民参加的起义称为“贫民起义”。这样分类可能会使根据中学教材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困惑：作为统治阶级，地主阶级有什么必要参加反对中央王朝的起义呢？ 我们说，把地主阶级看成统治阶级，本来就是根据教条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把社会划分为两大对立阶级的结果。按照公共产品理论，统治者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而由被统治者消费它们。从这一原理看，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地主并没有政治特权，他们既要向国家缴纳赋税，又要依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保护和公正），所以应当属于被统治者。作为基层社会的优秀分子，地主阶级与统治王朝的利益有一致的一面；但作为被统治者，在特定情况下他们也会参加反对统治王朝的斗争。事实上， 在秦末起义、反莽起义、隋末起义、反元起义中，都有许多地主阶级成员参加。当时社会上广大地主阶级成员，对这些起义也都是拥护的。当然，单从人数看，不论哪次起义，贫苦农民都占大多数。但从领导集团看，这几次起义的大部分主要成员，都出身于地主阶级。例如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本来就不是“农民”，他的领导集团的成员大部分也都是不满“暴秦”统治的地主和旧贵族；朱元璋虽出身于“农民”，但他投靠的那一支起义军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郭子兴却是当地的土豪。反莽起义和反隋起义的领导阶层，也主要是官僚和地主阶级成员。最明显的是，在反莽大起义中，绿林军拥立皇族刘玄当皇帝，赤眉军拥立皇族刘盆子当皇帝，社会经过几年战乱，最后由皇族后裔、出身于南阳大地主家庭的刘秀当了皇帝；隋末各股起义集团，领导人有农民也有官僚、地主，但最后不是被消灭，就是归落到隋朝大官僚李渊门下。这样，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扫平天下而成为历史上四大王朝的开国帝王，都不能说是“农民”的胜利，因为他们都不只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而是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 历史上真正代表贫苦农民参加和领导起义的，依次有张角、黄巢、李自成和洪秀全等人。张角虽然组织和领导了黄巾起义，但起义还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势力就去世了，结果各地互不统属的起义力量很快都被镇压了下去；黄巢、李自成的“成就”颇大，他们都曾经占领京城登基称帝，洪秀全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他们领导的起义最后都被统治者镇压了下去。有人认为这些起义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它的领导人不会利用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儒生）建立各级统治机构。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会不会利用地主阶级，而在于地主阶级愿不愿意被“利用”。从起义所要推翻的对象看，这四次起义都是要推翻延续了二三百年的长寿王朝（东汉、唐朝、明朝和清朝），长寿王朝在统治期间尽量选拔、吸收地主阶级精英参与统治，从来没有实行“残暴”政策激怒地主阶级，所以当自然灾害导致贫苦农民（主要是自耕农）无法生存而发动或参加起义时，地主阶级不但不会支持或参加起义，反而还会积极帮助统治者对起义进行镇压。在专制王朝和地主阶级联合镇压下，“贫民起义”必然陷于失败。 从“贫民起义”领导人的个人成就说，历史上最大的要数后梁武帝朱温了。朱温在唐末参加黄巢起义，很快成为黄巢的爱将，但在黄巢称帝以后为黄巢镇守同州时，却遭黄巢其他部将疑忌，遂投唐成为唐朝大将。此后他任唐朝节度使镇守汴州时，努力扩充势力，终于废唐建梁，自立为帝，也算是一代开国帝王。现在看来，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政治“成就”，关键就在于他（的势力）脱离“贫民起义”队伍以后，走上了依靠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建立统治秩序的道路。假如他一直追随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到处“劫富济贫”打击和消灭精英阶层（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精英），那他根本就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即使地方政权也不可能），最后必然落得与黄巢一样的下场。 李自成、洪秀全也都象黄巢起义一样是完全依靠贫民的，由于缺乏社会精英（包括地主阶级）的支持，所以最后都陷于失败。李自成之所以能够推翻朱明王朝并迫使崇祯皇帝自尽，除了自己力量一时强大外，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当时在关外兴起的满清使明朝皇帝没有回旋余地。如果没有清军在满洲的崛起，崇祯皇帝也会像唐玄宗一样逃离京城，到外地组织力量反扑，那么最后李自成就会被明朝势力和各地地主武装剿灭，那时全国又会出现唐末那样的混乱局面…… 那么，从依靠力量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是与历史上的“贫民起义”类似，还是与“社会起义”类似呢？换句话说，毛泽东所走的道路，是与刘邦、朱元璋类似，依靠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全社会的力量，还是象黄巢、李自成一样，只是依靠贫苦农民呢？ 我们知道，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上世家大族的地位象翻烙饼似的翻了个儿，他们一下子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被作为专政对象，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着生存了约三十年。从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这一根本性变化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完全依靠贫苦农民，并且不利用地主阶级，最后打倒了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联合力量。从力量基础看，毛泽东与历史上出身于下层、但都充分利用地主阶级建立政权的开国皇帝刘邦、朱元璋并不相同，而更类似于单只依靠贫苦农民力量的黄巢、李自成和洪秀全。 毛泽东与黄巢、李自成的结局之所以不同，在于他领导农民革命时，中国人口结构已经与唐末、明末时期大不相同，贫民的力量相对于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力量，已经占有优势；毛泽东与洪秀全结局的不同，在于他比洪秀全遇到了远为有利的外部环境条件。下面我们就分析导致中国革命特定结局的外生变量。 五、隐含的人口变量和直接的日本侵略 金观涛、刘青峰在其《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文中说过，明末李自成起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李自成不会利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儒生）建立各级政权。我们则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他不能利用地主阶级和社会精英建立各级政权。从这一角度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不依靠地主阶级建立起全国范围的统一政权，在历史上确实是开天辟地的创举。中国农民革命何以能够成功？按毛泽东自己所说，是因为有了先进阶级（指现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来领导。现在看来，这一说法政治意味太强，并没有讲到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农民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本原因在于贫苦农民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敌对势力的力量。远在清朝前期和中期，中国人口已经成倍增长，结果清末比清初增加了好几倍（由于对清初的人口数字估计不准，所以不好确定具体增加了几倍），结果，贫苦农民的绝对人数也相应增加了好几倍，但是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力量并没有与总人口同比例增长，例如，“在编”的地方官吏和武装衙役，数目就没有多大变化。总是与统治者利益一致的地主阶级，力量不但没有增加，实际上反而更小了，因为人口增加使人均耕地更少，结果农户家庭的规模也相应变小，中小地主户的数量大大减少，也更不容易形成大地主。新中国成立前后土地改革时的情况也许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那时黄河流域的好多村庄甚至找不到一家象样的地主，农民普遍陷于贫困。生存压力使得农民更容易组织起来，按照他们的意愿改造社会。这是中国农民革命的“人口基础”。 中国贫穷人口太多导致革命的思想，最早也许是由美国政治家提出来的。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致总统杜鲁门的信。艾氏在信中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3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毛泽东在评白皮书的文章中把艾奇逊的看法称为“唯心历史观”而给予无情批判。但现在看来，艾氏对清朝以来人口增长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看法，还是很有道理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共产党依靠贫苦农民打天下竟然能够大获全胜，完全是因为穷人人多势众。由于清朝以来穷人绝对数量增加并且比例也大大增加都是由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的引进所造成，所以我们就可以说，高产作物的引进是引发中国革命的更为深远的“外生变量”。 有人也许会说，1851年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时，中国已经有四亿多人，但是太平天国何以失败了呢？笔者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当时缺乏组织全国农民的适当条件。农民的力量是潜在的。几亿中国农民散居在全国几十万个村庄，如果不能有效组织起来，当然干不成任何事情。那么应当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我们也许能够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悟出一些道理。 从192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利用军阀混战的间隙，在南方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中央红军”曾经发展到10万人。军阀混战就是当时红军发展的最好的客观条件。但当国民党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红军时，就迫使红军于1934年开始了战略大转移的所谓长征。长征途中有几次差一点全军覆没，最后总算逃到了贫瘠的黄土高原，才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陕北自然条件恶劣，连不到三万人的红军给养就难以供应，于是毛泽东在1936年春率领红军渡黄河东征山西阎锡山地盘，近两个月也没有多大成就，只好又返回陕北。同年，主要由张国焘的部属（四方面军）组成的红军西路军却在甘肃、青海遭马家军袭击几乎全部被歼。所以就当时的情况说，摆在共产党面前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很难看到共产党此后有多么光明的前景。但是当年12月的西安事变却使共产党时来运转（按张国焘的说法，西安事变是救了毛泽东），蒋介石被迫接受使共产党合法化并参加抗日的主张，第二年开始的全国抗战使共产党获得了大显身手的广大活动场所。经过了八年的抗战，共产党由原来的不足三万军队却壮大成为拥有“一百多万正规军，二百多万民兵”（毛泽东语）的庞大力量。这样，日本侵略客观上给中国共产党帮了大忙。因为第一，张学良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一个隐含的条件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压力，第二，正是1937年爆发的“全面抗战”使共产党获得了到华北广大地区发动群众、扩大影响、建立组织的机会。如果历史没有给予共产党这一发动农民的机遇，很难设想毛泽东如何领导共产党人，把分散在全国几十万个村庄中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此后成为无坚不摧的力量，创造出惊天动地的辉煌业绩。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甚至有许多老百姓）认识到，日本侵略中国客观上为中国制造了一个共产党政权。据说1972年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曾经幽默地谈到，是日本的侵略帮助共产党取得了政权，要不然他怎能作为中国领袖与日本首相在北京会见？有人不相信毛泽东会说出这样的话，也有人对毛泽东这样说表示愤怒和谴责。但毛泽东说没说过这话倒无关紧要，因为不管他说不说，都改变不了日本侵略中国客观上帮助了共产党势力发展这一事实。所以我们说，日本侵略中国是导致中国革命特定结局的最直接的外生变量。 不过外生变量不论多么重要，它也只是引起人们选择的一个外在“条件”，人们必须以此为基础作出决策（选择）并采取行动，外生变量才能对社会历史发生作用。 六、农民革命中的劳动价值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共产党人应当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通过夺取并掌握国家政权来改造社会。但中国共产党人却主要是依靠农民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取得了成功。不少历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中国共产党人加在革命头上的一顶装饰帽，即使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毛泽东也会象刘邦和朱元璋那样，率领农民军扫平天下，成为一代开国帝王。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呢？ 中国共产党人经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此找到了出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中国人绝大多数是农民，要改造社会就必须利用农民的力量，而如何利用农民的力量，俄国人并没有经验。中国历史上那些利用农民力量的政治家如刘邦和朱元璋， 都是直接利用农民起义这一客观条件。在没有农民起义条件下如何利用农民，中国共产党人也进行了艰苦的摸索。1926年毛泽东在湖南发动农民参加农会，组织起来对地主老财等富人实行专政，结果地主老财人人害怕，许多人甚至逃到省城长沙或者武汉、上海不敢回来。 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发动农民时的重要作用。《国际歌》的歌词中说，“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这就把问题简单地归纳为“谁养活谁”的问题。既然欧洲的共产党人可以利用“劳动价值论”鼓动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也可以利用劳动价值论鼓动农民向统治者造反。劳动价值论的创立者马克思是德国的哲学博士，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已经应用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的穷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剥夺地主、富人的财富，建设由“劳动者管理的国家和社会”。毛泽东把这一道理归纳得更为简单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贫苦农民应当造谁的反呢？当然是造地主、资本家和统治者的反。在共产党人看来，统治者和地主资本家都是劳动者身上的吸血鬼，都没有创造财富，所以劳动者完全有理由造反。为了鼓动农民造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就把历史上那些造秩序反的“贫民起义”领袖黄巢、李自成、洪秀全都推崇为英雄…… 1927年以后毛泽东、朱德先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后又在江西、福建发动穷人进行土地革命，实行过几乎完全从肉体上消灭富人的政策，以此获得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到1934年，毛泽东创立的中央根据地曾经发展10万红军，控制几百万人口。这样的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利用了各派军阀内战的机会。蒋介石消灭了主要敌对派别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红军时，红军就被迫开始了战略大转移的所谓长征。 毛泽东从来没有被“理论”束缚住头脑。当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时，他甚至会暂时放弃他的“造反有理”论。例如在抗日战争中，为了笼络地主、富人让他们将钱财捐献给共产党，毛泽东就放弃了打倒地主、富农的政策，反过来还说服农民向地主交租交息，这就不再鼓动造反了。但当抗战胜利日本压力消除，没有理由再让地主自愿捐出土地和财产以后，共产党又适时地将政策扭转为打击甚至消灭富人。有的材料说，抗战胜利以后，在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有不少农民开始自发地打倒富人，后来共产党适应了这一情况，又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但在这一问题上，究竟是先有共产党的政策还是先有农民的自发行动，本身倒无关紧要，因为共产党要获得农民的拥护从而利用农民力量打到国民党政权，也只有打倒富人这一途径，所以应当说打倒富人共产党精英和贫苦农民的共同“选择”。有人分析说，农民自发地打倒地主阶级，也是由共产党的基层干部鼓动起来的。对农民来说，分得地主阶级的财产使他们直接受益。直接“杀富济贫”在正常社会中是一种“恶行”。但由于共产党把“劳动价值论”提升为“造反有理”论，这就赋予贫苦农民的“恶行”以光明正大的意义，农民可以堂堂正正地参加打倒富人和推翻统治秩序的斗争。推翻统治秩序还可以彻底改变贫苦农民的政治地位，许多贫苦农民在革命胜利后当上了国家干部（官吏），这就同时满足了他们对地位、权力和受人尊重等高层次的“社会人”需要。 如果没有劳动价值论，我们很难设想共产党人如何能够理直气壮地发动农民造反。所以劳动价值论绝不是毛泽东戴在中国革命头上的一顶用以装饰的可有可无的帽子，它在中国革命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七、经济建设中的劳动价值论 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市场经济改革，这一情况迫使人们对传统的计划经济进行深层次反思。笔者正是在这一反思中,才由公有制联系到劳动价值论再联想到人性中“恶的倾向”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劳动价值论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谈一点意见。 按照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财富是地主、资本家“剥夺”工人、农民劳动成果积聚起来的。劳动者起来打倒他们，是对“剥夺者”的剥夺。但是剥夺“剥夺者”以后，仍然要实行社会化大生产，所以取得政权的劳动者就不能平均分配生产资料，而只有依靠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财产所有权，形成典型的公有制经济。可见，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公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由于生产资料已经为社会所有，所以只能按提供劳动的多少来分配产品（按劳分配）。至于这种体制能不能有效运行，苏联、中国几十年的经历都是最好的注解。 浅薄的历史学家往往把中国经济建设所走的弯路归咎于毛泽东本人治理国家的错误。他们认为，在打天下上毛泽东无疑是一位无可匹敌的大英雄，但他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导致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走了大弯路。还有人干脆认为，如果毛泽东在打下天下后立即退位或突患疾病死亡，由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领导经济建设，就能够避免几十年的折腾，使中国较早走入经济建设的正道。 但是问题首先在于，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正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制度环境要能够对人们的经济行为造成激励。而在缺乏激励的环境中，经济发展都会陷于停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普遍陷于停滞，就是由于其经济结构对人的活动缺乏有效的激励。 首先，按劳分配需要严格确定人们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而“计件工资”就是按劳分配的最好形式。但许多工作根本不便于计件，农业中能够实行“计件”的情况更少，于是大部分工作只能按照提供的劳动时间来计酬，结果就会出现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的现象。西方经济学家早就断定公有制无法对劳动者实行有效的激励措施；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看到，在公有制条件下，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是无法发挥的。但是至今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在为公有制辩护，他们认为公有制集体化生产可以实行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可以用农业集体化为例反驳这些观点。事实上，在传统“生产力”状况下，把农户组织成集体，就好象把一个个马铃薯装成一袋马铃薯一样（马克思对法国村落农民的比喻），并未使它们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这种用容器法或捆绑法扩大了的生产组织，很难发展什么“分工协作”。即使具体工作例如种菜、养牛、养猪、做饭（大食堂时期）的“专业化”能够节省劳力，那么它也根本不能补偿因缺乏激励而对生产造成的危害。农民都很清楚，自己努力劳动所增加的成果摊到自己已经微乎其微，所以都不愿意努力工作。陈永贵在带领大寨农民“战天斗地”上确实做出了很大成就，但毛泽东提拔他当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以后，却无法让全国农民都象大寨农民那样“战天斗地”，历史上著名的农业区域在共产党统治下（农民）都陷于贫困。虽然我们的陈副总理看到这是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所致，但认识不到缺乏积极性的根源，结果在一次对关中地区干部的讲话中，竟然当面斥责“八百里秦川，养了八百万懒汉”！陈副总理这话说得也太离谱：你共产党不会实行激励农民的政策，怎能怪八百万农民都是懒汉呢？ 其次，劳动价值论否认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这就无法激励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将它们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在现代经济中，资产的积累主要靠“经营”，而只依靠狭义的“劳动”则不可能发财治富。由于公有制经济不允许个人进行任何形式的经营活动，这就堵塞了人们增加财富的正当渠道。对物质产权尚缺乏有效的保护，那就更不要指望对知识产权进行有效保护了。而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中，技术发明和创造也必然陷于停滞。总之，对个人的经济活动缺乏激励，整个经济陷于停滞就是必然的。 最后，在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公有制经济中，行使财产所有权的人以权谋私“成本小而收益大”，这就激励了当权者“以权谋私”的恶行，于是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大量发生。不过就这一点来说，毛泽东时代却并不严重，只是到了邓小平和江泽民当政时才演变得难以收拾。现在回想起来，正是由于毛泽东那不得要领的残酷手段，才使中国没有出现严重的腐败局面。 毛泽东的办法是发动一个接一个运动来治理腐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67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要让人们都变成大公无私的雷锋式的人物，也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人性”（经济人属性），这当然是办不到的；“批修”从字面上讲是要批判干部中的“修正主义”倾向，实际上就是批判那些想正确利用“人性”来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干部。毛泽东后来把他们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不把他们彻底整跨就难以瞑目……但是这些政治运动都无法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实际上就是制度），结果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开创”出一条有效治理社会的道路来。 从毛泽东治理国家的努力看，应当说他充分认识到“公有制”和“人性”具有冲突的一面，他的悲剧是想通过改造人性来使它适应公有制经济，这种努力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他统治的几十年中，他总感到大多数干部都“跟不上”他的思想和步伐。1956年到1957年，周恩来认为制定的计划指标过高，于是提出反冒进，但1958年1月遭毛泽东严厉批判，只是因为周主动检讨并提出辞职，毛才没有把他拿掉；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大跃进对经济的折腾，敢于直言说了真话，结果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头目；1966年全面铺开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67年人们才明白目的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国家主席刘少奇竟然死于非命；1970年疑忌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借批陈伯达敲山震虎，此后在国家重大问题上将林彪晾在一边，使林彪惶惶不可终日，于1971年9月仓皇外逃；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后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未点名批判邓小平），4月7日宣布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定性为“对抗性矛盾”（即敌我矛盾）。毛泽东对干部的实际态度远不象他说的那样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是“宁可将人整死，也不愿将人改造好”，这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他要整治的人能够改造好。既然认识到“个人”都难以改造好，他却力图改造百姓“群体”，他内心深处的这一矛盾确实令人惊奇。 叶利钦在苏联尚未解体时即说，十月革命使俄国走了大弯路。叶利钦本是苏共高层领导的成员，很快堕落到否定十月革命的地步，令正直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恼火。但是现在看来，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之处，反而正好表现出叶利钦先生非凡的历史视野。苏联解体不久，中国也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改革，这些重大变革都迫使人们对中国革命进行反思。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曾撰文谈到，劳动价值论对苏联、中国等国家危害最大，实际上也是否定了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笔者还听到一位不愿意张扬姓名的哲学工作者说，“马克思是个大喷壶，他把中国害苦了”。听到这话，笔者新里很不是滋味：难道是马克思把中国害苦了吗？诚然，是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剩余价值论）。但马克思只是一位科学探索者，他并没有任何权势，没有强迫也不能强迫任何人接受他的思想。林彪曾经说，马克思主义是从外面灌输进去的，如果不从外边灌输，即使你有再大的天才，再多的经验也无法创造出来。实际上，共产党人正是做了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灌输”给俄国和中国贫民的工作，“利用”马克思理论来发动贫民群众闹革命。从群体选择 角度看，是我们自己认为它很有用， 非要接受并实行这一理论不可，怎么能责怪早在19世纪就已经去世了的马克思呢？ 最近几年，由于社会上出现贫富悬殊现象，一些老百姓开始怀念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时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些学者想以现在经济上出现的问题反证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却是大成问题的。诚然，苏联、中国前期经济建设都取得了不小成就。但是，社会由战乱到稳定必然会产生“经济效益”，这并不是“公有制”的功劳；另一方面，苏联、中国前期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延式增长的结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曾经论证过，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长久维持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所以资源大国能够在错误的发展道路上维持得更为长久。苏联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就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很有关系。由于中国比苏联幅员要小，矿产资源也没有苏联丰富，所以工农业粗放型增长的空间肯定比苏联要小，维持的时间无疑还会短一些。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的折腾，又延缓了中国经济走到尽头的时间，使传统体制能够维持得较为长久。但是体制问题毕竟具有根本性。既然苏联没有类似毛泽东那样的折腾，反而有赫鲁晓夫以及柯西金的改革，经济仍然陷于停滞状态，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停滞与具体政策没有多大关系。从微观经济学原理看，公有制完全是无效（率）的。我们可以借用《三国演义》中描述关羽败走麦城时的一句话来表示公有制经济停滞的趋势，这就是“纵子牙再生，亦无计可施也”。 虽说如此，但苏联、中国公有制经济的转轨，也与领导人的更替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建立领导人正常更替的制度，结果中国和苏联的改革，也就与年迈领导人因自然死亡而退出历史舞台联系了起来。毛泽东比勃列日涅夫早去世7年，结果中国正好比苏联早开始改革7年。有人干脆说，如果毛泽东也象邓小平那样活到93岁高寿，那么被毛泽东人为制造的社会各阶层的分裂还会再延续10年，知识青年也不得不在农村再“接受再教育”10年，“黑五类”子女也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再挣扎10年，中国的改革也会相应推迟10年！ 20世纪发达国家的正面经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面教训已经使人们充分认识到，除了私有财产权明确的市场经济以外，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另外的能够使国民经济稳定繁荣的道路。 八、毛泽东悲喜剧 从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就陷入了战乱状态。新中国的建立结束长期战乱，将国家（大陆）完全整治为一体，这无疑是毛泽东最大的功劳。所以，假如历史截止到1949年为最后结局，那么毛泽东无疑是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拥护的最伟大的英雄。 毛泽东统治中国27年后去世，他成为历史人物至今又28年了。但是现在，当人们最终认识到毛泽东为中国建立的经济、政治制度使中国走了几十年弯路才艰难迈入市场经济，还不知道要再过多少年才能使经济、政治制度完全走向正规以后，我们对1949年的选择又有什么感想呢？ 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是一出伟大的悲喜剧。前期革命时是喜剧，后期建设中是悲剧。作为中国革命的导演兼主角，他很好地利用了客观环境，把亿万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从而发挥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但在导演这段喜剧时，他毕竟是利用了人性中潜藏的那种破坏社会秩序的“恶的倾向”，此后又无法把这种恶的倾向纳入社会正常运行的轨道，结果成为他后半生悲剧的根源。在他生命即将终结之时，很少有人满意他的统治，社会各阶层都憋了一肚子气，并且还“不敢怒不敢言”。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本来就对他恨之入骨，建国后又一直被压制近30年，他们的后代也遭歧视而被剥夺了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结果至少三代人对他产生仇恨；“翻身”的贫苦农民本来对他感恩戴德，但集体化却剥夺了他们发家治富的基础，“大食堂”又使他们差一点去见阎王（饿死的就更不必说了），此后十多年也长期填不饱肚子，诚实的农民一直对他的统治颇有怨言；知识分子在历朝历代都受人尊重，但在新中国却变成“臭老九”，许多人被整得死去活来，即使“变色龙”也终日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整到自己头上；“批修”和斗“走资派”的运动使许多干部住牛棚改造，一些干部被折磨而死，结果搞得人人自危；城镇“工人阶级”因子女被强行驱赶“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也从内心里怨恨他的统治。总之，从社会群体来看，没有一个阶层在他的统治下感到舒心愉快。 一些历史学家看到，有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作指导，中国国内局势不可能平稳，所以毛泽东本人的存在是中国政治动乱的一个根源。还有人指出，毛泽东在执政后还一直教导人们要“继续革命”，所以始终是一个革命者，毛泽东的悲剧就在于他终生未能完成从“革命者”向“执政者”的转变。平心而论，这些说法都是符合实际的。 九、结论：外生变量、群体选择与世界大势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内部结构长期变迁基础上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形态更替理论的伟大证明。 一些美国历史学家（1950年代）却认为，在中国革命中，“人为抉择”与“结构变迁”的要求是相互冲突的。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农民革命“违背”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趋势。 笔者根据“经济人选择史观”得出结论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并不具有自我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潜力。当代中国革命及其结局，是五大外生变量逐步掺入中国社会以后，人们在环境变化基础上“群体选择”（和斗争）的结果。 首先，明朝中期从美洲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到清朝前期逐渐推广到全国各地，它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比原来多几倍的人口，造成更为严重的人口压力，成为中国革命得以发生的最基本也最深远的外生变量。 其次，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张是导致中国革命的一个最重大的外生变量，它迫使中国精英努力思考并力图改变国家贫弱挨打的处境，“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以及国共合作进行的统一战争（北伐战争），都是精英们为民族繁荣富强所作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尽管优先解决的是贫民生存问题，但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却是中国精英发动下层民众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最宏伟的运动。 第三，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也是一个对中国社会起了重要作用的外生变量。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工人、农民（当然最主要的是农民）提供了榜样的力量，坚定了革命者胜利的信心。 第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导致中国革命发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是使贫苦农民凝聚起来的精神动力，它把人性中固有的“恶的倾向”转变为堂堂正正的“造反有理”论，使贫苦农民可以理直气壮地打倒传统社会中社会秩序的代表。 最后，直接导致中国农民革命取得胜利的外生变量是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日本入侵引发的抗日战争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到华北的广阔地区建立组织、扩大影响的绝好机会。如果没有这一外生变量的作用，很难设想共产党能够发展势力，最后驱逐国民党政权。 新中国建设几十年所走的弯路，促使一些人开始思考，中国革命是不是历史的错误？这一问题使我们想到恩格斯关于历史所说的一句话，历史是许多力量按照平行四边形法则所形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那么每个力量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从人类行为原理来看，伟大的个人或许会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当前利益，但作为群体的农民百姓却总是按照自己的当前利益行事的。即使历史哲学家提前几十年认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为人们指出长远的道路，人们仍然不会按照他们的指引而只会服从自身的利益。由于打土豪、分田地符合中国贫苦百姓当时的实际利益，而中国共产党就依靠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组织贫苦百姓推翻了国民党统治，那就没有任何理由指责他们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说到底，人都是“经济人”。从经济人理性选择原理开看，历史本身没有什么正确和错误之分。 中国革命是不是必然的？要回答这一问题，那就要看造成中国革命及其结局的“条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条件”和“原因”这两个概念难以区分），会不会有变化。我们所重视的条件就是“外生变量”。在前述五大外生变量（掺入中国社会并引起社会相应变化）的基础上，每一个“经济人”都要作出自己的选择，结果作为群体的穷人大都选择了由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或拥护革命，作为群体的富人阶层则大都站到国民党政府一边进行反抗，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都由其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很少有其它选择余地，结局是革命胜利而反抗失败。反观1949年（实际上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亿万人民已经决心在共产党带领下推翻国民党统治，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它，所以中国革命的结局完全是必然的。此后，由于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原理，新中国实行苏联一套经济、政治制度也是必然的。 结论：在特定自然地理条件下的传统中国社会早已发展到它的最大限度。历史上的朝代变迁，主要是人口自然增长和气候波动这两个“外生变量”作用的结果。明清以来社会结构的缓慢变化乃至重大变迁，则是在传统社会基础上由五大“外生变量”掺入引起的。高产作物的引进使人口增加从而使穷人潜力大增；西方扩张的压力使精英阶层奋斗自强；苏联榜样使部分精英（共产党人）找到了依靠穷人的道路；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造反有理”；日本侵略使穷人获得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这五大外生变量缺少任意一个，中国革命要么不会发生，要么会有大不相同的结局。但由劳动价值论激发出来的是人性中的“恶的倾向”，导致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长期难以走入正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当今世界大势，中共提出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就是对世界大势正确认识的结果。（学说连线，作者电子邮件地址：xpzh@tom.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