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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北伐战争与列强政策互动关系的专题研究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分四个阶段评介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代表性学术论文和著作在这个专题上已经提出、解决及争论过的各种重要问题和主要论点。指出专题学术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细化，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学术前沿的状况和动态，避免重复劳动而直接从已有的基础起步走向新的前沿。 关键词：北伐、国共、列强、对华政策 1926年夏以国共合作为背景发生北伐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原本胜利进军的国共两党彻底决裂，而南北政权分立的局势却走向统一，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一个新时期，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政治格局。 史学界对于这一历史大变局的种种成因，自然怀有浓厚的兴趣，不断从各个角度加以研究。这一时期列强的对华政策，尤其是英、美、日对华政策给这一变局造成的影响，一直是中国大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海外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断地推出有代表性的作品。可是，面对这一论著层出不穷的专题，却缺乏从学术史角度深入细致的总结。[①]以致有人只是被这个眼花缭乱的大变局引发兴趣而投入研究，却未能直接从已有的学术前沿出发来提出和解决新的问题。一些后发的成果，实际上是在重复前人的劳动，甚至未能达到前人业已开拓的前沿。由此看来，按照更具体的专题来梳理学术史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才能弄清前人对此已经提出并解决或争论了哪些重要问题，了解学术前沿是怎样不断拓展的，进而认识到应怎样开创新的前沿。如果忽略对具体专题学术史的梳理，或梳理中疏漏太多，则难免对该专题的学术前沿陷于茫然。 唐启华先生已撰文评介了民国初年"北洋外交"的专题研究，其中对北伐时期北京政府外交关系的学术史做了检讨。[②]鉴于迄无专文评介论著更多的关于北伐变局与列强政策之关系的专题研究，本文试就此做一番学术史的梳理。即使在这样特定的范围内，囿于篇幅和所知，笔者也不能将海内外的相关成果巨细无遗地逐一评介，只能尽力攫其大端而已。遗珠失玉之憾，还期方家补正。[③] 一、四、五十年代的初步研究 四十年代末，当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之际，中国共产党方面出版了两本书：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和翊勋（恽逸群）的《蒋党真相》。两书作者都强调：北伐进展到长江流域时，列强对华政策的倾向是要拉拢南北妥协。1926年末蒋介石派戴季陶赴日本，中国北方的"亲日派"政客到南方来同蒋介石会合，表明了蒋介石正在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谋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他们都指出：著名的江浙财阀代表、大买办虞洽卿1926年冬奉英、美、日帝国主义之命，到南昌同蒋介石谈判，答应蒋到上海、南京后借给蒋6000万元，以反共灭共为条件。可是他们未能举出可信的历史资料来说明戴季陶、"亲日派"、虞洽卿等人当时同各国及蒋介石联系和谈判的具体内容，甚至没有资料证明虞洽卿这时去过南昌。[④]陈著还提出：当时日本军部也曾经派遣永见俊德、松室孝良两位大佐来分裂国共两党，破坏中国革命。但也没举出确凿的史料加以证明。[⑤] 从史学角度看，虽然这两书的政治性高于学术性，但代表着对北伐时期列强与蒋介石之间有某种关系的推测。这种推测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研究的长期取向。 五十年代，在朝鲜战争和国际冷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学者的有关论著普遍认为：早在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革命起了最重要的破坏作用。学者们试图对四•一二政变前后列强的对华政策进行系统地分析，但是对于列强这个时期对华政策的基本倾向及其各阶段的变化，意见并不一致。 大多数学者认为：英国这一时期实行的是强硬的干涉政策，美国实行的是中立和拉拢国民党上层叛离革命的政策，日本的政策在英美之间摇摆，但至1927年初，由于国民革命迅猛发展，美国的政策也趋于强硬，所以发生了英美联合炮轰南京的事件。蒋介石终于在列强的利诱和压迫下发动了反共政变。 刘大年先生是上述观点的一位代表。他认为：北伐战争开始时，日本想利用奉系军阀组成北京政府，造成至少是独占北方的局面。英国则单独扶持吴佩孚，以巩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美国暂时观望，如果直系奉系胜利，则可借英、日之手消灭中国革命，同时也削弱了直奉的军事力量。如果革命势力一直向北发展，则又可借革命军之手驱逐英日势力，然后从革命阵营中寻找一个上层叛卖分子或集团，充当美国独霸中国的代理人。1926年冬虞洽卿南昌之行，就是美国这种政策的产物。而日本后来也采取了与美国同样性质的政策。[⑥] 金应熙和林平野、陈扬灵诸先生否认美国的中立，认为北伐开始时美国曾和英、日一样用军火、教官、金钱来援助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促使他们联合反对革命。后来英国曾一度试图用一些温和的让步来诱使中国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统一战线，1926年底向各国提议改变对华政策，1927年1月向中国南北政府提交让步提案等，都是例证。[⑦]金应熙和廖璋先生还认为，北伐军到达长江流域后，日本的主要政策是策划蒋介石与张作霖实现南北妥协。[⑧] 刘桂五先生强调美国对四•一二政变施加了最严重的影响。他指出：当时蒋介石一面要求日本支持，一面又向美国表示友谊，要求美国援助。美英军舰炮轰南京，即可以阻止革命势力发展，又可以使蒋介石插足宁沪地区。最后，美国通过宋子文和上海公共租界董事福林登•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直接帮助了蒋介石的政变。[⑨] 邵鼎勋先生却认为日本对四•一二政变的作用最重要。根据1927年3月28日美国驻日本大使致国务院的电报来看，当时日蒋关系比美蒋关系更为密切。英美炮轰南京后，原准备继续派遣大军实行武装占领，但是日本已经知道蒋介石不久就要同武汉政府分裂。在日本的劝说下，英美将武装干涉转变为分裂政策，这种分裂政策终于在4月12日收到了预期效果。[⑩] 沈自敏先生提出：上海法国租界当局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曾给予特殊的支持。[11]林平野、陈扬灵先生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12] 关于列强在宁汉分裂后的政策。刘桂五先生认为美国以武力威胁北京和武汉政府的方式来支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13]刘大年先生却认为美国当时对日本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疑虑，所以没有积极支持蒋，蒋因而被迫下野。[14]但刘大年先生和刘桂五先生一样，推测蒋介石1927年秋天访问日本时，同美、日之间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12月份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表明美国与蒋介石结盟。[15]邵鼎勋先生的观点稍有不同。他认为宁汉分裂后，美国支持蒋介石继续北伐，统一中国。日本却主张通过奉系军阀在中国华北和东北建立霸权。因为蒋一心依靠美国进行北伐，日本的计划不能实现，便出兵山东，阻止美蒋势力进入华北。[16] 当时中国学术界同西方的一手史料和二手成果相对隔绝。在这种困难条件下，中国学者主要利用的是二十年代的中文报刊资料和一些人士的回忆录，也利用了部分外文报刊资料和美国发表的1926年、1927年对华关系文件。[17]然而限于条件，他们不能大量地系统地利用中外档案资料来证实自己的见解，也未能对外交资料做出相对全面完整地分析研究。由于史料上的这种局限，一些论点显然带有推测甚至假想的成分，缺乏确凿的依据。另外，由于对列强决策程序缺乏了解，中国学者往往把各国在华人士特别是各国驻华文武官员的言行一概看作该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表现，而后来披露的档案文电却表明这些官员同政府首脑在许多问题上是有分歧的。还有，在中国当时的内外政治环境下，研究者往往从政治定见出发来研究问题，带着政治结论来寻找证据。这当然会影响学术客观性。 然而必须承认，五十年代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虽然有种种缺陷，但还是从所能找到的史料出发，开创了从大革命中内外政治矛盾交错的中国视角分析有关史实的研究思路。可以认为，他们已就列强对北伐和国共阵营的政策问题，提出了一些与外国学者大不相同、但被后来的史学研究所证实的基本判断。 如果说，中国大陆学者特别关注列强政策对北伐阵营的影响，而一般性地涉及了列强对中国整体（包括南北政治力量）的政策，那么，外国学者的视角正好相反，他们特别关注的是列强对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整体的政策，当然也涉及列强对南方阵营内部不同派系的对策。 海外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道萝茜•博格（Dorothy Borg）1947年出版的《1925-1928年的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8]此书称得上是这个专题的一部开山力作，系统地利用当时刚刊布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25到1928年的中国各卷，参照大量报刊和教会文献，详细考察了美国外交政策与中国国民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兼及英、日、美之间在调整对华政策、应付中国局势方面的异同。 作者认为，当时列强的基本立场，是在维护华盛顿条约体系的范围内，按照西方的标准和效率来要求中国进行内政改革，并准备根据这种改革的进度来逐步放弃各项不平等条约特权。这一时期的中外基本矛盾在于，列强调整政策的步伐总是跟不上中国民族主义的浪潮，总遭到接踵而来的大浪拍击，从而在五卅运动以降的中国革命潮流中步步被动。尽管中国正当的民族主义与越轨的排外行动泥沙俱下，美国国务卿凯洛格仍能韧性地保持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谅解态度和适度让步，并以此保持了美国在列强对华事务中的领导权。 博格指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对华盛顿条约体系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南方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也来自北京政府不断表达的外交诉求。她出色地分析了影响美国制订对华政策的各种因素：中国局势的发展（包括南北政局的变迁和南方内部矛盾的显露），美国政府内部特别是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 Kellogg）、远东司主管詹森（Nelson Johnson）与驻华公使马幕瑞（J. V. A. MacMurray）之间的分歧，国会和教会组织、商界、新闻媒体、教育界等公众团体对中国事件亦步亦趋而又不尽相同的反应等等。这部书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树立了一个多源追溯决策过程的范例。 博格认为1927年春天发生的南京事件是对列强政策的最严峻考验，也是中外关系转变的一个枢纽。美国主要在国内公众、国会和海外侨民的影响下，决定不参与英国建议的军事制裁，并由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发表了充满谅解精神的对华声明。这就避免了列强对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集体干涉，也鼓励了南方阵营中的"温和派"起而控制局势。 在大洋两岸冷战对峙的情况下，中外学术界很难直接交流。博格同中国大陆的学者一样过分依靠本国的材料，包括美国政府文件、国会记录、教会文件和二十年代大洋两岸分别出版的英文报刊。当时美国外交档案的开放十分有限，博格尚未看到驻华各地的领事档等等，这就使其论据有明显的局限性。此后一些学者对博格的许多论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尽管如此，正如美国著名外交史学者入江昭（Akira Iriye）所言："这本书是每一个研究二十年代中期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学者不能绕过的起点之作。在美国对中国修约、护侨等问题的反应方面，该书的研究是最为深入细致的。"[19] 二、六、七十年代新前沿的开拓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相对沉寂。[20]而美国档案的陆续开放为海外学者深入研究美国的对外政策提供了便利。伊桑•艾理斯（L. Ethan Ellis）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及凯洛格国务卿的私人档案，考察了凯洛格在对华政策中的作用。他认为：北伐时期中国南北政权的对立构成了柯立芝和凯洛格当政时中美关系的基本内容。美国总体上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持同情态度，但是面对中国南北政府相同的政治诉求，美国不知其政策该向哪一方倾斜。其对华决策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凯洛格与驻华公使马慕瑞长期存在意见分歧。马慕瑞死抱着在中国受到民族主义猛烈冲击的旧外交信条，处处显得谨慎和保守。凯洛格代表的国务院则有意顺从中国和美国公众对变革的要求。马慕瑞等人倾向与列强采取一致的对华行动，而凯洛格并不恪守大国一致的原则，从而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加上美国对华决策不断受到其国内同情中国革命的舆论的节制，因此，迟疑与犹豫成了凯洛格对华决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尽管如此，作者认为，随着这一时期中国政局从动乱无序到逐步明朗，凯洛格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也成功实现了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合理调整。[21] 国外学者继续发掘档案资源，在华盛顿条约体系与中国民族主义的矛盾框架内研究这一时期列强的反应。巴特（Russell D. Buhite）利用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詹森的私人档案，考察他当时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詹森的影响，国民革命时期美国政府可能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马慕瑞公使主要是从中国对华盛顿条约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从外国对中国的承诺出发看待中国问题，因而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手段。凯洛格国务卿倾向于马慕瑞的意见。詹森恰恰相反，认为列强应对中国的国民革命保持宽容态度，允许中国用自己的步调向前发展。美国应避免干涉中国，只应介入护侨事务。[22] 入江昭的名著《帝国主义之后：1921-1931年对远东新秩序的探索》，开创了运用多种语言多国档案及民间史料来研究1920年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的范例。作者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华盛顿体系"同中国民族主义的冲突，更为注意大国间的外交互动。指出列强在二十年代失去了调整对华关系的良好机会，五卅以后都意识到协调帝国主义远东外交的华盛顿体系已经失灵，于是英、美、日、苏等大国竞相探寻远东新秩序，威尔逊主义、列宁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交替影响着远东国际关系。 全书以日美对华政策为重点，兼及英国，阐明北伐时期列强对华交涉重心南移并为自己的利益各行其是。英国在北伐初期放弃了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某些权益，以保护在华根本利益。1926年底带头摆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开明的态度。但是其旨在博取中国民众好感和改善自己在中国民族主义者心中形象的新提案，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反遭中国南北双方的一致反对。这是由于英政府对南方革命阵营的内部分裂不甚了了，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势下，南方左右两派竞相表现反帝姿态，不可能公开接受英国的温和让步政策。汉浔租界被占后，英国政策强硬起来。直到四•一二政变后，英国才看清两派的区别并回到待机观变的老路。 美国对华政策在北伐时期显得摇摆不定，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其国内普遍同情中国革命。北伐军进至长江流域，美国不愿介入英国武力保护上海的行动，而积极策划上海"中立化"。但面对混乱的中国政局，美国不知该向南北对立的哪一方谈判让步，故只能静观事态的发展。四•一二政变后，美国才逐渐认识到国民党内部分裂的意义，但仍不敢确信国民党"温和派"能否摆脱苏俄的影响，因而未给南京政府以任何支持。 日本对华政策要顾及四个方面：满洲的既得利益，北京的外交攻势，南方阵营的北进，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北伐开始后，日本政府一直在寻求革命阵营中能够接受日本"新秩序"的"理性分子"。当英美仅仅模糊地看到南方阵营中派系的存在时，日本则准确的了解到国民党内部的"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裂，并伺机加以利用。南京事件后，杨杰对共产党人的指控使币原喜重郎外相清楚地意识到北伐军内部的分裂迫在眉睫。蒋介石此后通过黄郛、矢田七太郎同日方的一系列沟通，坚定了币原支持蒋主动收拾局面的信念。币原一面督促蒋介石反共，一面劝说美国公使放弃对蒋介石的强硬立场，实际阻止了英美的制裁行动。以解决宁案为契机，蒋日暗中联络，终于发生了四•一二政变。此后田中新内阁接续币原的外交，继续同情和支持蒋介石在中国建立新秩序。但军部势力为"护侨"而出兵山东，使日本政策背离了币原外交。[23] 入江昭对这一时期日本政策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这个领域的学术知识，并为后人的研究开创了新的范式。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断言，没有任何列强对蒋介石的政变发挥过活跃的催生作用。多年后他在新作《跨越太平洋：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内幕史》一书中，仍然坚持："没有根据指责美国政府支持或怂恿蒋介石1927年反共反左派的政变"，"实际上，美国驻华官员大多对国民党右派4月12日上海政变的阴谋一无所知"[24]这种看法得到美国学术界的普遍赞成。[25] 三、八十年代的新进展 从八十年代起，中国学术界开始输入美国、日本和英国二十年代的有关档案，包括博格等未及利用的美国驻华各地领馆的文电，并找出了北伐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等核心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记录，得以用更多的原始资料研究北伐战争时期的列强对华政策。[26]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也越来越多地传入中国，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仍是列强政策对国民革命进程中的阶级分化作用，而不只是列强条约体系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互动关系。 1984年夏季，中国学者分别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是"四•一二"政变的直接策动者》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帝国主义关系再探讨》两篇文章。两文的共同点是利用大量档案文件和其他原始材料，比前人更详细地揭示了日本当局通过多种途径同蒋介石集团密切联系，并以"宁案交涉"推动蒋发动政变的历史内幕。[27]不同点则是后文从更广阔的角度将日本与英美的政策做了比较研究，认为南京事件前后英美与日本对国民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有重大不同。英美积极实行武装干涉，调兵遣舰，炮轰南京。相反，日本已经获得中国革命营垒内部分裂的情报，保持特别慎重冷静的态度，相信实行分化谋略比出兵干涉更为适宜。于是日本和英美各行其是了。币原外相一面怂恿蒋介石尽快扑灭革命，一面劝说英美放弃强硬立场，在帝国主义勾结蒋介石破坏大革命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英美与日本政策和策略不同，是因为它们对华经济利益很不一样，更因为对革命营垒内情、特别是蒋氏的政治面目了解的深度和迟早大不相同。[28] 这些论点引发了中国学者的热烈讨论。首先争论的是美国的政策与情报问题。有文章指出：北伐时期美国与日本的对华政策大同小异。它们有两个共同原则：一个是竭力软化分化中国革命，表示愿经谈判放弃某些侵略特权，笼络所谓"温和派"；另一个是尽量避免同革命势力直接发生武装冲突，但如果重大权益受到威胁，则必以武力保护之。美国政府有自己的情报渠道，中山舰事件时就已知道蒋介石的反共立场。北伐后继续密切注意着革命营垒内部矛盾的发展和蒋介石的动向。汉浔事件后，美国并未改变对付中国革命的两手政策。英美炮击南京是因为那里发生了抢劫外国侨民和领事馆的排外风潮，不是因为那里发生了革命。日本没有开炮是因为日本侨民的泣请，不能说明日本政府政策特殊。日、美、英对增派武装来华，保护侨民生命等紧要权益的基本政策是一致的，只在出兵数量、保护范围、登陆时机等细节上有分歧。但各国并未各行其是，而是频频磋商，协调行动。美国已清楚地知道蒋的反共政变如箭在弦，和日本一样把"宁案交涉"当作分化中国革命的良机，共同抵制英国的强硬方针，诱迫蒋介石迅速镇压革命。美国的传统对华政策是扶植中国政府、保全中国市场，实现"门户开放"。其对华贸易额远不如日本，只占自己同期海外贸易总额的2.91%，在华"既得利益小，长远野心大"。因此从外交传统和经济利益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美国对华政策何以会比日本更强硬的。[29] 争论带到了1985年11月上海召开的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一方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举出更多更具体的材料，证明相对人们以往的所知而言，美国对南方阵营的内情比较了解，情报比较灵通，同蒋介石有各种联系，在各阶段对蒋政治动向的判断都大体准确。据已看到的材料而言，日蒋间的接触比美蒋频繁，但美国在这方面的活动同日本没有实质性的不同。美国当局着意推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集团压制共产党和民众运动，蒋也通过索柯尔斯基（George E. Sokolsky）、柯亨（Morris Cohen）、诺曼（Robert Norman）、何应钦、王正廷、伍朝枢等等渠道随时向美方转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南京事件后，美国政府无意实行武力制裁，而是敦促蒋介石镇压上海工人武装。四•一二政变后，美国继续劝说日本和英法放弃第二次"宁案通牒"，分化武汉国民党集团。后来美蒋双方终于通过"宁案交涉"达成谅解，很快于1928年建立起正式关系。[30] 争论的另一方在会后发表的论文中，虽然吸收了对方已揭示的一些美蒋关系的例证，但坚持认为，美国使领官员对中山舰事件后广州层出不穷的政治征象感到扑朔迷离，对事态发展和人事变动困惑不解，朦胧浑沌。北伐伊始，美国政府采取的是武力威慑方针，甚至试图资助北方军阀，遏制中国革命。1927年春，美国政策的侧重点摆向武力干涉和炮舰外交。美国虽然收到过一些关于蒋一伙的情报，但没有暗中怂恿蒋介石叛变革命。拒绝对宁案实施制裁主要是出于其国内政治考虑。日本政府在拉走蒋介石，酿成四•一二政变上起了主导作用。[31] 针对忽视日本也持有强硬政策的倾向，又有专文考察了北伐时期的日蒋关系，以更多的档案史料重现日本当局在同蒋介石联系的同时也和英美一样坚持武装保护紧要权益的种种史实。南京事件后，日本一面暗中促蒋反共，一面准备武力行动。汉口"四•三惨案"即为日本单独动武，所以日本也是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田中义一组阁后，对华政策渐趋强硬，压迫武汉，支持南京政府镇压革命，斡旋蒋介石与张作霖派代表在东京秘密谈判。但蒋继续北伐，田中内阁批准军部出兵山东，日蒋矛盾加深，关系复杂化。[32] 有学者对1927年秋蒋介石访日情况做了更具体的研究，认为所谓蒋日达成谅解甚至签定密约都是谣传，这是一次失败的访问，标志着南京政府亲日外交路线的破产，中日利益的根本冲突在济南惨案中爆发，取而代之的是联美制日的外交新格局。[33] 对田中新内阁的对华政策如何评价？中国学者的看法一直与入江昭不同。沈予、谢雪桥再度论证田中外交的主要特征是通过东方会议，制定了将东三省从中国肢解出去的"国策"，并把攫取东三省新路权作为实施"满蒙分离政策"的重要步骤。由此积极展开了一系列侵华行动：逼张作霖签约，阻蒋介石北伐，出兵山东、造惨案于济南府，图霸东北、炸坐车于皇姑屯，直至干涉东北易帜，发动九一八事变，都是为了实现这一"国策"。[34] 由于南京事件的实情与定性直接影响到对列强政策的判断，有人在仔细考证中外历史档案和报刊、回忆录等资料后撰文指出：南京涉外抢劫虽有直鲁溃军和流氓乱民等参加，但主要责任者是北伐之二、六、四十军部分违纪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共人士、政工人员和当地工人组织曾尽各种努力制止抢劫，但身居要职的杨杰、贺耀祖等人竟向日本领馆诬告抢劫系中共谋划进行。蒋介石集团出于政治需要编造的谎言，通过日本传达给列强，成为他们合谋反共的口实。这就使南京事件成为时局转变的一个关节点。日美英驻宁海军事先联合制订了武力护侨的应变方案，日舰临变放弃开炮是因其现地官员另有苦衷，不能以此说明日本与英美政策迥异。英美炮轰南京，并非以革命为对象，乃系针对排外抢劫而发，仍属武装保卫在华紧要权益的政策范围。文章对中外生命财产损失数字也做出具体考证。[35]郭曦晓随后也发表文章，对以前关于1927年南京事件的种种误说一一辩驳，得出与上述考证基本相同的结论。[36] 控制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1927年4月查抄苏联使馆所属旧俄兵营后，公布过一批所谓抄到的"苏联阴谋文证"。其中一份所谓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有"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采取任何措施，直至抢掠和杀人"的字句，[37]一直被认为是共产党策动南京抢劫和各地排外事件的佐证。习五一经过细腻的考证，揭露这是由外国公使教唆、张作霖授意、张国忱和白俄记者作伪，美国武官的随员帮助翻译而炮制出笼的一份假文件。[38] 北京政权与列强的关系不仅没有逸脱中国学者的视野，历来备遭责难的北洋外交反而得到某种程度的肯定。习五一撰文详细论列1926年秋顾维钧内阁在民族主义高潮推动下，从委屈婉转的交涉转取强硬立场，中止谈判并宣布中比通商条约失效，从而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道路上又迈出一步。她认为北京外交官们的活动，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愿望，费尽心机，折冲樽俎，努力从列强手中收回失去的民族权益，对此需要给予足够的评价。[39] 王建朗也指出这期间北京政府的修约活动取得了一些进展，新订的中奥、中芬条约均取消了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单方面废止中比、中西条约虽因列强反对未能成功， 但显示了中国的决心。北京政府的外交成绩还包括在关税会议上通过了最终实现中国关税自主的决议，在上海达成了收回会审公廨的暂行章程。[40] 相形之下，历来得到赞扬的南方国民政府"革命外交"开始受到批评。[41]有文章详细考察了围绕汉浔事件展开的武汉政府对英交涉过程后，指出国民党人及其顾问鲍罗廷在宣传上高喊反帝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践中却力求缓和对外关系，通过谈判来修订条约。冲占汉浔英租界是中国民众被"一•三惨案"激怒后的自发行动。被民众运动推着走的武汉政府对英外交显示了革命性与软弱性并存的特点。英国一度将让步底线内定为可以取消旧条约，谈判一个全新的条约。可惜陈友仁不明就里，未继续坚持原来的废约立场，主动退让为"更改"条约。归还汉浔英租界协议之签定，是在民众运动造成的既成事实下，武汉政府与英国相互让步的结果。武汉方面的让步包括进一步压制民众运动，承诺今后一定以和平谈判手段达成外交目标，新的市政局章程由英方起草，保留英国领事裁判权和在原租界的租地权，允许英人监控特别区（原租界区）的市政、财税、立法等。因此，对武汉政府"革命外交"的局限性和两重性应有清醒的认识。[42] 北伐时期的英国对华政策也开始得到进一步讨论。丁宁利用英国外交部机密档案，撰文考察英国放弃汉浔租界的原因。他指出英国因为推行怀柔政策，对汉浔事件缺乏准备，仓促应变，当事官员惊慌中丢失了租界。事后碍于长江枯水季节军舰不便开行，怀柔之心未泯，出于缓和舆论和软化中国资产阶级的双重目的，遂签订交还汉浔租界的协定。但同时调兵保卫上海租界，对华政策转趋强硬。[43] 丁宁另一文认为，北伐之初英国以解决华南排货为中心策略，武力遏制北伐战争，但避免介入中国内战。由于朦胧地看到了国民政府中的分裂趋势，又没有其他军阀值得扶助，10月份开始改变强硬的对华方针，对国民政府采取软化"怀柔政策"，以扭转在华"独受攻击"的窘迫局面。汉浔事件发生后，英政府认为将对上海、香港等地产生连锁反应，动摇自己在远东的整个殖民体系，因此重新回到以武力干涉为主的炮舰政策，派兵开赴上海，以防汉口事件重演。在宁案交涉中，英国持最强硬的态度，一味用铁腕手段对付中国革命。作者认为此举客观上配合了日本对蒋介石的分化拉拢，迫使蒋介石加快了政变步伐。[44] 这时期的有关论著还很多，恕不一一列举。另有论文宣称要探讨大革命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与其传统政策的不同，同列强政策的区别，新取向的特征以及改变传统政策的原因等等。但拜读之下，发现该文实际上是把美国学术界的各家之言转述给中国读者。尽管如此，对我们了解美国同行的成果与观点还是有帮助的，也因此省却了本文介绍美国同行这方面成果的篇幅。[45] 四、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近况 九十年代以来有关这一专题的研究兴趣丝毫未减，不断有新的论著问世。 对南方政府外交和英国对华政策的探讨又有进展。以往中国学者都把省港大罢工的结束，当作南方阵营在北伐革命形势下对英外交取得胜利的范例。有论者深入考察中英交涉的内幕后认为，广州政府在英国自己找不到有效的武力措施的情况下，竟出于对工人武装和英方压力的畏惧，向英方做出软弱让步。同意仅以征收"产销税"来收束罢工排货运动，是对罢工工人和沙基惨案遇难者利益的巨大牺牲，充分显露了国民政府的局限性。富有政治经验的英政府对南方阵营的内情，并不象我国以往一些论著以为的那样无知和懵懂，它对各派的矛盾斗争和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政治态度，大体了解，常谋利用。其政策有时侧重于和谈利诱，有时侧重于武力威慑，总是软硬兼施，从未简单地只用其中一手。[46] 又有文章根据对档案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英国在五卅后已认识到其在华利益不能单靠武力来维护。1926年初大讨论后，采取了软化分化革命和武力维护基本权益的两手政策，不断调整同中国南北各方的关系。由于了解到南方阵营的内部矛盾、蒋介石集团的崛起及其政治面目，英政府成功地运用同广州政府谈判和向罢工组织动武这两种手段，促使广州政府收束了省港罢工，实现了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此后便在"中立"的姿态下伺机软化国民革命。但英国对蒋介石集团没有足够的信任，把交涉与分化的重心放到了北迁武汉的国民政府方面。它派遣新公使去武汉会谈，又宣布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进一步软化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鼓励"温和派"。汉浔事件发生后英国坚持使用两手政策，一面向上海大举增兵，一面继续同国民党人接触谈判。以租界管理权的让步、广泛修改条约等诱饵，诱使国民政府压制民众运动，维护"秩序"，保证今后非经谈判手续不得以任何方式变更租界地位和其他条约权利。南京事件后，英国仍是软硬兼施，但强硬的一手占主导地位，它一面准备武装干涉，一面以"宁案交涉"为契机，诱迫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镇压革命。同英方压迫武汉、宽容蒋介石的对策相反，日本公使提议各国联合向蒋提交以武力相要挟的准最后通牒。英国想制裁武汉政府，而不愿伤害蒋介石，最终同美日法意联名提出宁案通牒，促成四•一二政变。此后，英国继续向武汉施压，而将可能危害蒋利益的措施收敛，直至武汉阵营公然分化。[47] 政府外交难免要有妥协，但得失如何则言人人殊。有论文指出：广州-武汉政府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取消不平等条约，争取各国的承认。主要策略是分化列强，促使美日中立，集中力量反英。而外交底线是尽可能避免引起外国的武装干涉。尽管武汉政府煞费苦心拉拢日本，但日本水兵仍然制造了"四•三惨案"。国民政府在交涉中的退让未能改变日本威压武汉、促蒋分裂的方针。宁汉分裂后武汉外交的战略退却依然不能挽回时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日低姿态是比四面出击更可取的选择。但是日本侵华利益和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毕竟是难以调和的根本矛盾。国民政府因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不能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民众运动中的过激行动也一再干扰政府外交。武汉政府从限制民众走向压制民众，结果未能分化列强，反被列强分化了。[48] 从国际环境和经济动因等方面来解释列强对华政策的异同，是中国学者感兴趣的课题。有人分析了二十年代国际大格局中的三股势力、三个特点和四种矛盾，指出在苏联和列强两方政策的影响之下，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发生分化破裂是二十年代常见的国际现象。详细分析各种经济数据后可以看出：单纯比较列强对华投资贸易的绝对份额、比例与增长速度，只能表明它们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却不能说明中国市场在它们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认真比较列强在华与在全球的经济利益之比重，以及各国在华投资贸易的结构和区域性差异，就会发现：美、英、法等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而日本的海外投资贸易却差不多只在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孤注一掷。这就导致日本对中国革命风暴的承受力十分脆弱，纵能一时观望与分化，终不能长久坐视北伐统一，于是再次走上了武力侵华的老路。[49] 还有文章透过中美南京事件的交涉过程，得出与上述观点相同的结论，同样认为这时期美国的政策是：武力的使用仅限于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用于维持一般的不平等条约权利。[50]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研究新成果，被九十年代出版的一些通史和专史著作所吸收。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即以这些成果为基础，根据翔实的第一手史料，把北伐时期英、美、日等列强同中国南北政治力量间复杂的多边互动关系加以综合和比较，总结了列强对华政策在基本原则上的异同，在各个阶段中的调整变化，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的政策界线，兼及各国政府内部及驻华使领官员之间、各公众团体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种种意见及其对政策的影响等等。[51]台湾吴翎君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专著，探讨了1917-1928年美国对中国南北政局各种发展变化的反应与政策。该书广泛参考了包括大陆学者的成果在内的中外一、二手材料，在北伐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及美蒋关系问题上，得出与大陆争论中的一方基本相近的意见。[52]这时大陆出版的论著普遍接受了"两手政策"、"软硬兼施"、"软化分化"与"武力威慑"等对北伐时期列强对华政策基本特征的概括。[53] 台湾唐启华教授在199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着力研究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他在《英国与北伐时期的南北和议（1926-1968）》一文中，根据英国外交档案，尤其是蓝普森公使的私人文件，探讨了英国在北伐时期试图推动南北政权妥协议和的种种考虑与作为。英国的努力虽未成功，但是提供了一个考察北伐时期中外关系，及内政与外交间密切关联的案例。[54] 九十年代中后期学者们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更为着意，就北伐时期中美关系的转折，美国对华决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特别是对美国外交文档的解读，提出若干新的看法。 罗志田提出济南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国民党在事件之前基本上是重内争而轻外事，外交上先是倒向苏联，继则全力与日本维持稳定的工作关系。事件之后则以消除外患为当务之急，转而寻求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以制衡日本的侵略行动。张作霖控制下的北京政权一般被视为亲日，实际上也是力图向美国倾斜。南北中国政权都在日本威胁加剧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到中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性，美国也从在中国内争中保持中立转为支持现政权。[55] 八十年代关于美国政策的争论受到重新审视。罗志田认为，从当时当事人的认识与关注点去考察，北伐时政治军事方面的主要区分及中外舆论关注的重点是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对立，国民党内的派争和国共斗争并不为许多人所了解，只是在武汉与南昌的对立出现后才渐为人知。北伐时的中国局势以混乱多变为特征，任何外国对华除了大原则之外，不可能有预先制定的政策，只能不断调整原有的政策原则，所以其政策也以多变为特征。美国驻北京使馆与华盛顿的国务院长期存在意见分歧，驻华使领事馆间也经常出现不同意见，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人对国民党派系及国共关系的了解从未达到准确的程度。多数美国人对蒋介石的观感一直不好，驻华官员对在中山舰事件中崛起的蒋认识相当模糊，缺乏定见。1927年3月凯洛格批准驻华第二把手麦耶（Ferdinand Mayer）进驻武汉，是在武汉与南昌对立后做出的决定，这表明美国政府直到此时并无在国民党内争中支持或扶助蒋介石一派的意愿。南京事件至济南事件期间，国务院基本实行了一种相对稳健的一面观望一面准备行动的政策。四一二事变及清党不仅未引起美国政策什么改变，反而促成了美国观望政策的确立。[56] 也许这一课题的吸引力实在很强，不幸的是研究成果又已如此之多，对学术史稍有疏忽或用功不到位，往往就会踏进重复劳动的误区。试举几例： 在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大变局中，成千上万的美国在华侨民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对此已有较充分的研究。虽有中国学者尝试从美国在华侨民的角度，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及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间的差异，但是并未超越已有的前沿。[57]同样，重新考察二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互动关系的论著，也没有跨出美国学者对这个问题原有的解释框架，给我们带来新的认识。还有文章试图综合考察四•一二前后蒋介石与列强的关系，但在视角、方法、史料和观点方面并未推陈出新。对照前人的成果，可以发现该文不过是在重述前人的观点，甚至把前人原本歧义分明的争论要点综和成一些似此似彼，含混不清的论点。[58]这类问题也发生在对南方国民政府外交的研究上。有文章试图从陈友仁外交斗争和英国政策调整两方面再认识汉口英租界收回之原因。虽然作者付出了辛劳，但由于无视前人已经开创的学术前沿，结果既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也没有解决任何已有的争议。[59] 北伐中的反教暴力事件是中国学者研究不多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对这些在反帝群众运动中发生的事件是否可被剥离出来，作为单纯的"反教暴力"加以研究，存在分歧。[60]近年有论述北伐期间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问题的新作，以1927年南京事件为中心内容。作者在报刊资料和国内的教会史料方面有新的开掘，但是由于不了解前人对这个事件做过的研究，把已经被人仔细考辨过的问题，又作为"历史悬案"重新考辨。结果，对原已考辨清楚的问题，要么是没有提出新的不同结论，要么是考辨得还不如前人清楚了。对于前人没有考辨清楚的问题，仍然未能考辨清楚（基本上是属于事过境迁就无法调查得很清楚的问题）。 [61] 五、结 语 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术界对北伐战争与列强政策互动关系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要想走向新的前沿，依个人管见，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1、应该更全面细致地收集和分析各国的有关历史资料、特别是档案文书。目前各家观点上的一些分歧，主要不是在资料占有方面存在差异，而是对同一批资料的分析和解读不同。因此需要精勤地聚比史料，在更全面地研究各方面资料的前提下，结合历史背景来完整准确地理解原始资料的本义。 2、对已有的学术前沿应该下功夫充分的了解，专题学术史的研究无疑应该深化和细化，因为这是走向新前沿的起点，至少可以避免重蹈旧辙和劳而无功。 3、吸收新理论和新方法、采用新视角和新史料。此点对于走向新前沿的意义是毋庸多说的，但可能更值得提倡的是应该在借鉴海外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从"中国视角"出发、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角度。 4、力戒从教条或概念出发，力求言之有据。研究历史，既要能"钻进去"，也就是从当时当事人的认知与关注点去考虑问题，也要能"跳出来"，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更深刻更清醒地回顾、分析和总结前人未能看出的问题。 5、需要更深入考察各国对华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决策过程，探究其来龙去脉。更需要综合性地比较研究各国政策之间的同与异，相互影响和因果关系。研究北伐时的列强对华政策，应放在列强世界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总体历史背景之下，结合其全球战略目标、国际互动关系、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对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的政策、对中国各个政权和政治派别的关系等等因素通盘考量。 6、中国大陆的档案部门已经为开放这一时期的档案做了大量工作，但与台湾和国际同行相比，在开放的程度、给公众使用提供的便利、复制整理方法的现代化等方面，尚有很大差距。人们有理由要求大陆各级档案馆向中外公众进一步开放国民政府和各地政府的历史档案。同时还应注意搜寻重要的私人档案，组织整理和公布租界档案、商会公团档案、其他海关档案等等。 7、我们对海外的大量研究成果尚缺乏了解，海外对大陆的成果也不够理解。需要积极开展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交换不同意见，推进学术批评和反批评。 （作者：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长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注释 -------------------------------------------------------------------------------- [①]已有的相关总结过于简略，还需深入细化才能发挥专题学术史之功效。这方面的开拓见王建朗、郦永庆：《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131-156页。 [②]唐启华：《"北洋外交"研究评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99-113页。 [③]胡平生：《中国现代史书籍论文资料举要（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8月，第1281-1291页，为笔者所见列举本专题论文著作目录最详者。然该书只列目，不评介。 [④]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沈阳：东北书店，1948年，第29页；翊勋：《蒋党真相》，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年，第23页。后人的考证可参见朱镇华：《谁首先资助北伐到南昌的蒋介石》，《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4期，第79-81页。 [⑤]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第30页。其主要资料来源是1927年中共的《向导》等刊物上的消息。 [⑥]刘大年：《美国侵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38-139页。 [⑦]金应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美帝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1期，第187-195页；林平野、陈扬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历史教学》1956年第9期，第12-16、32页。 [⑧]金应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美帝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1期，第187-195页；廖璋：《英日美等帝国主义在我国北伐战争中不同的阴谋》，《历史教学》1957年第6期，第51-53页。 [⑨]刘桂五：《"四•一二"前后美蒋的勾结过程》，《进步日报》1951年4月13日，第5版。 [⑩]邵鼎勋：《中国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的美日勾结》，《历史研究》1958年第8期，第11-30页。 [11]沈自敏：《帝国主义指使下的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上海：《大公报》1952年4月12日。 [12]林平野、陈扬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历史教学》1956年第9期，第15-16页。 [13]刘桂五：《"四•一二"前后美蒋的勾结过程》，《进步日报》1951年4月13日，第5版。 [14]刘大年：《美国侵华史》，第141页。 [15]刘桂五：《"四•一二"前后美蒋的勾结过程》，《进步日报》1951年4月13日，第5版。刘大年：《美国侵华史》，第141页。 [16]邵鼎勋：《中国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的美日勾结》，《历史研究》1958年第8期，第11-30页。 [17]如U. S. Dep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cited as FRUS）, 1926, Vol.Ⅰ, Washington, GPO, 1941; FRUS, 1927, Vol.Ⅱ, Washington, GPO, 1942. [18] 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 American Institution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Macmillan, 1947. pp.418-431. 该书于1968年在纽约再版。 [19] Ernest R. May and James C. Thomson edite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 Survey, Contributions by Burton F. Beers [et al.];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225. [20]参见项立岭：《帝国主义是怎样干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文汇报》1962年3月20日，第3版。为今：《汉浔英租界的收回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历史教学》1965年第4期，第35-38页。张圻福：《四•一二政变与帝国主义》，《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合刊，第13-20页。 [21] L. Ethan Ellis：Frank B Kellogg and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25-1929，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105-156. [22] Russell D. Buhite，Nelson T. Johnso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1925-1941，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9-35. 张贵永先生两年后在台湾出版《詹森与中美关系》，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初版、1973年再版，基本观点与基本史料与巴特相同。 [23] 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Atheneum, New York, 1969, pp.89-159.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 Press, 1965.) [24]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1967, pp. 158-159. [25]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三版，孙瑞芹, 陈泽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257页。Richard Dean Burns & Edward M. Bennett, Diplomats in Crisis: United States-Chinese-Japanese Relations, 1919-1941, Oxford, 1976.p.16. [26]主要有北京图书馆（今为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FRUS; 社科院近史所藏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胶卷）：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 M.329;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10-1929, M.339;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States, 1910-1929, M.341; 英国外交部机要文书（缩微胶卷）：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hina, FO 405；General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hina, FO 371; Consula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hina, FO 228;北京图书馆藏《日本外务省档案》（美国国会图书馆缩微胶卷），PVM26, 27; 上海市图书馆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26-1927年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包括中执委政治会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一些会议的速记录、会议录、议事录、决议录，等等。 [27]牛大勇：《日本帝国主义是"四•一二"政变的直接策动者》，北京：《北大研究生论文集》（文科第二集），1984年6月出版，第77-83页；该文摘要转载于《北京大学》校刊1984年10月19日第四版；沈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帝国主义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第46-58页。 [28]沈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帝国主义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第46-58页。 [29]牛大勇：《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的关系---兼与沈予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第152-165页。 [30]牛大勇：《美国对华政策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上海，1985年11月。收入丁名楠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册，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231-254页。修订稿《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分化政策与美蒋关系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第187-212页。 [31] 沈予：《论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未刊稿），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上海，1985年11月。收入丁名楠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册，第204-230页。修订稿《论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258-282页。 [32]牛大勇：《北伐战争时期日蒋关系的演变》，《江海学刊》（文史哲版）1987年第2期， 第86-91页。 [33]对此问题的讨论可参见郎维成：《1927年蒋介石与田中义一会谈的内容及后果》，《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第51-54页；郭曦晓：《评蒋介石1927年秋访日》，《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86-198页。 [34]沈予、谢雪桥：《"田中外交"的对华政策》，《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111-123页。 [35]牛大勇：《1927年の南京事件に関する考察》，《中国研究月报》（东京），1988年11月号，第21-28页；中文版《对1927年南京事件的再探讨》，《江海学刊》文史哲版，1989年第6期，第145-150页。文摘版《1927年南京事件之迷》，载《团结报》1990年5月12日，第2版；收入杨天石主编《民国掌故》，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5月，第164-167页。 [36] 郭曦晓：《对1927年南京事件几种评论的剖析》，《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200-215页。不同观点可参见刘玉琢、闾小波：《关于1927年"南京事件"的几个问题》，南京：《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66-70页。 [37] 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1927年编印，线装本第1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38]习五一：《苏联"阴谋"文证<致驻华武官训令>辨伪》，《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181-192页。 [39]习五一：《论废止中比不平等条约》，《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82-201页。 [40]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5-19页。 [41]对南方政府"革命外交"予以充分肯定的代表作是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8月。 [42] 牛大勇：《汉浔英租界事件前后武汉国民政府之对英外交》，《创大アじア研究》（东京）第10号，1989年3月，第73-84页；中文版《武汉国民政府外交两重性析论》，《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第109-114页。不同观点参见曾宪林：《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斗争的铁腕外交述论》，《华中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第49-55页。 [43] 丁宁：《英国放弃汉浔租界的历史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5期，第66-73页。 [44]丁宁：《中国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英国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126-155页。 [45]徐洛：《中国大革命时期美国对华政策（1925-1928）》，《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第119-128页。除美国学术论著之外，八十年代日本学者的有关论著可例举滝口太郎：《政治变动期における外交交涉-汉口英租界回收事件をめぐって》，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第66号，1980年11月，第54-71页；横山宏章：《中国国民革命と"革命外交"》，《国际政治》第66号，第36-53页；佐藤元英：《东方会议と初期"田中外交"》，《国际政治》第66号，第72-90页； 滝口太郎：《1927年汉口英租界回收の指导权问题》，《法学政治学研究》（成蹊大学）第4号，1984年3月，第89-107页；《地方军阀の对外态度と英国の炮舰政策-万县炮击事件をめぐって》，《法学政治学研究》，第5号，1986年3月，第47-75页。 [46]牛大勇：《英国的两手政策与省港罢工之收束》，《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第45-53页。 [47]牛大勇：《英国对华政策与国民革命的危机》，《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61-76页。 [48]牛大勇：《武汉国民政府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月，第294-308页。关于四三惨案和交涉不同观点，参见张光宇：《汉口"四•三"惨案始末》，载《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第75-80页。 [49]牛大勇：《国民革命时期影响列强对华政策的若干因素》，《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第117-126页。 [50]郭曦晓：《宁案与中美外交》，《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61-72页。 [51]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中华书局1996年2月版。书稿完成于1989年。 [52]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2月。 [53]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韩国学者的有关论文有裴京汉：《蒋介石与四•一二政变》，东洋史学会编：《东洋史学研究》（汉城），第38辑，1992年1月，第109-150页。 [54] 唐启华：《英国与北伐时期的南北和议》，《兴大历史学报》（台中）第3期，1993年4月，第129-139页。唐先生和其他学者关于这一时期"北洋外交"的重要成果，见前引唐先生的专文，兹不赘述。 [55]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72-89页。 [56]罗志田：《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169-185页。 [57]见《旅华美侨与20年代的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101-127页。 [58]见《四一二前后的蒋介石与列强》，《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96-119页。 [59]见《收回汉口英租界原因之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44-50页。 [60]熊宇良、徐乃杰：《大革命时期陕西各地的"非基"运动》，《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第98-100页。 [61]见《北伐期间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63-7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