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嘉弘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杰出的史学家。唐嘉弘先生，又名唐家弘，唐嘉鸿（部分论著仅署名嘉弘），1927年9月7日出生于四川蓬安县地主家庭，早年在家就读私塾，1940年初至1942年12月就读于南充成达初中，1943年2月至1945年6月就读于成都成公高中，1944年2月至1945年6月就读于成都树德中学，1945年8月入四川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49年8月毕业。1949年9月至1953年9月，分别由徐中舒、胡鉴民先生推荐，于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机构起初名称分别为四川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四川大学研究编译委员会民族学组）作助理员，研究生，从事西南民族，尤其是西藏民族和藏语文法研究，编辑藏汉大字典。1953年9月至1986年10月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1986年10月后任河南大学教授并兼任河南大学先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理事，从1990年起任河南省政协委员、常委，1993年10月被评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1998年7月退休，2000年2月24日病逝于成都。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在先秦史、民族史、科技史、学术史等学科领域，辛勤探索，默默耕耘，为学术界留下了大量精湛的研究成果。先生在学术实践中建立起博涉基础、综贯会通、穷源究委、言必有据、独辟蹊径、务求创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并由此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兼收并蓄、综合研究的治学原则和科学的治学方法与富于个性特征的学术思想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珍视。 一、学术思想渊源与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路径（1945——1957） 1937年，抗战爆发后，众多名家云集四川，迄20世纪40年代，四川大学历史系渐迈入国内史学界的“中心”[1]。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1947年，曾在川大历史系任教的学者有周谦冲、何鲁之、冯汉骥、徐中舒、祝同曾、束世瀓、蒙文通、李思纯、吴天墀、楼公凯、黄文弼、罗志甫、杨人楩（Pian）、胡殿咸、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戴番豫、闻宥（You）、缪钺、孙次舟、邓少琴、谭英华、卢剑波等[2]。另胡鉴民、李季谷、萧一山、吴廷璆、任乃强、杨东莼、周传儒、钱穆、柳诒徵等亦曾在此期间任教[3]。唐嘉弘先生学术奠基的1945年—1949年，正处于不同学术流派，相互交融影响，四川大学历史系发生全新变化的时期。尤其被学术界公认的主流派的新史家徐中舒、冯汉骥入川，加速了四川史学风尚的变化，无论学术观念、研究方法、专业方向和机构设置等，焕然一新。唐先生的学术思想正深深根植于四川大学学术思想巨变的关键时期。 唐先生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自序中也讲到： 早在大学读书时，我和历史系的几个同学向往西南少数民族中的原始公有制社会。大约从1946年开始，我们就经常在一道讨论和研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虽然这是基于青年时代的稚气所致，但却由此导向我研究民族史的兴趣。建国后，我先后在四川大学西南民族研究组和文科研究所治民族史和先秦史。我国的不少古代民族通过自己的具体途径，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过渡；先秦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和这一过渡密切相关。各个民族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及其绚丽多彩的演进行程，均有许多贴切生动的材料，可以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很自然的，先秦史和民族史二者结合起来了。[4] 河南大学档案馆提供的唐先生早年的档案资料中提到，1948年至1949年4月20日止，唐先生曾在成都《西方日报》主办的“中国边疆”副刊写有短篇论文十余篇，都是介绍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或专题研究，“没有政治性，是学术性的”。1950年底到1951年在成都《工商导报》做“西南边疆”副刊编辑，写有短篇论文十余篇，都是介绍西南少数民族历史及社会情况的，“现在看来，还不够大众化”。河南大学档案馆所藏唐先生档案中这一资料，在邓少琴先生1982年7月为董其祥先生《巴史新考》一书所作的序中有所反映： 成都解放初期，有“四川大学中国边疆研究学会”之成立。君与其友唐家弘君常以有关著作发表于《西方日报》、《工商导报》特辟之《中国边疆》专刊内。昔时川大师友，均有所论述发表，而以君与唐君中肯文章为最多，为当时读者所称许。唐君自定研探范围，就宋、元历史记录，并参酌藏籍，制成《西藏历史年表》；而君则以秦汉迄于明清有关地志所载山川城镇，分为若干细目，按其地位所在，及其名称沿革先后次序，贯穿成线，约计千百余条，……继而唐君留川大担任教课，而君则调来重庆，历任西南博物院、重庆市博物馆保管部、历史部主任。[5] 唐先生对民族史、西南地方史的浓厚兴趣的产生，很明显是受到了徐中舒、冯汉骥、胡鉴民、任乃强等多位名师大家的影响[6]。其中，徐中舒先生对唐先生学术影响最大。唐先生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自序中说： 我的老师徐中舒教授经常指出：先秦史距离现代是遥远的，要清楚理解先秦史上的问题，民族志和民族学上的材料不能忽视，应当把它摆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徐老还强调了考古学对先秦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要认识已灭亡的动物的身体组织，必须研究遗骨的构造。”古代民族社会史料，正是研究先秦史可供借鉴的“遗骨”；而我国现存的少数民族及其社会历史，正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研究先秦史的“活化石”或一面镜子。[7] 唐先生对民族史和西南地方史的浓厚兴趣，也直接影响到其建国后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路径和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如在此后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中国民族史和先秦史始终是唐先生最重要的研究领域，而对藏学的探索和研究，则一直持续到先生去世前夕。 据不完全统计，1957年前，唐先生先后发表以下一组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 1．《论商鞅》，《光明日报》1954年6月10日第三版（署名：唐嘉鸿）。 2．《关于西夏拓拔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5年第2期（署名：唐嘉弘），收录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 3．《试论明清封建皇朝的土司制及改土归流》，《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2期（署名：嘉弘）。 在此期间，唐先生还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至第10期陆续发表了一组利用档案资料写成的考证类的学术短篇、札记： 4．《四川的义和团》，《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署名：嘉弘）。 5．《自立会唐才常等与会党的关系》，《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署名：嘉弘）。 6．《刘汉忠与刘仪顺的隐语书函》，《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署名：嘉弘）。 7．《关于刘仪顺的史料》，《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署名：唐嘉弘）。 唐先生的学术奠基与新史学路径的建立时期，正值新政权的建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王学典先生曾经对该时期传统学人的窘况作过描述： 他们中间不少人，很想积极适应这个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社会，但又处处感到格格不入；想和过去诀别，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但又积重难返，步履维艰；想努力学习新东西，接受新事物，但又总是陷入东施效颦的可笑境地。[8] 如1955年，徐中舒先生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一文，文章第六部分专列《胡适〈井田辨〉的批判》一节，批判“贩卖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胡适”否定井田制这样严重的错误，“都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观点在作祟”。在此期间，徐先生还分别于《四川日报》1月11日第三版，《人民川大》4月2日（第153期）先后发表《我对胡适资产阶级观点对历史学界毒害的一点认识》、《论胡适对老子年代考证方法的错误》两篇文章。其中前篇结尾说：“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坚决肃清资产阶级的历史虚无主义；至于历史考据和史料搜集，只是研究工作的准备，……这个工作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才能作出一定的效果来”。在我们今天看来，徐先生诸多对“贩卖资产阶级唯心论”胡适诸多学术观点上纲上线的批判，显然是特殊政治背景下的违心之论。 这一现象在唐先生早期新史学路径建立过程中也屡有反映。如河南大学档案馆提供的唐先生该阶段的档案中，记录有先生未发表的《西藏宗教发展概论》一书，先生在《现在你对这著作的意见栏》中写到：“对于马列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性方面，掌握得不够”。在《经过各种学习运动（如三反运动等）以后对自己的认识》中有“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在研究学术上，我陷入了‘纯学术’、‘超政治’的错误里，把学术看成是无阶级性的”的所谓“思想认识”。1954年2月，四川大学有计划地开展“唯物主义学习和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9]，《人民川大》153期专门报道中文、历史两系教师拟出专题研究，批判胡适和胡风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历史系批判胡适思想的专题研究共有十二个，批判胡风的一个。其中提到：“李祖桓、唐家弘、唐光沛、李必忠等先生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判”[10]。由此可见，和绝大多数新中国培养的学术思想根植于近代新史学的第一代史学家类似，唐先生是在极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通过急风暴雨式的思想改造运动，不自觉地完成了从中国近代新史学向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道路的转变。 这一转变在唐先生早期的学术研究中，反映颇为深刻明显。如唐先生于《光明日报》1954年6月10日第三版发表的《论商鞅》一文，已经开始尝试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对商鞅变法的背景进行系统考察，并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作为杰出人物商鞅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当评价。唐先生分析商鞅所处时代社会剧烈变动的性质：“封建领主制度急剧的趋于崩溃，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在上升”，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两个方面分析“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对社会各方面的要求的”法家思想产生的背景，并指出，法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支配商鞅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实践，“是由于他能认清了时代的趋势和春秋战国之交社会经济及其上层建筑发展的方向”。唐先生对商鞅的评价，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民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时，一点也不否认杰出人物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的作用”这一原则，充分肯定商鞅“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同时又结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出，商鞅“依旧逃不了阶级局限性及历史发展阶段的制约”，“他的观念和思想，还是深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又如，唐先生在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的《试论明清封建皇朝的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一文唐先生特别强调，“本文中提到的‘少数民族’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已经有近代‘民族’的出现，不过是沿用现代论述这一问题的一般提法”。先生在文中反复引用马克思《资本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等马克思主义作家经典文献。唐先生在该文《后记》中说：“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处理我国历史上有关少数民族的重大问题——土司制及改土归流，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我们今天看来，无论先生关于明清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的观点能否被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所认可，但该文是先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重大问题的开始，则是无可置疑的。 1956年11月9日，唐先生参加四川大学历史系组织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会。唐先生根据西周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的生产技术和单位面积的产量，以及西周、春秋战国和欧洲的同一时期比较，认为西周社会生产力水平，是较高的，并不如胡鉴民教授所说的那样原始。他不赞成把生产工具和具有一定生产技术的生产者割裂开来，孤立的考虑生产工具是否铁制的观点。但对西周社会生产力水平，已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表示怀疑。他认为与西周生产力性质相适合的是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当时的所有制，既不如徐中舒教授所说的是封建主的所有制，也不如胡鉴民教授所说的是国家土地所有制；主要的是农村公社的所有制，加上家长制公社和不彻底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就是西周社会所有制的基本面貌。唐先生认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农村公社的特点，结合中国古代史料，可以肯定，农村公社是广泛存在的。家长制公社所有制，基本上存在于周族内部，并作为周族征服者在政治设施上及宗法上的经济基础。唐先生不同意胡鉴民教授所提出的奴隶集体劳动从事农业生产的观点，认为基于西周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以农村公社为主的奴隶制关系，从而当时的主要劳动形式，不是集体的，而是分散的个体家庭的经营，这便是先秦文献中所经常提到的“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的根据[11]。1957年2月，四川大学历史系第二次科学讨论会上，提出了十三篇报告资料，其中包括《论周代的农村公社和家长制就家庭公社——对“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中的基本问题的商榷》[12]。根据所论可知，《论周代的农村公社和家长制就家庭公社——对“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中的基本问题的商榷》显然为唐先生提交的报告。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指导下，29岁的唐先生已经结合中国古代史料，对于学术界争讼不止的西周时期的社会形态和古史分期问题，提出了自成一系的独到见解，并初步建立起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古史分期论点体系。 综上可见，在新的政治和学术背景下，唐先生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在继承近代新学术的基础上，自觉接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理论和方法，很快地完成了从中国近代新学术向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路径的转变。从《论商鞅》到《论周代的农村公社和家长制就家庭公社——对“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中的基本问题的商榷》的一组系列学术大作的问世，唐先生已作为一个具备马克思主义史学修养的高水平的专家在国内历史学界和民族学界渐露头角。然而正值先生学术生命力极其旺盛之际，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全面展开了。唐先生后来说：“本文（按：《论周代的农村公社和家长制就家庭公社——对“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中的基本问题的商榷》）完稿于1957年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虽已排样也未能发表”[13]。唐先生所说的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其20世纪80年代的档案中仅仅一语略过：“1958年5月错划为中右，三中全会后改正”。由于错划为右派，唐先生这篇自成一系的学术力作，一直被束之高阁，湮没不彰，直到1988年6月，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先秦史新探》一书，唐先生才将这篇凝聚着其才智与心血的力作，“只作少许修订”[14]，易名为《周代的家长制公社和农村公社——兼论中国封建地主制的形成》[15]，收入书中。然而时光已经过去了31秋，唐先生在学术界的“知名度”也因该文的学术“影响力”和“关注度”大打折扣受到一定的影响。 二、改革开放之学术积累与厚积薄发（1978——1986） 自1957年至1978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达21年，唐先生失去了发表文章的机会。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自序中，唐先生回忆说： 从1946年以后的十年期间，我所收集的和整理的关于中国民族史的资料和文稿，因忙于先秦史的教学工作，一直束之高阁；后来又经历了众所周知的恶风“浩劫”，……十年动乱，……我和这些材料同样经历了“三灾八难”。[16] 此后，自1962年起师从著名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读先秦史研究生的谭继和教授回忆说： 川大历史系是当时的王牌系，像徐中舒、蒙文通、缪鈛、冯汉骥、赵卫邦、胡鉴民、谭英华以及唐家弘、伍世谦、王亚平、周九香等一批名师给我们上课。在北京又有幸接触范文澜、黎澍、蔡美彪等先生。我觉得我一生最幸运的是幸遇明师，而最大的收获是师德、师风和师学的影响。[17]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迄80年代初，谭先生心目中的唐家弘这位名师，绝大部分时间基本用在教学上。唐先生在《先秦史新探》后记中说：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我给历史专业本科生讲授中国古代史先秦部分，近年来又给本科高年级学生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先秦史研究生讲授专题。[18] 时隔21年的1978年，唐先生在历经劫难后重新开始发表文章。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1986年，唐先生先后发表以下一组论文： 8．《索桥和牂柯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4期。 9．《试论四川西南地区石墓的族属》，《考古》1979年第5期。 10．《夜郎史迹初探》，《贵州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与徐中舒教授联名），收录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夜郎史探》，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又收入熊宗仁主编《夜郎研究选粹——学人见证》，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 11．《凉山彝族社会刍论——几个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80年第1期。 12．《凉山土司族属考——兼论土司制下的生产关系》，《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五辑，1980年。 13．《“昆明”和“靡莫”》，《贵州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14．《铜鼓和苗族》，《贵州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15．《“火长”考辨》，《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4期。 16．《錞于与铜鼓》，《贵州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与徐中舒教授联名），收录中国铜鼓学会编：《古代铜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17．《“都掌蛮”和“土僚”——四川珙县悬棺族属辨》，《文物》1980年第11期。 18．《川甘边区白马人属古氐族说》（与徐中舒教授联名），《白马藏人族属讨论集》，四川民族研究所1980年编印，收录《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9．《论西夏拓拔氏、甲绒、吐蕃和羌人的族源关系》，宁夏银川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1981年8月，收录唐先生《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0．《巴史三题》，《思想战线》1981年第2期。 21．《关于夜郎的几个问题》，《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22．《释“祝融八姓”》，《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按：中国知网标题《越与三苗并不同源》，误）。 23．《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综述》，《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 24．《古代楚蜀的关系》，《文物》1981年第6期（与徐中舒教授联名）。 25．《先秦史》，《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年》，人民出版社，1981年。 26．《春秋时代的戎狄夷蛮》，四川民族研究所编《民族论丛》第二辑《先秦民族史专辑》，1982年，收录《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及《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7．《论殷周的外服制——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的问题》（与徐中舒教授联名），《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5月。 28．《悬棺、都掌蛮与铜鼓》，《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29．《楚与三苗并不同源》，《江汉论坛》1982年第11期。 30．《宋代斗夷源于楚国令尹子文说》（与徐中舒教授联名），《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杜，1983年6月。 31．《“畲田制”及其社会形态初探》，《民族学研究》第五辑，民族出版社，1983年。 32．《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徐中舒教授联名），《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先秦史专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 33．《越国源流初探》，《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先秦史专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 34．《一个宋代墓志铭的研究——关于角厮罗的历史》，《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35．《古籍防蠹初考》，《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 36．《井渠法和古井技术》，《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37．《“巴国”是一个奴隶王国吗？》，《四川文物》1984年第1期，收录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8月。 38．《“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印考释》，《人文杂志》1984年第1期。 39．《“莫敖”和“令尹”——楚官探源之一》，《教学与科研》1984年第1期。 40．《唐代吐蕃赞普的族属新探》，《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41．《略论孔子的政治思想》，《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3期。 42．《释“莫敖”》，《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 43．《论畜牧和渔猎在西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西周史研究》，1984年。 44．《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与徐中舒教授联名），《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 45．《古代社会分工理论及其相关问题(上)》，《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 46．《古代社会分工理论及其相关问题(下)》，《史学月刊》1985年第4期。 47．《略论夏商周帝王的称号及国家政体》，《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48．《试谈周王和楚君的关系——读周原甲骨“楚子来告”札记》，《文物》1985年第7期。 49．《论青川墓群文化及其木牍田制》，《南方民族研究集刊》1985年创刊号。 50．《<山海经>和“黄帝”》（与徐中舒教授联名），《〈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月。 51．《简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尞祭及其源流》，《齐鲁学刊》1986年第4期。 52．《僰人悬棺质疑》，《民族与现代化》1986年第3期，收录《民族论丛》第一辑《悬棺葬研究专辑》第1辑，1981年。 53．《尹达同志和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先秦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2期。 54．《为什么说黄河流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文史知识》1986年第6期。 综上可见，自1978年至1986年，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唐先生的中国民族史与先秦史研究呈现出厚积薄发之势。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唐先生共发表各类学术论文47篇。1980年7月11日，徐中舒教授称唐先生“在有关民族史和先秦史方面，皆有显著的成绩”，并对唐先生代表性论著作如是鉴定意见：“他对先秦典籍涉猎较广，尤其是他对四川边疆上康藏彝苗各族的历史和现状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因此，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理解得比较深入。”总体而论，该阶段唐先生的研究，仍偏重于中国民族史，其所作先秦史研究也高度重视文献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等的有关理论和资料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此期间，唐先生继续沿着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路径，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自觉借鉴并科学实践鉴徐中舒等史学大师建立的古史多重证法，形成颇为独到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 三、学术研究的拓展深化与学术思想的继续完善（1987-1998） 1986年10月，唐先生离开其学习、工作长达41年的四川大学，到河南大学先秦文化研究中心工作。 （一）1987年8月，唐先生《中国古代民族研究》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先生三十余年研究中国民族史的论文28篇约40万字。其中以下两篇写作背景和发表情况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为1987年旧作，兹暂将其附于1987年，有关问题留待以后继续考证。 55．《论吐谷浑的源流及其社会形态》，《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56．《论“百越”的源流及其葬制》，《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二）1987年10月，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处编，唐嘉弘先生主编的《先秦史研究》一书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唐先生论文3篇，其中《春秋时代的戎狄夷蛮》一文，为1982年旧作，前已列举。其余两篇分别为： 57．《略论春秋时代的变法改制及霸业》（与徐中舒教授联名），《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 58．《越国和“越人”的社会经济形态》，《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署名：汤毅），后收录《先秦史新探》一书，文章易名：《关于越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 该年度，先生在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还有： 59．《夏代经济形态新探——兼论古史分期问题的奴隶制》，《北京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60．《西周“高禖”源流考——兼论巫术文化的历史地位》，《人文杂志》1987年第6期. 61．《〈楚史稿〉序言》，《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 62．《华夏族——汉族先民的形成》（上），《文史知识》1987年第6期。 63．《华夏族——汉族先民的形成》（下），《文史知识》1987年第7期。 64．《简论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徐中舒教授联名），《教育研究》1987年第7期。 （三）1988年6月，唐先生《先秦史新探》一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先生旧作25篇，涉及先秦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其中《论黄河文明》一文系1987年9月唐先生向河南大学举办的黄河文明学术研讨会提交的会议论文，该文尚未来得及发表即被收入《先秦史新探》一书。一并收入的还有那篇因众所周知的原因，1957年虽已排样也未能发表的旧作。 65．《论黄河文明》，《先秦史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 66．《周代的家长制公社和农村公社——兼论中国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先秦史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 67．《略论殷商的“作邑”及其源流》，《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 68．《论赵文化及其历史地位》，《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 69．《吐蕃族源及相关问题》，《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 70．《〈左传〉的编次、传授系统及其与〈国语〉的关系》，《河北师院学报》1988年第3期。 1989年至1998年唐先生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四）主编：《先秦史论集——徐中舒教授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4月。 （五）辑校（与冯国定合作）：《养生妙方：食疗本草·本草拾遗》，巴蜀书社，1993年6月。 （六）主编：《先秦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 （七）主编：《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大辞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 其中，《先秦简史》为周一良主编大学历史丛书之一种，1989年8月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说明》中说：“丛书选题力求适应高校教材的要求，其中有一部分已列入国家教委教材选编规划。……丛书各选题的作者均经过慎重选择，力求组织一支坚实精干的编写力量。在统一的编写要求下，稿件经过严格审理，列入国家教委计划的稿件并经国家教委有关部门审批，力求反映我国史学研究水平，适应高校教学和学科建设的需要，从学术水平上保持教材的生命力。” 《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大辞典》时贯上下4000年，面涉纵横全中国，历代各王朝的典制及有关风俗习惯均在收编之列，辞条上万，共分为十九大类：职官、科举、选举、礼制、封建、宗法、教育、法律、兵制、周边民族、田制、货币、财政经济、宗教、乐舞、美术、中医、文书、档案、版本、新闻、天文、宫室、体育。不仅大量收辑文献有关资料，而且收入地下考古资料，博采众说，综合撰著，既明体达用，又循名求实，有图有文，叙述简练，一编在手，可概观中国古代典章文化之全貌。专家称该书“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博览中华文明的最新奉献。”[19] 在此期间，唐先生发表的主要论文有： 71．《东夷及其历史地位——〈东夷古国史论〉序言》，《史学月刊》1989年第4期。 72．《先秦史概论》，《先秦史论集——徐中舒教授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4月。 73．《关于晋赵文化的共相和特殊相——兼论中国骑马文化的源流》，《赵国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 74．《再论西夏拓拔氏的族属问题》，白滨、史金波、卢勋、高文德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6月。 75．《东周时期山西民族融合鸟瞰》（与徐难于联名），《文史知识》1989年第12 期。 76．《论楚王的继承制度——兼论先秦君位传袭的演变》，《中州学刊》1990年第1期。 77．《黄河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导论》，《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 78．《源远流长的吴文化》，《文史知识》1990年第11期。 79．《邢台历史文化地位刍议》，杨文山、翁振军主编：《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 80．《炎帝传说考述——兼论姜炎文化的源流》，《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收录郑杰祥主编，廖东进、刘丽副主编：《炎黄汇典·论文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2月。 81．《张怡荪教授生平简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蓬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蓬安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91年8月。 82．《〈中国古代的平民哲学〉序言——对老子〈道德经〉的新探索》，《人文杂志》1992年第1期。 83．《西周燕国墓“折兵”之解》，《中国文物报》1992年5月17日。 84．《古代的悬棺葬》，《文史知识》编辑部：《古代礼制风俗漫谈》（四），中华书局，1992年7月。 85．《关于诸葛亮的几个问题》，《诸葛亮躬耕地新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 86．《试论日本国家的形成》（与申明联名），云南大学历史系编：《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 87．《论洛阳“为天下之中”》，洛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 88．《殷商西周青铜弓形器新解》，《西周史论文集》（上），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89．《叶调国研究》序，程爱勤：《叶调国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4月。 90．《江西青铜文化三题》，《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91．《关于江西大洋洲商周遗存性质的问题》，《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 92．《民族传统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层次反思》，《史学月刊》1995年第1期。 93．《老子三题》，中国鹿邑老子研究会编：《老子故里话老子》第3集，1995年3月。 94．《嵇文甫学术思想刍议》，《史学月刊》1995年第6期，又刊于《河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95．《〈周易〉研究中的倾向性问题》，吕绍纲编：《金景芳教授九五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 96．《知识分子的楷模》，《马曜先生从事创作活动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 97．《大禹和会稽》，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 98．《海上丝绸之路疏证》，《南方文物》1997年第2期，又刊于北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海文史》第9辑，1996年4月。《北海文史》第18辑《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2004年8月重载。 99．《论大禹的有关问题》，《菏泽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100．《评戈路波的铜鼓研究——兼议山东青铜文化的几个问题》，北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海文史》第10辑，1997年。 101．《论唐元时期的吐蕃政制》，《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此前以《唐元时期吐蕃政制述论》为题名，收录《1997年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集》，1997年8月。 102．《从徐中舒的治学刊史语所的学风》，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长达印刷有限公司，1998年。 103．《论西夏人的宗教信仰》，李范文主编，罗矛昆、张迎胜副主编：《首届西夏学国际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104．《诸葛亮家世考略》，《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105．《河南大学先秦中心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唐嘉弘教授致郭成智的信》，郭成智编著：《墨子鲁阳人考论》，黄山书社，1999年7月。 据不完全统计，自1987年至唐先生去世前夕，目前能检索到的唐先生的文章共51篇。1998年，唐先生身患癌症，生前以笔名发表的部分文稿，尚需要一一考证，先生去世后留下的部分遗稿及书信、批注、评语等大量珍贵的资料，先生后人没有从事史学研究者，由于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中国先秦史学会和河南大学未加以珍视并进行抢救性发掘整理，给中国学术界留下长长的遗憾。《唐嘉弘文集》的整理出版只能留待唐门弟子继续作长期的辛勤工作。 [1]王东杰：《学术“中心”与“边缘”互动中的典范融合：四川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2]参见《国立四川大学教职员录》（1940年）；《本年度教授阵容一般》，《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17卷第6期，1945年10月1日；《本年度教授阵容一般》，《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19卷第1期，1946年10月14日；《本年度教授阵容一般》，《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20卷第1期，1947年10月15日； [3]贾大泉、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卷七《民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页。 [4]唐嘉弘：《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1—2页。 [5]董其祥：《巴史新考》邓少琴《序》，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6]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人类学、民族学日益受到重视。1938年夏，冯汉骥为进行“西南人种学及体质人类学调查”，只身前往松潘、里番、茂县、汶川等地考察羌族资料。胡鉴民也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进行了羌族、苗族的调查工作。自1929年起，任乃强三次考察西康地区，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先后完成了《西康诡异录》、《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吐蕃丛考》等著作。1946年任乃强在川大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康藏研究社，出版了《康藏研究月刊》，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极大声誉。抗战时期，巴蜀史的研究一时蔚为风潮。随着徐中舒、蒙文通、缪钺等学者先后加入巴蜀史研究，巴蜀文化与西南地方史研究得到空前发展。参见：贾大泉、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卷七《民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6—557页。 [7]唐嘉弘：《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2页。 [8]王学典：《痛苦的人格分裂——五十年代初期的史界传统学人》，《读书》1955年第5期。 [9]《校党委订出计划并作了布置，全校进一步开展唯物主义的宣传》，《人民川大》1954年4月2日，第153期。 [10]《中文、历史两系教师拟出专题研究，批判胡适和胡风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人民川大》1955年4月2日（153期）第一版。 [11]嘉弘：《四川大学历史系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12]嘉弘：《四川大学第二次科学讨论会历史系分会概况》，《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 [13]唐嘉弘：《先秦史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0页。 [14]唐嘉弘：《先秦史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0页。 [15]唐嘉弘：《先秦史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270页。 [16]唐嘉弘：《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2页。 [17]《达人谭继和：七旬开微博粉丝上万》，（成都）《华西都市报》2013年7月21日。 [18]唐嘉弘：《先秦史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后记》第437页。 [19]于希谦：《〈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大辞典〉即将出版》，《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作者简介：周书灿，1967年11月生，河南省新密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第三批东吴学者，博士生导师，从事先秦史、历史地理学和中国学术史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