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适 有一次胡适之的朋友们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地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之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郑、傅所长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傅斯年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有人来访时，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接待人员总是先问：“你找傅所长还是郑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来访的客人总是被问得一头雾水。  梁启超 1914年11月初，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说，引用了《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大家，希望清华学子能够“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大家深受鼓舞，从此清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  陈寅恪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校长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姜亮夫 姜亮夫回忆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时有这样一段记述：“在清华这个环境中，你要讲不正经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同学与同学，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个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蔡元培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梁漱溟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当即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陶孟和 北大最初不招收女学生，五四时期，许多女学生要求入学北大，蔡元培公开表示支持，但不久蔡元培暂离北大。1920年，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和教育部的批评，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当局，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准”。 但是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经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凭这一点，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注册为北大正式学生。但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基督教徒合办的广州岭南大学早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男女并校了。  辜鸿铭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蒋梦麟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钱穆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 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施德楼为贝公楼（James White Bashford（1849-1919），中文名字曾被先后翻译成贝施德或贝施福，此楼名为施德或贝公皆是为纪念此人，但是否为钱穆所改，尚难证实，且备一说），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束星北 20世纪50年代初，留英回来的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的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蒋百里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道：“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来，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真的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林语堂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闻一多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沈从文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傅斯年 傅斯年之于台湾大学，一如当年蔡元培之于北大。他的甘棠遗爱几十年不衰，如刘绍铭在小说《二残游记》中说：“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季羡林 北大新生入学。有名新生拎着很大的包裹来报名，看见路边一个老头，就把他叫过来，说：“老头，给我看下包，我去报名。”老头等了一个小时，一直不动给他看包。后来新生在开学典礼上看到，讲堂上给大家作演讲的正是那个老头，他就是季羡林。  黄侃 黄侃是饕餮之徒，好暴饮，喜赌博，性情暴躁。他在北大上课时，常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藏着一个绝大的秘密，想知道么?……对不起，就凭北大这点薪水不值得讲，要听，饭馆请!”他对自己的学问十分自负，与人讨论“小学”时，若有观点不合者，大怒之下常持刀杖相向。然而他却有“三怕”，即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甚至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  梁实秋 梁实秋听梁启超演讲，见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 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于是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梅没有表态。  张伯苓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校长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梅贻琦 梅贻琦从1931年到1948年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竺可桢 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一次联欢会上，有人请他“训话”，他说：“训字从言从川，是信口开河也。我不训话。”  李宗吾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认真考试，学生恨之。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谢国桢 谢国桢是梁启超学生，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别人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