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罗荣渠（1927年8月—1996年4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82年—1996年年在北大中关园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14年，也是他生命中最精彩的14年。 每当站在那棵十几年前栽种的柏树下，看着父亲简陋的墓碑，我们的心底就涌上浓浓的哀思：爸爸，我的好爸爸，我们来看您来了，您知道吗？每次来到这里，我们都不愿意离开，想坐在您的身边多陪您一会儿，想和您说说我们的事情，像从前一样。 1996年4月3日的晚上永远清晰地印在罗曙的心底：晚饭后，您照例回到书桌前，罗曙走过来坐在沙发上和您聊天。您说准备明年70岁生日时把我们的姑姑和叔叔们全请到北京来欢聚，我们还讨论了一下亲戚们到京以后，食宿的安排。那天晚上父女聊得非常高兴。后来罗曙回到房间休息了，您书房里的灯光依然亮到深夜，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就是您和罗曙最后的谈话了。多少年过去了，罗曙还是无法解脱您突然离去的痛苦，您亲切的面容，熟悉的语音，总是在她脑海里闪现。几乎就在父亲倒下去的同一时刻，远在大洋彼岸的罗晓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强大的心灵感应，无法抑制的莫名悲哀涌上心头，二十四小时之后她接到了噩耗，怎么也无法接受四年前的北京一别竟成为与父亲的永别! 历经坎坷 初衷不改 父亲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毕业于上海美专，他在诗、书、画、金石篆刻、撰写文章等方面都有着极高造诣,后来因受同乡吴玉章先生的影响，加入国民党，转入仕途。 父亲在成都树德中学上高中的时候，就与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们结成四为学社。从那时起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就成为四为学社的社铭，也成为了父亲一生的座右铭。当年的同学们除了少数人身遭不幸，后来都各有所成。父亲是他们中间最出色的一个。而他的学者风范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就，是从六十年前的西南联大开始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1945年，父亲以同等学历考入西南联大，他赴昆明入学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整个国家仍处在战后的满目疮痍之中，国共之间的内战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其后的4年里，校园从昆明迁回到北平，但是这种动乱和不安定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49年父亲从北大毕业。就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下，父亲与他的同学们从未放弃过“五四”以来的北大精神，他们为争取学习的权利、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为了和平与进步，持续不断地参与、奋斗和付出。他们既没有被“圣贤书”所束缚而不闻“窗外事”，也没有在参与社会活动的同时忘记学生以学为主的本职。他们真的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一代。 父亲一直不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他从不只是为了考个好成绩而读书。他很懂得利用选课的机会扬长避短，有取有舍。有时候，他也逃课，为的是把时间用来读自己想读的书。每个学期开始时，他都会给自己制定读书计划，并请教授指点。父亲的兴趣非常广泛，古今中外、文史哲、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外文、美术、音乐、考古、摄影，只要有兴趣，就去涉猎。他从不盲目地接收或相信一种理论，也不迷信权威，相反，他常常是在博览众家的学说之后，再进行比较和分析，找出各家学说之短长，并着手去做一些考证的工作。他在探讨理论的真伪时，一向执着，从不妥协。即使争论的对方是名教授，是权威，他也不示弱，据理力争。他在1947年的日记里写道：“从今以后不写无病呻吟，抄袭剽窃，摇旗呐喊的世界上无此不少的文章”！这种治学态度使父亲日后成为一名具有独立人格的学者，也使父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56年底，父亲从中苏友协回到北大任教，被分派讲授“世界现代史”课，对于一个头顶着出身不好的沉重帽子的青年教员，在那个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年代，他一直是战战兢兢地备课，讲课，他知道：“对于研究历史来说，距离现实越近的事越难全面透彻地看清其本来面目。这是因为当事者碍于本身的厉害关系，往往有意掩盖事实的真相，使研究者很难获得真实的原始资料。特别是世界现代史紧密联系着现代政治，政策性很强，而自己身在党外，能接触的资料有限，耳目闭塞，信息不灵通，不仅很难把这门课上好，还容易出差错。但又不能不上课，骑虎难下，只好知难而进，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尽力为之”。可他还是没能躲过一次次地被批判的命运；在1959年的一次反“右倾”教学检查中，他所教的课是历史系检查的重点，他的尊重史实的讲授被说成是客观主义，突破教条主义框框采用新资料被说成是宣扬修正主义，还说他把帝国主义纸老虎讲成了活老虎，把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说成是政治立场问题。他又一次被迫检讨：“因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虽在以前的历次运动中，因父亲的问题及本身的历史问题，虽在政治上早已‘缴械投降’，但仍想从学术上找出路。这次教学检查对自己的批判又宣告了自己在学术上的‘破产’，只好在学术上也‘缴械投降了’”。 父亲只想认认真真地教书，认认真真地研究历史，只要政治空气稍微有些宽松，他就不顾一切地钻进书堆里。1961年，他在资料极其匮乏、没有任何现成的中文教材的的条件下，首次为国内高校开设“拉丁美洲史”课程，那年他34岁。第二年，他写出了《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的文章，与资深教授在学术上展开了一场引人瞩目的“美洲发现论战”，时至今日，这场争论还在延续。不久，崭露头角的父亲就成为国内拉美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父亲雄心勃勃地投入了拉美史研究，订出一整套的学术研究计划，但是，这喘息的空档并不大，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社教”运动使校园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他的心又提了起来，不知道自己是否又犯了“追求个人名利”、“只专不红”的错误，他把写论文的范围缩小到“美帝国主义”，不敢涉及其他当代国际问题，收敛起挥斥方遒的锐气，他不得不停了下来。 1964年在社教运动中父亲被派到农村去编写“村史”，但他仍然被要求继续写检讨。按照当时进驻北大的中宣部工作组的逻辑：北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攻很猖狂，特别表现在教学科研领域之中。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逐步使父亲从专心致志于学术上开拓创新的美梦中醒过来了，在检讨书里，他给自己上纲为：“走了一条和党所指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资本阶级个人主义的道路，在每个重大的政治风浪中，都经不住真正的考验”。他说：“一定听党的话，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可是他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让党放心，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紧紧困扰着他，他极其痛苦，在笔记中写道：“科学的良心，对自己所持真理之正确性的责任感和现实间的尖锐矛盾在内心引起很大的交战。我开始怀疑自己。” 接踵而来的是1965年的“四清”运动，时间持续了一年之久，父亲在这段时间里反复思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辩证的处理好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历史研究才能在不断解决主客观矛盾的运动中推向前进。”他终于明白，“历史作为历史工作者研究的对象来说，最高准则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曾以司马迁研究历史的信条“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奉为自己的学术信条，他本想埋头做学问，成就一番“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千秋万世不朽之业。但无数次的批判，没完没了的检查使父亲认识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以为只要自己积极主动地参加运动，就有脱胎换骨的机会，他拼命努力地端正态度和立场，却因为还是跟不上形势而沮丧。很快他就被揪了出来，一轮又一轮无限上纲的大字报和轮番轰炸式的批判会把他这个“隐藏”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打翻在地，关进“牛棚”。被轮番批斗的父亲因为检查 “不深刻”老过不了关。他悄悄地在小本子里写道： 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 看不完的大字报，开不完的批判会。 写不完的检查，请不完的罪。 弯不完的腰，挨不完的批。 出身不由己，难逃“黑五类”。 界限划清说不清，立场站对也不对。 交代历史愈详愈挨整，暴露思想愈真愈后悔。 专心治学硬把白专帽子戴，内部矛盾猛向敌我推。 如此批斗无休止，大好时光全荒废。 其实压服心不服，不知到底有何罪？ “文革”的十年中，父亲除了被批斗，被关进牛棚里，被监督劳改，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以外，就是被控制使用，派去写《新老沙皇史》《中共党史教材》。这些夹着尾巴，“感恩戴德”的历史学家们奉命到安源煤矿、井冈山根据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革命圣地延安接受教育，同时收集资料，编写教材。1971年秋，从鲤鱼洲返回北京以后，父亲越来越看不惯在“复课闹革命”的幌子下的“教育革命”，以革命的名义践踏教育，践踏知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调充斥北大校园，教育质量一泻千里。父亲感到非常痛心疾首，忍无可忍，在私下不免流露出忧心忡忡和迷惑不解。这些言行在1973年的“反右倾回潮”中被添油加醋，捕风捉影，罗织成一个个罪状，使父亲成为历史系内定的的头号斗争对象。祖父的“问题”和历次运动中已有结论的所谓问题又全部被拿出来清算。一时间黑云滚滚，电闪雷鸣，风刀霜剑严相逼，“×××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在教室里回荡。被批斗，被侮辱的父亲有嘴不能申辩，无耻的人身攻击使他悲愤交集，痛不欲生，他不想永远生活在屈辱与恐惧之中，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这时因为历史系里已有人不堪被批斗之辱而自杀，使“革命者”多少有了些顾忌，放缓了批斗的节奏，父亲才咬牙度过了人生最困难的时期。 长达十年的噩梦终于过去了。改革开放以后，父亲才在知天命的年龄里，真正获得了自主选题、放手研究的权利。八十年代初，他第一次兴致勃勃地远渡重洋，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做访问学者，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了解美国，印证并更新自己以往对美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成果，借鉴美国同行的历史研究方法，他真的有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慨。眼界的开阔和与世界接轨的紧迫性，使他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并修正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他在接近60岁的时候，开始向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研究理论冲刺。尽管他踌躇满志、蓄势待发，也还是感到时不我待，力不从心。他是那么渴望上帝能假以他足够的时日来完成这一伟业，他是那么期望他的学生们能更快的成长，每每恨铁不成钢。他亲自给研究生们开列阅读书目，对学生们的要求严格近乎苛刻。 一位留美的北大历史系七七级的学生在三十年后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七七级高考，文章里只对当年系里的两个老师做了评价，说“老师里教得最好的是罗荣渠”。他像一匹雄心勃勃的骏马，拉着重载的车子，奋力地往前奔。 父亲一生对真理、对事业一直执着地追求，虽历经坎坷，仍壮心不已。他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历史学家，一生很少计较个人小我的得失。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他为开拓和研究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并甘心为这个有争议的、敏感的、有待检验的新理论体系做铺垫的工作。父亲的治学态度一向严谨，对每个新的立论都要旁征博引、反复推敲。在学术问题上，为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使得罪人，也不肯敷衍。父亲对新学科、新思想、新事物一向很敏感，且乐于学习和探讨，大胆地借鉴，这是他能够在学术观点上推陈出新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他生命的最后六个月里，父亲似乎摆出了最后冲刺的架势，工作得很辛苦，也很高产。不知是他预感到自己的时日不多了，还是想抢在退休前再多出一些成果?他几次对家里人谈到他感到很累，但却不肯放慢写作的速度或降低文章的质量，继续超负荷地透支自己的体力和精力，以一个月出一篇论文的速度在拼搏。 1996年4月3日的晚上，父亲还伏案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他就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离他六十九岁生日还差四个月。父亲知道还有许多的事没有做完，还有好多的计划等待他去制订，还有几届的研究生要听他的课。他不能走，他想抢回被糟蹋的时间……可是他再也没有站起来，带着太多的遗憾，他走了……。 李慎之先生在给父亲的《美洲史论》作序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李先生在文章的最后说：“当代中国据说正在经历着一个文化繁华的时期，可以称为文人学者的人真是车载斗量；各种出版物何止汗牛充栋，但是真正能有世界眼光，历史眼光研究当前中国第一大课题——现代化而又能有真知灼见者又有几人？他（我父亲）未能尽展所长而猝然辞世，使我不能不为中国学术界感到深深的悲痛。” 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检讨要写，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如果不必承受那么多污辱与损害，中国的学术界、史学界将会是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但，历史没有如果。  书生本色 浸润无声 1957年，我家从城里搬到中关村23楼，住进了北大分给父亲的宿舍， 一住就是25年。那时罗曙马上就要上小学，罗晓在北大幼儿园全托。母亲上班的地点比较远，不是天天回家，父亲开始担起了照顾我们姐俩的责任。在我们幼稚而淡淡的记忆中，父亲回到家里，总是在看书或者写字，并不多管我们，直到罗曙上了小学后，很贪玩，功课实在不怎么样，老师到家里做家访，父亲才开始每天检查罗曙的作业。 上小学时，每个新学期一开始，我们领到新的课本，都很兴奋，这时父亲会找出一些漂亮的画报，给我们的新书包上书皮，父亲包的书皮非常平整，他在书皮上用漂亮的字体写上“语文”、“算术”，于是，我们在新学期开始时总是很骄傲地在教室里展示我们的新课本。“文革”前的那些年，父母有时带我们去公园玩，去的最多的是颐和园，我们在昆明湖上划船，父亲手持船浆，让小船慢慢地从十七孔桥下穿过。夏天时，还会跳下水去，游一会儿泳。我们走过无数次长廊，听父亲给我们讲长廊顶上美丽绘画中的典故。万寿山、佛香阁、智慧海、石舫、大戏楼、谐趣园，都是我们爱去的地方，罗晓人小，玩了一会儿，就走不动，撒娇要吃东西，这时父亲就会笑着说妹妹要加油了，于是，我们就去找“加油站”，拿到零食的我们，心里美滋滋的，加了“油”，就不好意思再耍赖了。 父亲年轻时很瘦，皮肤是四川人特有的白皙，鼻梁上永远架着一副深度的最普通的塑料框眼镜，不修边幅，一眼看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南方知识分子。但是，父亲不光是勤于教书，做学问，他还是一个兴趣很广泛的人。他是个很不错的男高音，还会指挥呢。父亲曾经带着上小学的罗曙，去北大办公楼礼堂，看他指挥系里的合唱；罗曙坐在下面，无比崇拜地看着在台上意气风发指挥着合唱团的父亲，用手指着他，嘴里不知不觉的轻声的念叨：爸爸！爸爸！被坐在台下的父亲的同事看到了，总是说来打趣罗曙。父亲和罗曙还有过同台演出的经历，也是在办公楼礼堂，是北大的一次文艺汇演，父亲是合唱指挥，罗曙是北大附小选送的诗朗诵,虽然不是一个节目，也算是同台演出吧。 父亲经常在家里唱歌，他喜欢唱一些抗日的歌曲、苏联歌曲和后来的一些流行歌曲，比如郭颂的歌。父亲唱歌时会，随着歌曲的内容变换着表情，有时轻松诙谐，有时激昂慷慨，我们都高兴地跟着学。写到这里，脑海里响起父亲的歌声“小呀嘛小二郎呀，背起那书包上学堂”，清晰无比。“文革”前，父亲曾经教会我们唱一首云南民歌《苦命的苗家》：“太阳出来红呀，月亮出来黄呀，苗家要解放，摆脱苦和愁，好像那月亮赶太阳呀，一世也赶不上呀……”。这首歌唱出了解放前云南少数民族对于困苦生活的叹息，可能是父亲在西南联大时学会的，当父亲唱歌的时候，就是我们家最热闹和最快乐的时候。 父亲是个读书人，除了做学问以外，对于家务事很不上心，但他的悟性极高，一些需要男人做的事，他虽然没有做过，但琢磨一下，也能弄得有模有样的。家里缺个碗橱，父亲找来几个木条、几块木板，叮叮当当敲了一气，用绿色的塑料窗纱四面一钉，呵，大功告成！绝对谈不上美观大方，但功能具备。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家家都盖防震棚，我们家盖防震棚的主力自然是我父亲，责无旁贷。他和我母亲、罗晓一起，搭建起23楼最难看的防震棚，但毕竟那是我家的防震棚，还是那句老话：功能具备。 “文革”前，父亲参加“四清”。在北京郊区农村，他学会了两个本事：梅花针和摊饼，梅花针可以治皮炎，父亲把五根小小的缝衣针绑在一根筷子头上，时常一边看书一边用梅花针敲打他的腿上的牛皮癣，罗曙皱着眉头看着腿上被针扎出来的血珠，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这是在治病呢。至于摊饼的动静就比较大了，父亲先做了舆论的准备，说煎饼如何如何好吃，使得我们俩唾液大量分泌，并以忠实的食客的身份站在炉边为他捧场，父亲是操作与讲解并行，记得摊饼的成分很快搞定：大约是面粉、鸡蛋、水等等，但摊饼的圆度和厚度却费了些周折，为了达到他在农村房东家摊饼的口感，反正是左一张、又一张地摊了好几张，把我们姐妹撑得够呛。 在家里，母亲是当然的大厨，烧得一手好菜，父母的朋友经常兴冲冲地来品味罗家的美味佳肴，精神上享受着和父亲一起高谈阔论的酣畅，胃里装满母亲烧出的一桌好菜，真是爽呀！有时，兴致所至，父亲也会下厨露一手：父亲的的拿手好菜有三样：回锅肉、麻婆豆腐和臊子面，做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把时间花在家务和烹调上，父亲是绝对不乐意的，但他是个美食家，实在需要他动手做了，也不含糊，认认真真地做准备，色香味俱全。他在国外时，自己动手做饭，并不吃力，有时碰到朋友聚会，每个人都带个菜，他的菜经常很受欢迎，使他非常得意，回国后讲起来还是眉飞色舞的。这也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做就做好。类似这样的事，还可以举出很多：像整理房间，封煤炉子之类。 “文革”开始时，北大是这场革命的中心，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楼墙，高音喇叭每天都在播放着最高指示、革命歌曲、各个革命组织的战斗宣言，所有的程序都被打乱，所有的人都在重新的排列组合，大部分人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们这些中小学生一看可以不上课了，老师管不了我们了，喜出望外，把家里的一些小人书、文学名著，都抱出来烧了，唱片，捧出来砸了，以为这就是革命了。父亲看着我们狂热幼稚的举止，默默无语，但他是不赞成的。他在日记里写到：我问她们：“为什么要烧这些书呢？她们回答得很干脆：这些书讲的全是帝王将相。她们还逼着我，要把我的书也拿出来烧了。这不是红卫兵革我的命，我的孩子们已经起来革我的命了……这些年来，自己没有置什么“产业”，唯一的产业就是书。书装满了几个书架，柜子，抽屉，甚至箱子里……处处皆是，其中很多都是我巡行北京书肆，像披沙拣金一样的一粒一粒地掏出来的，消磨了自己的不少时光，不少金钱。虽然仔细看看并没有什么像样的书或者值钱的书，但这确实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孩子们说要烧书，就是要打烂我的这个安身立命之所，自己决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来‘付之一炬’……难道我们不要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了么？这几天来，我常常想这个问题”。 父亲嗜书如命，一贯俭省的他，唯独掏钱买书，从不犹豫。只要他认为是有价值的书，他就非常想据为己有。上大学时做了四年穷公费生，大部分时候都是囊中羞涩，常常为凑款买书而绞尽脑汁。他最爱逛的地方就是北平城里的东安市场和琉璃厂的书店、旧书摊，隔三差五，总去光顾。为了买下一部好书，他常常是不惜代价，拆东墙补西墙，甚至挪用伙食费或者别人暂时存放在他手里的款项。那种抓到好书就爱不释手的感觉是金不换的。而且，他很会利用流通的道理去换取更多的书来读。把读过的书再送到书摊上去卖，换了钱去买没读过的书，偶尔吃亏少一点就欢喜得不行。淘换到一本好书，就非常得意。实在买不起或找不到的书，就去图书馆查找借阅甚至抄写，那个时候所有的公立图书馆都是对公众开放的。教授们的藏书也是父亲的书源之一。就是在“文革”中，他和母亲都要远赴五七干校，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北京，当时很多人都把房子退租了。爸爸看着满屋子的书，舍不得处理掉，最后，一把锁把门，全家人各奔东西。 “文革”开始没有多久，父亲就被“新北大公社”打倒。他被关进了“牛棚”。一天，关在牛棚的父亲被允许回家看看，他不知道下一步是让他留在系里还是回到“牛棚”，他要先到系里等消息，他让罗曙跟着他一起到学校里，他说，如果还是让他回到“牛棚”，让罗曙给他送一双解放鞋到公交车站。罗曙不敢迈进当时历史系所在的三院，就在门口不远的树下等候。等的时间久了，有些无聊，开始东张西望，忽然有一种感觉使她扭头往回看去，只见父亲已经被两个人押送着往校外走去，父亲不敢招呼罗曙，只是频频回头用眼神示意，罗曙明白他还要回到“牛棚”里去，撒腿往家里跑，拿着父亲的解放鞋又狂奔到车站，哪里还有父亲的影子？罗曙呆呆地站在车站，想到父亲去劳改，却没有鞋子穿，心里非常难受：我怎么这么笨哪，为什么一开始不带着鞋子等在系门口？这件事距离现在已四十多年了，当时的情景，父亲的眼神，还经常浮现在罗曙的脑海里。 1969年的冬天，罗曙回北京探亲。母亲和罗晓已先后去了干校。家里只剩下父女二人，难得有了一起聊天的时间。罗曙讲在内蒙古农村插队的生活，父亲讲八个月被监改的日子。在罗曙的记忆里，父亲好像烧过锅炉，割过草。在烧锅炉时，他开动脑筋，很快地熟悉了烧锅炉的要领。至于割草是有定额的，如果完不成肯定要吃苦头。开始时父亲是和一位家在农村的老师搭档，配合默契，完成定额是没有问题的，这让那些监管人员很不舒服，就拆散了这对搭档，因为他们认为父亲是沾了那位老师的光，如果自己单干，肯定不行，他们准备看父亲的笑话并进一步为难他，可父亲从来都是个爱动脑筋的人，在前一段时间里，他已经初步熟悉了割草的方法，在新的处境中他用他的割草方法和智慧还是完成了割草定额，让那些监管人员的阴谋落空了。父亲他们每天要背诵毛主席语录，如果背错了，或者背不出都会大难临头，而且每天要背诵的语录是不相同的。有一次，监管人员让父亲背诵一段比较长的，以前没有背过的语录，顿时他头上的汗都冒出来了。忽然，他想起他会唱这首语录歌，真是天不灭曹呀，他在心里默唱着这首歌，嘴里念着歌词，哈！背出来了。父亲向罗曙讲述他的监改生活，用大量丰富的肢体语言描述当时的情景，他面对困境从来不肯低头，苦中作乐的精神，也感染了罗曙低落的情绪，在23楼的那间小屋里，涌动着浓浓的父女深情。 1969年底，父亲被发配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北大干校劳动，从那时起，我们一家四口分散在内蒙古、湖北、江西三个地方，各谋生路。 1970年冬天，罗曙回到已经无亲可探的北京，家里的窗户已用报纸糊住，并用木板钉死，白天晚上都要开着灯。罗曙和同学相约一同继续南下探亲，目标是鲤鱼洲。到了北大干校，马上感觉到浓浓的“文革”氛围和军事化管理的效率，这在科尔沁草原上是没有的。罗曙看到几个上海来的女孩子——工农兵学员，穿着背带工装裤，操着吴侬软语，羡慕极了，真是天之骄子呀！父亲当时被抽出来编写党史教材，罗晓在五七中学，吃住都在那里，一律是军事化管理。因为所有的“五七干部”们都住在大草棚里，男女分开。罗曙自然也住在“女生宿舍”里，同宿舍的阿姨们首先告诉她干校的各种“规矩”和作息时间，最恐怖的是早上“闻歌起床”，高音喇叭里的革命歌曲一响起来，马上起床，到第五支歌曲结束时，穿衣、叠被，刷牙洗脸，梳头，要全部完成，然后跑步集合。第几支曲子是跑步时间，第几支曲子是吃饭时间，第几支曲子是早请示时间都有明确规定。当时罗曙已在科尔沁草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多了，习惯了听生产队长敲树上挂着的旧铁铧子上工，乍一到五七干校，直发懵，父亲和罗晓倒是很习惯。在这么紧张的革命节奏中，很难找到让我们一家三口相聚的空隙，只有一次，是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我们一家三口聚到了一起，好像是个节日（元旦？春节？），还领到一些食品。我们在外面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当然主要是父亲讲，罗曙先汇报一下在青年点的生活，讲到想要上学，要准备复习文化课，没有学过几何，有些吃力。这时父亲马上背出了勾股定理，让罗曙这个见到数字就晕的初中生佩服得五体投地，父亲还讲了几何的一些简单的定理。看来对数理化的低能不是遗传的，父亲已经有三十年没有摸过几何了，对于当年所学的东西还能脱口而出，简直太棒了。记得那时有个政策，只要父母已在五七干校，其插队的子女可以转到干校来。父亲和母亲也问过罗曙愿不愿意转过来，罗曙对在五七干校里知识分子的待遇实在不能接受，宁愿回到内蒙古去当农民。 父亲不是一个常常露出儿女情长的人，他的生活中，工作第一，读书第一，学问第一。对于我们姐妹，不大管束，所以，我们是在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里长大的。但父亲并不是一个不关爱子女的人。我们生病时，如果母亲不在，父亲总是带我们去医院看病。记得在一个夏天的晚上，罗晓发高烧，吃了药也没有退下去，父亲背起罗晓就往中关村医院跑，当时天气十分闷热，父亲的汗衫已经湿透，罗曙在旁边一路小跑地跟着，看着脸上淌着汗、气喘吁吁的父亲和烧得昏沉沉的妹妹直发傻。有很多次在罗曙生病发烧时，也是父亲带去医院。罗曙只要一发烧，人就变得迷迷糊糊的，父亲雇辆三轮车或者用自行车带她到医院，到了医院，罗曙就一头栽倒在长椅上。父亲忙前忙后，只有在医生看病时才叫醒罗曙，其余的事，她就一概不知了。 1966年罗晓上小学四年级时，父母亲都下乡“四清”，罗晓寄住在老师家里。父亲抽空回来看罗晓时，她正在生病，父亲既心疼又担心，却不能留下来照顾罗晓，只好托付老师每天早上给她煎一个荷包蛋，一连几个月，天天如此。至今，罗晓还记得父亲那份关爱。 罗曙去内蒙古插队后，第一次回家时，对父亲讲那里的冬天十分寒冷，因为还不会管理自己的生活，每天干完农活，个个累得散了架子，能凑合就凑合了，炕也烧得不热，当地老乡坐在知青点的炕上都觉得“拔”屁股。父亲听完后，出去买了张羊皮褥子和一只木箱子，记得那一年罗曙返回内蒙古时是带着满满一箱子生活用品走的。但是，父亲不是个溺爱子女的父亲，他要求我们不要存在依赖父母的想法，在平时的言行里，经常要求我们自己奋斗，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一年冬天，罗曙回到北京，父母还在干校，她没有钱了，就给父亲打电报，让他汇点钱来。父亲对这种向父母要钱的方式很生气，回信狠狠地说了罗曙一顿，他不允许已经成人的子女如此坦然的向父母伸手要钱。这是父亲最严厉的信。从此，罗曙再也没有犯过这种错误，可惜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 父亲常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不为儿女做牛马”。年轻时，我们不甚理解，罗晓为此还与他探讨过，当时父亲在英国做访问学者，他给罗晓写了一封长信，阐述了生活中的唯一捷径是自己全力以赴的道理。父亲在信中说：“解放后十分幸运的是我以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崭新姿态参加了工作。我在工作上学习上都干得很认真，即使在背了家庭历史的包袱之后，我仍然是如此，总在孜孜不倦地努力自我奋斗。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生的经历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当我回到成都会见几十年前的老同学时，我才发现自己的幸运。这种幸运使我呆在北京工作。除此之外，是那种不甘于自我沉沦，不甘于灵魂平庸的远大志趣一直在激励着我，激励我在直面人生，努力进取。不管自己处在任何逆境里，总可以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去战取光明，即使我们自己做不到，也可以留给后人。”正是父亲这种榜样的力量使我们成年后，逐步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立足自己奋斗，不依靠父母，努力做到向父母那样，在我们所从事的行业里成为骨干。是父亲的严格要求和以身作则使我们练就了一路摸爬滚打，从不退缩的性格。 父亲不算是个讲究生活的人，“文革”前家里的家具都是从学校租借的，桌子、椅子上都钉着个金属的小牌子，后来奶奶从老家带来了几件旧家具，虽然是爷爷用过的，摆在房里，却体面了许多，俨然是蓬荜生辉了。其中有一张书桌，变成了多功能桌，白天是父亲伏案工作的地方，晚上和母亲面对面的共用一张桌子看书，吃饭时，铺张塑料布就是餐桌。就在这张桌子上，还经常招待亲朋好友，国际友人，杯盏交错，笑声朗朗，宾主尽欢。虽然是小屋陋室，粗茶淡饭，但主人的人格魅力使得客人们流连忘返。父亲不吸烟，以前也不喝酒，“文革”后期，书架上开始出现便宜的葡萄酒，还是有客人来时，才取出来对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要出国时，父亲才添置了几件像样的衣服，在这以前，一直是简朴的不能再简朴了，夏天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骑着一辆五十年代买的飞鸽男车，满校园转。记得是1978年夏天，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外交部邀请他参加欢迎宴会，但出发前他发现自己没有一双没有破洞的薄袜子，时间已经非常紧了，罗曙建议他在去赴宴的途中拐到商店里买一双，后来怎么解决的，也记不清了。父亲一生最大的积蓄就是堆满家里每一个角落的书籍。书桌旁的一把竹躺椅，他一坐就是二十多年，那躺椅是他阅读和写作时唯一“奢侈”的享受。 父亲是一个生活情趣很丰富的人。他不仅秉承家学，写得一手好字，年轻时也画素描、水粉画、漫画等. 本来他打算退休后好好搞搞自己喜爱的书画艺术，办几个书展、画展……。很多人慕名来求父亲的字，父亲总是尽量满足。在难得的空闲时间里，父亲会兴致勃勃地泼墨挥毫，并把自己的得意之作“自我发行”给亲朋好友。父亲生前曾担任北大燕园书画会长，遗憾的是，我们姐俩除了给父亲牵纸、研磨以外，没有得到父亲的真传。父亲的文艺欣赏范围也很宽，他总是本着兼收并蓄、雅俗共赏的开放心态，去欣赏各种剧种和唱法。父亲还是一个很有艺术感觉的人，他在照相时对光圈、速度、取景都要仔细琢磨，坚持追求完美的构图和效果。 父亲欢喜看电视，无论新闻还是戏曲、电影、电视剧，只要对胃口，都会看一会儿，虽然他的时间永远是不够用的。他对于社会上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情都很关注。有时，我们在饭桌上会讲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他笑眯眯地很有兴趣的听着。有时罗曙会讲讲刚刚看完的一篇小说中精彩的章节，他也聚精会神地听，然后说：“我现在没有时间看小说了，以后要是看到有意思的小说，还要讲给我听呀”。 他总是很有兴趣地听我们谈论一些社会新闻，与我们讨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从不把他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在家里，父亲从来不以长辈自居，至今罗晓的高中同学还记得到我家来玩时所感受到的我们父女之间的平等和谐气氛。不少年轻人和毕了业的学生都与父亲成了忘年之交，喜欢跟罗叔叔摆“龙门阵”，欣赏罗叔叔的潇洒、豁达、自信、敏锐。父亲也因与年轻人的经常接触而保持着年轻的心态。 父亲对新鲜事物有浓厚的兴趣，喜欢大胆的尝试。1995年，他用一笔奖金买了一台电脑，当时我们对电脑还是一窍不通，觉得很神秘，看着花白头发的父亲，根本不会汉语拼音，却敢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不会就到处拜师，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在电脑上写出文章，简直让罗曙瞠目结舌。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罗曙在1995年底也毅然在办公室添置了电脑，开始学习使用财务软件记帐，罗曙虽然是办公室里年龄最大的职工，却是最精通和最能熟练使用财务软件的人，因为她是罗荣渠的女儿。 记得父亲还有一件不为人知的往事，那是1987年夏天的一个周末，父亲和罗晓一家三口去圆明园散步，他们在湖边小路上边走边聊，享受着难得的轻松相聚。突然在距他们右前方只有几米远的水边，一个蹲在湖边戏水的三四岁的孩子一头栽进了湖里，60岁的父亲比罗晓夫妇以及孩子的家长反应得都快，二话没说，一个箭步就跳进水中，去救那个孩子。大家七手八脚地帮着父亲把孩子救上岸，当那孩子家长忙着言谢时，父亲只说了声：要把孩子看好， 一个人在水边玩儿很危险。他抖了抖湿淋淋的上衣和长裤，就转身离开了。这正是父亲为人的一个缩影。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父亲的人生道路是非常坎坷的。由于他的傲骨和锋芒毕露，他被批了无数次，检讨了无数次，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文革”后才了解了一些，更多的是读了二叔写的《求索斋实录》，但当时无论父亲的处境多么困难，他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流露出垂头丧气、惜惜惶惶的样子，没有把在单位受的委屈带回家里发散，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他所受到的巨大压力。即便父亲被关起来时经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他也从来不让我们看到。他带给我们的是平静、开朗和按部就班的生活秩序，使我们对于几十年压在父亲头上的滚滚乌云、电闪雷鸣知之甚少。在我们眼里，父亲是个勤奋刻苦的书呆子，是个满肚子学问、嗜书如命的教书匠，是个思想活跃、感觉灵敏、永远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知识分子。 父亲走了十几年了，我们无数次地想：要是父亲还活着……可是，父亲永远回不来了。罗曙曾在梦里拉着父亲的胳膊大哭着要他回家，父亲只是微笑着看着她，不说话。 父亲，我们想告诉您：我们感谢您给了我们生命，感谢您教我们做人，感谢您让我们生活在文化气息浓厚的家庭里。当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时，看到最多的是书，是您读书的身影。我们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去听过您讲课或者做报告，我们相信那绝对会是一种享受，一种可以让我们一辈子回味无穷的享受。可是，我们错过了，错过了最不应该错过的事。那时候，回到家里就会接触到各种新鲜信息，听着您和朋友们、同事们、学生们在书房里高谈阔论，时而尖锐评论，时而侃侃而谈，不时响起朗声大笑，您走了，带走了这一切……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念。 我们要大声地告诉您：您是我们最大的骄傲！亲爱的爸爸，我们永远怀念您！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