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6年程先生与沈从文、张兆和摄于沈府。 今年11月是我的恩师程应镠先生百年诞辰。程先生病逝于1994年，享年七十八岁。抚今追昔，万千思绪刹那间在脑海中涌起，一时难以下笔。世事如苍狗白云，变幻无穷，亦转瞬随风飘逝，而师生情谊如青山绿水之常存，岂唯薪火相传，为吾五千年中华文化命脉之所系，亦为天地间一段传道解惑因缘而不可磨灭者也。 我是1968届初中生，磨蹭了两年，1970年3月还是响应号召赴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干一天农活赚一角钱。半年后因生病回沪，开始了我十年自学的漫长历程。1979年我凭借知青回城大潮的东风，终于把滞留淮北农村达九年的户口迁回上海。1980年初夏，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公开向全国招考研究生。报考条件是需交专业论文与英语作文各一篇。经评审合格方能准许考试。我当时报考的是中哲史专业，所交专业论文是《试论庄子哲学思想》，英语作文是《“耳朵认字”与“耳聪”》（“耳聪”典故出自《晋书》），获得了参试资格。考试成绩揭晓，仅有四人超过录取分数线，在中哲史专业领域我名列前茅。那一年我二十八岁，但运乖数奇，因政审未能通过，最后被拒之门外。 这当然是一种报应，是对我未能长期坚持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报应。“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自此以后，我对各类招考皆踌躇不前。但我不能束手待毙，我一边开始写作《道家思想史》一书，一边开始在黄浦区新兴五金厂工作（实为街道小厂）。该厂的书记兼厂长李惠英了解我的状况后，把我从车间调至厂部担任统计员，每月月底只需去工作五天，其余时间，她说：“小张，你可以回家看书去。”不言而喻，这位李厂长是我人生途中曾经向我伸出援手的“贵人”。这样，我每天往返于上海图书馆与家中，途中还可在人民公园练练太极拳，日子似乎过得还比较逍遥。这两三年时间我经常呼朋引类地四处访“奇人”与“奇书”。然而偶尔亦有迷惘、失意与苦痛，因周围有不少同龄人甚至青年人已经考上大学，他们趾高气扬，享受着众人羡慕的眼光。我那时却仍在命运的大海中奋力比划，搏浪击水，不知何时何处可以上岸。 明代落魄江湖的异端思想家何心隐在士林中享有声名，他曾与尚未拜相的张居正论学，言语有所冲突，后者讥讽他“时时欲飞，第飞不起耳”。一语成谶！何心隐后来果然潦倒终身。这话卒读之下，不免令人心生阴影。莫非天地间真有这样一种“欲飞”而“飞不起”的宿命，亦可谓惨矣。我那时白天读书写作，充满自信，但夜深人静，瞻望前程，张居正“飞不起”的酷评如一道魔咒亦偶或在脑海中盘旋、呼啸，有不胜凄凉之感。 否极泰来。1983年2月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文汇报》上刊登一则消息，拟向社会招聘一些懂得古文并有能力标点古籍的人员。我当即向该所写信，毛遂自荐。同年6月我收到邀请信，参加在上海师范学院召开的古籍标点座谈会，首次见到了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程应镠先生。9月我复去上海师范学院，程先生赠送我一册油印本《宋人文集目录》，并分配我标点《朱子大全》中的思想史资料。12月我去上海师范学院参加古籍标点交流会，遇见刘昶、钱玉林、范文通等人，相谈甚欢。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1984年。这一年上半年，我去上海师范学院面谒程应镠先生，交上已经完成标点的六百四十九页《朱子大全》中的思想史资料，分门别类，共计三十多万字。程先生翻阅了我的标点作品，并询问我：“你既然有这样的能力，为何不考研究生呢？”——“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像一个彷徨迷惘的孺子，猝然间遇见了一位具有慈悲胸怀的长者，他且有力量拯救我于漫漫长夜无路可走之中，并将给我带来一片曙光。岂非枯苗如逢甘霖？我当即向程先生倾诉了1980年我报考中国社科院所经历的不公遭遇。程先生听后，同情地说：“这是官僚主义，很普遍。你不要难过。明年我再为你招一个研究生。我年纪大了，本来不准备招了。既然你是这种状况，明年我就单独招你一个研究生。”——感谢上苍眷顾。程先生这一番话，对久处困境中的我而言，无疑是一种瞬间决定书生命运转折的玉音纶语。这使我终身难忘。 这三四年来，我曾四处投书，毛遂自荐，或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或间有回函，但不见援手；或偶见一线光明，却往往功败垂成。总之，怜惜者无有其力，有力者缺乏悲悯，世态炎凉，命运曲折，任你上下四方一番折腾、挣扎，尘埃落定之后，发觉自己仍在原地踏步。如今蒙程先生的垂顾，我将可掀开人生新的篇章。 接下来我就开始准备复习迎考。这一年夏季，我去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所开会，程应镠先生指定刘昶负责《宋代思想史》这个项目，刘昶当时已写成《张载政治思想》一文，送我一份打印稿。不久，刘昶来寒舍访我，送我一些英语考试复习资料，并谈及暑假去北京，随农村研究专家杜润生搞社会调查。1981年，刘昶已在《历史研究》发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声名鹊起，无疑是一位历史学领域的青年才俊，享誉京沪两地。那年在邻近我家的南京东路集邮商店中购到这本杂志，拜读之下，不禁令人仰慕不已。 1985年1月，我复去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所开会，程应镠先生宣布《宋代思想资料》共编十辑，至1988年完成。刘昶其时燕尔新婚，送我两包喜糖，盛情可感。出人意料的是，刘昶当时还交给我一枚钥匙，让我在考研之时可提前一天居住在他的学校单身宿舍内，免得往返途中，耗费时间与精力，并再三说：“这样方便，不要见外。”这种雪中送炭的周到帮助，使我十分感动。我想：程师门下的年轻弟子犹有如此高风亮节，更加令人不觉产生一种对程应镠先生的敬仰之情。学术界青年才俊历来并不鲜见，但往往恃才自傲，偶然如有一些分歧争执，甚至不免揎衣攘臂，血脉贲张。刘昶却是一位矜平燥释、温润如玉的君子，他是我的终身好友。 2月12日我提前来到上海师院，之后三天参加六门课目考试，分别是政治、英语、中国历史、现代汉语、古汉语、文史哲综合知识。其中现代汉语的考试题目：一是论知识分子的责任，二是针对唐人刘禹锡《石头城》这首诗作文一篇。这正是程应镠先生选拔考生的独特方法：单刀直入，就是考你文章写得如何，唯有在不同体裁的文章中才能显示考生的学养、才华及见识。不言而喻，那些文章通达、思路清晰的考生，将来才有进行学术研究的潜力。古汉语考试内容是标点《宋史·薛居正传》影印件一份，其次标点及翻译两段古文。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最后一天所考的“文史哲综合知识”，我大概是提前一个小时就交卷走出试场的。总之，这次我赴试得心应手，自己觉得比较满意。 4月下旬我复赴上海师院古籍所按程序参加面试，程应镠先生满脸笑容，对我的笔试成绩连称满意。7月我收到录取通知书，9月初进上海师院入学报到。在全校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程应镠先生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勉励莘莘学子应该立大志，立远志，“勿为小名小利所动”。 入学之后，程应镠先生开课两门，亲自讲授《资治通鉴》、魏晋南北朝史，旁征博引，非常引人入胜。他对古籍所的研究生进行高难度的学术训练，要求每人必须仔细阅读《资治通鉴》，并参照部分廿四史，找出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所使用的史料来源，比勘异同，发现问题，写成札记，从而完成课程作业。这种训练，简直就如同一种“苦役”。当时几位同学整日伏案勤读，看累了，仰卧在床上仍然手不释卷，常常为发现不出问题而抓耳挠腮，愁眉不展。 后来师母李宗蕖先生告诉我：程先生青年时代读书非常用功，甚至婚期临近浑然不觉，原来他正沉醉在阅读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中。我想：这与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几乎十分相似。当年王阳明即将成婚，而家人发现新郎失踪，急忙四处寻找，最后才发觉王阳明原来在道观中与道士论道。终身对学问孜孜不懈地追求，以致浑忘世俗之事，这大概是古今真学者的共通之点。 然而人生无常，1987年5月，程先生还在为我们讲授“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同年10月却因颈椎旧伤发作，不得已住进华东医院病房。我那时问讯也去陪夜。因为是高干病房，室内比较宽敞，晚上我在病床旁的地上展开卧具休息。待夜半程先生醒来，扶持他进盥洗室一次，随后再倒一杯温水，让程先生服药。师恩如山，为弟子者何尝不想仰答大恩大德？夜半人静，闻吾师謦颏而顿生阵阵亲情，见吾师病态而深感天道不公，丝毫不觉有“弟子服其劳”之烦琐也。 1985年秋季入学之后，我抓紧时间泡在师院图书馆内，阅读《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等许多典籍文献，增补我正在撰写的学术专著。待到1987年11月，拙著《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该书获华东六省一市及上海市优秀图书的两个二等奖。后来，又在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繁体字本，收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杨国枢、李亦园主持的《中国人丛书》，大陆学术著作只有三本入选，另外两位作者是任继愈教授、方立天教授。至此，我十年寒窗，总算初战告捷，亦可告慰大力提携我的恩师程应镠先生。 程应镠先生的祖籍是江西南昌北郊新建县。先祖功名显赫，诞生过湖广总督程矞采、江苏巡抚程焕采、安徽巡抚程楙采等封疆大吏，有“一门三督抚”之美誉。这不仅在《清史稿》中有具体翔实的记载，读者还可以从翁同龢之父《翁心存日记》中找到程先生先祖与晚清名臣林则徐等人交往的文字记录。出身于这种名门望族的程先生，饱受世代书香之熏陶，自然具有大家风度，胸襟广阔，为人处世每每显示出“达则兼济天下”之气概。 程应镠先生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次年参加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并成为燕京大学“一二·九文艺社”负责人，主持名为《青年作家》的文艺刊物，行走在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足见他才华横溢而抱负不凡。抗战爆发后，程先生赴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工作，编印刊物、宣传抗日。1938年9月，程先生转入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于1940年毕业。新中国诞生前，程先生任上海光华大学和政法学院教授，是民盟上海市支部组织委员会副主委。1954年，程先生调至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担任历史科主任。1958年，程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之后，经过各种“劳动学习班”、“隔离审查”，至1972年，参加上海师范大学廿四史标点组，标点《宋史》《尉缭子》《荀子简注》《国语》等典籍，尤以《宋史》标校用力最多。 1983年，他出任上海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所长之后，针对古籍整理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局面，在上海师院历史系、中文系中特地选拔一批学生，组成古籍整理班，进行重点培养，专门聘请邓广铭、胡道静、苏渊雷、杨廷福、赵俪生、漆侠等一大批名师，发挥各位专家的专长，传道解惑，开拓年轻学生的眼界，使他们能够快速成长。 令人感慨的是：程先生当时聘请的专家不单单是享有大名的各类专家，而且还刻意挖掘、延揽一些学有专长，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时还沉沦社会底层的学者，如专攻《左传》的李家骥先生等人，进入上海师院为研究生授课。他还出资为他们油印个人著作，以作教材，培养学生，提供种种方便。恰如王阳明所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程应镠先生为人慷慨豪迈，交友甚广，对待友人尽显一片真性情。平日往来应酬，总是热情招待，偶或囊中羞涩，纵然借贷亦要尽主人待客之道。七十年代，沈从文先生自北京来沪，欲与老友巴金相聚叙旧，程应镠先生当时景况尚未全面好转，闻讯即让师母在某西餐厅订座，诚邀巴金先生与沈从文先生相晤餐叙。至今思来，亦是一段文坛佳话。 程应镠先生对待友人的这种至情至性，在学界亦是有口皆碑。记得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资深编辑的叶笑雪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你的导师程应镠先生对人极友善，人脉又广泛，友人在背后喜欢称他为‘通天教主’。”叶笑雪先生是浙江江山人，与徐森玉、谢稚柳等沪上名家关系密切，解放初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过所长李亚农的助手。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被打成右派，遣送回老家。七十年代末期被平反，在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协助王元化先生进行编纂工作。叶先生对佛学、诗学皆有很深的造诣，半生坎坷曲折，不能一展抱负，故平日纵论当世人物，谈锋凌厉，往往有“一肚皮不合时宜”，他与我的恩师程应镠先生素不相识，却罕见地表示好感，亦可谓大不易也。这也证实了孔子之言：“德不孤，必有邻。”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