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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学术在历经一段时期的低迷徘徊之后，迎来了中国学术史上发展最显著、变化最深刻的时期。新时代、新观念、新材料、新方法、新的文化学术文化氛围，加速着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在此期间，涌现出一大批造诣精湛、成就卓著的大师级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功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鲜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徐中舒先生便是受赐于新史学并贡献于新史学的一代史学大师之一。徐中舒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早已得到中外学术界的充分首肯。如果说周谷城、马曜先生于1987年为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暨执教七十周年纪念会所发“先生学问，博大精深。著作创造，精密绝伦”及“六书新说史无前，砥柱西南五十年”，“静安一贯有薪传”等贺词容有张大其辞成分，但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屡屡对徐氏学术所作高度评价，则颇为中肯。其一，顾氏在《古史辨》第一册《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文中盛赞王国维先生：“在几年里他写出几部民族史、疆域史等著作，又造就了像徐中舒、吴其昌、余永梁等一批学术水平很高的专家来。”其二，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说：“徐中舒先生对于金文亦有极深邃的研究，所涉范围甚广，其成就仅次于郭沫若先生。” 其三，2007年5月台湾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顾颉刚日记》第十卷第677页中记录了顾颉刚写于1967年5月25日的一段日记：“王国维之弟子，以徐中舒最为笃实，发现亦最多。”然而，颇为遗憾的，迄20世纪90年代，较之于对王国维、郭沫若、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蒙文通、钱穆乃至郑天挺、谭其骧、白寿彝、邓广铭、唐长孺、韩儒林、金景芳、张政烺、胡厚宣、孙作云、童书业、田昌五、漆侠、高敏、朱绍侯、胡如雷等现代学人的高度关注，徐中舒史学研究则显得冷冷清清，长期以来已有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停留于“纪念”、“回忆”及“一些启示”、“粗浅体会”的水准。我周围一位长期自诩已经占领了某些学术制高点的教授，曾不假思索地对我说，徐中舒属于古史辨，其学术思想源自兰克史学，自相矛盾，让人一头雾水。某985高校的一位审稿专家，在给拙作的评语第一句就写到：“徐中舒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较小”。见怪不怪，青年学子，包括近年来毕业于川大的青年学子，在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面试时，当问到徐中舒，基本上是一问三不知，或答非所问，而他们谈起黄仁宇、余英时、于丹、易中天，则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徐中舒学术的博大精深，精密绝伦，与徐中舒史学研究的清冷沉寂，形成极大的反差，其中缘由，实非三言两语所能说个明白。 1986年9月，我考取河南大学历史系，开始在学术上初步感受徐门弟子唐嘉弘先生的学术思想。唐先生初任河南大学先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后又兼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并担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后来知河南大学历史系，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不仅有犹如中国学术史旷日持久愈演愈烈的今古文学派之争的朱派、靳派之争，宋史学科的几个大佬也学分两途，激烈争鸣。然而这所有一切，并没有影响到我对先秦史的浓厚兴趣，大学四年，受唐先生学术影响之深刻，远在朱、郑、龚、李之上。唐先生既是国内一流的先秦史名家，也是闻名遐迩的民族史大家，唐先生积极倡导并自觉实践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资料和民族学材料有机结合研治古史的方法，令尚在学术道路入口处徘徊前行的我，感到耳目一新。后来方知唐先生的这种治史方法，是直接从徐中舒先生那里继承而来的。 1992年9月，我考取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师从唐嘉弘先生习先秦史，并聆听陈昌远、李玉洁诸师教诲。虽天资愚钝，先生讲课，如春风化雨，深入浅出，一些繁难问题，渐茅塞顿开。陈昌远先生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唐先生之间亦师徒、亦兄弟关系，而李玉洁先生于1985年9月师从徐中舒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由唐嘉弘先生协助培养。陈、李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和唐嘉弘先生，同出一源，并各有特色。除了先秦史，陈先生的另一重要研究领域是历史地理，日后，我在先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河南大学学报》、《齐鲁学刊》等刊物先后发表过十多篇略有影响的历史地理学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周初东国政治地理研究》及以后的博士学位论文《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2007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均属于先秦史与历史地理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陈昌远先生还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阅专家之一。以上研究从选题到写作，均受到陈昌远先生治学方法的深刻影响。至于后来，不知何故，先生之间的恩恩怨怨，曾给我的课程学业造成过一些消极影响，然时过境迁，一切皆成往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1995年9月我告别古都开封入南开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朱凤瀚先生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先秦史方向博士学位，从面试到答辩，认识了王玉哲先生、刘泽华先生、王连升先生、赵伯雄先生、李瑞兰先生、巴新生等名师大家，但日后对我的学术产生影响较大的则是张国刚先生、李治安先生。由于从骨子里对将文献资料、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有机结合的治史门径情有独钟，再加上朱先生对学术批判的精神，多有反感，日后师生之间的研究方向，多有悬殊。但朱先生主张研究重大问题，注重研究的系统性，则在我日后重视学术史的继承发展，增强史料审查能力和理论修养方面，产生了颇多积极的的影响。然无论如何，相对于南开系朱门弟子，从一入学到现在，我的学术都略显另类，正因为不伦不类，所以尽管也在《文史》、《史学理论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发表过数篇小文，但由于迄今尚未打响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两个“权威”刊物，所以迄今尚不能算进入当代中国先秦史研究的“主流”。王门弟子朱彦民，同门弟子印群、刘源、陈絜等，由于占据京津高校和科研单位更高学术平台，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影响，自然令我望尘莫及。当然朱门弟子中改行的也有，如张二国，吴维国，人各有志，他们在北京发展得也挺好。 自1992年7月到1998年7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6年，是我学术研究过程中极其关键的起步和奠基阶段，同时也是人生中极其艰难的岁月。来自老家的沉重负担，垫付的高昂学费，毕业前夕老家遇到的灾难等巨大的压力，几乎将我彻底击垮。幸而我高中时的恩师郭来运老师，给我无微不至的帮助和胜过父亲的大爱。在同学郭玮、白现军、高建军、姚战伟、徐东辉、陈铁建、卢长水、张护军等的无私援助下，我终于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今已年近半百，往事历历在目，思绪万千，感慨不止。在爱的天平上，我一直倾斜于当年高中时的恩师和同学，相比之下，和大学老师、同学，则来往日疏，甚至多年未曾联络。我1994年8月在《史学月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以来，论文数量累计1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8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主持苏州大学第三批东吴学者资助计划项目一项，主持其他各类“小”项目多项，发表刊物遍及四面八方。然自第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发表以后，再没有在《河南大学学报》、《史学月刊》发表过一篇文章。龚留柱老师说，那不是因为学术水平的问题，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可说。《河南大学学报》、《史学月刊》拒绝发表的文章，发到了《江海学刊》、《中州学刊》、《清华大学学报》等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刊物，有几篇还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我觉得还是产生了一些学术“影响”。 自1998年7月博士毕业后，我先后在河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湘潭大学任职，2004年9月破格聘为教授，2006年8月调入苏州大学社会学院，2014年方被聘为博士生导师，一等就是10年。18年的大学工作和生活，既有风平浪静，也有地动山摇，但无论如何，历经磨难的我，还是挺了过来。略感遗憾的，迄今尚未培养出学术水平超越我的弟子，尽管我已尽心尽力了。可以向学术界声明的，时隔5秋，即将迎来豫籍女弟子，小姑娘就读于河北大学历史系，聪慧、灵巧、沉稳，我的信心一下子增强了好多。河南大学的三进三出的顿挫，初来苏州大学后遭遇的无端非议乃至打压，今日已永远成为一个休止符。 回到正题上，说说我的徐中舒史学研究。此可以追溯至2000年我向第三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提交的《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及实践》一文，该文虽蒙朱从兵教授关照发表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并且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2001年第12期全文转载，但当年刚迈入学术门槛的我去研究一个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精密绝伦的学术大师，未免有点不自量力，甚至是天方夜谭。今天想来，这一步终究要迈出去的。此后数年，虽然陆续发表文章，但实在有望徐兴叹的感觉。以后，研究虽然涉及与徐中舒史学相关的专题，但真正开始挑战自我，则始于2011年。十年积聚，视野开阔了许多，尽管也有思想的激烈碰撞，但在徐亮工教授的亲自指点下，《论徐中舒的澄滤说与古史建设理论》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以后，《徐中舒与中国前封建社会研究》、《徐中舒与古史辨的学术互动》、《徐中舒古诗考订方法综论》、《论徐中舒中国封建社会研究》、《徐中舒上古民族文化“东西二分”论之再构》、《论徐中舒对史料的分类与运用》、《求同与辨异——以郭沫若、徐中舒中国奴隶社会形态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徐中舒左传学论析》《〈徐中舒先秦史讲义〉献疑》、《论徐中舒〈战国策〉考辨与苏秦史事考订》、《古史材料扩充与徐中舒上古民族研究》等文陆续在《苏州大学学报》、《人文杂志》、《齐鲁学刊》、《浙江社会科学》、《长江文明》、《中原文化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论徐中舒巴蜀文化与西南地方史研究》、《徐中舒学术思想渊源及流变》两篇长文也已完成并陆续投出。尽管对于徐中舒先生的博大精深，精密绝伦的史学研究来说，我的研究必然是挂一漏万，甚至千疮百孔，但十年的积聚使得我有充分的自信心，徐中舒史学研究这个繁难问题的研究，我已走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前沿。非常遗憾的是，《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天府新论》等刊物均有相对“固定”的作者群，就目前来看，徐中舒史学研究打入四川的刊物，尚有不小的难度。 想要说的话还有很多，此时却不知该说什么好。最后仅想表达一点，史学研究的目的并非终止于为研究而研究。历来人们强调学以致用，徐中舒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宝库中的一笔珍贵精神财富，弘扬徐中舒学术思想，继承发展，完善创新，为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参考，促进新时期学术繁荣与进步，或许是我研究徐中舒史学最直接的感悟。时代呼唤真正的大师级学者引领中国学术进步，历史学呼唤当下培养出十个徐中舒级别的史学大师，四川大学和苏州大学均应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 作者简介：周书灿，1967年生，河南省新密市人，1992年——1998年先后于河南大学、南开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嘉弘、朱凤瀚教授攻读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供职于河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湘潭大学，2004年破格聘为教授，2006年8月至苏州大学工作，现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苏州大学第三批东吴学者，博士生导师。从事先秦史、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与中国学术史等多领域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20世纪中国上古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理论建构研究》2项，主持苏州大学第三批东吴学者资助计划项目《徐中舒史学研究》、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郭沫若研究专项）重点项目《郭沫若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多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首届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河北经济史》等，出版学术著作《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七雄并立——战国前期的“国际”格局》、《合纵连横——战国中期的军事外交》、《天下一统——战国晚期的历史走向》、《学步集》、《中国古史学术史论》等，合作完成《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河北经济史》、《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在《文史》、《史学理论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学术月刊》、《史学集刊》、《考古与文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四川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是一位倾注人文关怀，恪守学术良知的中青年史学家。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学术思想渊源及流变 一、晚清桐城派“博求慎取，穷原竟委”之学术风尚及“唯是之求”之治学原则——徐中舒学术思想渊源之一 二、王国维、梁启超的新史学观念与科学的治学门径——徐中舒学术思想渊源之二 三、史语所新汉学理论、方法的借鉴与徐中舒学术思想流变——以傅斯年、李济、陈寅恪学术对徐氏的影响为例 第二章 史料分类、澄滤与扩充的理论与方法 一、史料的分类与运用 二、“澄滤”说与古史建设理论 三、古史材料扩充——以上古民族研究为例 第三章 与古史辨的学术互动 一、古史构成理论的提出及科学运用 二、对“层累”说的两种态度 三、徐氏新古史建设理论与早期古史辨旨趣之异同 四、徐氏新史学理论与古史辨的互动及顾颉刚学术思想之转向 第四章 古典文献研究 一、古诗考订方法 二、《左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的推定 三、《战国策》考辨与苏秦史事考订 第五章 上古民族文化东西二分论之再构 一、早期三代民族文化“东西二分”论之建构及学术疑难 二、从“殷、周非同种民族”说到虞夏、殷商西、东说 三、低地农业、高地农业的界说及古史传说的重新解释 四、上古民族迁徙分合与文化交流的考察与分析 五、徐氏上古民族文化东西二分论的学术价值 第六章 古史分期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理论 一、关于氏族组织 二、关于农村公社 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四、关于夏商奴隶制形态 五、求同与辨异：以郭沫若、徐中舒中国奴隶社会形态为中心的考察 六、西周封建论的论点体系 七、关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变的论述 八、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探讨 第七章 巴蜀文化与西南地方史研究 一、巴蜀文献的考订及其史料价值的审查 二、古代四川经济的全方位多角度审视 三、古代四川文化起源与形成发展道路的探索 四、巴蜀文化内涵的阐发与空间架构的说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