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1999年出版的《世界艺术历程》（浙江摄影出版社）前言曾提及回顾自己学术生涯的打油诗有这样两句：“晚年游八国，生平读一书”，此一书非他，即艺术史也，尤其是西方艺术史一类之书。 我在北大历史系毕业后，有幸留校任教直至退休。数十年来，所读之书当以千百计，但艺术史始终是我的至爱。我在上小学时便有读艺术书的爱好，上大学以后，周一良先生、齐思和先生也鼓励我在学好西方通史的同时，自学西方艺术史；加上北大比较宽松的学习环境和相当丰富的外文图籍，遂使我读西方艺术史的愿望得以实现，私下不免有“生平读一书”的自嘲。改革开放以后，更有幸出访欧美诸国，深得“行万里路”互动之效，不啻自学生涯中最大乐事。有读即有写，数十年来所写有关西方艺术史的小书也有二十余本，但扪心自问，得力仍不出一个“读”字，充其量不过是读史以后的一点心得而已，科研工作也以“译介”为主。现蒙《美术观察》希望我写写学习、研究过程的文章，也只好以“读史漫忆”名之。 我在1931年出生于“山水甲天下”、抗战时期有“文化名城”之誉的桂林。当时，文化名人云集于此，抗日救亡、多难兴邦意志昂扬，文化生活也非常活跃，连我们小学生也常去参加或观看各种活动，不期然也有一种振奋图强的志气。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们的班主任潘毓璜老师。她给我们讲美术史的故事，看她珍藏的美术书籍，带我们到野外写生，使我对学习艺术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下了终生学习西方艺术史的宏愿。当时徐悲鸿先生在桂林创办美术学院，新建的大楼就在离我家不远的王城里面。这些因缘使我深信，艺术真谛不外“写实求真”这四个字。这种幼年形成的信念几乎贯彻于我学习西方艺术史的始终，当我在晚年对人类艺术发展的全程有更为开阔的认识之时，我仍深信这种信念虽有其局限，却是促使我达到这种更为开阔认识的动力与基石。 我的家庭环境对我立志学习西方艺术史也有很大影响。家父荫龙先生当时在桂林师范和广西大学任教，酷爱古诗词和书画，所写诗词得到前辈大师章士钊先生、柳亚子先生很高的赞赏。他对生于桂林、同宗先祖的大画家石涛非常敬仰，进行过长期的研究，1944年写定《石涛全集》五卷。父亲知道我立志学西方艺术史后，很关心并支持我，帮我找有关书籍和文章。 我上中学时，基本上把身边能找到的中文有关西方美术的初步读物看完了。1952年春，我到北京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阿波罗》的英文版，十分欣喜。这是一本像笔记本大小但很厚实的书，印刷精美；同时还看到了好几本“大部头”英文艺术史。按我当时的英文水平，这些书是根本看不懂的，但即使只看那些精美的插图，我就已感到乐趣无穷了。更重要的是，这次遭遇使我学习西方美术史的信心大大加强了，觉得只要像我父亲嘱咐的那样持之以恒，把它们读懂看熟之后，我的愿望定能实现。 日后，我去过许多图书馆，包括世界一流的如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伦敦的不列颠图书馆、巴黎的国立图书馆和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等等，都没有这次的感受那般强烈。我喜欢谈它和回想它，也正是因它引起的那种“长缨在手”的猛然领悟决定了我“生平读一书”的道路。 那年考大学，我发现北大、清华和中央美院都没有美术史专业招生，便决定报考北大历史系。在北大本科的这四年，我发现艺术史这个学科在西方的形成也是比较晚近的事——它的开创可举德国学者温克勒曼的《古代艺术史》为标志（1764），在19世纪才大有发展，各国各地的大学和美术学院纷纷设立艺术史系或专业，又随着博物馆和旅游业的兴盛，朝野上下和广大公众对美术史的兴趣也日益浓厚，使它在雅俗共享方面常为其他科所难及。到了20世纪，这些发展更是如日中天，以至于有些学者宣称20世纪是艺术史的世纪。这时的艺术史图书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了。一般地说，在我“读一书”的范围内，西方艺术史（或曰艺术通史）可分三类：一类是往往包括数十卷的丛书系列，注重提高深入，以时代、地区或风格分卷，有丰富的注释和参考书目，作者皆可称权威专家；另一类则是十卷左右的提高普及兼顾的学术丛书，以有大学程度的读者为主要对象，也比较注意新观点和新发现；最后一类就是一卷本的艺术史，以普及为主，人们喜欢称之为“通俗读物”。其实写好它最难，若有大师级水平的佳作，则是最受欢迎的艺术史图书。前述《阿波罗》即一著例，它的作者赖纳克曾任巴黎卢浮宫博物馆馆长，此书据他在卢浮宫美术学校授课讲义改写而成。这三类图书欧美各国都有自己的专家用本国文字撰写的佳作。我只懂英文，已是一大局限，而以我业余自学的水平，看得较多的只是普及、通俗一类之书，那局限就更大了。我的对策是在局限中找到机遇，能在北大读书并留校任教就是一大机遇；多读普及读物也非坏事，通过多次研读和多书对比，我就可对西方艺术发展的总过程、总线索、总成就有所了解，也领悟到学术研究的大趋势和各派各家的优劣所在。这在西方大学称之为“主体认识”，类似我们所说的“基本功”。另外，对前两类巨制专著，我也尽力所能及广采博收，力求做到对各时代、各地区和各民族的艺术有几本较权威的新作过目，持之以恒地在提高方面做些努力。我相信周一良老师说的学好世界史对学西方艺术史也有帮助，两者可互相促进。我的毕业论文是探讨但丁的世界观，但也展开了对与但丁同时且是他朋友的大画家乔托的研究，后来写成《乔托》一书（上海人美，1958）。我的爱好使得我对古代艺术和历史图片接触较多，这对我在北大担任古代世界史教学的工作多有助益，也编写了《古代世界史参考图集》一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古代的希腊罗马和近代的文艺复兴的文化和艺术，东西方学术界都持比较肯定观点，遂把我的历史教学工作和“读一书”的自学重点转向这两个时代，写了几本相关书籍。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迎来了科学教育大发展的春天，我庆幸得以周游欧美各国，遍访希腊罗马，在佛罗伦萨做了长期观摩学习。和许多国际学者交流之后，发现我们有些看法是和他们的观点相近的，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但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发挥一些旁观者清的作用。以下谨就前面提到西方艺术史的两个重点——希腊罗马与文艺复兴略抒浅见。 西方人士夙以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和古典艺术自豪，其民主政治是一基本原因。正是由于民主政治，希腊古典文明尤其是艺术才取得其杰出成就，甚至对古代东方文明也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超越，在人类历史上拥有难以企及的地位。以艺术为例，梭伦民主改革以后，雅典艺术界即从以前的“东方化风格”以学习东方为主转入以人为本、以自然为师的新风向，佳作频出，进步很快。百年以后，雅典雕刻即能从人体结构生理力学功能的角度改进人像的整体姿态，形成张弛对应、左右调配、动静结合的表现手法，艺术史学称之为“动态平衡”、“重心转移”之法或“对偶倒列”、“对应塑形”之法，进一步得气韵生动之效，那是古代东方两千年来未尝见的。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典艺术盛期，雅典卫城重建工程更成为古典艺术顶峰的丰碑，其主庙帕台农庙（帕台农意为贞女，指雅典娜女神）无论建筑艺术还是雕刻艺术都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及者”之境，被誉为“虽作于短暂的岁月，却具有永恒的生命”。周一良先生任名誉主编的《百卷本世界全史》中我撰写的第20卷《世界古代中期艺术史》，曾对之有所阐述（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 罗马共和国走着类似希腊民主城邦之路。但是，在立国之初就创两位平权的最高执政之制，却显示了罗马在军政方面的智慧，盖两人平权有助于防止个人独裁也。从历史上看，罗马对古典文明确有继承传播，发扬光大之功，这也是它之所以伟大之处，故称为古典帝国。近代文化名人，如德国的歌德和英国的吉本都说此时的罗马是他们最乐于安居之地。相比于希腊，罗马在法学、医学、科学技术和城市建设、建筑方面也有许多创新和超越，愈显伟大在于罗马言之不虚。我在《百卷本世界全史》第30卷《世界古代后期艺术史》和《罗马文化》中对之多有阐述。 对于文艺复兴的问题，1959年在美国威星康星大学召开了庆祝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出版百年纪念的文艺复兴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均认为，当时有关研究已面临一个新的方向性的转折，即以布氏为代表的肯定文艺复兴的观点，经过20世纪以来批判乃至否定文艺复兴的浪潮之后，双方取长补短，随着研究的深入，又开始达到新的、肯定文艺复兴的综合，把这百年来的经过形容为一正一反一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对艺术史学（布氏原为艺术史专家）来说，这种新的综合除了回归肯定主流而外，也是研究方法中社会学、考据学、图像学、风格学的综合。我国对文艺复兴一贯坚持肯定观点，胡适甚至把我们的五四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我写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对乔托、拉斐尔等艺术家的介绍也是如此，近年来刘明翰教授主编的12卷《欧洲文艺复兴史》洋洋五百万言对肯定观点更有所发扬（人民出版社，2010），并荣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历史学一等奖。目前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提出的“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欧洲，而不诞生在中国”的“李约瑟难题”，因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是欧洲近代文明之源，近代科学的发端最早见于意大利，近代美术也发源于此并与科学关系密切，这个“为什么”的难题就和意大利文艺美术的研究也很有关系了。现在一般认为近代科学在欧洲诞生是在15世纪后期，约相当于我国明朝的景泰至弘治年间，主要中心是意大利，主要代表则是佛罗伦萨的达·芬奇，他诞生于1452年，身兼科学巨人与艺术巨人于一身。因此，史实是清楚的，关键是解释“为什么”。过去的研究比较孤立片面，只限于科技、经济、政治、习俗、科学与艺术的联盟等等某个方面，只局限于达·芬奇的时代本身。实际上，在其前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已有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有些萌芽甚至可推到百余年前的但丁·乔托时代，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能从文艺复兴的整个历史发展和总体社会环境来求其究竟，可能是个新途径。这些思考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把意大利文艺复兴看做近代社会从中世纪脱胎而出的一个最早且卓有成效的发展模式，其经济、政治、文化是同步并进和互相促进的。它的特点是以“点”的突破取得捷足先登的优势，即在意大利所处的神圣罗马帝国版图内成功建立若干独立的共和国，从而取得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的大发展，并对西欧各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典型代表就是佛罗伦萨。它和日后英、法等国在绝对主义王权下以统一民族国家体制进入近代社会的模式不同，是过去研究中未予注意的新模式，但它是意大利的新文化（特别是科学、艺术）能在欧洲各国领先的一个基本原因。我写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与模式》（人民出版社，2004）就想初步探讨这些问题。书中强调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发展模式以“点”的突破最早在欧洲，乃至在全世界领先进入近代社会的历史意义，同时探讨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意大利新文化——文艺复兴文化在这个模式中如何与经济政治互动齐进而取得卓越成就，在欧洲处于带头先进地位，我觉得它在一定程度也初步解开了近代科学为什么最早在欧洲诞生这个“李约瑟难题”。各章的具体讨论就不在此赘述了。 朱龙华主要著作： 《乔托》，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版。 《提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版。 《伊拉克共和国古代文物》，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 《拉斐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1959年版。 《古代世界史参考图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版。 《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版 《希腊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 《委拉斯开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 《拉丁美洲古代美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 《意大利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荷尔拜因》，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 《米开朗琪罗》，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波提切利》，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 《“画圣”拉斐尔》，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希腊古典雕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美国布鲁克尔著，朱龙华译），三联书店1985年版。 《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罗马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剑桥艺术史》（钱乘旦等译，朱龙华校），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叩问丛林：玛雅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世界艺术历程》，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年版。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与模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欧洲文艺复兴史：艺术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欧洲文艺复兴史（总论卷）》（刘明翰、朱龙华、李长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意大利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