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陈仲丹教授惠赐大作！) 张竹明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原历史系）教授，他也是我国著名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史专家和翻译家。他的主要译著有《物理学》（亚里士多德著）、《理想国》（柏拉图著，与郭斌龢合译）和《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与王焕生合译）等。他的治学历程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缺乏优越条件的情况下主要以自学成功，他没有出国留过学，又无相关科班学习的经历，主要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而有一番成就；二是他有着顽强、执着的坚韧毅力，在退休后以十年之功翻译了数百万字的古希腊戏剧作品，其精神之卓绝，其用心之虔敬令人动容。那么，他又是如何走上这条漫长而又艰苦的学术之路的？让我们追溯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 张竹明先生的家乡在江苏南通的小海镇(今属南通开发区)，离市区约20里。小海原是海边的一片浅湾，水面浩瀚，故而得名。后因长江逐渐南移，小海干涸为沙滩。明末清初，外地移民来此围堤造田，垦滩种植，清雍正、乾隆年间逐步形成集镇。近代南通地名有所谓“四怪”：长桥不长，狼山无狼，观音山无山，小海无海，小海为其一。 张竹明出生于1932年3月，父亲务农。他7岁上学，刚上了一个星期，日军打到江北，占领了他的家乡。为逃难父亲送他去上海姐姐家，在上海约有一年时间没有上学。作为农村来的孩子，他对大上海的一切感到新鲜，看到外国水兵军帽后的两根飘带，好像女孩的长辫，竟看呆了。后来家乡太平一些，父亲接他回去，送他去附近一家私塾读书，前后读了5年。在私塾学的多是蒙学读物，“三百千”，还有《论语》。在私塾的学生中，他的程度是比较好的，得到先生的喜爱。有一次先生问：“打僧骂道”如何写？有学生回答出来，先生不信他能答出，就问是谁告诉你的？学生答“是张竹明”。读了5年私塾后，张竹明转到国民教育的小海小学。按照年龄他应该上6年级，因没学过算术，只能插班上4年级。这时，他在全校出了一次风头。全校语文比赛，错别字订正，他获得全校第一，胜过高年级学生。后来一段时间家里缺人手，父亲要他回去干农活，前后十个月。这段务农生活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后来家境好转，他又得以复学，转到南通市里的跃龙桥小学，时为6年级第二学期。入学后第一次月考他语文成绩很好，算术不及格，第二次月考算术得了70多分，到毕业考时算术是90多分，名列全校第二。毕业后他考上了名校，当时的省立南通中学。 在张竹明的印象中他的父亲是个慈父。父亲读过私塾，能看《三国演义》，这是父亲主要的知识来源。父子间谈话常提到这本书，说的最多的是刘备。父亲认为刘备知天命，能屈能伸，“时也，命也，运也”，刘备的长处是能捕捉机遇。父亲与他谈话不多，但在关键时刻总能及时干预，比如几次转学，对他以后的影响就很大。 到张竹明上初三时南通解放，解放后的社会状况让他感触很深。中国大地上似乎经历了一次大扫除：首先，没有了国民党的旧军队、旧警察；再者，妓院关闭，妓女被安排改造、就业，污泥浊水荡涤干净。他对当时的政治状况满意度是很高的，热衷于读《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类进步读物。他的成绩很好，经常在班上考第一，在别人看来他是又红又专的好学生。学校领导劝他入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时他不想参加任何组织，没有同意，但经反复劝说后入了团。入团后支部改选，他全票当选为支部书记，不久又兼总支宣教委员。当上学生干部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除照常学习外，还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有时在全校大会上讲话，颇受欢迎。 也就是在初三时，张竹明遇到一位对他一生有很大影响的老师。这位老师毕业于南通中学，后上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抗战时在成都华西大学教英语。抗战胜利后此人回家乡的母校教英语，成了张竹明的老师。这个老师注意到张竹明的勤奋好学，认为张的英语已达到大学一年级水平。他对张竹明说：“你想要加强听、说，现在很难。我的课你多注意点听，听我的读音，课后多练习朗诵。还有加强阅读，这是外语知识的主要来源。我介绍一些书，你去泛读，但查字典是件苦事，最好的办法是学点拉丁文。”课后他就教张竹明拉丁文，这样学得不多。老师对他说：“拉丁文学了用处很大，英语中70—80%的单词与拉丁文有关系。学了拉丁文，英语泛读不用查字典，上下文一看就能猜得出。”老师还给他读了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的诗句：“狠心的少年，你一点也不爱听我的歌？也不怜悯我，你究竟是要我死，还是要我活？”用拉丁文朗诵，张竹明听不懂，只是觉得听来很美。尽管学拉丁文原本的目的是为了学英语，但这位老师在他的心中播下了学习古典语言的种子。 1952年，张竹明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南京大学的俄文专业。当时他报了三个专业：北京大学哲学专业、复旦大学新闻专业、南京大学俄文专业，俄文专业被列为第一志愿，目的是要通过学俄文研究马列主义。在俄文系，班上一半以上的同学中学都学过俄文，而他是从零起点开始。他内心始终对古希腊文、拉丁文有兴趣，白天不敢声张，利用晚上时间偷偷地学，怕被人发现觉得他不安心专业。这时他在政治活动方面已不像中学时那么活跃，原因有两个：一是发现大学的人际关系、政治环境要比中学复杂；二是在高中当学生干部时难免也伤害过一些同学，有点忏悔之意。 1956年张竹明提前一年毕业，留校当教师。当时的俄文系（后并入外文系）系主任陆丰曾希望他接自己的“中译俄”课。这是门难度很大的课程，比作文课都难教。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安排做会议记录。他如实地记录发言，但心里嘀咕，心想这人要倒霉了。比如，发言的人说，经是好的，被歪嘴和尚念歪了，他也有同感，但嘴上不说。后来找了个理由，说是身体不好辞去了记录的差使。28岁时退团，没有要求入党，这样的态度被有些人看成是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提出要批判他，但没什么人响应而作罢。 他留校后教“大学俄语”，授课对象是化学系一年级学生，有四个班100多个学生。当时他创造了一个奇迹，经过一年学习，这些学生能直接阅读俄文的化学专业书。事情反映到教务处，教务处的丁老师在食堂看到他，欣喜地说，有这样的成绩在学校的专业外语教学中还是第一次。他创此“奇迹”的诀窍是知道一年级学生专业知识有限，不能直接用大学课本做教材，于是选了一本苏联的高中化学课本，从中抽出一些段落，编成教材，内容浅显有趣，学生读了容易理解，学习效果自然就好。 在外文系，他完成本职教学外的大多数时间都用于自学古希腊文、拉丁文。在这两种文字中，他用力深的是古希腊文，除学课本、语法外，一度下功夫多的是《圣经·创世纪》的古希腊文读本。南京大学承继了原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丰富藏书，古希腊文、拉丁文教材、原著、工具书收藏十分丰富。条件这么好，使他真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欣喜若狂。此外，上海福州路（四马路）有家不错的旧书店，对他帮助也很大，每次经过上海都要去逛上一天，淘旧书，尤其是古希腊文典籍，常是见一本买一本。有一次他买到一本哈佛大学的古希腊文课本，真是感到如获至宝。他还有心学希伯来文、法文，但没能坚持下去。 1962年，有几个老师说他杂而不专，说是人的生命有限，这样下去难有成就。这一年他正好是30岁，人说“三十而立”，是人生最好的一段光阴。他也感到应该专注治学，做点什么事，于是开始翻译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奥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他知道在北京工作的罗念生先生曾译过索福克勒斯的《奥狄浦斯》和《安提戈涅》，想要继续他的工作。译完后他将译稿寄给罗念生，一是用以请教，二是希望罗先生帮他介绍出版。罗先生回信说，这一剧作他已译好，还寄来本签赠的《安提戈涅》。 不久，张竹明就与对他后来影响最大的郭斌龢先生有了交往。据沈卫威教授著的《“学衡派”谱系》介绍，郭斌龢是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很大影响的“学衡派”的主要成员。与其他“学衡派”学者的学术旨趣不同，他关注的是西方古典哲学，尤其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很深的研究。1922年，郭斌龢从香港大学毕业。毕业时，教授西方古典学的副校长沃姆告诫他：“中国白话文源于古文，西方文化也由希腊、罗马文化而来。学会英语并非难事，但要精通西学，则必须学习拉丁、希腊语文，才能寻根溯源，融会贯通。”于是郭斌龢向沃姆提出留香港一年，随他学习古文字。后来，郭又去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深造，继续学习古希腊文、拉丁文。他作为“学衡派”干将在《学衡》杂志上发表的多是与古希腊有关的著译。他曾与景昌极合作翻译了《柏拉图五大对话》，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当时南京大学有个安排，要为校内一些学养深厚的老先生配备助手。大约在1963年张竹明被外文系指派为郭先生的助手。外文系很重视这件事，先让陈嘉教授通知郭先生，后又由系总支副书记李鑫通知张。李鑫对他说，对老先生学问和政治是两回事。张竹明当助手实际并不需要为郭先生做什么事，只是不定期地去郭家请教，师生彼此答问交谈。两人的交谈集中于中西古典，尤其是希腊古典文化，大多围绕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圣哲展开。有时也会谈点旧事。在交谈中，张竹明发现郭先生是个很有责任担当的人，受“教育救国”论影响很深，解放前他曾在浙江大学当训导长、代校长，起草过不少教育文件。张竹明对他说，如果我为你写传记，将你定位为教育家如何，郭先生答道：这很好。郭先生回忆，蒋介石曾请他吃过饭，他那时想当官很容易，但其兴趣还是在教书。他还回忆，当训导长时曾开除过一个左派学生，不是因其参加政治活动，而是该生无暇学习成绩差。后来这个学生注重了学习，解放后在新华社驻埃及的分社工作。有一次路过南京，这个昔日的学生还专程看望郭先生，说是那次开除让我警醒，促使我学好英语，现在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在两人的交往中，郭先生对这个助手显然也是满意的。有一次，郭先生戏言，如果我当校长，就把你从助教升为教授。郭先生还称张竹明为“空谷之英”，意思是不为人知的花蕊。他们师生间的情谊是很深厚的，张竹明曾说，他对郭先生的感情不止是尊重，更多的是爱。 在译完《奥狄浦斯在科洛诺斯》后，张竹明开始翻译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这时，他对古希腊文的掌握还不纯熟，而且该书牵涉的学问很多。此外，他是学俄文出身，又无留学背景，要想译好这本书难度可想而知。不过他决心很大，立志做到：一定要把《物理学》译得让既懂古希腊文又懂西方哲学的人能接受。为此他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史、逻辑学著作，细心关注其中术语的表述。《物理学》一书思想绵密，风格古朴，不逞辞藻，尤其是当时写作时希腊文中还没有足够的现成的哲学术语，因此亚里士多德不得不使用一些不精确的日常生活用语表达复杂的学术概念。这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翻译时只能仔细比较，推敲文中原意，不时要发明一些新术语来表达其中的微妙意思，如把一些词译成“偶性”、“对别”等。这需要反复斟酌，有些术语是直到书出版前才最终敲定的。这是本深奥的自然哲学著作，但他的译文却是文风清丽的白话文，可举一句为例：“如果每一单纯的物体都有各自自然的位移，如火向上，土向下，即向宇宙的中心，那么显然，虚空不会是位移的原因（条件）。”他在兴趣上偏爱古典，但其笔下的文风却全无冬烘的高头讲章气息。当郭斌龢看到张竹明的《物理学》译作手稿，高兴地说：“你已经超过我了！”翻译完成后将译稿寄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对翻译质量是满意的，但又不放心，不敢轻易出版。不久就遇到“文革”，一拖十几年，后请汪子嵩以英译本为底本做了审校，证明译稿翻译准确，在很少改动后于1982年出版。听说出版社有人对此译本这样评价：“能用顺畅的白话文翻译艰深的古典著作，术语又准确到位，如果不懂古希腊语，那他不就是亚里士多德吗？”东南大学的萧焜焘教授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专家，他对《物理学》译本评价很高，认为质量超过了英译本和德译本。他邀请张竹明去东南大学开古希腊语课，给研究生做学术报告，讲授古希腊自然哲学。在张竹明心目中，他一生最怀念的两位前辈就是郭斌龢和萧焜焘。 1965年，张竹明从外文系调入历史系的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今国际关系研究院）。这个机构成立于1962年，是根据中央要求加强对外研究的产物。当时南京大学共成立了三个相关机构，除这个研究室外，还有欧美文化研究室和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这些新成立的机构由中央外事办公室领导，拨给专款外汇，用于订购外国图书资料。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的具体工作主要是翻译外文资料，在研究室的内部刊物《英美对外关系研究》上刊载，计划在资料逐渐充实的基础上再撰写论文、出书。1965年，从国外订购的书陆续寄来，需要增加人手翻译，这就从外文系调了几个人，其中有张竹明。在王觉非先生的回忆录《逝者如斯》中记载，在调来的人中“另有一人除俄语外，还懂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据张竹明回忆，他这次调动也有自身原因：一是他在外文系不热心政治的态度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总想批他，却又批不成，似乎成了一个麻烦，而调走麻烦就自然消除。二是他在系里开会时喜欢谈论国际形势，这样做既可表示他关心政治，又比较安全，给人留下他对国际问题有兴趣的印象，于是成了调往研究室的合适人选。他在研究室主要从事俄文资料翻译，白天坐班，晚上继续钻研他的西文古学。有时不经意间古学也有特殊的功用。有一次，有人在翻译时发现一句不明其意的文字，他认出这是用拉丁字母拼的希伯来文，弄懂了其意。这一时期他翻译的大量俄文资料都没能正式出版，倒是与人合译的英文著作得以出版问世。张竹明年青时学的俄文后来发挥过一次作用，80年代初由他主译的文集《古代世界的城邦》（安德烈耶夫等著）于1985年在时事出版社出版，后经刘小枫安排此书又于2011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 不久“文革”爆发，研究室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这反倒成了他有较多时间读书的特殊时期。比如，学校的掌权派通知每人带小板凳去操场开会。他是人在会场，心驰天外，仔细听的只是会议开头和结尾的发言，好供回去后谈心得用，其余时间则在背古希腊文单词。低调的态度保证他逃脱了被整的厄运，不整人又让他不必劳神去诱人入罪。 “文革”结束后，一切逐渐步上正轨。他的工作小单位也有了变化，从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调入世界史教研室（一度分出世界古代中世纪教研室）。调动的原因一是个人兴趣，他对古典学的爱好与国际关系研究毕竟远些；二是外界的影响，70年代末他去长春参加全国世界古代史学会成立大会，林志纯（日知）先生鼓励他归位到世界古代史专业，同时他又参加了对“史学名著选读（李维《罗马史》、塔西陀《编年史》、朗克《教皇史》）”的译文校订。这就顺理成章在系内做了一次小调动。 从研究人员转为教师，工作的重心有了变化，教师以授课为主。除教通常的历史主干课外，张竹明开设较多的课程是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教拉丁文是从1980年开始，为南京大学本科生开班，一连开了5次，古希腊文对研究生开了4次。学生有几十人，而向专业发展最成功的是刘津渝。她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先是留校，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古典学博士，现在在美国的大学教拉丁文、古希腊文和罗马史，最近又被上海师范大学聘为“上海千人计划”的引进人才。刘津渝回忆：“到了大三，张竹明老师开拉丁语课，他是很懂行的，我古典语言这一摊就开蒙了。” 其间他又被邀去东北师大古典所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古典语言课。与他一起任教有一位天主教神父韩先生。他发现，他的拉丁文发音与韩先生有差异，似乎有学院派和教会派的区别。有人说他的发音是恺撒时代的发音，而教会的拉丁发音可能是后来发展的产物。在东北师大教学结束时，他与学生合译了一本拉丁史学名著《罗马十二帝王传》，1995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算是对这段客居生活的纪念。他播下的古典语言种子，后又陆续长出几株翻译的枝丫。他与在南京大学教过的学生先后合译了几本古典名著，计有与蒋平合译的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间 神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与龙莉合译的西塞罗的《论义务》（译林出版社，2015年）。 80年代前期，张竹明做的一件重要的工作是与郭斌龢先生合作翻译柏拉图的《理想国》。当时郭先生年事已高，难以独立完成这一工作，商务印书馆同意两人合作译书。在60年代当助手时，张竹明就常听郭先生谈起这本书。1995年7月，张竹明在写给商务印书馆编辑陈应年的信中谈到郭先生对《理想国》的喜爱以及两人合作译书的经过。张竹明在信中写道：“我便不时向他请教柏拉图，才知道他是一位柏拉图专家。（柏拉图）主要对话内容他都了如指掌，特别是《理想国》，他能不看书用英文夹杂希腊文术语转述其内容，比用中文说得还快。那次我真算是打开了眼界。此后，《理想国》便成了我和郭老之间的经常话题，我也更多地知道了《理想国》是郭老一生中最爱读的书之一。他读《理想国》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既非为了论文专著，也非为了翻译它，就只是因为自己喜爱它，爱它思想的博大精深，爱它文风的幽默风趣，爱它的平等讨论，等等，爱得近于着迷。至于翻译它，我知道，1966年之前他有过《理想国》的一个译稿，只有前五卷，我借来对读过原文。” “1980年或1981年冬，郭老因不时血压升高，《理想国》的翻译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由我接着翻译，或者说，在他指导下翻译。这时的郭老虽然不能长时间连续地工作，但短时间的思维还很活跃，还很清晰。在我们合作翻译《理想国》期间，他常常对我谈起关于翻译《理想国》的构想、想法，也一般地谈论翻译问题。他认为信达雅是一个整体。他曾说：‘一个人肚子里懂了却词不达意，叫人信什么呢？’关于雅，他认为就是再现原作者的风格。原文雅则雅之，原文俗则俗之，后一种情况能译得像原文一样俗便是最好的‘雅’。他说柏拉图是一位有独特风格的作家，《理想国》必须译出原文的风格来，既要内容准确，又要文字风趣。”据张竹明回忆，他译完全书后，送上译稿，郭先生说，全是你的辛苦。他请郭先生将译稿通读一遍，先生说不用了，我一读血压就高。该书的“译者引言”是郭先生写的，其中透露出独特的文字风格。“引言”对柏拉图学术上的贡献高度评价：“柏拉图承先启后，学究天人，根深叶茂，山高水长，其人其学，成欤败欤？我们有研究的必要。”其中又提到对柏拉图其书的读法：“柏拉图《理想国》对话，为西方知识界必读之书。见仁见智，存乎其人。毁之誉之，各求所安。关键在于细读，慎思明辨之后，却有心得，百家争鸣可也。否则断章取义，游谈无根，那就了无意思。”这种文字还能见出昔日“学衡派”融汇中西的不凡功力。张竹明在翻译实践中感觉，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文字全然不同，其揶揄的文风很难译。他尝试用文学笔调去译哲学著作，对文字中的深沉意蕴做了细心的处理。张竹明自认这是他翻译生涯中的得意之作，从古希腊文直接译来，也参考了其他文字（主要是英文）的译本。他认为有些英译本已很成熟，文字把握准确，是可以也应该参考的。古希腊文与中文的结构差别较大，借助其他文字译本理解常有灵犀交会、忽有会心的感觉。 2009年，张竹明在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经较多修订的《理想国》新译本，并以“柏拉图论正义”为题写了长达万言的研究性导言。在这篇长序中，他谈了自己对《理想国》的理解：“据我的理解，《理想国》主要讨论正义问题。包括究竟什么是正义？怎么才能实现正义？古希腊哲学到苏格拉底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认识你自己’的口号把哲学从对自然的研究拉向了对人生的研究。苏格拉底看到人类本质上是思想的动物，他认为人类应当不断地追求智慧、追求真理，并倡导一种获得知识的方法，即提出定义并通过讨论或辩驳对之进行检验。以人为中心，对各种人生问题讨论‘XX是什么？’，就是通过寻找事物的定义弄清楚事物的本质。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通过苏格拉底（作为柏拉图的代言人）和谈话助手们的反复诘难来寻求正义定义的推理过程。” 1992年退休后，张竹明承接了一个巨大的翻译任务。有一天，江苏译林出版社的编辑登门拜访，说是慕名而来，想请张先生承担翻译全部古希腊戏剧作品的重任。据说这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的一个重点项目，有好几个出版社竞争，但当译林出版社提出聘请的译者将从古希腊原文翻译时，这一项目就自然被译林出版社竞得。承担这样大部头的外国古典作品翻译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将古希腊罗马原典介绍到国内是他毕生的志向，于是就答应了出版社的约稿，约定以五年为期交稿。出版社对译稿有两点要求：一是要从古希腊原文翻译；二是署名只署张竹明一人。因为部头太大，张竹明提出可否与人合作，让人从英文先译出，他再据古希腊文校对，出版社不同意，坚持原来的要求。在译文形式上，出版社主张采用诗体。因为古希腊文的诗歌没有尾韵，张竹明希望用散文体翻译，出版社也不同意。如何用诗体翻译古希腊作品，对此他早有考虑，曾经设想过用楚辞的离骚体翻译荷马史诗，因为楚辞的格式比唐诗自由，可以用长短句。对如何处理古希腊戏剧作品的译文分行问题，他考虑了很久，希望译出的文句有诗的韵味，便于朗诵。最后想了个简便的办法：将句子译出诗的抑扬顿挫，平均每句译成两个半起伏，长度与原诗大致相仿。 答应容易，真正做起来发现难处不少。估计全部的译文字数在300万字以上，后来印出来有八卷之多，工作量很大。速度上不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会用电脑，全靠手写笔录。每天是繁复的案头译事，日出而作，日落不息，足不出户，日复一日，在行行对话、诗句中斟酌传言。未想到这一工作不像他当初想得那样顺利，五年时间过去，进程才完成三分之一，需请人加盟。他先邀请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所长廖学盛（曾在苏联学习古典史学）合作，廖先生没有时间，介绍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王焕生研究员（也是在苏联学古典语言的海归），由王先生承担新喜剧及埃斯库罗斯作品的翻译，约占四分之一，后印成两卷。以前罗念生、周作人和杨宪益曾译过其中部分作品。对这些译作可以参考，但在具体表述上不同译者有不同的理解。对参考前人译本，张竹明称之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前辈的拓荒之功不应忽视。在参考前人译作时张竹明也有“发现”，如周作人的译作《财神》译得最好，杨宪益译过《鸟》，文字极为典雅，但其后半部译得过于自由。出版社也很有耐心，译稿完成一个剧本就编定一个，然后再耐心地等，就这样等了十年，全书才最终译完，真可谓十年磨一剑。《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于2007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悲剧以及阿里斯托芬和米南德的喜剧，涵盖了古希腊所有存世悲剧作品32部和所有存世喜剧、新喜剧作品18部，最为齐全周详。该书出版后轰动一时，影响很大，在北京召开了专家座谈会，游本昌、史可等著名演员做了化妆表演，朗诵了新译剧本的片段。该书还获得“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等荣誉，一时间好评如潮。 2012年，80高龄的张竹明在女儿陪同下应邀去中山大学讲学，给该校博雅学院的本科生上课。这年年底在广东肇庆，他还参加了中国古典学和西方古典学的比较学首届年会。按规定，博雅学院的学生要“在四年本科期间广泛深入研修中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经典著作，必修古汉语、古希腊语、拉丁语等古典文明语言，兼修艺术理论及其技能”。面对这些有志研习古典和传统的年青学子，张竹明感慨：西方古典在中国的传承及发扬，并能为我所用，需要一定数量的有心人学习古希腊文、拉丁文，研读古典文献，对文学、历史、哲学有相当的了解，并有献身精神，这样才能有所成就。这些稚气未脱的学生或许就是未来的希望。他觉得，现在国内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尚处于佛学发展的玄奘阶段，需要有大量准确、优质的翻译。他认为自己的翻译不能说有多么优质，但还是比较可靠的。 2013年5月16日，应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会邀请，张竹明给校内的本科生、研究生做了一场题为“我的治学之路”的讲座。在讲座中，他坦言：“有人跟我说，学希腊文和拉丁文很苦，要长期坚持，花很多功夫，当你把希腊文掌握得很熟了，别人花同样时间能写出多部专著，你划不来。你怎么会想到走这条路的呢？我的答复是两个字：‘热爱！’我尝到了它的甜头，我爱上古希腊文、拉丁文所承载的文化，因而也爱上了这两种文字，所以不怕苦。”对初入学术殿堂的莘莘学子，他根据自己对西方古典的多年感悟，向他们指出探求的门径：“研究西方古典学应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重点。苏格拉底以前，古希腊的哲学研究人生活的外部世界，追寻大自然的本原。但是这一工作好像一个天生的盲人和一个后天致盲的人讨论太阳的颜色是红还是黑的一样，无法达成共识。苏格拉底认为，问题出在认识的主体上，是人在认识外部世界，所以先要研究人本身。他提出口号‘认识你自己’，也就是要研究认识的主体。他提出的第二句话是：‘美德就是知识。’人生就有追求确实可靠的、永恒的真知识的倾向。那么这个真知识是什么呢？苏格拉底没有明说，但结论很清楚，就是存在于思维中的‘概念’。接着，柏拉图提出‘善的理念’点明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提出脱离物质的‘形式’。它们都是苏格拉底这一思想的继承、发扬、提高。苏格拉底一生无一字著述，后人说他抵得上半个欧洲的图书馆，就是因为他创造了人生哲学，使人类的认识活动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转向，接着便出现了知识的大爆炸，亚里士多德全面创建了几乎遍及自然、人文、社会、艺术、思维的各门学科。”他多么希望此时听讲的年青人中也能出现热爱先哲、热爱古学，热爱知识的读书种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