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世荣(1926-2015) 12月3日，清晨，北方冷空气南下袭申城，气候显得特别寒冷，随之而来的还有噩耗：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世界史学科的泰斗齐世荣先生于六时十五分病逝。我泫然欲泣，惊悼莫名。在先生生前长期工作过的首都师范大学，学子们更是陷入哀痛中：“昔日看见您，莫名的崇拜；如今想念您，莫名的伤心！”这也正是我这个晚辈学人此刻的心情。 去年秋上，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我与京城四老的书缘》一文，迅即在网上广传，又被颇具影响的《新华文摘》转载，使我一时“曝得大名”，远胜于我的那些“学术论文”。当然，拙文得到了“四老”——何兆武、齐世荣、刘家和、金冲及四位先生的首肯，令我窃喜不已。 自从写了这篇文章后，我对“四老”自然会有别样的关注与牵念。今年11月20日，我与几位学生一起去京城，参加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全国性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临行前两天，同城华师大王斯德先生在电话中告知我，齐老病重住院。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弟子们，但他们总觉得我一路上神情有点不安。21日开会，会议的主题报告还是安排家和先生领衔，我接续。只见刘老报告时中气十足，且思路敏捷，宏论旨远，获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会议茶歇，清华同仁说何老安康，令我放心；首师大同仁说齐老病重，不让探望，比王先生说得还严重，令我揪心。次日下午，我和我的弟子们一行八人，冒着漫天飞舞的大雪去毛家湾，相约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室拜访金冲及先生。金老早就在等候着，他带我们参观院宅，纵论古今，笑谈中外，话锋甚健，好似一位年轻人，令我舒心。想着我们的前辈，耄耋之年，仍老骥伏枥，笔耕不辍，不由想起了顾亭林的“苍龙日暮犹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甚佩。稍顷，金老说到齐老时，深情地对众人道，他是我平生数得着的挚友啊！ 金老的话，让我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五十多年前，当时我正在复旦历史系念书，自然是无缘与齐先生相识的。但由于个人的世界史专业方向的缘故，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知道了“齐世荣”的大名，因为读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读后我不仅为斯氏的“新说”所吸引，同时也被这个中译本所折服。后来该书坊间曾流传多个中译本，但我认为齐世荣领衔主译的这个本子，当为中译之“善本”。前几年我编的《近现代西方史家散文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斯宾格勒入选，于是我便选了这个译本的“导言”部分，通过花开花落、日出黄昏的自然景观的透视，让读者感悟到斯氏对西方文明的忧虑与悲怆——这既是思想的美，更是散文的美，题名取自首句，曰“在黄昏的时候……” 在中国新时期，齐老双棲于学政两界，十分忙碌。在全国性的世界史学术会议上，我多次见到过他，虽然直接请教的机会并不多，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总是很深，尤其到了新世纪。2000年4月，由中国史学会、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召开“二十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大型学术讨论会，少长咸集，群贤毕至，我也忝列与会。会上的一则“花絮”总是让我难以忘却：会议开幕式后，休息时，有与会者说“齐先生正在到处找你呢”，我即刻找到了齐老，他问我：你的老师耿淡如先生和周谷城先生，哪个年长啊？我说：他们两位同庚，均生于1898年，但耿先生生于3月，周先生生于9月，曾听周氏生前打趣，称耿老为哥。齐老听后，乐了。接下来，齐先生作大会主题报告，说及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第一代元老级的名单，按序列为耿淡如、周谷城……前辈大家的一丝不苟与严谨求真，实实在在地给我上了一课。先生对学界的情况了然于胸，还对我这个耿淡如先生的“关门弟子”，给予了那么多的关注，令我终生难以忘怀。自此，又拉近了我与齐老的距离。 距这次会议两年后，齐老的代表作《齐世荣史学文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问世，文集收录了先生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西方史学史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在阐释中见真知，在求索中显灼见，堪称佳作，值得人们含英咀华。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赠书，书中还附有他给我的一封信： 广智同志： 寄上拙著一册，请指正。其中评《西方的没落》一文，与您的研究有关，尤希指教。此书世人多未看内容，仅凭书名即云Spengler认为西方已经没落，而未深究Spengler其实并不甘心于西方的没落，而是主张西方的复兴、重振。此人西方中心论(更是德意志中心论)思想极为严重，决非主张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分上下者(表面上也有类似言论)。 我国治西方史学史者日益减少，而您坚守此岗位，作出卓越成绩，尤可钦佩。 去岁赴沪，多蒙盛情款待，甚感。今后有暇来沪，当再赴贵校请教。专此即颂 文祺 齐世荣 2003年2月23日 由于数度搬家，我在纸质文本盛行时的书信，大多遗失了，此番惊闻齐老驾鹤西行，特意找出《齐世荣史学文集》重读，竟意外地发现了这封信。如今，抚简怀人，先生之音容笑貌，恍若眼前；先生之教诲，犹在耳旁。大函中对斯宾格勒的评价，切中肯綮；先生对晚辈的厚爱，对我个人学术上的赞誉，对我来说真是羞愧难言，也是无形的鞭策与鼓励。此时我主著的《西方史学史》已在坊间流传，而六卷本的《西方史学通史》亦正在醖酿之中，此后积八年之辛劳，我主编的这部书终于问世，以不辜负齐老和前辈们的厚望。 我与齐老的交往，由疏至密，越到他的晚年，越是密切，当然除了我到北京开会去探访外，更多地是通过电话。齐老笑称：随着京沪高铁的开通，我们也开通“京沪热线”吧。我怕打扰他老人家，所以电话多是老先生打给我的，在他筹划召开某个学术会议时，在他晚年写作《史料五讲》时，在他闲适与我聊天时……齐老的《史料五讲》出版后不久，一天他在电话中对我说：“我还要再写一本书。” “您不是对我说好，《史料五讲》写完后就搁笔了吗？”我说。 “那个话不算数！”电话那头传来一字一句的京腔，我则无言。 “再写一本书。”先生好像要作出某种承诺，对他的学术事业，对他的璀璨人生，对他的……然而12月3日的清晨已过，先贤谢世，他老人家再写一本书的愿望已经不可能了，凭窗遥望北国，能不怆然？翻开案头的《西方的没落》，随手浏览，一行文字跳过了我的眼帘： “初生的绿芽从寒冷的大地中滋生出来，蓓蕾的饱满，百花怒放、香气馥郁、争奇斗艳和瓜熟蒂落的全部有力的过程——这一切都是实现一种命运的愿望……” 齐老在当年翻译的这段文字，竟成了他老人家璀璨人生的生动写照，也为后世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有道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责任编辑：admin) |